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放大效应相对不足之原因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对策论文,效应论文,原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高增长与就业效应不足之现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通过对美国经济的实证分析，提出了被称为“奥肯定律”的经验定律。[1] 该定律表明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呈反向变化，即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尽管各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数量变动情况不完全符合正相关的关系，但经济增长与就业同向变动、与失业反向变动的关系，已被许多国家的经济实践所证实。但是，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遵循“奥肯定律”所揭示的一般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个别时期经济出现低迷之外，在总体上我国经济呈现高增长态势。但与此同时，就业不足的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近几年的高增长均伴随着失业率的不断攀升。2002～2005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0％、4.3％、4.2％、4.2％，而同期全国GDP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8.0％、8.2％、9.5％和10.2％(见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率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2002～2005年全国就业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004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980万人，国内总就业人数达到7705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2005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7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10万人，其中帮助“4050”人员再就业130万人，分别达到全年目标任务的108％、102％和130％；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2％(见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虽然和2004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持平，但与当年10.2％的经济高增长率相比较，其对就业的增长效应相对微弱。实际上，城镇登记失业率还不能反映我国失业情况的全貌。全国人口普查取得的相关数据以及许多研究机构对失业率的调查和估计数字，都要远远高于公布的失业率。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高增长和社会就业放大效应相对不足的状况并存呢？对此问题，笔者拟做一详细的分析。
二、经济高增长与就业放大效应相对不足的状况并存的原因辨析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高就业率，这种违背一般经济规律的现象与其所处的转型期有关。“粗放型”经济增长战略容易导致低效增长与就业弹性缓慢下降。当前的资本市场与投融资体制不能提供内涵式的经济自发增长机制，国有经济部门就业效应很低①，而就业弹性较高的非国有经济与民间投资活动在现实中又受到诸多约束。产业结构中，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部门若经济增长快但其劳动就业弹性低，也会导致经济高增长伴随低就业状态。另外，这一高一低还与劳动力市场不规范以及就业政策不完善关系很大。
(一)“速度型”增长战略与资源配置的低效性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和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但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行为尚未彻底扭转。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在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时，毫无例外地把GDP增长速度放在首要位置，并用若干重大工程和项目来推动；年度计划的落实又通常以“保”增长率和“保”项目来展开。虽然这种情况现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有了好转，但许多地方政府仍然犹豫不决，抱着GDP增长速度不放。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施政纲领通常把充分就业放在优先地位，实行促进就业的积极政策。至今，我国的发展战略仍然带有浓厚的“速度型”色彩，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分级体制下追逐地方利益，热衷于招引项目和扶持地方企业。这种情况通常会诱导资源配置偏离效率中心，导致一些项目和企业低效运作，短期内GDP上去了，但产能长期闲置，就业不能如期增加。例如，在经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后，政府不能再直接向企业拨款投资，许多地方就把争取上市公司名额列为政府绩效考核的一项中心工作，道理很简单，在股市“圈钱”意味着GDP增长。但圈足钱之后其经营绩效会怎么样？究竟能够带来多少就业效应？中国股市的“晴雨表”屡屡让股民预期受挫就是答案。事实证明，“速度型”增长战略和背离市场规则的政府行为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也必然导致经济偏离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最优配合。“速度型”增长战略必然衍生与之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财政政策以贯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宗旨，实际上就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发行公债为基本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所应对的就是在出口受挫情况下内需不足的问题，把维持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任务。而我国90年代中期出台的银行法虽然把保持货币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但由于中央银行操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欠缺，在实际执行中也不可避免地以保持经济增长为目标。扩大内需时期的连续降息政策就是这种政策目标所衍生结果的具体体现。而大凡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把就业摆在第一位的，下面才依次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利率稳定、金融市场稳定和外汇市场稳定。显然，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没有把促进就业增长放在优先位置，这是由“速度型”增长战略所决定的。
(二)资本市场与投融资体制不利于就业效应大的民间经济部门发展
经济理论表明，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无约束的生产要素充分流动是获得瓦尔拉斯经济中资源最优配置的关键所在，政府的市场直接干预行为往往会导致生产要素流动扭曲，从而妨碍竞争性市场达到最优配置效率。市场配置有效率的投资活动在资本、劳动既定配比下，必然创造对劳动的实际需求，从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劳动就业的相应增加。在微观层面上，企业投资活动是否按照市场规则行事决定了其效率高低，进而决定着其劳动需求的数量规模。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国有经济部门普遍效率低下、冗员繁多，其投资活动很难产生相应的劳动需求，甚至需要在改制中动员职工下岗或以内退等形式解除冗员包袱。1998年至2004年底，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从最高时的7500万人减少到4004万人，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达2700多万人。所以，解决就业问题的立足点应当转向非国有经济领域。而非国有经济增长主要是民间经济的成长状态(国有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港澳台投资除外)，它最能反映经济的自主性程度，企业进入和投资增长与就业增加相一致。但现实中，民间投资活动却面临诸多障碍。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70477亿元，其中，国有经济完成27471.9亿元，占38.98％；民间投资完成36774.9亿元，占52.18％。民间投资和国有经济的比例为26∶19，这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比例水平7∶2相比较差距太远。
目前虽然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还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国有部门投资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却无法与非国有部门相比。例如，2003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6621.3万人，2004年为6438万人，减少2.8％，而同期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7％；2003年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为8152.2万人，2004年为8935.7万人，增加9.61％，而同期私营及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4％。由此可见，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国有经济比重及投资份额越大，全社会的就业增加就越困难。而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和个体经济正处于成长时期，一般不存在冗员包袱，它们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和投资份额越大，就业增长就越快。但是，民间意愿投资的实现往往决定于许多市场之外的因素，主要是产业进入限制、市场进入壁垒和融资困难。在某些领域，行政强制决定的市场准入门槛偏高，一些行业性的垄断格局由来已久，限制了民间投资扩展的空间。目前在执行产业准入政策时，不同经济类型之间实际存在着差别待遇。据统计，目前，民间资本可进入的行业较外资企业要少30多个，比国有企业要少40多个。在一些垄断和半垄断行业，例如电力、铁路、公路、水利、能源、邮政电信和市政设施建设等行业，部门保护主义色彩浓厚，民营资本难以涉足，导致大量民间资本只能在有限领域内过度竞争，而国有经济又面临竞争活力不足、效率低下和安置就业能力微弱的困境。融资困难是民间投资的另一障碍。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已形成股票、贷款、债券、基金、项目融资、财政支持等六大类融资方式，但对非公有经济开放的只有短期信贷和大公司股票融资等少数渠道，远远满足不了非国有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即使银行信贷，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贷款便捷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民间投资活动贷款比较困难。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内贷款数额和成功率仍然高于民间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我积累，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相当有限，而私营企业在创业阶段几乎完全依靠自筹资金。这种情况不仅与我国信用制度建设落后有关，也与利率决定的非市场化以及国有商业银行体制缺陷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间投资活动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就业十分不利。[2]
(三)经济增长及就业弹性的结构性差异导致就业效应不足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十分突出的结构性差异特征。由于各个部门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劳动就业弹性悬殊，因此，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动所产生的就业效应也会不同。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形态属于典型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由来已久，“三农问题”日渐突出，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整体向前推进的严重掣肘，也是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2004年我国乡村人口7685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9.47％，农、林、牧、渔部门从业人员31259.6万人，比2003年净减少731万人，进入劳动年龄的农村人口，大约有1300万人转入城镇就业。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所面对的是城市劳动力资源不足，工业化过程就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进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经济全部吸纳达到城乡经济水平均衡的过程。而我国的国情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和城市劳动力供给双重过剩，农村劳动力向非农经济转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当前，由于农村剩余劳动资源十分庞大，因此，虽然国民经济增长很快，但就业增加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经济改革之初，乡镇企业依靠改革的先发优势、特殊政策以及土地、劳动力等廉价资源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乡镇企业原发优势递减，企业竞争程度递增，在管理、技术和产品质量等方面与城市工业的差距越来越大。目前乡镇企业正处于盘整时期，近期内不具备进一步扩大就业的能力。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各产业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增长水平和就业弹性。经济发展过程中总产出和就业比重的优势地位在三次产业之间依次交替，先由第一产业占绝对优势，逐步转向第二产业，再过渡到以第三产业为主。产业结构的演替趋势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特性，尤其是各产业增长的劳动就业效应差异很大。我国2003年到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劳动就业弹性系数依次为0.169，-0.028和0.308。显然，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已经不再能带动就业的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趋向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机器排挤工人”的现实；而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增长效应明显。但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还很大。2005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占GDP总量的14.6％、52.2％和33.2％，而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依次为49.1％、21.6％和30.3％。第二产业在GDP中占据首位，但其就业比重却处于末位；而且，第二产业增长速度还要明显快于其他产业，2005年三次产业GDP增长指数分别为2.5、12.7和8.3。这种产业之间增长速度、产出比重与就业增长、就业比重倒置的结构性差异，必然在整体上导致经济高增长伴随低就业状态。事实上，在我国工业化加速推进的现阶段，第二产业增长的就业效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就已经出现递减趋势。[3]
(四)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及政策滞后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劳动市场结构分割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但在我国转型期又具有一定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行政强制。其中，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农民进城务工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农民工的社会身份直接导致自己很难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甚至带来子女入学难等问题，这必然抑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劳动力市场具有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特征，从而使劳动交易的均衡关系具有特殊性，并不像自由价格决定的一般物品的市场均衡。因为对一般物品的需求满足可以通过非常便捷的选择来实现，但是单个劳动力求职的选择过程成本很大，而且在利益受到侵害需要维权时，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代价几乎是不堪承受的。这样，既需要疏通劳动力市场信息渠道，更需要设计合理的劳资关系博弈机制，建立工会组织，并通过这一有效途径来和资方谈判，协商工资或维权。但是，我国的许多企业工会组织的产生和运作存在功能性缺陷，许多私营企业甚至根本不设立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或其职能缺失，导致一些企业完全由资方单向操控工资决定机制，这样，工人工资水平就容易被压至最低限度，克扣或拖欠工资等现象也容易发生，对于扩大就业产生很大负面效应。目前，在大量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却出现招工困难的尴尬局面(如南方、东南地区的“民工荒”)，就是这种负面效应的体现。就中国转型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是当前引起失业增加的主要原因，在性质上属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和运行质量以及政府的相关就业政策直接关系到扩大就业的能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通常面临职业转换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健全劳动力市场功能，扩大职业选择机会，另一方面，有必要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提高其人力资本价值和职业转换能力。但当前的民间职业介绍机构大都以赢利为目的，不仅存在欺诈和服务不规范等现象，更为遗憾的是职业培训职能缺位，这就要求政府的介入。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一定的外部性，除了劳动者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外，政府也应将其纳入财政预算，为那些知识和技能欠缺的失业人员提供培训。[4]
三、放大经济增长对我国就业促进效应的对策
基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放大效应不足问题的剖析，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思路也渐趋明晰。由于引起我国就业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除了我国人口基数大之外，都内生于我国的发展战略与政治、经济体制，因此，从长远来说，只有逐渐放弃“速度型”战略，建立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完善我国的投融资体制，引入对政府的科学绩效考评体系，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中介机构为辅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系统，我国的经济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就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顺利地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由于建立比较优势战略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在这个大框架下，需要实施一些短期的政策，降低我国的失业率。
(一)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打造人力资本配置市场
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拆除城乡壁垒，给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户籍管理制度是造成城乡隔绝的一项基本制度，是计划经济和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产物。我国现在已经逐渐建立起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产品市场的竞争制度基本确立，所以要素市场的竞争制度也应随之建立，改革户籍制度是时候了。户籍制度的改革，有助于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弊端，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和缓解就业压力。同时，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有利于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
(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全国统一的、竞争的、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保障省级统筹，还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省级统筹限制了劳动力在省际流动，不利于建立有序流动的全国性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而全国性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有利于优化配置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缓解就业压力。
(三)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降低劳动力转换成本
在未来十几年内，我国将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所以要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尽快把失业保险范围扩大到城镇全体职工，突破行业、所有制限制，即从现在的国有企业扩大到集体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个体经营者，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降低劳动力在不同工作之间转换时产生的机会成本，促进经济的增长。[5] 当然，要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还需要增加筹资渠道，减少支付压力。
(四)加速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吸纳新增或待业的劳动力
在赶超战略下，为了保护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大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现在，为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需要扶持中小企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小企业需要采取的配套政策有：(1)健全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保障体系，消除制约小企业发展的障碍；(2)构建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解决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3)建立小企业发展服务体系，促进小企业的健康发展；(4)重视并发挥劳动保障部门在促进小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五)加大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价值
为了提高我国劳动力的质量水平，我国应该加大教育投入，尽早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水平。未来一段时间内，教育财政投入的增加要多照顾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从而缩小城乡受教育水平的差距。截至2006年下半年，中国东部地区已完全实施了九年义务教育，中部和西部地区也在逐步推广，有望在2008年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价值有望在这个九年义务教育体系下得到大大提高。
(六)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大批高级创新人才，提高国家综合创新能力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受教育水平，尤其是高等教育水平明显滞后。因此，为了适应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我国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大批高级人才，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七)推进职业化教育，弥补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供需失衡
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提高一般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关键。中等职业教育的增加会增加我国熟练劳动力的供给量，减少结构型失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
(八)构建劳动力市场中介及信息体系，以减少摩擦性失业
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中介机构、企事业单位为辅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系统，降低劳动力求职、遭解雇后再次寻职的成本。加大劳动力的跨地区、跨国界的流动，并建立一个支持劳动力顺畅转移的外部支持环境，尽量降低摩擦性失业在整个失业中的比重。
注释：
①在2006年3月份召开的中国产业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融荣指出，国资委将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推动国有资本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推动国有资本向国有企业主业集中。国有资本的重组和调整进一步导致了中国国有经济部门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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