公共福利配置效应和均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保障分配可以改善和增进社会福利。但经济学家对公共福利的大量提供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种认为福利制度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另一种却认为现行水平的福利活动已经导致政府“失灵”和“超载”。福利制度既需要经济商品化，以保证市场机制的作用，又需要使经济非商品化，以解决市场机制无法作用的问题。
一、公共福利的选择
根据帕累托效率原则，只要一种福利再分配能够使一部分社会成员改善福利水平，而又不致使其他社会成员福利水平下降，其再分配的实施应具有效率。但是，同样在有效率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不同的分配方案，或者说，经济会出现几种分配组合都符合帕累托效率条件的情况。因而就存在一个公共福利的选择问题。
通常我们假定偏好是变化着的。若以X 代表一种特定组合消费的投票，Y代表另一种特定组合消费的投票。每个个人都可以选择X或者选择Y。每个人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偏好， 就可以通过总计（纵向迭加）而得到一种社会偏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个人偏好是如何排列的，我们就能够根据各种偏好的排列而推导出社会偏好。
汇总个人偏好的主要方式是进行投票。如果大多数人宁可选择X 而不是Y的话，我们就应认定X是社会偏好。然而，多数选择法的难题在于其不具有传递社会偏好的机制，因而，多数投票表决制最终也很难选举出均衡结果。假定有三个选民A、B、C和三个方案X、Y、Z，选民A 的偏好顺序是X—Y—Z，选民B的偏好顺序为Y—Z—X，选民C 的偏好顺序为Z—X—Y。如图1所示。
显然，一部分人宁可选择X，不选择Y和Z；另一部分人宁可选择Y，不选择Z和X；还有一部分人宁可选择Z，不选择X和Y， 其结果是无法汇总出社会偏好，投票机制失灵。即便是在多数决定论下，也会产生“投票悖论”而无法得出均衡结果。如，若在X与Y内进行投票，选民A和C都偏好X，结果X胜。再在X与Z内进行投票选民B和C偏好Z，结果Z胜。结论似乎是X优于Y，Z优于X，按传递性结论讲，应当必有Z优于Y。但若继续将Z和Y进行投票，选民B和A可能偏好于Y，结果Y胜。形成循环选举悖论，出现Y优于Z，Z优于X，X优于Y的连环套。根本无法产生真正的“共同偏好”，社会偏好仍然无法通过总计个人偏好而获得。这表明，公共福利的提供受到个人偏好及其表达困难的阻碍。其原因在于个人偏好无法传递。
改善投票机制的另一种方法是给投票方案排列顺序记分。即每个人都根据其个人偏好排出方案选择顺序，最优选择的顺序分为1， 第二选择的顺序分为2，第三选择的顺序分为3，以此类推。然后，根据每个个人偏好的顺序分总计出各个方案的得分值，分值较低的方案优于分值较高的方案，从而被选择成为社会偏好。如图2所示，若个人A偏好顺序为X—Y—Z，个人B偏好顺序为Y—Z—X则X、Y、Z 三个方案的分值分别是X＝1+3 Y＝1+2 Z＝2+3。所以，Y方案以其最优选择， 成为社会共同的福利偏好。但是，排列顺序的投票机制同样存在多数投票的非传递问题，即若由A和C、B和C来进行选择的话，即便使用顺序记分方法，仍然无法得出最优方案。选举悖论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法则可以满足所有的理想。这被称之为“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了解决投票悖论问题，必须寻找公共偏好显示的新机制，以促使个人对福利提供水平有一明确的“态度”。事实上，只有将个人的支付成本与其可能的受益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使每个人对福利提供的偏好表明真相。众所周知，福利作为公共品提供，其均衡产生在总需求与供给线的交点。假定福利提供的成本是个常量，即供给曲线是条水平线。如图3所示，内侧为个人需求线，外侧为除该个人外的社会需求线，显然，社会福利的需求与供给相交于E[,0]点，均衡福利供给量为G[,0]，而从该个人看，如果政府的福利提供超过G[,0]，对每单位福利的边际成本，他必须支付AB 成本——社会福利提供的边际成本与社会总需求的差额部分，这时，新的均衡出现在G[,0]+1。从该个人讲，他是否愿意支付这增加的成本，则取决于增加的福利与其损失福利的比例。边际福利大于边际成本时，他同意（明确表态）支付税款以取得该福利。反之，边际福利不足于弥补边际成本时，他肯定表态反对纳税。无论何种情况下，他都不会隐瞒对福利提供的偏好。所以，按受益原则课税有助于解决投票悖论，从而真正改善投票机制。
二、公共福利供给效应
公共福利的提供，尤其是社会保障的无偿支付，很有可能引起居民对福利的过度消费。对一部分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虽然需要支付一定的价格如医疗保险的个人承担部分，无偿提供住房中的低租金制度等等，但不管政府在提供这些公共福利过程中真正花费的成本有多大，如提供一套住房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个人实际支付的边际成本很小，或者根本是无偿获得。所以，对个人来讲，在边际成本甚小的情况下，往往毋需注重其消费所带来的边际利益如何，更确切地说，由于边际成本甚小或者无成本，就助长了个人对福利提供的过度消费，所谓“多多益善”，扭曲了正常的消费行为，造成公共福利的“浪费”，即福利损失。
公共福利提供过程中的福利损失，其程度因公共福利的品种及其不同品种的不同属性而有所差异。一般讲，消费量小、弹性小的福利，其公共提供的福利损失较小；而消费量大，需求弹性大的福利，其公共提供的福利损失较大。如图4、图5所示。
图4系指需求弹性较小的公共福利，如水、电、 煤气或交通等公用事业，人们对其消费能较快地得到满足和基本满足，因而其过度消费相对较小。按支付边际成本与消费所得边际利益相等法则，人们对该福利的消费数量应为G[,0]，过度的实际消费数量为G[,1]，过度消费了G[,1]－G[,0]，造成福利损失为小三角形的阴影部分。
图5系指需求弹性较大的公共福利， 如医疗特别是带有营养性保健性的医疗品和医疗服务，住房特别是超过基本生活所需的享受性住房面积，以及其它带有较大享受性质的社会福利提供，人们对这种消费的满足程度很高，似乎是越多越好。因而在公共福利的情况下，其消费过度往往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从图5看， 在边际成本与边际利益相等的效率提供量G[,0]之外，人们实际消费的社会福利达到G[,1]水平，过度消费，形成福利损失为较大的三角形阴影部分。显然，图5 的福利损失大于图4的福利损失。
为了减少福利损失就有必要以控制过度消费为标准，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手段。其中主要是定量配给和实行排队制度。
定量配给制度是把公共福利按一定的标准，如一定的数额或一定的比例提供给全体社会成员或一部分特定的社会成员。例如，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统一实行义务教育制度，给全体公民以一定标准的健康保健制度，为一部分灾民或生活无保障者提供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等等。但是，定量配给制度仍然远未达到消除福利损失的目的。因为很显然，每个个人的偏好或对公共福利的需要程度并不会因定量配给而发生变化。即在一定数量的定量配给制度下，必然会出现一部分人的偏好得到满足，另一部分人的需要尚有不足，还有一部分人的福利显得过度。这时，对第一种人讲或许没有福利损失，但对第三种人却存在福利过剩，而对第二种人又有福利不足。如图6所示。假定有个三人社会， 三个人的三种不同需求，代表了社会的三部分人，即上述提及的三种需求与福利供给状态D[,1]代表了配给过度，D[,2]表示配给适度，D[,3] 说明相对需求不足。因而，定量福利配给的结果是除D[,2] 的那部分人具有效率配置外，D[,1]所代表的一部分人其福利消费过度，存在图6左下方小阴影部分的福利损失。即在P[*]他们只需要G[,1]的公共福利，而实际消费量是G[,2]。或者在G[,2]的福利提供他们只愿支付P[,1]价格，却又不得不支付P[,2]价格，对他们来讲，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 公共福利的定量配置有浪费或损失。而D[,3] 所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其福利消费却有不足，存在图6右上方的较大阴影部分的福利“缺憾”。即在P[*]价格下，他们需要更多的公共福利提供G[,3]，换言之， 他们愿意支付边际费用P[,3]来换取社会福利消费，对他们而言，在G[,2]的实际定量配给制度下，他们从公共福利消费中得到的边际效益大大高于他们所支付的边际成本。
需要特别强调的两点是：第一，对D[,1]所代表的一部分人来讲，具有福利损失为小三角阴影部分，对D[,3]所代表的另一部分人来讲，同样具有福利损失为大三角阴影部分。前者的福利损失表现为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后者的福利损失表现为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第二，尽管定量福利配给制度会给D[,1]和D[,3]所代表的一部分人带来福利损失，但定量福利配给制度所制定的“定量标准”，是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或民主程序决定的，根本上讲是由全体居民共同决定的，因而这个“量”一定是代表了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符合大多数人利益。所以可以肯定，这个损失量是最小的。
排队供给制度是指对福利需求者通过排队等候的机制而非收取费用的方式提供公共福利。也就是说，对该项福利（如医疗）越是需要者，一般越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排队来获取消费，不十分需要者可能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排队，而宁可将宝贵的时间用于其它工作得到其报酬，从而支付福利消费之需。排队供给改变了收费条件下穷人与富人的不平等待遇，等待过程中机会成本较大者会转而减少消费。但是，排队供给有其明显的不足，排队的时间容忍度和机会成本的大小事实上同样无法区分需要或不需要，以及需要的紧迫程度。相反，无所事事的无业人员，以及失业和退休人员虽然并不十分需要医疗，但他们却有更为充裕的时间用于排队。所以，排队机制不仅并不完善，而且其适用的范围相当有限，许多公共福利根本不可能以排队机制来供给。
三、公共福利的均衡供给
对每个人来讲，其纳税所减少的个人消费与公共提供福利增加的消费之间，存在一种利益减少与利益增加的比较。只有在公共福利带来的边际效益等于其纳税边际成本时，公共福利的供给才具有效率。但是，既然是作为公共福利的提供，就不可能只考虑某个个人的利益如何，而是要寻求整个社会的福利提供取得或达到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状态，从而谋求全社会在公共福利提供方面的“宏观效率”。
（1）局部均衡分析。
局部均衡分析单一商品达到均衡的价格和数量所需要的条件。假定某社会只有两个人，每个人都愿意明确地表示自己的需求偏好，因而可以画出如图7的需求曲线D[,1]和D[,2]，以及由D[,1]和D[,2] 纵向迭加得出的社会对公共福利的总需求曲线D[,1+2]，同时在D[,1+2]与福利供给曲线S的交点处得到公共品的局部均衡供给数量G，即在该点上，个人价格总和等于边际成本即P[,1]+P[,2]＝P[,1+2]＝MC， 或在均衡供给的情况下，公共福利提供所获得的社会总福利等于其提供的总成本，表明其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满足了最适条件。换言之，如果公共福利提供的水平过低即小于G， 说明人们愿意支付的福利成本（收费或纳税）大于提供该福利的成本，或者说人们从公共福利边际提供中的获益大于他们为增加福利而支付的边际成本。反之，若公共福利提供超过了G水平，就不得不减少福利提供，以保证不使社会总福利下降。
（2）一般均衡分析。
公共福利的现实提供是多品种的，就社会保障而言，也有许多具体的保障项目，福利提供的直接享有者也是众多的。因而均衡分析有必要从单一福利转向公共福利与非公共品的均衡配置上。
假定仅有两个人A和B，两种物品即：X为私人品，G为公共福利，如图8所示。A图表示个人A的无差异曲线U[A]和生产约束条件P[A]。B图表示个人B的无差异曲线U[B]和生产可能性P[B]。由A图中P[A]－U[A]之差得出的B图中P[B]，表明在A已选择了X和G的组合后B可能消费的X和G 的组合。A图和B图重迭投影至图A+B，就得到了全社会共同选择的公共福利G[,0]和私人品X[,A+B]的组合。即在G[,0]与X[,A+B]的组合上，实现了公共福利与私人品的一般均衡。生产的边际转换率MRT[,X,G] 与个人消费的边际替代率MRS[,X,G]总和之间实现了均衡。
n
即：MPT[,X,G]＝∑MRS[,X,G]（i＝1，2，…n）
i=1
四、结语：公共福利的“百慕大三角”
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保障连同其它公共福利，在世界各国普遍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以美国1935年颁布“社会保障法”为标志，大幅度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五、六十年代以后达到了顶峰状态，形成了以社会保障为基本内容的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
然而，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福利水平的迅速提高，西方国家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一些高福利下的新矛盾。其大致表现在财力上的沉重负担和经济上的低效率。
首先，从高福利引起的财力需要考察。长期高福利的结果是经济承担越来越大的压力，政府预算包袱沉重的财政收支难以平衡，通货膨胀严重。其主要特征是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开支增长快于同期整个经济的增长幅度，从而使经济不堪承受。从社会福利迅速增长的内容看，养老保障、医疗开支和失业救济又是社会保障支出不断扩张的基本原因。
其次，从高福利产生的经济影响考察。公共福利的提供，并非多多益善。无所不包的全过程社会保障，特别是当社会保障的提供超过了其客观的“度”，带有较大的“享受”色彩时，就会对经济产生负面作用，从而导致经济低效率，降低劳动热情，福利资金浪费等等。不仅有福利损失，而且有经济低效率。一般讲，在高福利政策运用的同时，政府总要辅之以高税收政策，以便通过高税率为国家筹备充裕的资金，作为高福利公共支出的物质基础。因而，越是实行高福利的国家，宏观税负水平通常也越高。因而，一方面是严重挫伤个人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出现了高福利下的福利型大锅饭。
高福利政策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大量的财力填进去却永远无法填满，“黑洞”对财力的消耗大、无止境，虽然有助于平等分配，缓解收入差异，有助于社会安定，实现人道主义原则。但高福利具有天然刚性特征，易上难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设计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一定要量力而行。保障规模、范围和体制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