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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06-07-11
中图分类号：G80-05；G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98(2006)06-0014-06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新农村建设由此起步。这份纲领性文件密集出台32条重大举措，破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诸多深层问题，强化对“三农”领域的全方位支持，更是以人为本地从乡风村容、社会文化事业以及民主管理等方面“多管齐下”，全面求解。作为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体育也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农村体育的现实状况，充分挖掘农村体育所蕴涵的各种条件和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农村体育建设长善救失的对策，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最短的“桶板”：中国农村体育发展事实判断
农村体育是在农村地区，以各个年龄段农村人口为对象，以提高农村人口的身体健康以及服务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为目的，实施的包括农村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在内的各级各类体育教育与各种形式体育活动的总称。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农村”不仅是自然概念，它蕴涵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文化差别、经济差别等多类型矛盾，是一个复合概念。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农村”这一概念的认识是有差异的，农村体育强调的范畴与对象也是有差别的。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农村体育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渐现、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旨在提高农村人口身体健康并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体育活动。
“木桶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桶板而不是最高桶板的原理”，证明了事业整体与弱势群体发展的辩证关系。然而，农村体育的落后与贫弱影响了全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一个怪现象就是在一个以农业经济、农民为主体的国度里却有着浓厚的“逢农矮三分”的社会心理：属“农”之业是弱势事业，务“农”之人皆弱势群体，甚至研究“农”的学者都见人矮三分。在对待农村体育的问题上，这种情况同样存在。“客观评价农村体育，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总体上看农村体育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还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体育文化需求，体育在增强农村居民体质和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方面的作用还有待加强，我国农村体育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不尽如人意”。[1]
1.1 因分配不公农村体育资源严重缺乏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农业曾为工业积累被动提供数千亿元的支持，随着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已经摆脱对农村的依赖，而农村并没有得到相应“反哺”。高楼林立的北京、上海足可媲美纽约、华盛顿，而农村的境况却每况愈下，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8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1.84∶1，1994年为2.86∶1，2005年则是3.22∶1甚至更多。[2]“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基本格局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资源配置不公与要素的不平等流动，这使得农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农村居民获得的福利性体育服务远落后于城市。从体育场地设施来看，据中国社会体育调查结果报告，我国现有60余万个各类体育场馆，其中占国土面积的16.5％和人口的39％左右的城镇，占全部体育场馆的比重为79.8％，而占国土面积83.5％并拥有61％左右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却只占20.2％的体育场馆资源。
1.2 农村体育过程控制以总量平均与“窗口”包装掩盖窘境与困境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贯彻实施，使我国群众体育成就斐然。然而，毋庸讳言的是，成绩当中占绝大部分的是城市群众体育的成果，这一方面当然有战略方式的考虑，但以城市、县城以至乡镇的群众体育成果掩盖农村体育的真实状况的做法并不可取，“总量平均”背后的七彩泡沫容易给政策决策者带来“一片繁荣”的错觉，而泡沫破裂又促生“积重难返”的尴尬境地。农村体育的另一个问题是“窗口”包装。“轰轰烈烈地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论断往往是基于次数有限的相关项目的业余比赛，而不是基于体育人口比重、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等硬指标，这并不是否定业余比赛的积极作用，而应认识这些活动的局限性，毕竟它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参加，很少部分人能直接感受，大部分农民是处于局外者的地位。例如农民业余竞赛最具代表性的全国农民运动会，真正由本土农民参加的有多少人？而看农运会的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农民？
1.3 农村体育的内容选择一定程度上脱离农村文化
“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一生物界的常见现象也适用于文化领域。如果说文化有“雅”、“俗”之分，那么体育运动项目也有“时尚”与“乡土”之别。一些地方在农村体育的宣传和推进过程中过于强调时尚项目如足球、篮球等，农民有时并不认可，而那些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土”项目却常常被忽视，出现“一些民间传统的项目，如舞狮、舞龙、龙船在个别地区、乡镇仍有保留，但原国家体委确认的传统项目，如梅州的足球之乡，台山的排球之乡，东莞的举重之乡等，现在的年轻人都说不出来了”[3] 的现象也就并不为怪了。如今很多地方实施的体育下乡、体育入村活动，如果没有找准与当地文化的契合点，或是只“播种”不“培育”，其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1.4 农村体育资源的开发未能面对农村人口身体素质提高与农村体育消费市场培育的“真问题”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自身不具备“造血”功能，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留存基本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一些难以开展现代体育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也未能因地制宜选择适当的民族传统体育来开展，散存于各少数民族生产与生活的区域，虽然有些项目已经开发并进行商业化运作，但大多数规模小，效益不佳。
一直以来，各民族地区开展传统体育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主要表现为政府财政拨款，[4] 而农村体育消费市场则更是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有关调查表明：“农村人口几乎没有体育消费”；[5]“湖南省农民至今有38.66％的人无体育消费，年均100元以下占37.74％，100～300元的占19.10％”；[6]“在西北地区，58.7％的农民有一件便宜的所谓的运动服(多作秋冬穿)或运动鞋，但运动服和鞋基本都不是专为体育锻炼而购买的，买过篮球等体育器材的人则更少，不足5％”。[7] 的确，农村体育消费低，自然与农民收入低有直接关系，但农民在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后，体育消费数量将更多地依赖于体育观念、意识和周围体育文化环境。
1.5 农村体育内部模块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尤其是农村学校体育的潜力未被挖掘
农村体育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内部模块的互动机制没有形成。这一方面表现为农村大量的体育人才未被挖掘，作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金矿”的农村学校体育的巨大潜力仍然未发挥，农村学校体育的业余训练开展情况较差，人才输送率也较低；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有限的农村学校体育场地资源的闲置与浪费。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表明，教育系统体育场地数量占总数的67.9％。由于教育系统的特殊性，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其分布相对平均，然而由于其对外开放率仅有29.2％，[8] 所以原本就极其缺乏的体育场地资源还存在闲置和浪费现象。
1.6 农村体育管理是封闭体系，应急被动而缺乏战略远见
我国现行的体育组织，除了省、市、县有相应的固定机构外，市、县一级群众性的体育组织很少，即使有组织也很不健全，开展活动很少，至于乡、镇一级就根本没有专门的体育机构和体育组织，有些乡镇由政府宣传部门干部兼管体育，有的则由团委兼管，还有的根本无人管，也无处靠，呈自由形式。只是在各工厂、企业、单位组织活动时，才让镇文化站出面管理，或是当上级部门要开展某些体育比赛或文化活动时才临时招募应急人员。这种“救火队”式的基层农村体育管理形式不仅管理效率低下，而且使农村日常性的体育活动的开展长期缺乏有效指导。
总之，“农村体育弱”是在“物质文化范畴”与“制度文化范畴”上进行的可观察、可测量、可评价的事实判断。农业和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民族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健身就没有全民健身，没有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就成了一句空话。
2 弱中之强：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优势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赋予“新农村建设”以实质性的内容，并将之纳入党和国家的发展规划，从而使建设新农村成为党和国家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发展战略。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发展农村体育事业，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这项工作即将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工程项目之中，为大力发展农村体育事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提出农村体育“弱中之强”的命题，是在充分认识农村体育的薄弱与困境的大前提下，强调农村体育在新的历史阶段客观存在的“弱中之强”。这是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实现农村体育大发展的理论基础。
2.1 农村体育良好的政策环境
为了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农村的深入实施，国家体育总局决定2004年为“农村体育年”，提出了“全面奔小康，身体要健康”的口号，在全国开展“体育三下乡”活动，农村的体育场地设施、体育健身指导和体育科普知识得到加强。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增加对农村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将体育彩票公益金6000多万元以农村为重点实施“全民健身路径工程”。“国家国民体质检测车西部万里行”活动效果良好。“我国农村体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正在进行。这些均说明农村体育有着良好的政策环境，开展体育活动的条件将有一定的改善。
2.2 农村体育深厚的文化积淀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创造出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国文化又孕育了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与多样化的民族体育文化，它弘浩博大，流丽万有，克明峻德，修道以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阴阳相济，追求神人以和。传统体育文化既有修身养性的五禽戏等各种气功导引术，又有防身健体的角抵、摔跤和武术；既有因时而作的“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又称“人胜节”或曰“七元”)郊外踏青、端阳龙舟、重阳登高、清明秋千，又有娱乐表演的各种球戏和技巧；既有跑步、举重、嬉水、马术、射箭等夏季项目；又有冰嬉、滑雪等冬季项目。现代体育中的许多活动，不少可以在中国古代找到自己的雏形。各区域的体育文化互相辉映，闻名全国的山东潍坊风筝、东北大秧歌、河南河北的武术、西北安塞腰鼓、广州的龙舟和醒狮等等都是较典型的例子。各民族的不同体育文化丰富灿烂，56个不同民族各有自身独特的体育游戏、健身方式和竞赛。它们体现东方智慧的和谐发展观念，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生生不息，为农民带去丰富的精神食粮。
2.3 广大农民崇尚健康的观念
从古至今，追求健康长寿一直是广大农民朴素的人生愿望。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的健康思想就已形成，并初步系统化和理论化，如中国古代的道家的自然健康观所构建的“自然无为”养生观。著名的养生学专著《黄帝内经》就产生于战国后期。这本书全面地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自身、病理原因、疾病预防等有关生死的基本问题，并提出“节阴阳调刚柔”的动静原则，要求机体必须保持一定的运动，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9] 在当前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尚未健全以及广大农民限于经济原因而不愿进医院看病的背景之下，农民的健康追求往往会建立在医疗体系以外的体育、保健等系统之上。广大农民的这种崇尚健康的观念和追求健康的途径选择，无疑为农村体育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
2.4 广大农民追求丰富文化生活的愿望
笔者参与了受财政部教科文司委托、由华中师范大学承担的“全国农民文化调查”调查组，调查发现：尽管各地经济水平存在差异，但各地的普遍现象是农民对文化的需求如大旱之望甘露。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若难以满足，或者当健康的文化生活缺位，一些内容低俗的娱乐活动、赌博、封建迷信等就会轻而易举地侵入农村。如今在农村不少地方赌博盛行，封建迷信活动沉渣泛起，很大程度上是相对富裕起来的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追求得不到满足的后果。
2.5 农村丰富的竞技人才资源
农村一向是我国竞技体育的“金矿”，这里走出过许许多多的体育人才，无论是当年的“马家军”，还是为国争光的其他优秀运动员，很多优秀的竞技体育人才均来自广大的农村。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生活水平相对优越的城市家庭对子女从事竞技体育往往持保守态度。如上海城市人口1670万，郊区农村人口少，而独生子女多，上海的很多家长对未来子女择业呈多元化趋势，很多家长不愿意、不支持子女从事竞技体育，尤其是参加体操、重竞技等艰苦性强、对体能要求高的训练项目。而对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青少年而言，从事竞技体育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6 农村广阔的体育消费“潜”市场
虽然目前(2005年商务部报道)占全国人口总数2/3的农村，只消费了全国1/3的商品，农村人均日消费仅5元多，但由于人口基数的巨大，整体上农村的消费总额是很大的。尽管中国城镇化落后，农民闲暇时间不足，体育消费要成为消费热点，既缺少必要的空间，也缺少必要的时间。但是，中国的农村体育消费市场毕竟开始起步了，和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结合在一起，而且中国的农村人口总量很大，这就为农村体育市场开发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特别是客观基础。
3 长善救失：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对策思考
3.1 加强农村体育的研究，确立农村体育以“强”补“弱”的新思路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体育建设，农村体育工作的思想思路、工作方法以及运行机制等“软件”与现在重点加强建设的体育场地、设施等“硬件”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广大的群众体育工作如果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形式的变化而转变观念，必将在农村体育工作中一筹莫展。比如，农村在没有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村体育的组织形式相对比较灵活而多样，田头、场头、地头都可以看到蔚为壮观的农村体育活动。但随着农村经济形式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原来搞农村体育的那套方法就难以奏效，必须要探讨新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来开展农村体育工作。”[10] 从理论指导看，农村体育研究之弱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称号不符，而且相对于农村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的研究，农村体育研究队伍单薄，经费贫乏，总体科学含量不高，使落后于农村体育实践的弱势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因缺乏理论支撑与有效对策而处于弱势。农村体育研究包括政府决策、机制变革、资源分配、文化培育、队伍建设等方面。
3.2 建设既有民族地域特色又具时代先进性的农村体育“强”文化
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下的农村体育发展应该定位“新体育”，这里的“新体育”并非单指某项具体的运动项目，而是指农村体育文化的创新。一定区域体育活动的开展必须基于其独特的体育文化土壤，而这种区域体育文化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通过不断繁荣创新才能焕发生命活力。实际上，各地方政府为繁荣地方经济和文化而刻意组织的文体活动往往只是一种表层的人为造设，与民间生活脱节，受益的是地方经济的繁荣，体育并未出现真正的“扎根”和繁荣。我国幅员广阔，体育文化因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而具备鲜明的区域性特征，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不同的体育文化民俗风情和独具特色的民族体育文化生态区域。如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体育文化就已形成的三晋、齐鲁、幽燕、秦、荆楚、吴越、巴蜀7大体育文化区和西南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区。
农村“特色”体育文化建设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我们应积极挖掘和开发那些农村的、区域的、民族的体育文化，继承与创新改造相结合，使一些濒临消失的体育文化活动重新焕发活力；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大力“播种”新的体育文化，将现代时尚的体育文化活动向广大农村渗透。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挖掘”还是“播种”，都必须找准农村体育与农村地理环境、农村民俗文化的契合点，否则其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3.3 实施以农村学校体育为主导的区域体育协调战略
农村学校体育是农村体育以“强”补“弱”的关键平台。农村体育建设必须实现学校体育优先发展，并实施以农村学校体育为主导的区域体育协调战略。学校是农村青少年接触和接受体育教育的主要场所，农村学校体育可以直接改变农村人口的体育价值观念，进而提高体育人口比重，而且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村学校体育还是挖掘与培养农村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主阵地，直接为我国的“金牌战略”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延伸农村学校体育的功能，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弥补农村体育发展中的硬件不足。有关调查表明：各地普遍存在的缺少体育场地器材设备和缺少指导力量是制约农村体育发展的主要问题。目前，国家不可能拿出巨额资金，给广大乡村进行硬件投入，也不能投入更多的社会体育指导力量。[11] 因此，借助已较为普及的中、小学的软硬件力量，就显得十分必要。
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表明，农村教育系统是拥有体育场地最多的一个系统，同时，各个学校又都有体育教师，他们又具备辅导农民体育锻炼的技能。可见，延伸学校的功能，让学校资源在开展农民体育活动中发挥作用，是目前多快好省地发展农村体育的捷径。
3.4 依托“大文化”产业开发，有步骤地繁荣农村体育消费市场
限于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农村文化仍然以一种朴素的综合体而存在，没有像城市文化那样出现分化，农村体育消费市场的开发也就需要依托“大文化”产业开发来进行。从各地农民的锻炼内容来看，都是以与民俗相结合的民族传统项目为主，文体结合消遣娱乐特色明显，如我国居民体育锻炼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是武术、秧歌舞、健身操、交谊舞等等，慢跑、散步、自由运动等。从未来发展看，体育不可能也不能游离于文化之外。作为大文化的组成部分，体育将越来越紧密地与文化结合在一起。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消遣经济”，而非“消费经济”。就目前而言，农村体育不可能超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形成独立的体育消费市场。
农村体育消费市场开发应分为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是依托民风民俗以及相关文化产业开发，积极渗透体育价值观念并培育体育消费群体。尽管农村整体消费水平较低，但其中农民用于婚丧嫁娶、节日消遣等民俗活动的消费数量却十分惊人，体育消费市场可以以此为平台进行积极拓展。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体育消费市场还可以积极依托当地农村乡镇企业的文化建设进行开发。第二步就是以体育健康生活方式引导为手段，规范和发展农村体育消费市场。
3.5 健全农村体育管理体制，建立农村体育由弱变强的制度保障
农村体育顺利开展的关键还有赖于健全的体育管理体制。各地有关农村体育工作经验表明，“放任自流”或“救火队”式的应急管理均严重影响农村体育的发展。农村体育管理必不可少的一个举措就是设置体育专职管理岗位，保证农村体育管理的日常化。如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基本都有镇体委(与文化事业单位合并后，形成上归文化站或中心管，实质上体委仍独立挂牌，单独开展工作)，体委在镇政府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编制也在镇政府，这种机构使乡镇体育工作有镇政府直接领导、参与和支持，有专人负责、积极开展农村体育活动有较好的成效。农村体育的管理模式走体育与文化结合的路子也是切实可行的。大多数乡镇在没有独立的体育组织和专职体育干部的情况下，文化站站长担当起体育组织、领导的责任，实际上这也是体育文化活动的性质决定的，又是农村机构改革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各乡镇还应大力发展农村体育社会团体，通过体育社团来进行农村体育的日常指导与辅助管理，走社会办体育的道路。
3.6 基于中国体育文化逻辑，建构中国特色的农村体育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和”与“合”的特质同西方体育文化中的“争”与“分”的特质刚好形成左右对称的优美格局。[12] 在当代中国，市场和资本的逻辑开始无所不能地改造着这块古老的黄土地，货币开始成为衡量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唯一标准，消费主义借着广告的轰炸似乎要荡平节俭和朴素这样的传统美德，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被“与自然抗争”的观念所取代，体育生活方式相应地也走向西方化。那么，我们农村体育建设的基点在哪里，是追求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还是走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与西方体育文化相比较，在追求和表达体育教育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论方面，以及在开展过程中“特定的场所与器材”的条件论方面，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即强调人的身心全面发展以及利用自然场所。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的人民公社时期，节俭和朴素的生活方式成了主流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人们并不以其为耻，而是以其为荣。撇开成败不论，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逻辑在现实世界中的推演，让我们看到了意识形态与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既然消费主义以及西方体育逻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够被建构起来，那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建构起另外一种逻辑，即“消遣主义”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和”、“合”逻辑，这应该成为农村体育建设的内核。
4 结语
农民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农民的强身健体，就没有真正的“全民健身”。更为重要的是，农村体育活动具有娱乐身心、移风易俗、沟通人际关系、提高人的文明素养的特殊功能，这些功能是各种经济类项目所不可替代的。从逻辑顺序讲，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是以9亿农村人口为主体的人的现代化，包括观念、学习、劳动与交往方式的现代化，表现为素质全面发展、身心和谐发展、个性特长发展及其创业能力发展。体育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仅是对农村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而且还包括对农村人口文明生活方式的促进。“富了口袋、穷了脑袋、坏了身体”的农民不是新农民。只有把农村体育搞红火，才能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风文明”的目标得以实现。为农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应该统一认识，把农村体育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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