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体育的文化悖谬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谬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体育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08)06—0001—04
CLC number：G80-05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1—9154(2008)06—0001—04
“文化悖谬”是指文化世界所建构起来的人的价值思维方式中的悖谬，或者说是指文化价值功能上矛盾的运动法则所建构的人的价值思维中的非理性和矛盾性[1]。黑格尔曾对此做出专门的论述，“普通观念中如何产生了矛盾——在具有实质内容的思想的不自觉的进行中(在范畴方面)，思想如何经常自己陷于矛盾的”[2]。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由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演化而成的，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体育文化[3]。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为中国传统体育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更犹如一针强心剂，激励着关注、热爱中国传统体育的炎黄子孙。然而，由于人们价值思维中理性与非理性的交错，现代化与保持传统的矛盾心理，导致了分析中国传统体育发展问题时的文化悖谬。通过对目前国内中西体育文化比较研究相关报道的整理与分析后，笔者发现这种悖谬具体表现在中西体育文化冲突论、体育文化多样性、体育儒学复兴论三个方面。本文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和斯宾格勒的文化比较形态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过程比较法和逻辑分析法，对中国传统体育的文化悖谬相关论断提出质疑和思考，旨在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重建进行深入、合理的剖析，以供讨论。
1 中国传统体育的文化悖谬
1.1 中西体育文化冲突论的悖谬与思考
中西体育文化冲突论是目前我国体育理论界较为普遍的观点。如，宋小荣指出：“中西体育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冲突在于其价值意识形态的冲突”[4]。近百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西方体育经历了四次文化冲突：19世纪20-30年代的“中西体育土洋之争”；1949-1966年照搬苏联体育体系与发展模式；1978年前后中国体育与西欧、北美派体育的交往；2001年至今，中国加入WTO后中西体育文化冲突程度的加剧[5]。从这四次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历程来看，也确实体现出中西体育文化冲突、融合的表象，人们由此相信中西体育文化之争是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土壤，是中西体育文化的冲突、融合促进了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然而，文化发展的本质是伴随经济体制变革的文化变迁。通过对中国历史脉络的梳理，我们就会发现：19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1949-1966年是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提是中国经济的腾飞。因此，在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中西体育文化的冲突、融合是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外在表象，其真正的内在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对体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这种文化悖谬产生的思想根源，夸大了中西体育文化互相冲突、融合、发展的外在表象，忽视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自身发展的历史背景。过度的夸大了中西体育文化冲突与融合，往往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价值判断上造成思维方式的悖谬，不利于中国传统体育发展。
1.2 体育文化多样性的悖谬与思考
体育文化多样性或称体育文化多元化。持此类观点的研究者认为，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无论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从核心价值层面都有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这二元文化体系(有的学者认为是多元文化体系)将构成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格局[6]。如，胡小明指出，“体育文化多样就是价值观的多样。提倡多样化，应该允许以不同价值为基础的文化同时存在”[7]。按照文化结构理论，体育文化可分为体育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核心价值层面三个层面，而中西体育文化中核心价值层面是否一致，是体育文化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判断标准。那么，中西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否一致呢？虽然中西体育文化在表现形式、制度设施等方面由于现存体制的差异而有所差别，但是价值目标取向仍是一致的，核心价值都是为了追求人在个性充分发挥下的全面发展和对人本性的关爱。因此，体育文化多样性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它混淆了体育文化形式多样性(或多元性)和体育文化价值取向单一性(或一元性)的内在区别。
这种文化悖谬产生的思想根源，片面地强调了中西体育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而混淆了中西体育文化核心价值层面的一元性。因此，“体育文化多样性(或体育文化多元性)”应从“体育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体育文化核心价值单一性”两方面理清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如果混淆了文化表现形式与文化核心价值之间的区别，往往在体育文化发展的价值判断上造成盲目乐观的心理，对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思考容易产生非理性的认识。
1.3 体育儒学复兴论的悖谬与思考
体育儒学复兴论是用传统儒学的价值理念，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进行重新建构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持此类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儒家文化注重身心结合、注重道德的修养、追求精神的超越，这些积极的因素将成为解决中国体育文化发展问题(或西方体育文化发展问题)的“济世良方”[8]。如，赵静冬认为“以儒学教义为基调的中华传统文化模式”，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广阔的前景[9]。中国传统儒学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同呼吸、共命运，它的产生、发展、繁荣和没落与农业文明由荣到衰的历程相适应。如果我们承认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么，我们就得承认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性。儒学的核心理念在农业文明的环境中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确实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但是，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历史转折点，如果我们还用农业文明的价值理念去解决工业文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这种文化悖谬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企图用农业文明的核心思想，去解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是扩大了文化的民族性而弱化了文化的世界性的文化复古心理。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给中国传统体育带来的有关问题，我们应该依靠现代制度的完善和现代价值理念的建立来解决。相反，我们如果依靠农业文明核心价值理念的儒学，来解决中国体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矛盾，只会使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走向越来越窄的死胡同。
2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悖谬产生根源的理论剖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0]。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实际上也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文化形态理论。第一大社会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与这一社会相适应的文化是农业文化；第二大社会就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相适应的文化是工业文化；第三大社会就是以“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与这一社会相适应的文化是后工业文化。从中西体育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从二、三十年代“土洋之争”开始步入工业文化形态，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原因，目前主体仍然为农业文化形态，表现为以自然经济为其经济基础的、以集权政治为其政治结构的、以情感主义、群体本位、道德至上、天人合一等为其价值取向的一套有机的文化体系；而西方体育文化在中世纪以前也为农业文化形态，具有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极其相似的文化特征，但从公元1350年(即西方近代史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运动改革)以后，西方体育文化经过变革、改造、发展，工业文化形态已经很成熟，在主体上形成以商品经济为其经济基础的、以民主政治为其政治结构的、以理性主义、个人本位、法律至上、天人相分等为其价值取向的一套有机的文化体系，正在向后工业文化形态过渡[11]。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通过对西方的文化没落进行分析，提出了“世界历史中的比较形态方法”的理论与方法[11]81。斯宾格勒的文化比较形态方法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就像田间的一棵植株一样，都有一个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过程[11]39。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个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过程，都会依次经历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后工业文化三种文化形态，任何一种文化不可能跨越其中的一种文化形态而进入到另外一种文化形态，因为文化的发展是一种依时递进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国传统体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必然遵守文化流动的客观规律性去发展。目前，我国的传统体育还是农业文化形态的体育，具有很强的农业文化形态的特征，它发展的趋势必然是走向工业文化形态，即促进其现代化(或者说从农业文化形态向工业文化形态转型)，而后工业文化形态是工业文化形态成熟以后的目标[12]。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和斯宾格勒的文化比较形态方法，我们不难看出：首先，中西体育文化冲突，是中国传统体育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外部影响因素，其本质是中国传统体育伴随经济发展变革，从农业文化形态向工业文化形态的转型；其次，中西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形态、工业文化形态两种不同文化形态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中西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呈一致性，都是追求后工业文化中强调的人在个性充分发挥下的全面发展和对人本性的关爱；最后，中国体育儒学复兴论，其本质是企图用农业文化形态的理念去解决工业文化形态存在问题的文化复古心理，这种夜郎自大的思维和表现在历史发展的面前会显得迷惘、渺小和无奈。
3 中国传统体育的文化重建
解决目前中国传统体育存在的弊端，不能依靠儒学思想的复古，而是应该依靠现代制度的完善和现代价值理念的重新建构，积极促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从农业文化形态向工业文化形态转型[13]。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建的实践过程中，首先要重视对核心价值层面的重建，其次重视制度层面和物质技术层面的重建。
3.1 中国传统体育首先要重视核心价值层面的重建
从中国传统体育的个体性价值来说：中国传统体育价值应该从群体本位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强调对个人本位的追求，即强调个人对快乐的心境和快乐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强调个人对身心与健康的追求；强调个人对提高和表现自己身体运动才能的追求；强调通过对与人交往而实现自己的情感满足和促进自己个体社会化的追求等。从中国传统体育的社会性价值来说：中国传统体育价值应该从感性向理性进行转型，强调丰富民众生活、促进民众身心健康水平提高；强调发挥体育的身心教育功能、培养全面发展新人；强调发挥体育的社会安全阀作用、促进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强调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升华整体的自尊与自信；强调把体育作为产业构成、拉动社会经济发展。
此外，中国传统体育价值将引导人们不仅要敬重、关爱、并积极追求自己的身心健康，而且要尊重、关爱并积极促进他人的身心健康，不能有损他人的同等权利。在活动中每个人都享有民主平等的权利、平等的人格地位，并都要充分尊重和严格遵守已经达成了共识的游戏规则。这些就是中国传统体育价值层面重建的核心所在。
3.2 中国传统体育制度层面的重建由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管理模式转型
中国传统体育的制度管理上最缺乏的还是科学的、现代的管理模式。中国传统体育的管理总是沿着一种松散的、自发的组织结构进行管理。有一些民族地区即使制定了一些简单的规章制度来保护和推动当地传统体育的发展，那也是一种以很朴素的民族习惯为基础的。在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交流频繁的今天，传统的管理模式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要求。寻求一种以现代组织原理为基础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传统体育制度层面重建的当务之急。例如管理模式在保留一定程度上朴素的灵活的组织形式外，要加强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等)、先进的产业管理模式(意甲、英超的产业管理模式等)，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的管理模式。
3.3 中国传统体育物质技术层面的重建要重视由经验导向向经验与科技并重转型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传统受唯心主义影响，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也成了制约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瓶颈”。我们不否认经验导向对中国传统体育的重大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重大缺陷：以经验为导向而缺乏科学合理的体系所以使中国传统体育的体系显得杂乱无章；以经验为导向而缺乏科学原理的指导所以使中国传统体育的理论研究很难有大的突破；以经验为导向而缺乏科学的评价方法所以使中国传统体育的评价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且缺乏客观依据。在中国加入WTO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体育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经验为导向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借鉴大量已经成熟的科学理论，如：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已有的人类成果。在物质技术层面，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内容、形式、结构进行整合和重建，由经验导向向经验与科学并重的方向转型，从而为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使中国传统体育向着健康、科学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