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县级政区建置的地域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区论文,福建论文,县级论文,地域论文,建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说来，县级政区的建置是一个地区开发程度和管理状况的重要标志。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县级政区的建置及其过程往往是不同的，福建尤为如此。福建兼有沿海和内陆、山区与平原地理特点，再加上地形封闭、水系完整，各个地理单元相对独立，不同区域县级政区的建置因而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探讨这一差异是研究福建内部主要人文区域形成及其特征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其成果甚至可以直接构成福建历史人文区域、经济区域研究的重要依据。本文试图从县级政区建置的主体过程、稳定状况及其与地区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考察这一差异。
一
习惯上讲，福建以纵贯南北的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为中轴线，在闽江流域、汀江流域、九龙江流域、晋江流域、木兰溪流域等分别构成闽北、闽东、闽西、闽南及莆仙等五大区域，这几大区域内部在自然地理与人文状况方面都具有相对的一致性；我对福建县级政区建置主体过程区域差异的探讨正是立足于此。
闽北是福建历史上率先发展的地区，它曾是闽越国的核心部分。闽越被迫北迁之后，东汉及孙吴时期，闽北诸县主要是随着来自北面浙江和西面江西移民的开拓进程而设置的。前者沿着南浦溪南向进发直接导致了汉兴、建安、南平3县的设立， 部分移民转入崇溪之后又设立了建平县，而后者的开拓使富屯溪和金溪河畔出现了昭武和将乐两个县。两者汇拢于交会处的南平之后，继续推进，金溪下游的绥成和沙溪上游的沙村在东晋时期相继设立。这些县的建置格局对闽北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尽管某些县曾被省并，但是，后来移民的进入并未根本改变这一格局，唐以后所设立的顺昌、归化、光泽、崇安等县几乎都是在这一基础上析置而来的。值得一提的是，闽北地区往东南发展的力度并不大，严格地讲，它与沿海地区的联系更多的是由闽江下游地区主动向西北挺进而实现的。
与闽北相反，闽东福州地区诸县的建置显然深受当时航海活动与海路移民开发的影响。如果说，秦汉时期孤悬于海滨的东冶因充当航海中转站的港口而不具有策源地的性质，那么，孙吴及西晋时期相继设立的侯官、温麻、原丰等县则完全是航海活动与移民开发的结果。这一特点周振鹤先生在《从历史地理角度看古代航海活动》（载于《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一文中已有精辟的分析，他指出：“陆路交通的闭塞正是刺激沿海航行兴起的因素。而反过来，航海活动的开展在客观上又对南方沿海地区的开发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有的海滨县城又同时成为向内发展的据点。”的确，由这些据点往南在福州平原出现了长乐、福清等县（长乐故名吴航，孙吴时期曾经在此造船），沿着樟溪又有永泰县，直至穷尽下游的德化县；更重要的是，沿着闽江向西北推进，中唐时期古田和尤溪的设立打通了沿海和内地阻隔，五代闽清的建置更加强了这一地域的内部联系。至此，闽江流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文区域。
闽南晋江流域的设置格局与之有几分相似。它的发展比闽江流域晚得多，但是，随着航海活动的发达，位于晋江口东安的港口潜在优势很快被利用并取得长足的进展，到南朝逐步成为与东冶并驾齐驱的重要口岸，并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聚居地。东安及其附近地区成为晋江流域县治进一步设立的基地。虽然两晋南朝时期移民的进入并没有使该流域涌现出一批新县，就连西晋所设的同安在梁代也被省废，但是成批新县的设置与同安的复置是在晚唐及五代时期，由以东安为前身的南安县析置而来的，例如东溪河畔的永春、西溪河畔的安溪以及晋江县。由南安县武德场演变而成的长泰县因离泉州府较远而属漳州，该县是晋江流域与九龙江流域的中间地带。九龙江流域县级政区的建置与晋江流域有所不同，它与广东地区有着深刻的地域渊源关系。据美国学者汉斯·比伦斯泰因的研究，该地区绥安（东晋所置）、兰水及龙溪（南朝梁所置）的设立是与当时广东地区成批新县“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相呼应的，是移民沿着海岸向东推进的结果（详见《唐末以前福建开发》，载于《历史地理》第五辑），这已为移民史的研究所证实。可是，这些县不久便被省并，九龙江流域的县治格局是在陈政、陈元光率军入闽“请置州县”以后才趋于稳定的。
闽西县级政区的建置则是另一番景观。西晋所置的新罗县是闽西最早出现的县，到了南朝宋被省废，此后闽西长期无县，显然它不是开拓的据点。闽西县治格局是在中唐以后逐渐形成的，关于此间移民与政区建置的关系，周振鹤先生在《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载于《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七年二、三期合刊）和《客家源流异说》（载于《学术月刊》一九九六年第三期）已有详尽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闽西设置的主体过程，按年代和地域分析，犹如层层推进的波形，第一波是唐代黄连、长汀的设立，第二波是北宋武平、上杭及连城、清流的设立（上杭县表面上是由龙岩分化而来，似乎是由龙岩拓进的结果，其实不然，它是西来的移民占据龙岩县地以后才由龙岩析置出来）。
另外，福建还有两个地区值得一提。一个是木兰溪流城的莆仙地区，该地区仅有两县，处于福泉之间，与泉州的地域联系更为密切，宋代以后它一直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区域。另一个是闽东北地区，该地区的发展较为迟缓且深受闽东与闽北地区的影响（以闽东为主）。该地区东部，晋太康年间温麻县的设立是航海活动的产物，此后设县状况并无进展，温麻在隋代也被省废。唐宋时期该地区才出现了长溪、宁德、 福安3县，其建置间隔时间都是300多年。闽东北地区西部的寿宁、 周宁县地原长期归属闽北相关的统县政区管辖。这里应着重说明的是，尽管政和与宁德长期不属同一个统县政区，但是文献记载政和由宁德县析置而出，经常引起误解，以为政和的设立是宁德及闽东北发展的结果，设立之后才归属闽北。其实不然，位于政和西北、仅距20公里左右的松溪（原名松源县）建置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年）， 是唐后期浙江移民进入福建的路线标志，原名关隶县的政和（1000年）在其设立后仅50年便出现了，并与当时移民的形势相呼应，而且松政——大埔大断裂形成的谷地连接两县，易于移民的深入；相反地，政和与宁德相去100多公里， 其间山地阻隔，处于两者中间地带的寿宁（1455年）、周宁（1945年）、乃至屏南（1734年）等地均未立县，显然，政和的设立是移民继续推进占据宁德县地析置而出的结果。
如果将福建各主要区域县级政区建置的主体过程作一归纳，我们不难发现，其置县总体格局的形成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基地扩展型 这种类型以闽东下游流域和晋江流域为典范，闽西在唐宋时期诸县是随着移民进入而设置的，未必有明显的基地存在，但是，它毕竟存在着逐层推进的态势，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型；
（二）区域汇合型 以闽北地区为代表，南浦溪与崇溪及富屯溪与金溪诸县的建置不断汇拢致使闽北成为一个完整的区域；
（三）交叉影响型 即由两个相邻区域交叉管辖、相互影响而形成独立的地区，闽东北与莆仙地区属于这一类型。九龙江流域较复杂，它兼有几种类型的特征。
二
县级政区建置的稳定与否是反映地区发展与管理状况，也是检验建置合理性的重要尺度，也是考察其地域差异必要的内容。在这里，所谓县级政区的稳定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县级政区对于相应统县政区隶属关系的稳定状况；二是指县级政区在县治地点、幅员变化、边界变迁等政区结构方面的稳定性；三是指县级政区建置本身的稳定，即县级政区建置以后是否出现省废、复置的现象。囿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着重从第三层含义来探讨其稳定性的地域差异。
对于福建来说，县治在两汉已呈现出散点式的分布，孙吴、两晋和唐代是建置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宋代则使务地区县治分布趋于均匀并形成稳定的格局。在这些时期，县的设置基本上与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是同步的，上文建置主体过程的展示也说明了这点，有的是陆路移民开发的结果，有的是航海业发展及海路移民开发的产物，特别在唐宋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有不少场镇升置为县。明清两代是再深化时期，此时县的设置地区侧重于向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等较高的闭塞山地和偏远的沿海地带。应该指出，明代所设的许多县并不是地区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从文献中看到，当时寿宁、屏南、大田、平和、诏安、永定、归化等县的设立，不是由于地僻山深治理不周，就是深林密箐，藏奸作乱，或是由于啸聚为盗，不供徭赋而设县的。这些地区人口不多，经济也不发达，有的还十分荒僻落后。乾隆《屏南县志》载，屏南知县在该县设置多年后才赴任，当时空荡荡的县署“尚在野田荒草间，每夜猛虎聚于墙外，人烟寥寥”。康熙《归化县志》载，“其中山多土狭，民皆佃于溪之趾、山之巅，合田园数十区，仅足亩计。”可以说，这些县设立与地区开发并不是同步的，甚至是错位的，之所以立县，正是于统治深入的需要。可是，这些县并不是建置不稳定的地区所在，它们绝大多数沿袭至今，这与区域政区建置的主体过程已在宋代完成，县治格局的稳定有关。
不仅是这些地区县治稳定，从总的情况来看，福建县级政区的建置都比较稳定，有不少县连县名都长期相沿不改。这是由于福建各人文区域相对独立发展，具有主干作用的若干“母县”形成较早且变动不大等等原因造成的。虽然隋朝大量省并州县对福建的冲击也很大，但是，这终究是全国性尤其是南方地区的问题，不能据此断定福建区域设县的不稳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福建县级政区的建置都是固定不变的，置废反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几个处于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
先谈处于福建、江西过渡地带的闽西。就闽西地区而言，位于长汀县东南的新罗县在西晋设立后到了刘宋时代便被省废，此后闽西长期无县。唐开元十三年升黄边峒置宁化县，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后才使该区域内县的设立趋于稳定，唐后期大批移民的涌入进一步夯实了这一地区。闽西县治的不稳定直接导致了了闽北与闽西过渡地带——沙县的置废反复。该县原名沙村县，设立于东晋末，隋废；唐初以沙县名复置，后又废；30多年后复置并于778 年改隶汀州后才最后稳定下来。沙县设立是与汀州的建置相策应的。
另一个过渡地带是漳州西部和南部地区，即漳州与广东（主要是潮州）的中间地带。该地区东晋时期所设立的绥安县和梁代所置的兰水县在隋朝都被省并；唐代复置漳浦、怀恩二县，怀恩60多年后又被省并，仅有漳浦一县。这一地区与潮州关系十分密切，宋以前的文献经常漳潮并称，而且有关该地区荒芜落后、蛮獠作乱的记载很多。可见，它的开发不够充分。当时各县的废置相当大程度上受广东移民推进状况的影响，往往是广东邻近地区设县较多时它也相应设县。这一地区建县趋于稳定是漳州设置后才逐步实现的。
处于浙江和福建北部的交通要冲、南浦溪上游的浦城也是建置不稳定的地区。浦城处于吴文化与闽文化的过渡地带，从方言上看，它的北部通行吴方言浦城话，而南部则通行闽北方言建瓯话。浦城县故名汉兴，在建安年代便出现了，在南朝陈末被废；621年复置，不久又被废；690年复置后才稳定下来。县名也几度更改，最早以汉兴名，后改为吴兴，621年以唐兴名。691年复置时名武宁，705年又改名唐兴，直到742年才定名浦城。
福建设县置废反复在其它地区也曾出现，以上所列的是较为突出的地域。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统县政区的设置对县级政区的稳定具有直接的作用。进一步说，为什么设县不稳定的地区都集中在这几个过渡地带，而其它的过渡地带却没有出现同类的明显情况？有关这类问题有待将来再作探讨。
应该说，关于县级政区建置地域差异探讨的课题远远不止这些，它的课题量相当大。例如，县的设置受自然地理的支配状况、设县的密度和速度等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差异。再有，本文的分析是从横向的角度进行的，如果从纵向的角度考察，对县治产生及变迁的阶段性与层次性的地域差异的揭示将会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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