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科技观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之论文,科技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邓小平作为我党两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思想也分别代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毛、邓不仅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上卓有成就，功不可没，而且也在哲学、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理论与政策领域颇有建树。因此，深入挖掘与整理毛、邓的科技政策与思想（科技观），不仅是全面、完整把握他们思想内涵的需要，而且也是科技社会学亟需探究的历史性课题，从而对于当代中国科技发展方略的制定具有巨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邓小平科技观之共通性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邓小平则是毛泽东思想与事业的继承者与发展者，两人同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同样深切感受到20世纪世界科技革命的巨大成就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而反映在科技观上也必然不乏共通之处。
1、工具主义的科技功能观。 工具主义的科技观主张将科技当作器用层次的工具，强调科技的实际效用和社会功能。毛泽东的工具主义的科技观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具体反映在他对于科技的世俗与哲学功能、社会与经济功能的阐述上，对于自然科学的世俗功能与哲学功能，毛泽东在延安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会上说：“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注：见《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自1940年3月《新中华报》。 ）继而于1940年又指出：“人们如果要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得到自由。”（注：见《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自1940年3月《新中华报》。 ）因此毛泽东已将自然科学看成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也十分重视科技的变革社会的功能。他甚至将科技产生源泉及其检验标准之一的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实践并列，作为其“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大伟大革命运动。”1953年制订“一五”计划时毛强调指出“要学习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你们要为农业多造些拖拉机，多造些机器”“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注：《人民日报》1977年9月1日。）。1955年又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8 页。 ）而在1963年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领导关于十年科技规划汇报时则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注：引自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1版。）上述有关的论述说明，毛泽东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工农业生产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并因此表明他对于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的重视。
邓小平继承并拓展了毛泽东工具主义的科技功能观，尤其是科技的经济功能观。如果说毛泽东关于科技功能的论述只是间接隐含科技是生产力思想的话，那么邓小平则直接而又系统地阐明了科技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思想，从而将这一历史主导中国社会主流的科技功能观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开幕式讲话中首次阐明了科技是生产力的思想。“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4页。 ）邓小平也很重视科技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巨大作用。他在一次会见华裔科学家李政道等人的讲话中提到：“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脱离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3 页。 ）1988年邓小平在科技是生产力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275页。）由此可见， 邓小平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敏锐洞察力，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既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技价值的传统观念，同时又是对于科技功能尤其是对于科技的经济功能的充分肯定。
2、对外开放的科技交流观。毛泽东、 邓小平在中外科技交流问题上，都主张一种对外开放的科技交流观，因而这种对外开放的科技交流观既是他们对外开放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毛、邓科技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问题，毛泽东早就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286页。 ）在此毛泽东尽管是从广义的文化交流意义上论述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但其本义理应包含科技交流在内，而且可以据此推断毛泽东的文化交流观（科技交流观）乃是一种对外开放，兼容并蓄式的文化交流观（科技交流观）。关于具体的科技交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则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注：《毛泽东著作选读》第740页。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朽制度和思想作用，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注：《毛泽东著作选读》第742页。 ）在此毛泽东既指出了我们运用外来科技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针对性，同时也清楚地表征了毛的“洋为中用”的对外开放科技交流观的实质内涵。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并且将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予以提出。因而在中外科技交流问题上邓较之毛视野更为开阔，举措更有力度。他指出：“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又明确提出“引进国外智力和对外开放”是一个“战略问题”。在对外科技交流的具体举措上，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地派遣出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大量引进国外专家来华执教与科研，以及“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的提出等都标志着邓小平对外开放科技交流观的形成与实施。
3、自由争鸣的科技环境观。 纵观科技史和各国科技发展的现实状况，可以断言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科研处所的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一个宽松和谐的内外学术环境。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西方以玻尔为领袖的哥本哈根学派内部互助合作、求同存异的学术氛围，使得该学派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摇篮”的殊荣。毛、邓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内外环境问题上则共同倡导一种自由讨论、自由争鸣的科技环境观。只是毛侧重于政策与理论的概括与升华，邓则侧重于现实环境的创制与落实，但二人在观念上则是共通的。
学术争鸣，是科技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同时也是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针对50年代前苏联李森科等人用行政压制代替理性判断而粗暴对待摩尔根学派的现实状况，毛泽东对此阐明了其深邃而独到的见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讨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页。）进而又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该采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 第388页。）而对于科学上的理论争鸣，“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 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作结论。 ”（注：《毛泽东著作选读》第783—784页。）可以说，毛的“双百”方针的提出， 既是其对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深切理解与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一个重大发展，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对待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观点应当采取的自由讨论，求同存异的辩证态度。
邓小平的科技环境观则主要体现在他对于知识分子理论的一系列论述以及创制科研宽松环境的具体实践行为上。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地位和作用问题，邓明确指出现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3页。 ）之后邓小平又强调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第90页。）“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培养出一批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第90页。）“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第90页。）“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第90页。）。之后邓明确提出了“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战略方针。可以说，这一战略方针既是邓关于知识分子理论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邓的以科研主体为中心的科技环境观的具体体现。事实上，改革开放后邓主持下的大批知识分子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以及对于学术争鸣问题的平等对话、自由讨论的倡导与鼓励等等，都对于自由宽松的国内学术氛围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现实发展。
二、毛泽东、邓小平科技观之差异
毛泽东、邓小平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其独特的个人经历的差异，尤其是两人知识结构上的不尽一致，因此反映在科技观上也有着迥然异趣的不同风格。
1、毛泽东科技观以理论概括见长， 邓小平科技观以实际效用为重。毛泽东早年系统的学院式的读书生涯，养成了毛将研究社会实际事物与抽象思辩相结合的独特思维风格，从而使其一身兼有革命实践家和思想理论家的双重品格。毛泽东关于科技一系列本质问题的精辟论述所达到的哲学高度和理论高度，则充分体现了毛以理论概括见长的独特魅力。
在自然科学的来源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依赖于生产实践。他指出，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人的知识“主要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达到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121页。）“许多自然科学之所以称之为真理，……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132页。），在此他实际上指出了科学实验是科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对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他说：“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73—774页。）“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4页。）由此可知毛泽东认为自然科学是哲学的基础，而哲学则对自然科学提供方法论指导。而在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问题上，他指出了自然科学的无阶级性思想。“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4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可分性的直观猜测和哲学思考，则直接为东西方科学家指明了探索的思想方向。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朱洪元等“层子模型”理论的提出以及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格拉肖的将深层次物质命名为“毛粒子”的提议，既是对毛关于自然界更深层次的统一思想对于科研指导作用的肯定与印证，同时又是毛泽东思维的睿智精辟与高屋建瓴的具体体现。
与毛泽东系统的学院式读书生涯相对照，邓小平16岁便告别了传统学院式的读书生活，从而踏上其在实践中学习的革命生涯。同时，由于邓处于20世纪下半叶科技作用充分发挥的时代环境，因而决定了邓的以实际效用为重的科技观的形成。
邓小平非常重视科技的巨大实际效用与价值，尤其是其经济效用。他曾指出：“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等现代科技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第，84页。）“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第，83页。）进而邓又将科技的作用提高到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战略高度。从1975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科技是生产力”到1978年重申这一思想再到1988年在更深层次上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既说明了邓对于科技作用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表征了邓的科技效用观的巨大飞跃。
总之，就科技观的理论建树（理）而言，毛胜于邓；但就科技观的效用贯彻（用）而论，邓则长于毛。或者说，邓小平倡导了一种工具主义（强调效用）的科技观，而毛泽东则主张一种工具主义与科学主义（理用一体）相结合的科技观。
2、毛泽东倡导科技发展的自立主义， 邓小平崇尚科技发展的拿来主义。毛泽东、邓小平在科技发展问题上，都主张依靠本国科技力量为主，争取国外科技援助为辅的科技发展观。只是在侧重点上，毛侧重于科技发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立），而邓则更偏重于争取外援，引进创新（拿来）。
有着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的毛泽东，由于早年人生阅历的局限（终其一生未曾沐浴过欧风美雨），也由于当时封闭的国际环境的制约，更由于毛泽东本人认识上的片面，因此在科技发展问题上他更崇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立主义的科技发展观。他更多地强调依赖本国力量促进中国科技的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这既可以从毛主政期间出国留学生的派遣数量的相对不多以及苏联单方面取消对华援助后鼓励与支持本国科研力量研制“两弹一星”、自行设计制造重点建设工程（“万吨水压机”的研制与南京长江大桥的修建等）等政策与措施上得到印证，同时也可以从他关于外来科技、文化的有保留的引进态度中得到体现。“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胸襟与胆识，总体设计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并将改革与开放作为孕育中国现代化的双重动力。邓小平的开放观是一种面向世界、立足自身的全方位的开放观，不仅包含经济上的全面开放，而且也包括科技、文化上的全面开放。具体反映在科技发展上，邓则更偏重于扬弃式的“拿来主义”。这种“拿来主义”的科技发展观一方面表现为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如派遣出国留学生数量的增多，国外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增加以及中外科技团体互访的频繁等），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国外科技人才、科技设备的大胆引进上，同时也表现在邓的引进国外智力战略思想的系统提出上。可以说，邓小平的“拿来主义”科技发展的形成，一是其个人早年经历（留法）的独特折光；二是顺应当今世界科技交流日益频繁趋势的必然结果，再者也是缩短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差距的现实要求。
三、结论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科技观各具特色，但又不乏一致之处。概而言之，两者有着工具主义的科技功能观、对外开放的科技交流观、自由争鸣的科技环境观等诸多共通之处，但同时又表现出科技观上的以理论概括见长与以实际效用为重的不同侧重以及科技发展观上的“自立主义”与“拿来主义”的不同偏向等显著差异。应该说，毛泽东、邓小平科技观的共通与差异正是二人独特的人生经历、精神气质、领导风格、文化积淀及所处的全球科技大环境的综合折射与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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