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通效率的测度与演进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效率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24；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3)06-0012-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品流通体制逐步完善，流通领域日趋活跃，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流通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效率角度来研究流通业发展，李骏阳(2006)[1]认为流通业要把关注点从速度转向效益，转变增长方式，培养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文启湘等(2002)[2]认为流通体系效率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流通业自身发展，而且影响了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张弘(2003)[3]指出流通效率低下是阻碍我国流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主要表现。晏维龙等(2004)[4]则进一步指出，流通效率下降会导致流通产业无法取得带动经济发展的效果。
对我国流通效率的状况，丁俊发等(2012)[5]指出在传统行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流通业，被人为割裂为许多阶段，而各个阶段之间不能较好地协调衔接，加上信息不能共享，造成流通效率较低。任保平(2012)[6]认为目前我国物流运作不畅，储运、库存、采购、销售过程中产生的隐形成本较大，影响了流通业的发展，并造成流通资源的浪费。李颖灏等(2006)[7]指出我国零售业市场集中度远落后于美国，处于较低水平，阻碍了流通效率的提高。林至颖(2012)[8]在中美流通业比较中发现，国内流通企业大多存在效率方面的问题，对流通信息投资的缺乏，导致运营效率过低，竞争力不足，严重阻碍流通企业发展。李辉华等(2001)[9]运用商品流通实现价值量与商品流通时间的比值进行分析，得出商品流通效率有不断下降趋势的结论。
可以看出，近年来流通效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流通业发展的焦点之一，但是理论界对流通效率的认识和理解还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特别是在流通效率的测定上至今还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流通效率进行测定，可以全面反映流通产业的运行状况，从而为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提供重要的政策依据。因此，研究流通效率的测定既有助于对流通效率含义和本质的进一步深入理解，也有助于流通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
目前，学术界对流通效率的内涵缺乏明确界定，评价指标不够全面且不够科学，定量分析的系统性和完备性有待进一步斟酌。尽管已有研究者探讨流通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然而在评价指标体系完备性以及实证数据可得性等条件的约束下显得有所不足，而且对流通效率的测度应建立在对其内涵的界定之上，如何对流通效率的内涵进行准确把握直接决定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因此本文试图在对流通效率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对流通效率进行测度的、较为完备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实证数据测算我国流通效率近年来的变动趋势，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文献。
二、流通效率的内涵界定
在众多的相关研究中，流通效率被赋予了多种内涵。Shepherd(1963)[10]将流通效率解读为流通产品总价值与流通总成本的比值，即流通效率=流通产品总价值/流通总成本，认为这个比值越大，流通效率就越高。这种理解过于单一且缺乏客观的比较标准，另外该解释也意味着一旦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就会下降，然而流通成本在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上投入的提高并不能认为是流通效率的降低，相反却是流通效率提高的表现。吴隽文(1990)[11]将流通效率理解为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交易费用的降低，认为能否提高流通效率取决于企业的内在流通力。Teece(1992)[12]从流通渠道的视角研究流通效率，认为生产商与供应商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降低流通渠道成本，改善流通渠道绩效，进而提升流通效率。Fred(1921)[13]则认为流通效率应从单个企业和社会公众两个层面来定义，单个企业流通效率主要取决于其获利以及经营成本，社会公众层面的流通效率则取决于其服务质量水平和服务成本。这种从多层面来考虑流通效率的思路是可取的，但其对各层面流通效率的评价仍仅限于成本与利润等少量指标，缺乏全面的考量。徐从才(2006)[14]认为流通效率包含流通产业效率和流通组织效率，流通产业效率反映了流通过程中的价值补偿程度，而流通组织效率则反映了流通实现过程中的利益和谐度。宋则(2006)[15]将流通效率定义为流通业整体运行的节奏，认为流通效率是反映流通业竞争力大小的核心指标。这一定义的综合性较强，说明流通效率具有多元内涵。
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流通的本质就是实现商品等流通要素在流通领域的合理配置，减少商品流通过程中由于迟滞造成的损耗，迅速实现商品价值，而流通效率则直接反映了流通实现的能力。根据已有研究对流通效率概念的界定，我们认为流通效率是一个具有多元内涵的复合型概念。基于此，本文中的流通效率既不是企业层面的效率，也不是行业层面的效率，而是整个流通体系的综合效率，主要包含以下四种效率：(1)流通的市场效率，主要反映了流通活动中市场整体运行的节奏及顺畅程度。(2)流通的企业效率，主要考量了流通企业在从事流通活动过程中的盈利能力及效率表现。(3)流通的资本效率，从资本的视角考察了资产投资的报酬率，反映了资本的盈利能力。(4)流通的人员效率，从流通业从业人员的视角考察了单位劳动投入的获利效率，反映了人力资本的盈利能力。
以上四种效率综合反映了商品流通产业运行的节奏和价值实现的速度。因此要准确把握流通效率的大小，需构建一个具有多个层面的复合型指标体系来进行测度。
三、流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对于流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近年来有少量文献涉及。如洪涛(2012)[16]从流通者效率指标、生产者效率指标、消费者效率指标和社会公共效率指标四个维度考虑，细分了27个具体指标。由于多数指标所需数据难以获得，该评价指标体系尽管全面但在实证研究方面存在不足。李骏阳等(2009)[17]从周转率指标、规模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三方面入手，细分了10个指标，但未充分考虑各指标的正负属性等不可公度性，如批零企业库存率等指标与流通效率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不能直接与其他指标放在一起考察。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全面地把握流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依据以下原则：(1)全面性原则，是指测度指标体系应从多层面、多视角考察流通效率。本文构建的测度指标体系将依据上文中内涵界定的流通的四种效率分四个层面来选取指标测度流通效率。(2)系统性原则。要求流通效率测度指标的选取应有序、系统，关注指标之间的关联性，使所有指标能够组成一个有机整体。(3)可操作性原则。首先要求所选指标的数据可得，其次各指标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可用于计算和进行因子分析。(4)针对性原则。指标体系应该反映流通产业的独特特征，加入能够反映流通效率的指标，摒弃与流通效率无关的指标。
本文将依据内涵界定的流通的四种效率以及指标体系构建的四项原则，从以下四个层面来选取指标测度流通效率。
第一，市场效率。从市场的层面来把握流通运行的节奏，主要通过市场流通速度、市场集中度、单市场效率和物流成本等指标来具体衡量。市场流通速度的提高，能够减少商品因耽搁迟滞造成的损耗，从整体上提高社会流通实现的效率。市场集中度反映的是流通业的规模经济效益。Charles等(2000)[18]通过对零售企业的研究发现，扩大经营规模，增加规模经济效益，能使流通效率提高。单市场效率主要反映了商品市场销售能力的强弱，单市场效率越高，销售能力就越强，其对整个市场流通的促进作用就越大。物流成本，包括储存、运输、流通加工等各个环节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过高的物流成本势必对流通业发展不利，降低物流成本，是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流通效率的重要途径，因此将社会物流总成本作为流通效率的负向衡量指标。
第二，企业效率。从流通企业的层面来考察流通运行的节奏，主要通过库存率、限额以上流通企业税收占盈利比重、限额以上企业资产负债率、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存货周转率、限额以上批零企业利润率和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业单店效率等指标来衡量。对于库存率，Buzzell等(1995)[19]研究认为，降低库存率能够减少对资金的占用，降低渠道流通成本，最终提高流通效率。徐从才(2006)[14]也指出库存率反映了库存积压的程度，商品库存构成了流通实现的现实约束，库存越多流通实现的效率就越低。因此本文将库存率作为流通效率的负向衡量指标。流通企业税收过高将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导致流通企业效率增长乏力，因此将企业税收占盈利比重作为流通效率是负向衡量指标。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使得零售企业经营难度加大，有面临倒闭的风险，不仅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失，更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利于流通效率的提高。流通企业的存货周转率，反映了存货的周转速度，是企业运营能力分析的重要指标之一，可以用来衡量流通企业运营各环节的存货运营效率。存货周转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通效率的提高。批零企业利润率和连锁零售业单店效率都是反映企业销售及盈利能力的指标，用来作为衡量流通效率的正向指标。
第三，资本效率。从资本的视角来考察流通效率，主要用流通业万元固定资产投资报酬率和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总资产报酬率来衡量。这一层面的指标通过对资本投入所实现产出的大小来衡量资本投入实现盈利的效率，进而反映流通效率的高低。
第四，人员效率。从人员的层面来把握流通效率，主要通过流通业人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人均实现增加值以及人均利润率来衡量。这一层面的指标是为了考察流通业劳动力投入的效率，人均产出效益的高低反映了人员的配置是否合理，是否造成了人力资源浪费，从而反映出流通实现效率的高低。
流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详见表1。
四、我国流通效率测度的实证分析
在流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对表1中的15个基础指标采用SPSS19.0的因子分析的方法来获得中国1995-2011年流通效率的实证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基础性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以1995年为基年，少量缺失的数据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方程进行估计。
(二)指标处理
由于指标体系中各基础指标之间存在不可公度性，使得我们无法对所有基础指标值直接进行合成，因此在做因子分析之前，需要针对各基础指标值进行适当的转换和处理。
一方面，流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各基础指标属性并不一致。这里的指标属性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其中正向指标指基础指标值与流通效率值正相关，基础指标值越大表明流通效率越高；而负向指标则指基础指标值与流通效率值负相关，基础指标值越大表明流通效率越低。若将属性不同的两类指标直接合成，将无法正确反映出不同基础指标的综合结果，因此需要将负向指标调整成正向指标，使所有基础指标对流通效率的作用力方向一致。本文采取的方法是将所有负向基础指标值取倒数，以期得到正向效果。
另一方面，由于各基础指标的量纲和量级不同，同样无法直接进行合成，因此需要针对原始基础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处理的常用方法包括标准化、极值化以及均值化等。标准化方法是目前较为普遍的无量纲化处理方式，然而标准化后的数值标准差均为1，均值均为0，无法准确反映出各基础指标之间变化程度上的差异，因此不适用于本文的多指标测度体系。各基础指标值使用均值化方法处理后所构成的相关系数矩阵，则可以准确反映出指标之间变化程度上的差异。因此本文使用均值化对原始基础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三)因子分析
在使用SPSS19.0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与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其检验结果见表2。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Bartlett检验的卡方值537.385，对应的概率小于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Bartlett球形检验原假设，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考虑进行因子分析，KMO检验结果为0.664＞0.6，同样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表3给出了因子分析基础指标变量总方差的解释情况，得出了三个特征根值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值为10.624，方差贡献率为70.828%；第二个因子的特征根值为2.166，方差贡献率为14.439%；第三个因子的特征根值为1.409，方差贡献率为9.395%。三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4.661%，表明这三个因子解释了基础指标变量总方差的94%以上。在因子正交旋转处理后，三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没有发生变化，即未对基础指标变量共同度产生影响，但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发生了变化。经过旋转处理后，满足条件的前三个因子之间的方差贡献率差距减小。从总体上看，前三个因子的特征根值较大，对解释基础指标变量的贡献很大，而其余因子的特征根值较小，其解释基础指标变量的贡献很小，因此提取三个因子是合适的。
根据所提取的三因子的旋转后方差贡献率以及累计方差贡献率可知，因子1的权重为0.452 9，因子2的权重为0.404 8，因子3的权重为0.142 3。
利用SPSS19.0计算可得到三个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即可得因子1、因子2和因子3的具体得分。将三个因子的具体得分代入流通效率的计算公式则可计算出中国流通效率值e。
1995-2011年中国流通效率值及因子1、因子2、因子3的得分见表5。
(四)中国流通效率时序演进趋势分析
根据表5中我国流通效率时序变化的数值，可以看出1995-2011年中国流通效率时序演进趋势(见图1)。
从总体上看，我国流通效率处于上升的态势，仅有少数年份出现小幅下降。可以将1995-2011年间我国流通效率的时序变化趋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95-1999年；第二个阶段，1999-2004年；第三个阶段，2004-2011年。
在第一阶段(1995-1999年)，我国流通效率值从-0.717变为-0.679，流通效率净增加值为0.038，增长程度极小。从图1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流通效率持平发展，1996-1997年出现小幅下降，流通效率值变为-0.831，成为1995-2011年间流通效率最低值。流通效率之所以在第一阶段未能实现较大增长，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自1992年我国明确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大型商场数量的增加，竞争的加剧，零售业效益明显下降，昔日火爆的商厦接连倒闭，流通业销售额大幅下降，流通效率增长缓慢甚至降低。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消费者个人消费观念趋于成熟理性，且在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等方面投资分流了一部分购买力，消费结构发生变动，流通业发展速度放缓。
在第二阶段(1999-2004年)，我国流通效率值从-0.679增长为0.462，流通效率净增加值为1.141，增长显著，成为这三个阶段中流通效率上升最快的阶段。尤其是2003-2004年度，单年净增加值为0.524，流通效率值从此转负为正，进入高效率流通阶段。从图1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是我国流通效率加速上升的阶段。流通效率出现加速上升的原因是，第一，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信息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广泛应用，电子商务开始兴起，且物流配送能力不断提高，有利于流通业快速发展。第二，进入21世纪，消费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大幅提高，电脑、手机等新型消费热点形成，促使流通业迅猛发展，流通效率快速提高；我国加入WTO，外国流通业加速扩张，带来了规模和管理效率，溢出效益明显，形成了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学习的氛围。
在第三阶段(2004-2011年)，我国流通效率值从0.462增长至0.877，实现净增加值0.415，但仍有2004-2005年间与2008-2009年间的流通效率值出现小幅下滑。从图1中可以看出，第三阶段是我国流通效率平稳上升的阶段。流通效率出现小幅下滑的原因是，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品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尽管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在上升，流通的市场规模在扩大，但还是分流了居民其他消费。总体而言，随着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持续稳步提高，流通业稳步发展，促使我国流通效率在2004年之后平稳上升。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对流通效率内涵的界定，从市场、企业、资本、人员四个层面选取了15个基础性指标构建了一个复合型流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通过使用SPSS19.0因子分析的方法，得到了我国1995-2011年流通效率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近十几年来我国流通效率总体上处于上升的态势，仅有少数年份出现小幅下降。我国流通效率的时序变化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5-1999年)是持平发展阶段，第二阶段(1999-2004年)是加速上升阶段，第三阶段(2004-2011年)是平稳上升阶段。这与此前部分学者认为我国流通效率低下甚至有下降趋势的结论不同。
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流通效率的提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要进一步提高流通效率，必须针对多个层面综合考虑。
第一，重视流通产业，消除政策歧视，促进市场统一。流通产业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相对独立的环节，是国民经济顺畅运行的纽带与桥梁。流通业不仅具有价值实现的功能，而且能在流通过程中创造新的价值。因此，无论从产业功能还是产业价值上看都应重视流通产业。同时应树立“大市场、大流通、大商业”的观念，消除政策上对流通产业的歧视，完善支持流通产业发展的政策，加快流通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强区域间流通业发展合作机制，重视流通业增长的区域差异，统领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促进流通产业的区域协调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建立。
第二，进一步完善提高市场集中度的扶持政策，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市场效率。目前我国流通业整体竞争力不强，市场集中度较低，要提高流通产业组织化程度，提升和完善流通功能，尤其要加快大型流通企业的改造和升级，促进限额以上流通企业的市场规模，进一步完善提高市场集中度的扶持政策。同时应统筹规划城乡商业网点布局，强化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县城及乡镇的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布局物流配送中心和乡镇商贸中心，提升流通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国家对大型流通企业和专业流通企业的扶持，重点应集中在提升流通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流通现代化建设方面，以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在流通企业的运用为依托，提升流通业现代化水平，提高流通企业管理水平，降低流通参与者的物流成本，提升流通产业整体效率。
第三，加快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步伐，减轻企业费用负担，降低库存率，提高企业效率。流通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行业利润较低，尤其是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促销费用会越来越高，各级政府应加快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步伐，并充分考虑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流通企业适度的优惠，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地方政府要千方百计地降低涉及商品流通的各种费用，精简甚至取消诸如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各种收费项目。对于暂时无法取消的费用项目，要本着清费立税的原则，严控新收费政策出台，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各类收费行为，切实减轻流通企业的费用负担。同时流通企业应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克服传统交易方式的信息不对称和时空限制等弊端，适度降低库存率，减少流通渠道对资金的占用，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效率。
第四，鼓励和支持对流通业从业人员培训及培养的力度。应当看到，由于长期重视不够和流通业规范不足，目前我国流通产业从业人员人数尽管众多，但普遍素质较低，专业水平更低，而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水平是影响流通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各级政府应拿出专项资金，不仅用来引进商业高端经营管理人才，更应加强流通人才的培训和培养，鼓励和引导高等院校加强流通学科建设，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掌握现代流通信息化和现代化技术的专门人才，优化流通业人才结构，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努力实现人员效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只有重视流通产业，促进流通业市场、企业、资本、人员等多层面效率的良性协调发展，努力提高各层面效率，才能使得未来中国流通效率继续保持平稳上升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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