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启示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052(2000)03-0017-05
东亚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东亚模式”非议纷纷，尤其对“政府主导”这一特征大加指责。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东亚模式”？“东亚模式”给我们哪些启示？从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看，“东亚模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就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东亚模式”是指日本、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在内的经过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东亚模式”使东亚国家（地区）用短短的30-4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主义国家200-300年的路程，创造了誉满全球的“东亚奇迹”。然而，1997年7月爆发以泰铢贬值为开端的东亚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后，人们对“东亚模式”提出了种种质疑，甚至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是“东亚模式”的危机，“东亚模式”已经过时，已经终结。西方舆论界对“东亚模式”的评价为什么发生如此巨变呢？原来，“东亚模式”有3大特征：一是政府主导，二是出口主导，三是东亚价值观（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主导，这3大特征互相结合形成了东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这种模式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相冲突。众所周知，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此后，美国霸权恶性膨胀，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大肆推行霸权主义，采用或硬、或软、或软硬兼施的手法，把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世界各国。就经济模式而言，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通过其操纵的国际机构及各种传媒，大肆鼓吹“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经济，鼓吹不受政府（指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机构，下同）干预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大肆推销美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妄图实现世界经济一统于美国的“一体化”。在这股逆流下，“东亚模式”的“过时”论、“危机”论和“终结”论遂见诸于报端或出于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之口。值得指出的是，东亚国家也有部分学者“赶潮流”，挥笔撰文、随声附和；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需要政府管理，但政府的干预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弱化”。以上诸观点，我们不敢苟同。
大家知道，“东亚模式”3大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是政府主导。西方评击最多正是政府主导问题，他们把政府主导说成官商勾结，说成产生腐败的根源。究竟应如何看待东亚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主导作用？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政府主导是东亚国家发展经济必然的历史选择。二战后，东亚国家相继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枷锁，建立志民族国家。不言而喻，这些民族国家贫穷落后，资金缺乏。因此，发展民族经济遂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而艰巨的任务。然而东亚国家（地区）既不可能象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圈地运动”或对外掠夺这类血腥的原始积累方式来筹集资金，又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巨大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东亚国家（地区）只能借助政府的力量，以内聚民力、外引资金、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东亚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政府主导下培育市场、完善市场、扩张市场、这是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东亚奇迹”的根本原因。“东亚奇迹”向人们显示；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依据本国的国情建立自己的市场经济模式。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并非只有一种，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经济模式，以政府主导为最基本特征的“东亚模式”并未“过时”，也未“终结”。金融危机与其说是“东亚模式”的危机，莫如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机。有人认为，政府主导（干预）必然导致腐败，这种观点有失正确。不可否认，政府主导有导致产生腐败的可能性，但腐败与政府主导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一个依法施政的政府主导市场未必产生腐败，新加坡就是一个例子。笔者倒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倡企业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诱导人们信奉金钱万能、个人极端主义、利己主义……这些信条都是产生腐败的沃土，腐败的前奏。
诚然，“东亚模式”也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过分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应该指出的是，政府在主导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端，不在于政府“主导”本身，而在于政府本身，在于政府软弱无力或缺乏自律能力。我们应该认真总结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强政府自身队伍建设，建设一个实事求是、敢于干预、善于干预的政府。
从经济学角度讲，市场经济是一种管理经济，管理就离不开政府。自从市场经济产生以来，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关系就成了对立统一关系，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由市场竞争和政府管理相结合的经济。从历史角度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对市场进行干预，只是干预的程度、范围、方式不同而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原始积累就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国内市场，并开拓了国际市场。美国政府在千方百计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实施“行政保护措施”，动辄对所谓以倾销价格出售商品或利用政府补贴进行销售的外国出口商征收惩罚性关税，筑起壁垒，保护本国的企业。美国政府还一向对高科技产品出口实行“最为严格”的控制。凡此种种难道不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吗？事实表明，市场经济从产生到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相反，市场经济呼唤敢于干预、善于干预的政府，呼唤能根据国情和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干预的政府。正如法国总理若斯潘所说的：没有国家，就没有市场、市场经济需要规则，需要强有力的机构，需要稳定，需要组织。削弱政府的作用，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的混乱，造成经济下滑，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接受西方开的“药剂”，推行全盘西化政策，大搞自由化、私有化，结果导致俄罗斯金融危机，经济严重衰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联合国欧洲委员会1998年12月16日发表的《1998年欧洲经济调查报告》指出：从俄罗斯危机应该吸取的重要教训是，不能降低政府的作用，私有化进程中形成的私有制度既不利于实行有效的集团化管理，又不能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80年代以来，英国的“撒切尔主义”、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大肆鼓吹“自由放任”、“不受约束”、“自由”的市场经济和美式的经济“一体化”，目的在于降低乃至取消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政府的作用，结果已经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经济转型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已经使穷国更穷、富国更富，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去年冬世贸组织在西雅图召开的会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会场外群众示威游行反对，会场内各国部长彻夜争吵，最后会议无果而终。西雅图会议显示：广大发展中国家空前觉醒，反对不平等，不公正的美式“自由化”和“一体化”。因为这种“自由化”、“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弱肉强食的法则和你死我活的竞争基础上的经济，是把少数人富豪建立在多数人的贫困基础上的经济，因此遭到发展中国家空前激烈的反对。
顺便提一下，我国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在报道世界经济形势和市场经济时，经常出现世界经济“一体化”、“自由化”的提法，这种提法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一体化”、“自由化”混为一谈，实在欠妥。笔者认为，科学的提法应该把“一体化”改为“全球化”，把“自由化”改为“有序化”。这两种表述，含决根本不同。美国为首的西方所鼓吹的市场经济“自由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旨在削弱、取消各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强化他们所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干预，强迫借款国放弃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实行美英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经济“全球化”含意是在尊重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加强各国间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有序化”含意是改革国际经济旧法则、改革美国操纵的国际金融组织和经济组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东亚金融危机的产生，不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恰恰是因为政府干预不力或不善于干预。例如泰国、印尼政府对金融系统监管失控，引发了金融危机；而新加坡政府勤政廉洁，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从而避免了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面对国际投机资本的袭击、香港特区政府敢于入市干预与国际大炒家展开反复、激烈的斗争，取得港股保卫的战的胜利，再一次说明政府对市场经济强有力干预的必要性。
事实上，世间根本不存在西方所鼓吹的那种所谓“不受约束”、“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东方不存在，西方也不存在。相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干预市场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空前激烈，国际斗争更加复杂，国际金融无序，政府的作用非但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东亚国家政府要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该管的就管，该干预的就干预，“该出手时就出手”，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抵制经济霸权主义，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才能在21世纪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以上所述充分表明，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主导或干预，至于如何干预另当别论。毫无疑义，政府不应统揽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不应包办代替，不应无所不为，而应本首实事求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精神，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职责应该是：依据国情制定战略计划，控制宏观经济平衡；制定政策法规，依法管理市场，确保市场公平、有序竞争；引导外资投向，控制外资总量、结构和布局，确保有效、合理利用外资；惩治经济犯罪，查处假冒伪劣商品，打击走私、偷税漏税，制止贪污、行贿受贿；调协劳资关系、产业关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防止资源浪费和被掠夺性开发，确保资源合理利用；保护生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处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还必须指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是动态的，必须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二、大力发展教育与科技
二战后，东亚国家（地区）的经济虽然获得长时期的快速增长，今世人刮目相看。然而，“东亚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最主要有两点：一是经济增长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有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有关资料显示，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时至今日，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日渐穷途。二是过分依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从材料、设备、技术、管理到市场无不依赖西方，本国科技和教育严重滞后，长期无法形成自主开发的能力。结果，无论是高级技术人才还是熟练技术工人都严重缺乏。例如1996年8月15日出版的《经济评论》指出，泰国超过80%的劳动力只受过小学教育，在首都曼谷工业区的外资企业难以雇佣到合格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在印尼，到1990年劳动力中受初等教育的比重高达78%，而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1%左右。
东亚国家（地区）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把科技置于应有的地位，经济的增长靠的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东亚国家教育和科技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是：(1)殖民地时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实行愚民政策，根本不重视发展当地教育；(2)各民族国家建立后，因经济落后，财政困难，投资于教育和科技的资金极为有限。例如，泰国1992年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仅0.2%，此后有减无增，到1995年科研经费仅为52亿泰铢，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3%。马来西亚1992年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4%。教育落后和科研经费缺乏，直接导致东亚国家劳动者素质低下，各种人才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据泰国管方预测，到2001年，泰国将缺少1.16万名工程师、6500名科学家和3.52万名技术人员。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东亚国家政府从实践中认识到科教对发展经济的极端重要性，近几年来争相制订科教发展规划。例如泰国政府1997年制订了“理科师资”培养计划；同时，科技发展署和几所高等院校联合发展建立“泰国科技研究生院”，出台1998-2007年科技留学生外派计划。通过加强理科师资、联合办学、外派留学生等措施来振兴科教，为今后经济发展储备人才。韩国政府决定将韩国科学技术院建成以研究为主的世界名牌大学，将光洲科学技术院发展成为研究尖端科技的大学；政府还制订了科研队伍建设计划，力争1996-2000年培养190万余名科技人才，实现每万人口中科技人才达到40名的目标。马来西亚政府更是雄心勃勃地致力于创办“东方的哈佛”，把吉隆坡建成东南亚地区著名的教育中心。东亚国家的历史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启示：发展中国家若不大力发展教育与科技，在国际竞争中将永远处于不利地位，永远受制于人。
当今历史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或称信息时代）。在这一新时代，过去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的优势将日见式微，关税壁垒将为高新技术壁垒所取代，拥有最多知识的国家将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在这一新时代，我国肩负着完成工业经济和发展知识经济双重任务。由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和科教水平较低，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的压力，面临着经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为了顶住压力、加快发展步伐，为了使我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我们党和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首先，教育改革初见成效，基本上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素质教育”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蓬勃展开。其次，科技实力有了明显增强。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学科齐全；、独立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科学技术队伍，已经在计算机、通讯、新材料、生物、医学、基因等科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已经取得的科教成就，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在科教领域存在的问题。在教育方面，教育投入不足；许多教师不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教育与经济建设相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城市与农村山区的教学条件差距扩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不平衡；农村、山区在校学生辍学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学样拖欠教师工资，挫伤教师积极性，影响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管理不严，假文凭屡见不鲜；等等。在科技方面存在“四低”现象：(1)科研投入水平低。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科技开发经费年平均增长超过10%，但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0.5-0.65%之间，而经合组织国家多年来平均达2.3%，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更高。(2)科研成果产业化程度低。近年来我国科研系统每年上报的科研成果多达3万余项，但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却不到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无疑直接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3)高新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低。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发达国家这一比率已超过20%。(4)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和投入技术引进的资金的比例低。资料表明，1991年我国用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和用于技术吸收创新的资金的比例为17:1（日本这一比例为1:10），这是一种只求引进，不求创新的表现。如不改变这种情况，将使我国走上技术引进、引进、再引的道路，将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始终受制于人。
上述表明，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一）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加大宣传力度，使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对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形成共识，充分认识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科技，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把教育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常抓不懈、抓紧抓好。当前需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1)尊师重教，继续提高教师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杜绝拖欠教师工资现象。
(2)扩大筹资渠道，千方百计地筹集社会闲散资金，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教学环境。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和监督，管好用好有限的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加快教育改革步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切实贯彻国家教委最近公布的关于教师轮流培训计划，使师资适应发展素质教育的需要，加快素质教育发展步伐。
(4)扩大原有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的招生，创办新兴学科的专业学校，培养各种现代专业人才。大力发展培训教育，加强待业、下岗人员的素质培训和技能培训。
(5)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民间办学、发展私立学校和企立学校。
(6)坚持学而致用的教育方针，开辟教育、科研、企业三结合的办学道路。
(7)加强教育管理，严厉打击制造、贩卖假文凭活动。
(8)切实把党 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到实处，造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继续努力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迂，保护知识产权，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教育是人才的源泉，只有高度重视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才能使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二）引进人才开展科技创新
国际竞争是一种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这“三力”的提高都取于人的“智力”，取决于人的“科技创新能力”，所以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是人的“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人才来自两条渠道：一是通过教育培养人才，这是人才来源的主渠道。教育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倘若没有教育的发展，劳动者缺乏文化科学知识，就无从采用高新技术，现代化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培养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各样人才。二是引进国外人才，这是人才来源的第二渠道。大家知道，美国之所以在经济、科技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用高薪吸引了大批外国人才，吸引了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当今世界，各国间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引进人才、利用外国人才资源成为引进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近几年来，东亚以及世界许多国家都制订并实施了吸引外国人才的计划，一场人才争夺战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科技相对落后，通过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还不能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所以从国外引进人才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要引进人才，我们应该为引进的人才创造良好的条件：依照“按智分配”原则，提供比较丰厚的报酬：提供医疗保险和子女上学等方面的优质服务，解决其后顾之忧；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让其充分发挥才干；发扬我国民族平等的优良传统，外籍人员不论何种民族、何种种族，一律给予“国民待遇”，不能像美国那样始终把美籍少数民族科学家看作二等公民。至于引进什么样的人才，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战略而定。但要指出，人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掌握并能运用现代科技知识，但缺乏创新精神。此类人才可以为发展经济作出贡献，但不属于上等人才。另一类是既掌握并能运用现代科技知识，又富有创新精神，能独立自主地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善于发明创造，这类当属最佳人才。对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既需要引进前一类人才，更需要引进后一类人才。唯有如此，才有助于我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
诚然，要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依靠我国自己培养的人才，依靠我国科技人员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依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动作。1998年5月，中国科学院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提出了我国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目标：“到2010年前后，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基本具备能够支持我国科技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创新能力，使我国的创新实力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促使我国知识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有较大提高，造就一批有国际影响的技术创新创业、国立科研机构和重点高等院校”。只要这一创新体系能够顺利运作，届时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将处于世界前茅。
当务之争，一要解决发展教育与科技中存在的问题。教育方面，前已叙述，此不重复。科技方面，应改变“四低”现象；应拓宽筹资渠道，加大科研投入；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步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提高科技创新意识，增加科技创新的经费投入，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更新换代。二要努力实现《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目标。建议由各省人民政府根据本省的实施情况，经专家论证制订关于实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细则，呈报国务院批准，避免重复建设；同时从国务院到县级成立“科技创新”专门管理机构，建立“科技创新”奖励机制，把国家创新体系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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