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生成论统一——对一个长期争议的美学问题的澄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个论文,体性论文,社会性论文,美学论文,论统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美学学科已走过了一个世纪的路途。回顾历史，在很长时间里，对审美的性质，美学界大多是从社会性角度来把握的。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全国美学大讨论中，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就吸取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的人化”思想，主张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一种在人类实践即人化的自然过程中获得的客观社会属性。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这派美学立足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对美学基本问题作出一系列侧重社会性的阐发，逐渐发展为主体性实践美学，占据了美学研究的主流地位。
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学界一些学者开始不满于以往美学研究偏重社会性的局限，主张从个体性角度重新切入审美的性质，把审美看作纯粹是个体性活动。在他们先后提出的“后实践美学”（包括生存—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等）和“告别实践美学”等构想中，“审美是个体性活动”的观点都被醒目地推到了美学理论的前台。具体来看，这一观点又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论述。
第一种是“超越”论。它认为，审美中只有个体性，没有社会性，审美以个体性超越了社会性，“审美只能以个体身份进行”[1](P145)，“审美不同于其他实践活动，就在于它超越了社会关系的限制，充分发展和实现了人的个性”[1](P156)，显然，这种论述实际上取消了社会性在审美中的存在合法性，而把审美的存在根据完全归结为个体性。
第二种是“优先”论。它认为，审美中有个体性，也有社会性，但社会性是通过个体性表现出来的，个体性是更主要的、优先于社会性的，“审美活动也有其社会属性，但只能以个体活动作为形式表现出来”[2](P77)，“审美首先是个体性的”，“对于现实的人而言，社会性优先于个体性；对于审美活动来说，个体性优先于社会性”[3](P222)。显然，比起前一种论述来，这种论述稍显全面些，它承认个体性与社会性在审美中同时存在，但又指出两者在地位上是截然不同的，审美中个体性所占的地位，远比社会性重要和突出。
上面两种论述尽管具体说法不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首先，无论是用个体性来取代社会性，还是兼顾个体性与社会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都被视为在审美中相互对立、难以调和的两极；其次，在关于审美的这种两极对立格局中，个体性都被视为高于社会性、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极。归根结底，这两点都是在主张“审美活动是个体性的”观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真的能阐明审美的性质吗？
“审美活动是个体性的”观点十多年来在我国美学界相继出现，大体上有两个原因。
原因之一是，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客观社会派美学的代表李泽厚把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理解为物质生产劳动，就不可避免地使“实践”范畴带上了鲜明的群体性、社会性色彩。到八十年代，从这一范畴进一步推演出来的主体性实践美学，也不可避免地从群体性、社会性角度着眼，把审美的性质解释为历史积淀。随着时空的推进，这一美学思想因其保守主义倾向而不断引起质疑，出于纠偏的意图，其对立面——审美的个体性自然开始引发美学界的兴趣，出现“审美活动是个体性的”观点便很顺理成章了。
原因之二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讨论到八十年代的美学热，我国美学界虽然对美学问题进行过各种思考，但总体上看，思维方式大多停留在主客二分这种形而上学窠臼中，追问的都是“美是什么”这类问题，而这一提问方式本身却已暗含了本质主义思路。自九十年代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性思潮迅速涌入中国，一些学者出于与西方现代美学进行平等对话的迫切现代性冲动，谋求突破本质主义思路，对丰富的审美活动作出全新阐述。他们对社会性审美的不满和对个体性审美的强调，是基于对审美自由和审美超越的追求；他们对审美自由和审美超越的追求，又是基于对存在主义的吸收；他们对存在主义的吸收，更是基于对审美现代性的探索。所以，“审美活动是个体性的”这一观点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现代性的产物，体现了推进中国美学现代性发展的合理要求。
问题是，当发现社会性审美的不足之后，能否简单地倒过来落入非此即彼思路，认定个体性才代表审美的性质呢？从表面看，“审美活动是个体性的”这一观点，开始把美学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人的生存、生命等因素，似乎颇具现代性色彩，但是，单纯的个体性果真能阐明现代性背景中审美的性质吗？
回答仍然是否定的。让我们以西方现代性思想为参照略作一番比较。西方现代美学也致力于反思主客二分思路，如同海德格尔在谈到美学时所批评的那样，“艺术家作为主体，始终与作为其客体的作品相联系。这个框架是如此变幻莫测，也就是说，它是如此无所不包，以至于任何各个不同的关于艺术及其本质的经验都不外乎是它的囊中之物。”[4](P132) 但是，应该看到，在这种反思出现之前，西方已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现代性进程，从中发展积累起来的现代性思想成果，不仅包括现代性目标，也包括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黑格尔美学以形而上学为目标，支持这一目标的是自上而下的思辨体系推演；海德格尔对美的看法以超越形而上学思路为目标，支持这一目标的是诗意的思，这样的现代性才是完整的。反观中国，现代性思想发轫至今尚不足一个世纪，现代性进程远谈不上完成，在这种客观现实中，一个容易出现的缺陷是：光有现代性目标，却忽视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从而推迟了现代性目标。比如，光有超越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目标，却仍然不知不觉固守着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样的目标就是难以实现的。
站在这个角度看，“审美活动是个体性的”这一观点，就存在着光有超越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目标、却仍然暗中固守着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缺陷。我们看到，不管是个体“超越”社会去进行审美活动的构想，还是个体比社会“优先”进行审美活动的构想，由于无力清楚交代“超越”和“优先”这两种机制的实际运作可行性，都只能流于理论上的虚无。在这类构想中，个体性与社会性实际上都已被抽空了具体内涵，而变成了先在的、固定不变的现成实体。所谓现成，按海德格尔的定义是“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5](P133)，海氏认为，从存在论上说，“怎样去是”先于“是什么”，现成论却关心“是什么”，“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包含了对作为某物之终极根据的本质的追问，它无法通达本真的存在，恰恰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支配下的表现。形而上学现成论的最大不足，是把各种事物当成静止不变、缺乏联系的僵硬客体。在这种现成论视野中，个体性与社会性便呈现出对立、分裂的抽象状态，由此而来的对审美性质的阐述，也必然是形而上学的了。
三
与上述“审美活动是个体性的”观点不同，我们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念出发，认为审美活动始终体现着个体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前提，就在于超越形而上学现成论思路，把个体性与社会性看作都是生成的：个体性不是固有实体，而是社会历史的生成物；社会性也不是人先天固有的属性，而是在具体的社会交往中被逐渐赋予的。关于这一点，无论海德格尔还是马克思，都留下了富有生命力的思想线索。
先看海德格尔。当一些学者提出“审美活动是个体性的”观点时，主要论据便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正如有的论者所说，“审美首先是个体性的，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更适合于解释审美活动。”[3](P220) 言下之意，似乎在海德格尔那里，审美是个体性的。这种理解并不正确。我们应当分别从哲学层面和审美层面来加以澄清。
在哲学层面上，海德格尔从来没有片面强调个体性，相反，他始终在个体性与社会性相互生成的视野中看待人的存在。他指出，“人作为追问着的有历史性者才归于他自身并且是一个自己。……是自己并非说明，人首先是一个‘我’与一个个别者。人不是这个，同样也不是一个我们与一个共同体。”[6](P144) 这里清楚地表明，海氏既不把人看作“个别者”，也不把人看作“共同体”，他跳出了人不是“个别者”就是“共同体”的非此即彼思路，把人看作“作为历史性的人而是他自己”，在此，个体性与社会性显然已不再孤立、抽象地各执一隅，而是相互生成的了。他又区分了“日常的共同存在”和“他人的共同此在”，两者分别对应于“操持”和“操心（操劳）”，尽管同属于此在建构的本质性结构，但比起后者来，前者向存在者层次降低了。所谓操持，是指共在，也即“与他人的在世内照面的共同此在共在”[5](P222)，简单地说，也就是“为他人而操心”[5](P362)。有两种操持，一种为“代庖控制的操持”，相当于控制他人，一种为“率先解放的操持”，相当于自我表率，介于这两端之间的则是日常共处[5](P142)。操持是非本真的生存，它关涉常人，常人是非本真的自己[5](P210)，因为常人只具备平均日常状态，而平均日常状态是指此在的日常无差别[5](P511)，它作为此在最切近的存在方式和周围世界，[5](PP.77—78) 作为此在首先与通常处身于其中的那种通常存在方式[5](P419)，当然尚未通达本真存在。与之不同，操心（操劳）却关涉共同此在，即“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5](P138)，此在本质上是共在，而非众多现成主体的总计，此在本质上居留于这个与他人共在的世界，才通达本真存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操持“顾视”的是现成论意义上个体与他人（社会）的日常共处，个体与他人（社会）在日常状态中是彼此割裂、貌合神离的，与之不同，操心（操劳）“寻视”的则是生成论意义上个体与他人（社会）的本真融通，个体与他人（社会）在共同此在中才完整融为了一体。这些都证明了生成论立场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深刻存在，他正是据此立场着手批判和超越形而上学、为现代哲学开辟出崭新道路的。
在审美层面上，上述生成论思想的渗透同样一以贯之。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认为，诗是真理之创建，诗的真理本质同时包含着三重意义，既包含“赠予”意义与“开端”意义，又包括“建基”意义：前二者是对寻常现存之物的冲倒和可能性的直接展开，这隐含了社会历史向个体存在的生成意义；后者则出于防止前者“进入虚空和不确定的东西中”以致成为“任意僭越的要求”的考虑，而“在铺设基础的建基意义上”创建真理，开启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这种历史性已不是外在意义上的历史性，不是已存在的、遮蔽着自身的现成历史[7](PP.63—64)，这又隐含了个体存在向社会历史的生成意义。可见，当谈论艺术和审美时，海德格尔也没有拘执于个体性或社会性的任何一极，而是也在生成论意义上突破了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现成对立，将它们视为了生成论意义上的统一。这岂不是一方面澄清了说海德格尔单纯强调个体性的误读，另一方面又是对以海德格尔为依托、强调“审美活动是个体性的”观点的有力反驳？
不过，有必要指出，从生成论立场上把握个体性与社会性在审美中的有机统一，海德格尔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已经孕育着存在论维度上生成论立场，留下了个体性与社会性相互生成的广阔运思空间。
诚然，总体上看，出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马克思确实较多地站在社会性角度论述人的活动，以至于上世纪一些激进的西方思想家批评他在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上轻前者重后者，但如果我们今天尝试来恢复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生成论维度，就能在“个体性和社会性相互生成”这一点上深入理解马克思有关思想的深刻内涵。
关于个体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感性机能如果抽象地“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8](P55)，在此，“人的其他活动领域”显然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领域，这就是说，人是无法完全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关于社会性，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将人的本质视为抽象的“类”本质的做法，提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8](P84)，因此，他用以全新规定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便以“其现实性”为前提，就是说，人的现实本质只能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生成，社会性不再是一种新的抽象现成实体，而是一种动态生成的社会交往关系。也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卓越见解的深厚存在论蕴涵[9](P50)，从而在超越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发展马克思：我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我的这种自由发展又从何而来呢？回答只能是，我是一切人中的一员，一切人中其它人的自由发展又是我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一颇富现代“阐释之循环”色彩的思想中，生成论维度不是向我们深刻显露出来了吗？马克思虽没有专门把这一点和美学问题联系起来谈论（马克思很少专门论及美学问题），但鉴于审美活动的独特性质在于开启心灵的无限自由性，而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生成论统一，根本上达成的正是人的“自由发展”，所以，这一点无疑也适合于对审美性质的阐述。
既然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中都有个体性与社会性在生成论意义上有机统一的因素，这就带来了如何评价两者地位的问题。我们认为，当海德格尔表示，马克思早已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时[10](P70)，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人类文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存在主义对现代思想的贡献是极为重大、有目共睹的。但我们又无法否认，在某些具体领域，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现代思想似还未真正达到马克思的高度和深度。有学者中肯地指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对话对象，在比较深刻的层面上是与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话，在最深刻的层面上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对话”[11](P415)，其实，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最深刻的层面上也是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对话，或者说，马克思的实践观已内含了存在论维度，在对人的生存的阐释上，马克思从实践切入，比海德格尔更深刻有力。
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形而上学，以二元对立为运思方式，将人与世界作为现成的、不变的主客体割裂开来，将人与世界的原初一体关系切割成两个相互面对的现成实体。马克思根本不同意这种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他明确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于世界之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12](P452) 就是说，在原初意义上，人与世界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人不能须臾离开世界，只能在世界中存在，没有世界就没有人；同样，世界也离不开人，世界只对人有意义，没有人也无所谓世界；而且人与世界都不是现成存在的不变实体，而是相互生成的。所以，马克思的“人就是人的世界”的概括乃是典型的现代的存在论命题。八十年后，海德格尔提出了基本本体论（存在论）主张，对“此在”作了生存论分析，其核心命题之一就是“人在世界中存在” （此在在世）。可见，存在论思想早在马克思那里就明确提出了。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乃是以实践论为基础、与实践论结合为一体的。他是以实践作为人的基本在世方式的。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对西方传统实践观的“接着讲”，他把实践看作现实的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强调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社会生活包括人类生活方方面面，不只限于物质生产活动，也还包括生活活动，涵盖基本的人类生活，就此而言，马克思所说的实践不是狭义的物质生产实践，而是广义的人生实践。他强调实践对人的存在的生成建构作用，紧扣现实生活来理解人的存在，并从具体社会关系出发来思考人的存在，认为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讲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世界中存在，只能在具体社会关系中存在，“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8](P83)
以上两点表明，马克思以实践论为基础的存在论思想实际上是高于海德格尔的。我们正在努力恢复和展开马克思上述实践观的存在论维度，据以建构实践存在论美学。在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视野中，审美就既不是单纯的个体性活动，也不是单纯的社会性活动，而是个体性与社会性在生成论意义上有机统一的活动。是实践，使个体与社会在生成论意义上成为人生在世的完整整体。也是实践，为我们正确理解“审美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生成论统一”这一性质提供了最深层次的动因。
四
在从理论上澄清“审美在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生成论意义上统一”这一性质后，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一性质是否确实存在于具体丰富的实际审美活动中呢？为了检验实际的审美活动是否果真具备这一性质，我们不妨举两个具体的审美活动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存在主义者的审美活动。一些坚持认为“审美活动是个体性的”学者每每借存在主义的一些说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似乎存在主义者的审美活动都是个体性的，但是，如果存在主义者的审美活动事实上恰恰不只是个体性的，这些学者的观点也将立刻不攻自破、被证明是错误的了。事实不幸正好如此。在上世纪存在主义思想阵营中，萨特是十分重要的一位存在主义者，他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说过这样一番出人意料的话：“我的一大发现就是战争时期的社会性，……《恶心》中虽未表现社会性，但人们已可以窥见其一斑。”[13](P477) 请看，萨特没有在小说中表现现成的、图式化的社会性，但读者却能在他的小说中读出社会性，这难道不是极好地见证了社会性在萨特审美活动（小说创作）中与其个体性的相互生成吗？
第二个例子是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于欧洲的一个重要艺术流派，它无疑是一种超越现实、超越人的日常生活而获求自由生存的审美活动。能不能据此认定超现实主义超越了社会性呢？两位西方学者对此的分析颇给我们以启发。英国美学学会主席赫伯特·里德分析道，“艺术家的精神品格会因不适应于社会而受到决定性的影响，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与社会和谐一致”，他贡献于社会的是“他获得这些诀窍手法的门路”，而“这些诀窍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专为个人所有，大部分是由潜意识的要素所组成”[14](P102)。澳大利亚艺术史学者罗伯特·休斯也耐人寻味地指出，超现实主义者认为精神错乱可以打通心灵中“有关社会”的“真理之地”[15](P251)。从思想渊源上看，超现实主义以剖析和表现梦境为独特任务。[16](P205)，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而意味深长的是，弗洛伊德后期精神分析学并未忽视人性的超个人方面，他还谈到“超我与无意识本我的密切关系”[17](P187)，把无意识看作特定意识形态中形成的超我通过自我去压抑游离于现实道德之外的本我的产物，就是说，无意识中仍然包含着社会历史特征的潜在生成，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何以倡导推翻权威、重申人的权利、在艺术表现（主要是诗歌和绘画）上倾向于传达一种不安宁画面的超现实主义者也认为天才仍受到社会环境制约[14](PP.112—113)。超现实主义这样标新立异的极端例子尚且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把个体性与社会性截然对立起来、单纯强调审美个体性而排斥社会性的做法，不符合审美活动的实际。
确实，尽管历史上有许多同社会不妥协、以反叛者形象出现并且留下了诸多杰作的艺术家，但在此类情形中，个体与社会的冲突只是表面现象，只不过往往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而已，冲突是一种表象，冲突表象无法掩盖社会性对个体的潜在生成，并不意味着艺术家的审美创造和观众的审美接受果真都能脱离社会而堕入虚空，那就像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是不可能的，而只反映出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思维方式上的某种不足，这便是对形而上学现成论的不自觉固守。坚称审美是个体性超越于或优先于社会性的活动，却仍在思维方式上囿于形而上学现成论，这样一种坚称就依旧无法彻底跳出形而上学窠臼，唯当彻底变革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我们才能发现，审美活动的个体性自由地包含着社会存在对它的潜在生成，审美活动的个体性对社会现实的怀疑、批判和否定，也潜在地生成着自由的社会存在，体现着对后者的人文关怀，这就是个体性与社会性在审美活动中相互生成的深远意义所在。
更深入一步看，个体性与社会性在审美活动中的生成论有机统一，其实又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在审美活动中的生成论有机统一。一方面，在审美活动中，日常偶然的个体性情感意识向超越个体的社会性情感意识潜在生成；另一方面，在审美活动中，笼罩群言的社会性情感意识又向多变具体的个体性情感意识潜在生成。艺术活动就集中印证着审美活动中个体情感与社会情感之间的相互生成，成为人类最高级、最典型、最重要的审美活动。没有理由在界定审美活动的性质时扬个体性抑社会性，因为现代美学同样关注“审美的社会性”[18](P97)，但当这样强调时，社会性已经不再是现成实体，而是人性的具体生成。审美不流于个体的一己小天地，也不服从社会的程式化束缚，审美在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相互生成张力中，超越小我，关怀社会，领略无限的心灵自由。
［收稿日期］2007—07—02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04JZD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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