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传播学的涅槃与再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网络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诞生，中国新闻教育在苏联的框架下开始起步，一晃走过了60多年；改革开放，西方传播学传进中国，一晃也走过30多年；如今全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机构据统计有1080个院系专业点，不可谓不庞大。但是，在今天我们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新闻传播教育与传媒业发展严重脱节，我们培养的人才在传媒发展的大潮中找不到感觉也找不到位置。 我们有必要对我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现实进行清醒的审视与反思，从低迷和困惑中抬头去探索未来前进的方向。网络时代，很多曾经辉煌的传统媒体都陷入了困惑，传播学也需要创新与突破，需要涅槃与重生。 一、传播学教育面临的困惑 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新媒体行业不断壮大，而新媒体中的领军人物和骨干没有多少人是由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传媒的学术研究离媒体前沿却越来越远；伴随着新媒体带来的冲击，传统媒体的骨干出现了辞职潮，传统媒体中的精英们要么跳槽、要么转行、要么创业；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当记者，将来还需要记者吗?传统媒体要转型却找不到方向，而学界的研究也提供不了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 60年前我国开始了新闻学的教育和研究，30年前我国引入了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在这里我们先把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单独拎出来进行考察和研究。 30年前进入我国的传播学现在已日臻成熟，然而尽管我们已经能够运用西方传播学一些很复杂精致的方法开展研究，做了很多量化分析，但很多研究成果只不过是印证了一些常识问题，并没有解决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传媒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新闻与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却在边缘化，这是为什么?诸多的困惑和危机感困扰着全国1080所新闻传播院系专业的教师们，而且这些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美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也同样面临着这种困惑。 美国加州大学的阿纳伯格传播学院是美国著名的传播学院之一，院长威尔逊教授(Ernest J.Wilson)是美国资深外交官和国际政治学家，担任院长6年。2014年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对传播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传播学学者应该学会传播》。① 威尔逊教授谈起美国传播学，给的评价并不高，他只给了这个学科一个勉强及格的“C-”。在威尔逊教授看来，整个时代已经步入了有信息技术驱动的后工业时代，传播学理应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学科，但却错失机会，美国的传播学在自己的圈子里面自娱自乐，已经逐渐被主流社会和学术界边缘化。 威尔逊教授发现，传播学的跨学科索引率很低，各行各业的人很少咨询传播学专家。传播学沦为了其他社会科学的衍生物，而不是其他社会科学的有力同盟。威尔逊教授指出，传播学应该做的是，确立并明确表达自己作为独立学科的核心内容，并有效地向外传播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 威尔逊教授说得非常透彻。传播学的发展近100年来，我们是应该清晰地确立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及其核心价值的时候了。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其独特的核心价值又在哪里? 二、传播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要回答上述的问题，需要我们回到原点，从传播学最核心的概念“传播”的理解出发，重新思考和重新界定。对于传播学的基础概念“传播”的解释有很多，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离不开用信息和媒介来解释传播，反之，解释信息和媒介时又都离不开传播的概念。比如，本文是这样来定义这几个基础概念的： 传播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群体之间，通过媒介和符号而进行信息互动的行为和现象。 信息是符号化的物质属性通过媒介在人与人之间的移动和分享。 媒介是信息传播的介质和载体，构成媒介的基本要素是：物质、技术、符号和人体。媒介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是信息传播的渠道。 这样看下来，传播、信息、媒介3个概念都指向同一件事，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其实，这3个概念是不可分离的，就像是一个魔方的3个侧面，实际上是一个整体，3种颜色混合交织在一起是常态，把3种颜色归原位是初始的抽象状态。 往深处去理解传播，我们会发现，传播作为人类的基本行为，是个结构化的过程，并且，随着传播行为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组织层次，会形成不同的传播形态、不同的传播范围和不同的传播过程结构，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等，都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而呈现不同的传播过程结构。 深入地去研究媒介，我们也会发现，媒介也分为很多层次和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媒介形态形成了不同的媒体业态。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媒介和界定媒介，我们是否可以分成媒介、媒体与传媒等3个层面的概念来理解媒介，对照英文中medium和media的区别，我们遵循中文翻译“信、达、雅”的原则，可以把媒介定义为信息传播的介质与载体；媒体则定义为媒介的复数形式，是指两种以上或者多种媒介组合在一起发挥传播效力的组织、机构或者平台；不同的媒介形态催生了不同的媒体业态。由于媒介、媒体、传媒的形态和业态的多样化，使得信息内容也形成了多元的、多样的形式。 当我们把传播、媒介与信息内容综合整体考察以后，我们会发现还需要一个更综合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既包含各种媒介又包含各种媒体，乃至包含各种内容形态，我们且把这个概念定义为“传媒”。传媒是个综合性概念，多种媒介形态与媒体业态交错并存，包括大众媒体、分众媒体和自媒体等。传媒与社会传播环境的互动从而形成一种传媒生态；从更广义上说，传媒是传播、媒介、信息内容与社会环境构成的社会信息系统。 传媒最大的特征是运动与变化，20世纪的传媒变化几乎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传媒已经成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新空间，人类社会的第五空间，继陆地、海洋、领空、太空之后的网络空间，这是一个人造的虚拟空间。当今传播学所有复杂的问题和理论更迭大多是由于这种传媒的变化而引发的。由此看来，传媒才应该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迄今为止的传播学研究却一直沉浸在受众和效果研究的泥沼中，翻来覆去地折腾不出来。而我们的新闻与传播教育体系的主要问题，则是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内容教育上，而我们始终没有理解的是：传媒就是内容，把握了传媒就会自动产出源源不断的内容。这一点麦克卢汉大师在50年前就说过，很多人就是不理解。面对当前信息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及传媒业的全球性变化，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体系和教学体系都需要重新做顶层设计，重新确立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和新的教育理念。 三、传播学的核心价值与理念 传播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把握传播发展的规律，让传媒发展、信息传播与服务、社会传播行为都能健康有序地发展，让传媒业发展和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正能量。而要实现这种价值就需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了谁的传播?”在这样一个大问题意识下，我们回顾一下过去100年的传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传播业还是传播学，很少有为人类利益和进步的传播。所以大众媒体经常成为批判的对象，大众传播学也被批判学派批判为行政学派的传播学。 今天，我们需要在传播学者和传播业界形成和确立一种新的共同理念，传播应该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动力。传播学要想达成这样的目标和价值，就要彻底跳出原来以传播效果研究为中心的窠臼，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因为原有的传播效果研究的模式，无论是从传播者的立场出发，还是从受众偏好或习惯的立场出发，都是狭隘和偏颇的，社会传播的主渠道不应该充斥着广告和低级庸俗的娱乐。这涉及我们看待传播与传媒的社会定位与社会功能的问题。 以往的传播学理论在传播的社会功能研究方面有很多理论积累和理论支持。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奠基者们在70年前提出的关于大众传播与传媒的社会功能的理论，至今仍然值得借鉴和参考。传播与传媒具有对社会环境变化的监视和提供信息服务的功能、对社会舆论的表达和协调功能、对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功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娱乐消遣的功能、为政府治理和政党执政提供沟通宣传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乃至直接作为一个社会支柱产业而发展的功能等。 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人民要幸福、世界要和平，所有的社会发展规划和制度设计应该在这样的大原则下展开。传播学的重新定位和社会传播体系的规划也应该在这样的大原则下展开。在我国的社会现实下，党和政府的声音和信息传播当然要保持主流地位，传播体系和社会体制应该相匹配才能保持稳定，当然社会变革期常常是传媒在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社会已经高度信息化，传媒只有传播真实有用的信息才能树立信任和品牌；人民有知情权和表达意见权，社会舆论要保持生态平衡，既要避免舆论操纵，也要防止由于舆论过于分裂而导致社会动荡，这是如何把握好社会传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功能的复杂科学；研究传播科学是对社会发展和维护稳定治理的大学问。 笔者认为，围绕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和核心价值，传播学的顶层建构应该主要从四大维度展开：分别是(1)传播理念；(2)传播行为；(3)传播媒介；(4)信息内容。 四、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突破 近30年来，我国的传播学基本上是对西方传播学的学习和引进，缺乏创新、缺乏融会贯通、缺乏东方智慧。中国传播学研究对美国传播学有太大的模仿和依赖。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邱新有曾指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过于强调接轨、国际化，移植或套用美国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而很少有新的构想和思路”②。 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借助于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的方法；社会学、心理学也在进行大众传播研究。控制研究借助政治学；内容研究借助新闻学、文学；受众研究借助心理学；效果研究借助社会学。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没有自己专属的研究对象，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那么这个学科独立存在的理由在哪里?传播学既要强调学科交叉，又必须形成本学科独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但是，目前在传播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创新上我们的认识还很有限。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对于传播学的研究，也应采用这两种基本方法。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界定和区分的关键是关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在传媒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是方法论的核心问题。 实证研究做出的是事实判断，表达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它包含了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因而需要和能够在经验上证实或证伪；规范研究做出的是价值判断，表达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它是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做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场取向。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和终极追求，还是要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当然，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的问题。未来的传播学研究，应从实证研究走向规范研究。 近年来，虽然在我国对传播学开展了不少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但能立得住的研究成果不多，大多数研究有些生搬硬套。有学者分析这些研究牵强附会的原因是：“中国经验复杂而庞大，基本上所有的现象都是多因多果，而且这些多因多果多未经过充分的定性研究。在这种前提下，许多研究却贸然进入技术性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因此，往往会由于对经验本身的把握不够，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同时，这些错误的结论又因为有数理模型和大量数据，貌似科学，实则更容易蒙蔽人”③。 传播学研究方法的难点在于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综合把握，这两者其实是不可分割的，生硬地分割开来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像中医之于西医。其实，西方传播学中能达到大师级的学者也都是两者综合运用的。美国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也并不成熟，甚至还不成体系，还处在发展之中。我们不仅要对西方传播学融会贯通，还应该破除迷信，创新突破，融合进东方智慧和中国思想。 人类的一切传播行为都基于人的感官系统和思维系统，传播学借用了很多复杂的心理学知识也难以清晰描述，而用佛经上的一句话则很简单，人的感官系统和思维系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谓的“六根”)。这就是一切传播的根，也是一切媒介的基，而一切信息形成的本则是“色、声、香、味、触、法”(所谓的“六尘”)，是基于六根而形成的意识和概念。笔者认为，这是东方智慧对传播本质的哲学阐释，要比西方传播学这方面的阐述深刻和高明很多。 五、传播学教育体系的建构 我们需要回望历史，审视现在，寻找未来。回望过去我们要搜寻的是，我们的学科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审视现在，我们必须清楚，学科知识体系内在的联系是什么?而我们要向未来寻找的是，学科的未来会往哪里去?隐含在这3个疑问中的道理是：学科发展内在和外在的动力何在? 面对新形势，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学科交叉是大势所趋，也是学科改革的动力所在。学科间交叉融合已经探索多年，信息科学与传播学的交叉，传播学与法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交叉是学科交叉的主流方向。 学科交叉的必要性几乎是不胜枚举。比如，从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叉融合来看，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大量的研究素材是来自于国际关系领域，比如说战争、领土纠纷、国际贸易问题等等；此外，国际关系研究的很多的数据和材料需要借助于媒体的报道和信息传递，对于同属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来讲，许多研究方法是可以互通的，也是两种互相补充的研究方法。概念的互用，往往有利于拓宽研究的视野，深化研究的内容。比如说，“议程设置”理论最早是传播学的理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中运用这一理论，最早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就提出了“议程设置”概念，随后的80年代，理查德·曼斯巴赫和约翰·瓦斯克斯提出要深入研究国际政治中的“议题”范式，指出全球政治变化的过程就是重大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议程设置理论”被广泛用于国际关系中关于国家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的研究④。 更重要的学科交叉发生在信息技术科学和传播学及传媒研究中间。媒介融合已涉及媒介的各个环节。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之下，传媒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媒介融合不但改变着新闻界，也在改变着新闻传播学的建设和发展。新闻传播学如果还依照媒体差异进行学科设置和规划，以媒介形态为学科划分标准的话，显然无法与传媒产业自身的发展相适应。因此，需要我们学界与业界一起探索新的二级学科定位和划分标准。 关于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自2009年以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放宽了对二级学科的管理，获得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和硕士授予权的高校可以自行设置二级学科。经过专家评审、国务学位委员会指定网站公示、授权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等环节即可。这样的管理方式给了各相关院校较大的自主权。但这也带来有的学校在二级学科设置上出现随意性过强、思路混乱的问题。 有学界的同行曾提出建议，“以现有的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本科教指委和社科委的专家队伍为依托，建立学科专家组或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对国内现有的新闻传播学科点进行规范和指导，让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章可循，通过各校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的规范性和内涵式发展，提升新闻传播学学科的总体水平和在学科门类中的话语权”⑤。 我们需要一种对传播学体系建构的顶层设计，改进传播教育的出发点是强化对学生的信息收集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的教育，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加强对学生的传播能力的训练与提升，这包括沟通能力、社交能力、运营能力、管理能力和把控传媒产业的能力。培养学生对多种媒介形态的操作能力和多种内容形态的创作能力。基于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我们提出来一个传播学教育的基本框架的构想。(如图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