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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浙江民企兴起的人文背景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浙江民企蓬勃发展。至今全省已有私营企业达３０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１６０万户，从业人员７００多万人，经济比重占全省近六成。与其他省相比，浙江省个体私营经济总销售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企业户数等五项指标均居首位。个私经济不仅撑起了浙江经济的半壁江山，而且追根溯源，它的发展与浙江的人文背景息息相关。
浙江人也是移民
春秋末期被吴国击败的越王勾践通过“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于公元前４７３年彻底打败不可一世的吴王阖闾，并且率部北上在今山东临沂建立了国土辽阔的新越国，导致大批越人离开故土成为山东人。
本来就人烟十分稀少的越国随着人口大量外迁便出现一时的人口真空，为外地移民入浙填充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历史上的两晋、两宋之交，元军南下都是外地人口大批入浙的高潮。其中随晋室南渡入浙居上虞的有陈郡阳夏（今河南淮阳）籍谢安，居绍兴的有琅琊郡（今山东临沂）籍的王羲之，随宋室南渡居衢州的有曲阜的孔子后裔，随元军入浙定居的更有不少中亚及阿拉伯地区的回族商人。
除了大批南渡入浙的移民以外，浙江各地还有不少被贬谪入浙的北方名士，如定居于今临海、三门一带的郑姓人士就是在安史之乱后被贬官到台州任司户的诗人郑虔的后裔。他是杜甫的好朋友，至今临海城内还建有郑广文祠，以纪念他对当地文化发展的贡献。
环境锤炼了浙江人
浙江省人多地少，目前有人口４６００多万，面积仅１０．１８万平方公里，而且“七山一水二分田”是一个缺少可耕地的资源小省。更兼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浙江一直处于海峡两岸对峙的前沿，国家安排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极少，百姓就业十分困难。这种特殊的环境迫使老百姓在注意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不得不注意着力开发蕴藏在自己头脑里的智力资源。
中国东南沿海每年都会遭受台风袭击，浙江与台湾、广东、福建３省一起忝列其中，而浙江遭受台风正面袭击，并常常登陆的是温州、台州、宁波（今舟山）三个地区，其登陆点也基本上固定在温州南部的平阳（今苍南）、台州的温岭、宁波的象山。届时，海浪涛天，暴雨如注，风雨过处摧枯拉朽，生命财产顿时化为乌有，这种年复一年的厄运锤炼了浙江沿海居民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历史的进步是恶的结果
浙江的民企有两种来源，一是原生形态的个体私营企业，二是改制衍生而成的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如乐清正泰、德力西是原生形态的个体私营企业，宁波的雅戈尔、罗蒙是改制的乡镇企业，杉杉是改制的县属大集体企业，娃哈哈是改制的校办企业，青春宝是改制的地方国营企业，等等。
由于原生形态的民营企业，要靠自己积累资本，便难免产生一些不择手段的不端行为。在浙江省最为典型的便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的假冒伪劣泛滥，诸如温州的劣质皮鞋、瑞安的假商标、苍南的假药材、乐清的伪劣电器、玉环的假鱼粉、温岭的伪劣水泵和鼓风机、黄岩的劣质电线、天台的劣质尼龙袜、仙居的伪劣密封圈、永康的伪劣衡器、金华的伪劣寿生酒……浙江大地可谓遍地有假，举不胜举。
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乐清柳市的假冒伪劣低压电器。自１９９０年８月开始，在各方面的领导和当地群众的配合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处打击制造销售无证、伪劣低压电器产品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共查封１２６０家经销低压电器的门市部，吊销３５９家低压电器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查处了３０００多件违法犯罪案件，查扣５万多箱无证、伪劣低压电器产品，价值达６００多万元。
为了保护合法经营，政府决定花费年租金２０万元租用柳市供销社新建的商业大楼建立电器城，集中散布在各乡、镇、街道的８００多户销售企业进入电器城亮证合法经营。电器城在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等部门组成的市场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管理监督下，低压电器产品销售环节进入了有序经营的状态，逐步显现出了一派兴旺景象。
而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工业生产却出现了负增长，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在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主要问题是由于在当时政策环境和资本条件下，个私企业无法集中征地造房和建立质量检验机构，导致企业无能力具备合格的生产场地和产品检验条件。
针对这一问题，县财政投入５００万元资金，建成了５幢１５０００多平方米的标准厂房。租赁给从７００多家电器生产企业中筛选出来、具有一定规模的３０家持证龙头企业。有了标准厂房，这３０家企业又自筹资金１０００多万元，购进先进的生产流水线等设备，从而使生产具备了更新换代、加速发展的集约化条件。
由于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３０家企业总产值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０００多万元增加到１９９３年的３亿元，２年里翻了４番，并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正泰、德力西等企业集团和一批明星企业。
此后几年，县财政又配合银行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低压电器企业的技术改造，截止１９９３年底，１３１家企业领到了４２６个生产许可证，领证绝对数居全国各县（市）的榜首，产品合格率达到８６．７６％，高出全国平均合格率１０．２个百分点，低压电器出口从１９９０年的零增加到１９９３年的１亿元。
柳市终于重新崛起，成为我国合格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柳市镇的财政收入亦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０００万元，猛增至１９９７年的１．５４亿元，增长１４．４倍。１９９７年低压电器产品外贸出口收购额达到了２．４亿元人民币（约合３０００万美元），居全国乡镇外贸出口的前列。
寓有为于无为之中
回顾浙江民企发展的曲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地领导力量最为薄弱的时期和计划经济控制力最为薄弱的地区发展得最快，如全省著名的市场几乎都萌发在这一时期的城镇和乡村，可以说没有一个市场从浙江大中城市的市中心发展起来的先例。
仍以市场为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浙江慈溪白沙和绍兴柯桥同时产生了两个旗鼓相当的轻纺市场。由于绍兴县未加打击任其发展，后来成长为全国性的市场，白沙则在当地政府“有效治理”下没有进一步成长。原黄岩县路桥镇兴旺的交易市场一部分则来自相邻的温岭县泽国镇，由于泽国镇交易环境不宽松，导致个私经济难以生存，才迫使他们迁至路桥，然后逐步成长为今日的规模。可见，政府的“有为”常常会产生民企的“无为”，而政府的“无为”反而会产生民企“有为”的卓著成效。
人文差异对民企聚散的影响
浙江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其人文背景对民企聚散影响很大。例如温州人僻居浙南山区，很少受到外来武装的侵扰，久而久之形成了重视亲缘聚散而轻地缘远近之习俗。义乌人居浙中丘陵之交通要道，历史上的任何战乱都会危及其生存的土地，惟有牢牢扎根才有继续立足之可能，所以义乌人比温州人更重地缘。
正因为义乌人有重地缘的文化背景，即使外出发展亦将根留在义乌。这就使得义乌市场越办越大，而只重亲缘轻地缘的温州人为追求利润不惜离乡背井移师北上，加入了义乌的市场行列，成为市场中的主要商帮。
解析浙江民营企业家的经商理念
慧眼识商机
浙江的经济是民营经济，是普通老百姓创造了这一奇迹，这个奇迹源于浙江人独有的经济慧眼。在浙江，这双慧眼无所不在。
有人这样形容浙江人对商业的敏锐：“他们的头发是空心的，是一根根天线，随时随地探听着天南海北的各种需求，这需求将变成他们银行的存款。”浙江省记协的章旦讲述了他的亲眼所见，温州的一个小老板是他的朋友，有一天来看他，到了办公室就翻报纸，翻的是《中国新闻出版报》。当时章旦笑问，这里也有生意？果不其然，这位老板忽然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你认识人吧？章旦说，有事吗？老板指着报上的一则消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要更换全国的记者证（即现在使用的２００３版新记者证）——这就是生意。浙江人那种善于从小商品中发现大商机，从小生意中发掘大生意的敏锐，的确给人不少启迪。
浙江企业家“每根头发都是天线”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而是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在市场大潮中不断锤炼出来的。浙江４６００万人中有１０００万人在外面跑业务，温州有５０多万人在国外跑信息做生意，２００多万人在国内跑市场，另外１００万人在当地搞生产加工，而每年浙江在接纳３００万打工者的同时，又有３００万人去全国各地当老板。这么多人走出去，形成了浙江遍布全球的信息网络，最终形成“千家万户办企业、千辛万苦搞经营、千山万水闯市场、千方百计创新业”的“浙江模式”的创业理念。
敢为天下先
浙江人的经商意识缘于他们的血缘。有专家认为，浙江的快速发展，其深层原因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发展的有机结合。早在南宋，温州一带就出现了大量的个体工商户。“水嘉学派”源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事功之学”原理论，提倡重实效、家商交重、义利并举。这种“文化基因”，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度被封冻，但在改革开放后就如遇雨露阳光，又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今天“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因素构成了人的发展因素。同时，传统又融于血液，它使浙江人的敏锐绝不限于发现现有商机，而是演变成一种勇气，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万向集团坐落于美丽富饶的杭州市萧山区，始创于１９６９年，以生产汽车零部件为主，现有总资产６０多亿元，下属３２家经济实体。跟随鲁冠球２０多年的万向董事局主席助理莫晓平说：“鲁冠球之所以能持续那么多年的成功，主要是两条：第一，他常说做人不能没有梦想。有了抱负，人生才有动力。因此无论他是处于艰难，还是赢得成功，都不会放弃梦想。第二，他每次都比人家先走了一步。先走一步就能喝到第一口水，大家都知道的就不是优势了。１９８３年，鲁冠球搞承包制，当时敢这么做的人还很少。鲁冠球做了。１９８４年又开始搞股份制。１９８８年鲁冠球以１５００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万向节厂股权——这就是著名“花钱买不管”。人家想做而不敢做的，他抢在头里做了。”
说起义乌，不能不提“浪莎”袜业集团的董事长翁荣金。遥想当年，他和两个兄弟在义乌摆袜摊。那时候的义乌，“漫山遍野”是袜子，因为这买卖本小利大，容易赚钱。但翁氏三兄弟把卖袜子的过程，变成了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市场销售网络的过程。没多久翁荣金开办了自己的袜厂，这个销售网络让他们的工厂飞一般长大。１９９５年厂里只有１００台意大利的进口袜机。１９９６年就已经有了３００台袜机。如今“浪莎”拥有近２０００台袜机，年产袜子２亿双，全国平均每６到１０人中就有一个人穿“浪莎”系列产品。翁荣金当年的一位老同行叹道：“当时没有人想过这么干，反正卖广东的袜子已足够奔‘小康’了。有的人即使想了也没敢真这么做，谁愿意担风险呢？他却看得比我们都远，一早悄悄动手，现在我们再想干已经太晚了。”
如果敏锐不能成就大事业，那它充其量只能算是小聪明，但浙江人让这种敏锐成为大智慧成就大事业。
大气走四方
温州市政府一位负责同志说，温州人做生意，投资的赢利模式与众不同，他们注重多赢。与人合作，他们首先问对方是否有钱赚，对方有钱赚，自己肯定有钱赚。至于对方赚得多，自己赚得少，无所谓。因此，他们具备投资的长远目光：赚大钱大干，赚小钱也大干，短期没钱赚，长期有钱还大干。
由此而言，浙江人做生意，不仅敏锐而且大气，从不计较眼前的得失。浙江经济的特色是集群经济、块状经济，往往小小的一个地方，却有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生产差不多产品的企业，但却很少听说他们之间相互拆台。他们有一种宽容的心态。温州的服装企业有２０００余家，却能有机地组成温州服装业的“联合舰队”，在各自不同的领域谋求发展，若没有宽容之心是不可想象的。
吃得苦中苦
敏锐的触角与敢为人先，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一面，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优秀品质，都经历了一番历练，在“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艰难困苦中，成就了一个个昂然而起的民企英雄。
关于温州人，有一句话能概括他们创业、守业经历：“当当老板，睡睡地板”。此话有三解，其一，老板是从睡地板开始的；其二，边当老板边睡地板；其三，当了老板，还睡地板。其实，这说的绝不仅仅是温州人，几乎所有成就今天事业的浙江民营企业家都有着相同的经历。
“浪莎”的翁荣金兄弟，１９８６年新疆做生平第一桩生意——贩买义乌的人工小饰品，他们在拥挤的火车上站了四天四夜。翁荣金回忆说，那四天四夜漫长得仿佛是人的一生。到站的时候，兄弟俩的腿已肿得不能走路了。后来他又和兄弟们一起摆袜摊，每天吃两顿盒饭，睡三四个小时，这是中国“袜王”曾经有过的经历。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传化集团的总裁徐冠巨靠卖肥皂起家。那时，他和父亲徐传化每天把成箱的涂体皂装上三轮车，走街串巷四处叫卖。徐冠巨至今还念念不忘那些粗糙品质的肥皂，是它们将自己引上了经商之路。
这就是浙江人睡“地板”、当老板的过程。即使后来他们最终做了老板，身价百倍时，他们依然离不开“地板”。——温州有个著名的“阿外”楼。“阿外”在温州方言中是得陋之意。如今，这个曾经简陋的小吃店，已经发展成拥有四家连锁酒楼的大企业。有人问其经营者的成功秘诀。他的回答是：“每天早上四点起来买菜，那时的菜最便宜。”一直到今天，这位老板还是每天早四点起来买菜。
充电无止境
在浙江民企考察，有一点我们感受特别深，就是每到一个企业，基本上我们都能得到一份特别完备的企业资料，包含了从企业的发展历程到产品介绍。还有就是他们自己办的报纸或杂志，不仅精美，而且颇有水准。在“万向”和“正泰”，我们还意外地得到了两本著作，一本是《鲁冠球集》，另一本是《速写正泰》。翻看这些文集，企业家的孜孜以求跃然纸上。
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莫晓平介绍了几个细节：鲁冠球是农民出生，文化程度不高，但他所知道的东西却很多，而且对市场信息的触觉敏锐。原因就是鲁冠球的一生都在不停地给自己“充电”。鲁冠球很忙，平时没有星期天，甚至连大年三十都在工作。但他却坚持每天抽出时间来看书看报。平时下班回家闭门不出，不会客不吃请，坚持每天晚上学习４小时以上。另外他还有个特点，出门笔记本时刻不离身。看到好的、有用的信息，他就立刻记在笔记本上。
正因为如此，鲁冠球被称为企业思想家。鲁冠球在企业界的贡献，不仅仅有许多首创的实践，更有不少理论贡献。早在１９８４年，鲁冠球即要实行股份制，并拟定了以存量资产界定为特征的股份制方案，这一方案后因大环境的原因而未实施，但其设想与１９９４年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精神一致——鲁冠球的设想整整提前了１０年。
股份制改革只是其中一个例子。３０年来，从“利益共同体”到“两袋投入”，从“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样跳”到“花钱买不管”直至“从不得了到了不得”，每一个阶段，都能听到鲁冠球的声音。他的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和做法，因为一再被实践所检验，不知不觉中成了潮流的领导者。作为企业家，鲁冠球至今还保持着一项令同行难以逾越的记录：已发表上百篇学术论文，其中６篇刊登在《求是》杂志上，８篇在全国大型学术评比中获奖；他的研究课题，几乎涉及企业和农村改革的所有方面。
鲁冠球认为要做一个好的企业家难，要做一个即有成功实践又能进行理论概括的企业家更难。在摸索阶段，从经验到理论的上升非常重要。因此，鲁冠球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他曾到浙江大学管理系当过旁听生。不经意间，一直被视为农民企业家的鲁冠球有了知识分子的气质和修养。
鲁冠球是学有所成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个缩影，浙江许多民营企业家对知识的渴求要远远大于他们对金钱的欲望。
浙江海门市委曾在中央党校争取到为本市私营业主举办一期经济理论培训班。消息一经传出，报名者几乎挤破门槛。海门三星镇的一位老板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人还在南非，一个长途打过来，让家人赶紧给自己报名，随后放下南非的生意，直飞北京参加当期培训。
拼抢速度快
一年春节，一位温州华侨从美国给家里打电话：“据美国警察总署消息，美国警察要换服装，３４万人，需要６８万副标章，每人两套就是１３０多万副。你们可不可以做？”两个温州个体心急火燎地直奔美国，向美国警察总署长阐述意向。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做出一流标章，两个温州老板不温不火地说：“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请你们派两位专员到中国去看一看，费用我们全包”也许美国人有“不去，白不去”想法，两位警察署专员来到温州。在温州工厂中，工人当场表演了从投料到成品只需３５分钟的过程。几天后美国人带着１００副样品回去，美国警察总署的头头一看，价格只是美国军工厂的１／２不到，而且不需要订金，６８万元的买卖立刻成交。温州人如法炮制，又做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标章的生意。
温州老板胆大心细，无孔不入，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生意机会，而他们抢占市场的速度也确实是令人称奇的，往往是头一天打听到某个商机，第二天就能拿到订单。“抢”字点明了温州老板做生意的一大特点。全国著名白酒茅台、五粮夜的包装和商标几乎全是由温州老板制作的。他们是这么抢生意的：先带两个工艺美术师到酒厂免费为酒厂设计两套包装，满意就订货，不满意就走人。第二次仍是这样，只须电话吩咐就可发货，如果酒厂资金周转困难，可以拖欠到底。这么优厚的条件，这么低的价格，难怪温州老板垄断全国白酒包装市场。
融资方式特
温州老板做生意很少从银行贷款，他们有自己的融资门道。
一是朋友互助。温州老板老乡观念很强，极富互助精神，无论走到哪里，如鸟叫的吴侬软语就把身处异乡的温州人的感情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去法国巴黎“淘金”的温州老板，请老乡朋友集资十分容易。一说集资，一人出一两万，上百人的都掏钱，几十万、一百万的资金就有了。借钱是无息的，实在生意做砸了，还不了钱，大家也就作罢，但大多数都能利用这笔钱起家，站稳脚跟。
二是赊货变现。温州有一绝：卖人参。全国的参茸市场不在东北，反而在万里之遥的温州。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同样等级的人参，东北供货价格是２０００元／公斤，而在温州却只卖１９００元／公斤，旁观者傻了，明摆的赔本买卖，温州人是图热闹，还是图好看？而这样一来，由于价格原因：东北没有形成参茸市场，却在浙江温州形成全国专业市场，奥妙何在？温州老板做参茸生意，一般第一次订货，开口１０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关系熟了后，先付２０％－３０％，卖掉货后再交钱；关系铁了后，往往不交订金，来年再付，东北老板觉得铁哥们迟一年无所谓，拿到的是１００％供货价，反正在温州货销得好。温州老板可不这么看，他们眼中的人参不是货而是现金。一般接到人参后，迅速在市场上出售，甚至低于进货价，变现后的资金一年可以做三六回其他生意——如用于非常抢手的白酒包装生意。这样到年底人参生意虽然亏了，其它买卖就赚了不少钱，盈亏相抵，利润颇丰。这样温州老板既抢到了白酒包装生意，又可低价营造全国参茸市场，有了一个货源不断的民间银行。用这种巧妙的融资方式来增加流动资金，再将其投入到赚钱的地方，温州老板盘活商业资源的手法真可谓绝了。
现代家族制
浙江省计委的张国云研究员认为，浙江的民企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必须依靠家族制。一是因为贴心，二是因为大家可以同甘共苦。在民企最初的创业阶段，家庭能使企业获得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现在，浙江一些发展得比较好、比较壮大的民企已经进入二次创业阶段，这是一个向现代家庭制过渡的时期。他提到台州的吉利汽车，当初也是两兄弟伙办的，企业壮大后，两兄弟却分道扬镳。一个继续在台州生产，一个到了宁波。虽然同是吉利，但兄弟的关系变成了既合作又竞争。如今，企业再度壮大，他们分久必合又走到一起，为的是企业更好地发展。同时，企业的高层也相应做出了一些调整，从上海等地引进现代企业的管理者。所以，他认为，家族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也走的是整合之路，大量引进外来管理人才，将企业提升为现代家族制。关于现代家族制的概念，我们或许可以从红蜻蜒鞋业有限公司钱金波的用人思路上获取一个印证。红蜻蜒的营销网络坚持２∶８的人才比例原则，２０％亲缘关系，８０％社会招聘的人在还没有完全融入企业文化之前，涉及经济利益时往往会出差错，而２０％来自血缘、亲缘和地缘的力量起平衡作用。他认为这是典型的温州做法。
其实，这表明的是民企在走向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面临的困惑。“浪莎”的翁荣金就对我们讲述着他的担忧，对企业经理人，我们国家目前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行为制约。在国外，一个企业的总管出走，他这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再从事相同或者相关的行业。但在我们国家不行，一个职业经理，带着企业的技术、经验出走，他会很快另立门，将原来的企业“掏空”、打倒。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制似乎更可靠。
揭开浙江富豪问题少的面纱
网尽天下富豪的《福布斯》杂志做梦也没有想到，其推出的“中国大陆富豪榜”居然会被人称作“囚徒榜”。这实在是《福布斯》的笑话，也是中国富豪的笑话！然而，恐怕没有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能笑得起来。
当一个个富豪翻船、出事、栽进监狱时，学者们开始使用“转轨富豪”和“问题富豪”这样的概念来给中国过去２０多年中出现的富豪定位。
无独有偶，作为内地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浙江民营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指标，均居全国第一。有关统计资料表明，浙江民营企业已经占全省经济比重的近七成，全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中，１８８家是浙江企业。但奇怪的是，浙江富翁最多，民营老板分布最密集。为什么不见问题富豪现象呢？是暂时的偶然，还是浙江富豪的确少有问题呢？其实，深入了解浙江老板的发家过程与特征，就会明白其中原由。
浙江民企为何没出现“问题富豪”的道道
行业环境：致力于制造业
浙江民企大多靠的是踏踏实实地发展制造业等迅速发展的。据浙江省经贸委综合处处长邹成祥介绍，２００３年上半年，浙江省５００万元以上的制造业投资为６１９．４亿元，其中民资占据２／３以上。这与《福布斯》列出的２００２年中国十大首富大不一样，在该富豪榜的中国十大首富中７人是纯粹的房地产大亨。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７日，浙江省工商局公布了２００２年度浙江省百强非公（民营）企业名单，百强民企的入围“门槛”为年销售额７．１９亿元。万向集团以年销售额１１８亿元勇拔头筹，与横店集团等９家民营企业同居前１０强。这次公布的民营企业百强，以制造业占主导，绝大多数企业以化工、机械、纺织等为主业，只有少数几家涉及到建筑和容易产生“问题富豪”的房产行业。
浙江民企不但大多以制造业为主，而且以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居多。传统的制造业要求企业实打实地起家，脚踏实地地发展壮大。并且在资本要求上不高，启动资金不大，发展过程中资金流动周期快，所需资本量要求不大，企业收效快。这导致民营企业家无需冒较大的风险搞非法集资或进行拆东墙补西墙的非法借贷。
低调实在 善于积累
浙江企业家靠制造业等发展起来，他们很重视自己的成果。与广东企业家相比，则更多靠来料加工，基本上是按照人家的路子来发展，在创业的几年里，几乎不愁市场，所以和浙江的现象不一样。浙江企业家赚的是辛苦钱，他们每一分钱都赚得不容易。如果赚钱容易就会导致人的惰性和投机心理。浙江的许多民营企业家不管赚到多少钱，都会不断想办法继续创业。一些地方的民营企业家成功之后，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要不就是用国外的身份回来投资，市场的投机性比较大。浙江人是从很小的商品开始做，做钮扣，做五金，做袜子，钱是一分分地赚，并且从小做到大，坚持不懈，踏实实在。
经济学家常把浙江民营经济比喻为“草根”经济，“一有土壤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不少学者破解浙商的致富经验是：没有靠山，没有银行贷款，全靠白手起家，再加上一些优秀品质，比如节俭、勤劳、精于算计等等。浙江老板不但肯吃苦，踏实能干，而且浙江老板与富豪一向都很低调，不事张扬。绍兴民企浙江玻璃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在香港成功募集资金５亿港币，成为第一家发行Ｈ股的内地民营企业。对这一极具新闻性的事件，其老板冯光成从来没有在媒体作主动性的宣传。目前，绍兴已不声不响地成为浙江省和全国拥有民营上市公司最多的地区。浙江民企这种低调，与全国其它地区民企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使得人们更关注浙江民企的整体，而不是个别的老板与富豪。使民企有充裕的精力专注于发展实业，而无外界过多的宣传与造势的干扰，当然有利于浙江老板沉下去踏踏实实地做实业。
商会健全 自律较强
在浙江本地尤其是在温州，商会（行业协会）是最有活力和权威的民间组织。包括服装商会、烟具协会、眼镜商会、五金商会、合成革商会在内，仅温州现在就有１３０多个商会和行业协会。同时，全国乃至海外各地经商办厂的３００多万浙商也在全国各个省份以及大中城市，建立了无数个商会。商会组织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行业自律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浙江商会主要承担了行业自律。维权、组展、服务、协调、管理等六大方面的任务。如积极组织、引导会员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努力开展参政议政，加强行业自我管理。在企业利益维权，调解经济纠纷；带领企业走外向型、规模化之路，利用商会发挥各行业整体优势，创造产品品牌；协助政府抓好税收、保护税源；加强企业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浙江商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五自”方针得到充分体现。
商会组织的出现与壮大，使得浙江民企的发展在商会的监督与自律下，走上了有序而健康的发展道路。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认为，浙江的商会与行业协会发展得不错，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自律作用。尤其在企业的诚信方面，商会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浙江商会功能巨大，来自于商会健全的组织。如山西浙江商会就设有温州工作委员会、会员部、项目部、维权部等机构，共制定了《山西省浙江商会章程》共八章４８条。
自有资本充裕
据央行测算，“十五”期间，浙江拥有民间资本８３００亿，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７０００多亿民资进入了各个投资领域，居全国之首。浙江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蓄水池”。民资的充裕使得浙江民企尤其是富豪无需冒着风险，搞非法集资或进行拆东墙补西墙的非法借贷。并且，在浙江许多以传统行业起家的民营企业家在经营上还相当保守，其中的一个表现是他们的企业负债率较低，如胡成中的德力西集团，２００２年销售额７０．５６亿元，却只有约１亿元的负债。
同时，浙江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也有自己独特的融资渠道。如在温州，当温州人不能从银行里贷款时，他们的融资方式既古老又实用，这就是流传千年的“民间集会”。如果你急需一笔钱，可以出面邀会，请友人、亲戚、朋友参加，讲明你用钱的理由，这种邀会取得资金的方式称“干会”，没有利息，完全是一种互助。还有一种“活会”，以招标的方式确定当月谁拿回入会款和有关利息，直到所有的会员都拿回自己的钱和利息为止。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把不少温州人推上了老板的位置，也正是这种方式构筑了温州商人以亲戚、朋友、老乡形成的生存网络。而大家皆为老板，更给这网络增添了活力，邀会也就更加方便了。从本质上说这种邀会实际上是将浙江充裕的存量资金变成流量资本，提高了资金利用率。使资本缺量在老板间得以调剂与满足。这样使民企无须因缺乏资金而铤而走险，搞非法贷款。
浙江民企富豪的“变身”轨迹
英雄莫问出处
在一份浙江省工商局统计的“浙江非公有企业１００强”的名单上，在按上年销售额排名的前１０位民营企业的老板中，他们创业之前的身份显得相当“寒酸”，这里列举其中８位：鲁冠球，打铁匠；徐文龙，农民；南存辉，修鞋匠；胡成中，裁缝；楼忠福，建筑工人；李如成，农民；郑坚江，汽车修理工；汪力成，丝厂临时工。
从遥远的乡村穷小子或者偏僻小镇的工人，到今天城市里的富豪，这种悬殊身份的嬗变，经常在引诱至今依旧是“布衣”普通人探索关于致富奥秘的兴趣。
富豪们的共性
以上面８位企业家作为例子，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发财的共性：
没有靠山，全靠自己白手起家。８人做的都是制造业，而且都是传统行业。
农民或者工人具备的一些优秀品质也有很好的反映，比如节俭，勤劳，精于算计等等。
宏观面上的一些要素也提供了很多的实质性的支持：他们大多发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刚赶上国有企业逐渐转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转轨期隐含了很多巨大的机遇，抓住的人，就成了今天的富豪，抓不住的人，到今天还是普通人。
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内在的更为本质性的东西主导了他们的发财轨迹？
也许，我们可以试着从他们不断变换的身份中读到其中的财富密码。
我们以鲁冠球为例，来看看到目前为止鲁的身份演进过程：农民——打铁匠——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负责人。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９年承包了当时已更名为万向节厂的萧山公社宁围农机修配厂；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９年以１５００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万向节厂股权；１９８８年创建万向集团公司（１９９０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四位，总资产５．７亿美元（２０００年度）。
一个农民成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的老板，花了２０多年的时间，这个过程浓缩了一个农民的奋斗史。相似的经历在其他７位老板身上也有体现。
踏准节拍是关键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身份不断变化，但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却贯穿至今——掌握稀缺资源的能力。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稀缺资源的内涵是不同的。
从事制造业的创业者，在白手起家的时候，有两件要素必不可少：技术资源和市场销售能力。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创业者对于这两件稀缺资源的掌握能力十分强劲，先来看技术这个稀缺要素：如今看来即使是最为粗糙原始的制造技术，在当时却很可能是宝贵的稀缺技术。事实证明，当地的传统工艺往往成为当时最为宝贵的技术资本，因为当时的工业品制造的关键在于民营企业仿制能力的高超。
比如永康民间传统的打铁工艺，使永康人在进入五金行业时，拥有远比别的地区更为宝贵的技术人才；相似的情况还有：奉帮裁缝和当今宁波服装的辉煌一脉相承；杭州、宁波的机械工业基础和今天两地汽配行业的辉煌有很大的关联。
而温州老板、义乌商人显然在掌握市场营销能力上十分出色。无论是修鞋匠南存辉还是裁缝胡成中，在补鞋匠走南闯北的时候，累积了两件今后弥足珍贵的东西：熟悉了全国各地的民情，造就了坚韧实干的性格。这也为以后在全国铺设销售渠道打下了基础。而在全国游荡的经历往往为他们发现商机创造了必要条件，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当时国内五金电器市场供不应求，聪明能干的温州柳市人找到了商机。他们将国营企业弃置不用的机器低价买来，拆卸清洗，再将有用的零件卖给企业，这样简单地一转手，赚回了大把的钞票。后来，头脑灵活的柳市人干脆自己开始生产这些零部件。闻名天下的柳市电器就这样诞生了。
很明显，技术资源。潜在市场网络的形成，还有清晰的私有产权体制，这些在当时极其稀缺的资源掌握在具有艰苦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手里，财富之门就打开了。
浙江的民营企业攫取第一桶金后，掌握了更为稀缺的资源——先发优势，它包括了比别的地区企业更多的资金、技术、产能，以及更多的软性元素：对市场的理解，对企业的管理能力等等。
在今天，资本已经不成为稀缺资源。从农民或者工厂临时工变身过来的浙江企业家现在拥有的稀缺资源，已变成了企业家和企业的社会美誉度、企业掌握的知名商标、销售网络的竞争力、企业家的战略眼光等等。
因此，如何在当时的条件下掌握稀缺资源，可能是贯穿于浙江富豪的“变身”轨迹的一条主线。
国民应向浙江商人学什么
浙江民企何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业绩？他们的五种精神值得大书特书。
闯荡精神。若干年前民间就流传一句话，说“全国各地３个上门推销商中，必定有一个是浙江人”。改革开放之初，“跑单帮”似地背着大包走南闯北上门推销，说得难听一点，不啻于“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忍受多少白眼揶揄不说，光说在举目无亲的环境下起早贪黑、赶车问路之苦就非常人难以承受。而浙江人正是借以这股艰苦创业的闯荡精神，先人一拍完成了原始积累，闯出了天下，闯出了名闻全国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宁波服装城、绍兴轻纺城、永嘉电器城、温州小商品市场等等。在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市场经济一日千里的今天，不少地方国人却依然画地为牢，足不出户，缺少走出“一亩二分地”闯荡世界的吃苦劲头和冒险精神。不客气地说，保守僵化正是一些国人难以脱贫致富的穷根之一。
创业精神。“浙江精神”内涵丰富，全民创业、自主创业堪称为核心内涵。杭州的传化集团从一口水缸起家，用１６年时间发展成集精细化工、日用化工、高科技农业、和物流商贸四大核心产业的现代企业集团，万向集团以“奋斗十年添个零”为目标实现日创利润每１０年增长１０倍，宁波的波导集团１０年后由现在销售百亿元改为百亿美元……在浙江，如是类似天方夜谈的创业奇迹可谓信手拈来，举不胜举。毋庸讳言，不少地方国人的创业热情、豪情、激情是无法与浙江人比肩的。可以说，在ＷＴＯ冲击和改革改组改制必然带来下岗失业增加，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势下，对少数至今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国人而言，接受“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求人不如求己”的价值理念，自觉创业，自主创业，不仅是浙江人先声夺人留下的昭示，更是个人求生存、谋发展的当务之急和必然取向。
思变精神。以变应变，因势而为，无为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说是浙江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宝贵经验。无论是雅戈尔、正泰集团历经数次改制改革，国有资本重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不断制度创新，还是小商品市场由“造假”、到“打假”，由“无商不奸”到“诚信经营”，无不体现浙江人把握时势、以变应变的核心理念和作为。当浙江人通过“否定之否定”实现“第二次飞跃”，亮出“诚信浙江”名片时，有些地方的“李鬼”们却正在暗中作祟疯狂造假赚昧心钱。相形之下，比起浙江人的应变思维，一些国人则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不少地区国人同样拥有享誉全国的地方品牌，之所以难以将蛋糕做大，甚至呈现日见式微、穷途末路的颓势，经营者对市场变化应变迟钝、应对不力不能不说是重要导因之一。
包容精神。浙江人在“走出去”掏外地人腰包的同时，千方百计将外人“请进来”掏自家人腰包，践行了“三家挣钱五家用”的朴素理念和“取之社会，反哺社会”的金科玉律。他们不仅激活本地民资，还慷慨地全方位对外开放，舍得把有赚头的项目向外地资本开放，把回报丰厚的项目拿出来招商引资，与其说这是气魄和包容，毋宁说这是欲取先予、因小得大的大智若愚。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地方国人排外心理严重，他们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视外地人为异类异己。殊不知，世界已进“地球村”时代，这些人实在应该学学浙江人的包容，摒弃孤芳自赏、惟我独尊的狭隘小气，像对待家人一样，平视、尊重、礼贤外人。
人本精神。浙江人民以劳动为本，干部以务实为本，政府以服务为本，充分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事实证明，浙江的发展源于“发展以富民为先”的理念，源于“富民以创业为先”的内力，源于“创业以环境为先”的举措。可见，全民创业、富民强市须臾离不开以人为本。没有民富哪来市强？没有创业哪来民富？没地环境哪来创业？没有人本哪来环境？因此，无论何地，要想形成“想创业、敢创业、会创业”的浓烈社会氛围，尚仰仗于这些地方的“人民公仆”们的真正人本化行政、人文化建设、人性化服务，一言以蔽之，像浙江官员那样亲民、爱民、为民。
有胆有识、理智守法的浙商
保育钧（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浙江民企是靠双手一点一滴把财富攒起来的。
将广东民企与浙江民企作比较起来，浙江民企是靠双手一点一滴把财富攒起来的。浙江企业家赚的是辛苦钱，他们每一分钱都赚得不容易，并且他们不管赚到多少钱，都会不断想办法继续创业。浙江人是从很小的商品开始做，做小商品，做鞋子，做钮扣，做五金，做袜子，钱是一厘厘地赚，人家不愿干的，浙江人干，并且从小做到大，坚持不懈，踏踏实实。
施祖祥（香港贸易发展局总裁）：浙江民营企业新一轮合作的带动者。
经过２０年的发展，浙江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已经建立了雄厚的基础。对于现在的浙江民企来说，单纯的资金投入，已不能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他们需要的是更高层次的软件支援，包括品牌发展、现代化管理、高效率的金融资本运作、精确的物流配送管理，以及建立全球的商贸管理。
王忠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主任）：经营美丽是利润的源泉，
中国的企业还不懂得经营美丽，浙江的民营企业作为时代的弄潮儿，要从初级走向高级，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就要经营美丽，创立好品牌。经营美丽是利润的源泉。就要告别粗糙、粗放、粗陋，追求高性能、高品质。
何茂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法律室主任）：浙江民企在反倾销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加入ＷＴＯ以后，民营企业遇到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反倾销”和“知识产权”。其实民营企业遇到这些问题时根本不用害怕，企业是在反倾销的过程中不断地成长起来的。ＷＴＯ更多的是推广技术和贸易，民营企业不要因此而被束缚，而是要利用这些规则走出去。对于知识产权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利用别人知识产权的界限在哪里。
浙江民企可以用试探的心态走出去，而不要把贸易壁垒想象得过于严重，事实上，浙江在反倾销上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浙企外迁现象引人关注
浙企外迁背景
大量媒体报道显示，浙江企业开始大举迁往上海等地。尤其是宁波，有人甚至把上海比做宁波企业的第二个根据地。
有媒体统计整体迁往上海的宁波企业为４０家左右，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规模较大，其中年销售额在十个亿以上的企业就有２０多家。另外一些数据显示，迄今为止，浙江省共有３０５８家民营企业迁出省外，其中整体外迁４８８家，总部迁移２４８８家。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２２６．３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４５３．５９亿元。据浙江省工商局发布的《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透露，目前浙江省共有３０５８家民营企业外迁，其中整体外迁４８８家，总部迁移２４８８家；共有４２０７家企业在浙江省外投资，其中投资设立生产型企业１６７５家，投资设立营销机构１９６４家。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２２６．３亿元，外迁企业在该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４５３．５亿元，上缴税收２５．１亿元，分别占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的６．１％和税收总额的１２．８％。
据调查，引人注目的浙江外迁企业大致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生产基地外迁和投资设立生产型企业占主导。二是外迁行业主要为加工制造业。三是２０００年以后，浙江企业外迁、外投上升趋势凸显，同时在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四是中小规模企业成为浙江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主流。
究竟是何种原因引发浙江企业大规模外迁，是当地经营成本过高，还是浙江资本的对外扩张？
浙企外迁：能否实现“双赢”局面
浙江台州的吉利集团、飞跃集团等都把营销、研发等机构放到了上海，２００３年台州市６０多家年销售额在１亿元以上的企业集体谋划落户上海，并在上海建立研发总部。目前在上海滩有５万多家浙江企业在此发展，在上海经商的浙江人达２５万人之巨，所办企业注册资本达６１０亿元。浙江许多大企业如杉杉集团、均瑶集团、华立集团纷纷把总部迁往上海。
正泰集团早在５年前就在上海设立了研发机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上海拥有丰富的人才和信息资源，市场空间和商业机会是得天独厚的。这些优势是乐清所不能提供的。上海有外资企业２万多家，一半以上的世界５００强企业进驻了上海，此外还有大量的外国金融机构，正适合想壮大自己、与国际接轨的浙江企业。
在重庆，由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牵头，联合其他企业投资１０亿元欲打造“西部鞋都”，目前已有２００多家鞋业相关企业迁入。据了解，浙企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已超过１０００亿元，在四川、云南、重庆、新疆等省区市到处可以见到浙江商人的身影。
浙企外迁不仅跨省，而且还跨国。据统计，近５年来，浙江新批境外投资项目６１１个，对外投资达１．４２亿美元，截至２００２年底，浙江已在１０４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１０８１家。曾吕飚是温州永嘉人，在沈阳创办的中旭集团与朝鲜的贸易省等有关部门合作，承包了目前朝鲜国内最大的百货商场——平壤第一百货大楼，共有营业面积３．６万平方米，中旭集团将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对整个大楼进行改建装修，并直接从国内组织货源在朝鲜销售。
据统计，目前浙江已有７０００多亿元民间资本涌向全国各地，至少有３００万浙江商人活跃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来自浙江工商局的统计称，浙江省共有３０５８家民营企业迁出省外，其中整体外迁４８８家，总部迁移２４８８家。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２２６．３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４５３．５９亿元。
为何外迁
浙江经济界人士认为，浙江经济发展很快，但相对贫乏的资源与发展空间的狭小，成为制约浙江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浙企外迁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土地稀缺，地价昂贵，以温州为例，温州只有２００多万亩耕地，温州市工业园的工业用地价格已达到４０万元／亩，市区的商业用地曾拍卖出１１２０万元／亩的高价。昂贵的土地价格，令一般的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能源荒”是前年以来浙江最令人焦虑的阴影。据统计，浙江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由１９９８年的小于１提高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７。由于电力供应的缺口大，有将近半数的企业不得已采取了自备发电的措施，发一度电的成本要比大电网供电高出一倍左右。由此，温州苍南、平阳两地的塑料包装加工行业，２００３年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迁往山东、四川等地电力供应良好且电价低廉的地方。
不仅是电，水也是如此。温州市水头镇是全国最大的成品皮出口供应基地、亚洲最大的猪皮革生产基地，近６００家制革企业年产值达３０多亿元。由于制革流程近１０次的反复漂洗需要源源不断的耗水，制革车间的排水已使鳌江变得又黑又臭。２００３年，水头镇制革污染被列为“全国十大重点污染源”之一。号称“中国针织名城”的宁波市象山县爵溪镇，严重的缺水给针织企业每吨棉纱增加了１０００元以上的生产成本。水、电等生产成本上升吞噬了工厂的利润，企业的膨胀速度与当地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力发生矛盾，便造成饱和性外溢。
寻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是大量浙江企业外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浙江省民营企业起步于千家万户的小作坊，家族制企业不断裂变衍生而产生众多的企业。星罗棋布的块状经济与簇群型组织模式造成了行业过度拥挤、无序竞争。同行业，同产品，同市场，同根相煎，恶意竞争，生存难度日益增大，促使企业外迁以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义乌市一家饰品企业老板说，在当地市场，新产品一开发，数以千百计的散布在农村的作坊生产点就以低成本批量“克隆”，以低质低价快速冲击市场，仿制品顷刻满天飞，企业无力制止仿冒的横行，一些企业开始“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很多外迁的企业单纯从节约成本考虑，接近更廉价资源地或者销售市场，当然还能享受到迁入地政府提供的不少实惠，如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征地费用分期付款，办理证、照手续一条龙服务等等。
人才和劳动力短缺也是外迁因素之一，温州市民营经济研究所李庆鹏先生说，温州的企业想找一个合适的员工都困难，更别说高级管理人才。“技工荒”使不少先进的生产线难以有效运转，浙江不少地方“１０万年薪招不到一个钳工”，造成企业追求高利润受阻，从而选择外迁，选择成年劳动力日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
是否影响浙江经济的发展
浙企外迁，把ＧＤＰ记到别人账上，税金缴到别人的口袋里，是否影响到浙江经济的发展？
浙江省个私企业协会秘书长潘立生表示，外迁企业的制造基地还在浙江，这符合浙江打造“制造业基地”的总体思路，因此民企“出走”不会影响浙江经济的发展。
“这其实是个利益立场的问题，就是你是站在浙江看还是站在全国看这个问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祥荣说，还要看企业是为什么走出去的，是因为环境制约发展而走出去的，还是其他原因，全面的短缺危机已经让浙江意识到扭转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资本本身就具有流动性，企业家总要把资金投向利润率高的地方，而这对国家而言也是有好处的。追求最大收益是资本的自然属性。
温州资本是“外扩”，不是“外逃”，温州市委书记李强在两会期间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如果仅从当前ＧＤＰ增长来看，大量资本外扩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地经济。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温州资本的外扩不但没有弱化温州经济，反而有强化作用。他算了笔账，２００３年，温州ＧＤＰ增长１４．８％，是过去６年中最快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６０３５元，增长９．９％，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５５４８元，增长９％，都是历年来少有的。从这几项重要指标上看，温州经济发展得很快，大量资本外扩并没有弱化温州经济。
不管浙企迁到哪里，浙江人的根还在浙江。据统计，２００３年春节之前的１０天里，有１００多亿元从全国各地通过银行汇回温州，而到２００４年春节前１０天，这一数字是３００多亿元！这些钱具有“返哺”温州经济的作用。
温州企业去外地开厂，温州人挣到钱了，温州的资源却节省下了。李强分析说，一些地方的土地成本低，温州企业去办厂是“三赢”的好事：一是温州资本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二是这些投资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三是温州的土地资源节省下来，有利于长远发展。温州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国外、市内市外的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有关人士分析，经过多年发展，浙江在服装、制鞋、打火机、低压电器等领域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集群，有一个高度社会化、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一家龙头企业往往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小企业与之配套。所以，浙企外迁，会把总部或者基地留在浙江，因为有多年形成的网络和基业，大企业很难“连根拔起”。在外迁的同时，浙江部分龙头企业开始同世界巨头合作，为浙江本地引进外资，奥康公司同意大利ＧＥＯＸ鞋业合作则深入到双方共享营销网络，互相帮助进入对方市场。报喜鸟集团则同意大利最大的面料商马佐托公司、温州加利特同日本全球最大泵业制造商荏原公司、三帆明胶厂同世界５００强之一荷兰索贝尔的子公司法国罗塞洛公司都开展了深层次的合作；生产夏蒙服装的温州夏梦公司同意大利最著名的品牌之一杰尼亚合资。
不管怎样，浙企外迁引发的紧张感，让多数政府干部自然而然地寻找起主观原因。浙江政府职能的转变步伐明显加快，经过近年来两轮审批制度改革，浙江省原先的３２００多个审批项目，经撤销、合并已减至８５０项左右。
此外，浙江省正加快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努力推动与沪苏科技、教育，人才、信息、物流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并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能源、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政府有关人士表示，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使境外资源和要素为我所用，在更宽广的舞台上赢得更大的发展。
外迁，资本的本性使然
资本外流和企业外迁，的确是浙江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不过这是经济发达地区在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数量、企业形成相当规模之后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缺少了流动性，资本根本就不能再被称之为资本。温州银监分局的调查显示，温州目前的民间资本约为１５００亿元人民币，而目前已至少有３７０余亿元资金常年跨区域流动，用于企业外迁和房地产投资。
温州市民营经济研究所李庆鹏先生说，浙企外迁是资本的本性使然，当资本扩张的欲望与所在区域的资源、空间发生矛盾时，其外溢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外迁可以降低成本、获取更多的资源，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资本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哪里能有更大的空间，哪里有市场，资本就流向哪里，这并不是政府能够阻挡的，不是招商引资或者其他优惠政策就能拉住的。资本的健康流动，能够提升经营者的综合水平，并实现资本在更高水平的动作。
杭州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金根说，这是浙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体现在资本的逐利性，如房地产，浙江成本很高，获利空间小，企业自然要向外发展。行业的更新换代，也是促使企业资本转移的原因。
这种流动本身没有错，流动始发地和接受地都没有错。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姚先国教授认为，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有利于资本充分长大。当人为的因素被排除，人们责难资本流动特别是责难资本流动始发地，其实在判断标准上过于片面地强调了区域各自为政的ＧＤＰ。浙江是企业家的摇篮，单纯从ＧＤＰ等数据来衡量浙江就可能失之偏颇。
李庆鹏说，浙江商人有外流的历史，改革开放初期是劳动力输出，上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中期是商品输出，现在是资本输出，这三个输出阶段是必然的，而且对输出地和输入地来说是共赢的。资本输出不是流失，资本本身没有地域的界限，应该从中国的大市场来看，它的税收照样还是中国的税收，中国的经济要发展，不仅是东部发展，更应该是中西部同步发展。
有人欢喜有人忧
最早注意到浙江民企外迁的是浙江各地政府。温州市政府去年就出面组织，把世界各地的温州企业界人士召集到温州，并邀请了有关的专家学者，对温州民企外迁现象进行讨论，其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把外迁的民企留住；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招商部门却千方百计想把外迁大潮中的浙江企业请进家门，目的也只有一个——引进外资壮大一方经济。
据说，温州民间具有１８００亿元闲置资金，正在选择产业梯度转移地，加之面临着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诸多瓶颈，企业被迫跳出温州发展。因此，各地都在觊觎这块大蛋糕，力争成为温州产业梯度转移的最佳承接地。各地政府纷纷设立驻温州办事机构，目前，驻温州办事机构有２００多家，而且，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与此同时，各地政府的招商考察团接二连三抵达温州，举行声势浩大的招商活动。２００４年年初，沈阳市招商考察团在“振兴东北”的大背景下，在温州举行了规模、档次都为一流的招商活动，共签约项目６７个，总投资２９０亿元。其中，投资额超过１０亿元的项目就有１３个。
四川新津的川浙工业园区是专门针对浙江企业来蓉投资的工业园区，目前已经有３１家浙江企业入园，该工业园负责人程太良说，近段时间以来，川浙工业园区一直不断地派出专人在浙江一带捕捉相关信息。对浙江境内不同地方的企业外迁数据、企业经营情况、新增企业数目以及企业的盈利情况，川浙工业园区都掌握着第一手资料。目前有近１０家浙江企业正在与川浙工业园区洽谈投资事宜。
不管怎样，浙江资本的游走动向已经牵动着全国的投资视线，希望这是一个双赢的现象，对浙江抑或对资本的落脚地而言。
资料来源：《财经时报》２００４．１１．８－１１．１４翁礼华
《企业导报》２００４．４房
跃
《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２００４．４李鸿笙
《经济日报》２００４．８．２２欧阳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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