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模式选择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资产管理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由于国有资产管理专司机构的职能不到位，国有资产管理一方面因部门分割而弱化，另一方面在管理过程中，又往往因循传统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这种滞后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实践的管理不利于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利于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在实践上看，国有资产管理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根据国有资产的形态变化及时调整国有资产管理的模式；在理论上，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来讲，国有资产的存在形态决定了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同样，国有资产的形态多元化决定了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多样化。由于国有资产的形态变化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就谈不上国有资产形态的变化，更谈不上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变更，因此，我们将首先联系国有企业改革，分析我国国有资产在形态上到底发生了或者将会发生哪些变化，进而分析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相应地应当发生怎样的变更，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试图得出几点有利于改进国有资产管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益的政策建议。
一、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形态的多元化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在形态上具体表现为一个个的国有企业，表现为国有企业中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具体的实物资产。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则直接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表现为对国有企业中的实物资产的直接支配和处置。
由于在改革启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虽然我们也选择了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是，囿于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属性的误解，直到1994年党的十四大才明确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相应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随着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资产的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为了弄清国有资产的形态变化，必须对现代企业制度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公司制的企业制度，其典型形态是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公司制的显著特征是责权的有限性和公司治理的法人性，它与传统的企业制度的根本不同点就在于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产权关系表现为出资人财产和法人财产的分离从而出资人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关于出资人财产和法人财产的分离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出资人的出资与出资人的其他财产相分离，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出资人的其他财产不负连带责任；另一层是指，出资人出资形成的财产投入到企业运营中后形成法人财产，不再属于出资人财产，出资人财产不再表现为具体的实物资产，而是以证券形式表现出来。）而在传统企业制度的产权关系中，只存在出资人财产和出资人所有权，根本没有法人财产和法人财产权存在的合理性。如果牵强附会地把企业的经营性财产看作是法人财产的话，结论也只能是出资人财产和法人财产的合一从而出资人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合一。
既然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特点是出资人财产和法人财产的分离从而出资人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当出资人是国家的时候，国有资产便不再表现为企业中能够参与具体营运过程的实物资产，更不是某个具体的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国有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即由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实物形态上的国有企业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形态上的有价证券（或曰出资人证书）。由于处于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下的企业的出资人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这时的所谓国有企业并不只存在国家一个出资者，而是还有国家之外的出资者，如果把所有出资者共同出资形成的财产看作是国有资产，而其他出资者根据同样的逻辑认作是非国有资产，则势必造成混乱。实际上，法人财产本身是没有它自己独立的制度属性的，我们不能将某台机器看作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是主张模糊国有和非国有的观念，而是指在以实物资产为特征或表现形式的法人财产中不存在国有和非国有的划分，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国有和非国有只存在于价值形态中，或者换句话说，只存在于资本形态上，依据出资人的性质方能给出准确的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随着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资产的形态不再是实物资产，而是价值资产。具体来说，由于国家作为出资人将取得企业的股权，股权便成为国有资产的存在形态。
以上我们是就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来分析国有资产的形态变化的。是不是改革之后的国有资产形态仅仅表现为国家股权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股份制改造，甚至有些国有企业不能采取公司制的形式。国有企业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国有资产的形态也自然是多种多样的。加之，有些国有资产虽然在企业中运营，但有可能仅仅是作为债权人而非股东存在，国有资产的存在形态更加多样化。我们认为，国有资产的形态主要有三种形式，即股权、债权和国有资产企业。前面我们已经对股权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下面我们就另两种形式作进一步的探讨。
无论改革如何进行，进行到何种程度，一定数量国有独资企业的存在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有些产业的性质所决定的。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按照是否适于开展竞争，可以将一国产业划分为竞争性产业和非竞争性产业。非竞争性产业的特点是公共性、外部性和垄断性。正是由于这三性的存在，使得非国有经济不愿或无力进入该产业，从而也使得在该产业中主要存在国有独资企业。既然企业的性质是国有独资，那么国有资产在这里的存在形态与传统的国有资产形态便没有什么区别，国家所拥有的仍然是国有独资企业中的实物资产。虽然由于这时的国有独资企业与其他公司制企业一样同处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其资产也表现为一定的价值，但该种价值形态与处于竞争性产业中的企业资产的价值形态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该种价值形态只表现为对外交往中的价值计算和企业对内管理上的经济核算，不表现为内部出资人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分离，企业仍然具有出资人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合一从而价值资产和实物资产合一的性质。
债权投资也是使资产增值的一种重要形式。当国家投资于债券，特别是公司债券时，国家作为债权人，债权便成为国有资产的一种重要形态。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两种债权投资，即存量债权投资和增量债权投资。增量债权投资就是大家较为熟悉的出资购买某公司债券的形式。存量债权投资则是对已经存在的资产放弃所有权而取得债权的一种资本运营形式，存量债权投资在我国也已存在，比如在企业改革中出现的租赁制，实际上就是将存量国有资产由原来的实物形态变为债权形态的一种方式。
作为债权形态存在的国有资产与作为股权和国有独资企业存在的国有资产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国有股权，还是国有独资企业形态，都还能表明国家的所有者身份，国家能够以所有者的名义对投入到企业中的国有资产的运营发挥一定的作用，承担一定的职能。在国有独资企业中，基本上是国有国营，国家的作用达到极限。即使在股份有限公司制的企业中，虽然国家不能直接干预企业营运自己的法人实物资产，但国家还是能够通过国有股权的管理对企业运营间接产生影响。但是，当国有资产表现为债权时，国家便完全从企业的实物资产的运营中退了出来，债权人是没有资格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的，也就是说，债权人是外在于企业的。
综上所述，伴随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国家投资形式的多元化，国有资产的存在形态正在向着日益多元化的方向发生变化：股权投资使国有资产存在于股权形态上，债权投资使国有资产存在于债权形态上，实物资产投资使国有资产存在于国有独资企业形态上。
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多样化
无论国有资产存在于何种形态上，作为国有资产拥有者的政府都应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重要内容。根据管理学的基本理论，管理对象是决定管理模式的重要因素，管理的对象不同，管理的模式往往也是不一样的。同理，根据国有资产的存在形态，国有资产管理也应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既然国有资产有股权、债权、实物资产（国有独资企业）形态不同，国有资产管理也应相应地采取股权管理、债权管理、实物资产管理等不同的模式。
1.股权管理模式
在国家拥有公司股权的情况下，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采取股权管理的模式。既然国有股权将成为国有资产的最主要的形态，股权管理也将成为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形式。股权管理又有三种情况：控股管理、参股管理和股权流动管理。控股管理比较好理解，只要国家掌握公司股份最多，国家不仅是公司的最大股东，而且能取得控股地位，左右公司的重大决策，这种股权管理便是控股管理。但是，在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中，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由国家掌握公司的控股权，国家不一定要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在有些企业中，国家可能只是参股，成为小股东，甚至国家从该企业中完全退出，不再拥有该企业的股权，使之非国有化，成为一个非国有企业。当国家仅仅是参股的时候，我们便应当学习参股管理。在公司制改造中，国家不再固守股权的最大比重，而是在控股、参股、甚至退出中作理性选择，这不仅是优化企业股权结构强化法人治理的需要，也是国有资产结构调整、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需要。股权流动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没有股权的流动就没有资本市场的发达和完善；股权流动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没有股权的流动，就没有存量资产的调整和重组，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便无从谈起；国有股权流动更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正是国有资产管理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因此，学习和加强对国有股权流动的管理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实践课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探寻国有股权流动的具体操作办法。
从现实来看，在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中，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被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因此，可以说，控股管理是国有资产股权管理最基本的内容。其行为目标主要表现为经济目标，但管理的目标仍然不是单一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国家掌握公司的控股权，是处于各种各样的考虑的。有的是为了保持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国有制特性，有的是为了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有的是为了财政来源，有的又是为了保护民族工业和民族品牌，等等。如果公司绩效不佳，不仅国有资产保值这一基本目标不可能实现，上述多元目标也不可能达到，因此，国家必定十分关心公司的经营情况。但是，由于实现了出资人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国家不能直接管理公司中的实物资产，只能凭借自己的控股地位，通过控制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来对公司运营施加影响。因此，从静态上看，国有控股股权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如何操纵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激励和约束经理人员的行为，使公司的重大决策和经营行为朝着有利于控股目标的方向进行。特别是，由于两权的分离，使所有者远离公司的具体运营，代理风险加大，避免内部人控制和作弊作为，防止内部人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成为国有控股股权管理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从动态角度看，实际上就是对国有股权流动的管理，我们留在稍后作进一步的探讨。
对国有参股权的管理，相对比较简单一些，管理的目标也较为单纯。既然国有资产仅仅表现为参股权，国家便不必也不能过多地关心公司的具体运营。从静态上来看，国家对该种国有资产的管理应主要体现在：关心公司盈利的分配，关心公司的股利政策，保证国有股权与其他股权一样平等地参与分配，在股权效益分配中体现同股同利、同股同权的原则，确保国有股权利益不流失，从而使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从动态上来看，国家可以根据市场盈利率的高低在不同公司之间作股权进入和退出的选择，而这实际上正是国有股权的流动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国家对国有股权的流动还存在种种顾虑，目前仅仅是小部分在小范围内流动。不过，国有股权流动受阻的弊端已经暴露得十分充分，虽然在国有股权的能否流动上还存在些许争论，（特别是在上市流动问题上，争论尤其大）但推动国有股权的流动业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特别是随着中国提出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和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来，国有股权流动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也日益成为摆在领导层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说，对国有股权流动的管理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由于在国有股权的管理中无论是控股管理还是参股管理都涉及到国有股权的流动问题，国有股权流动问题实际上成为国有股权管理的焦点问题。
关于国有股权的流动问题，从法律上说，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从法律上看，普通股的股权只有持股主体之区别，但持股主体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即同股、同权、同利。除了对作为公司发起人的股东转让其股权受到一定的期限限制之外，法律并不禁止国有股权的流动和转让，当然也不可能禁止国有股权的上市流通。但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国有股权的转让主要在国有法人之间协议进行，并未真正改变股权的归属，国有股权的上市流通问题更是因受制于种种因素而迟迟没有成为现实。
前已述及，国有股权流动管理中的股权流动包括从动态角度看的国有控股股权和参股股权。从控股来看，国家对某一产业或企业今天控股并不意味着将来也控股，将来也可能参股，甚至退出所有的国有股权；同理，从参股来看，今天参股并不意味着将来不控股。控股、参股、还是完全的非国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国有股权的盈利率状况，根据具体的产业政策来作相机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这种抉择的主要途径就是国有股权的流动。
由于伴随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国有股权将成为国有资产的主要表现形态，为了搞好国有资产的管理，必须加强对国有股权的流动管理；由于我们对如何利用资本市场搞好资本运作并不熟悉，加之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滞后且不规范，学习股权流动管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推进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发展，防止和规避金融风险，是摆在每一个关心国有资产和从事国资管理工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2.债权管理模式
国家对债权这种国有资产形态的管理相对比较简单一些，也更加远离企业的法人财产。虽然，任何投资都应谋求一定的盈利率，但作为债权投资来讲，其盈利一般偏低于股权盈利率，因此，债权管理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国有资产的保值。为此，国家在放债时，要考虑债权率的高低，但更要考虑债权的安全性。安全性应当成为债权管理的首要原则。为保证国有债权安全性，即国有债权资产的保值，应重点建立和健全对债务人的资格审查、跟踪监测、债权收益收缴等环节的具体管理制度。
3.国有独资企业管理模式
既然国有独资企业与公司制企业同处于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国家对这些企业的管理也应当主要用经济方式来管理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独资企业与国有公司企业虽然都是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二者是有显著区别的，这不仅仅表现为国有资产的形态不同，而且表现为国有资产经营目标的不同。处于非竞争性产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应当是政府用来调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政策工具，是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的工具之一，它要担负政府的部分职能，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准政府组织。
国有独资企业担负国家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的职能，人们不应当要求这些国有企业仅仅以盈利为目标，更不应当要求它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要要求它们将社会稳定、经济稳定等社会目标和政府目标纳入其目标函数。这样，也就必然要求国家对其更多的关照，要求政府对其保护和支持，这包括财政支持、税收支持、信贷支持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要求所谓的公平税负、公平信贷条件实际上是不公平的。这也必然地决定了国家对这种形态的国有资产的管理更多地是注重实物而不是价值，对这种形态国有资产的管理的要求主要的不是增值而是保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主要的是防止实物资产的流失，保证实物资产的完好无损（正常损耗除外）。
三、三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由于政府代表全民成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有资产管理便主要成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或者说，国有资产管理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然而，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不管其机构形态是国有资产管理局还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亦或是所有者职能的部门分割，虽然其行为的根本目标都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并应当根据国有资产的不同形态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但该政府机构都必然地运离国有资产的运营，而是将国有资产委托给一定形式的代理人来代理运作。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管理便成为国有资产管理的核心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三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需要从委托—代理的角度对三种管理模式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具体地说，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比较分析。
1.激励成本比较
所有者作为委托人采取各种激励措施激励经营者（代理人）向着有利于所有者目标的方向努力是委托—代理制度的首要问题。但是，激励装置的设计和应用不是没有费用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都存在激励成本。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激励的核心内容就是利益刺激，因此这里所说的激励成为大体上可以等同于国有资产收益向经营者的一种转移支付或让渡。
在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公司制企业采用的是法人治理结构，其基本控制和管理程序是股东大会—董事会—支薪经理人员。对于国有股权来讲，参加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是国有股权的所有者即政府的代表，即所有者的代理人而非所有者自身。由于出资人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中的国有股权代表能否贯彻政府意图，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激励。实际上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就是一种激励措施，但经验证明效果不明显。从改革大势上看，由于股权较为清晰，股权让渡即根据公司绩效将部分国有股权转让给股权代表私有，可能是激励的方便形式。这种股权让渡因其透明度较高而成本较低。
相反，在国有独资企业中，其政企合一的属性使政府在激励装置的设计中偏重于行政级别而非物质利益，而在公开性不强、透明度较低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黑箱运作和地下交易的成本是相对较高的。也正因为公开性与交易成本之间的这种此高彼低的关系，人们才会对公开性情有独钟，追求不懈。
相对于股权管理和国有独资企业管理来讲，债权管理的激励成本最低。这是因为债权收益的确定性相对于股权收益的不确定性而言，其风险较小，激励措施与增加债权收益的相关性较小甚至非相关，且国有资产的代理链条较短。
2.监督成本比较
实际上，监督是激励的背面。激励机制设置的目的是刺激代理人积极努力的工作，达到委托人的目标。监督机制则恰好相反，委托人监督代理人的行为，目的是防范代理人出现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的道德风险，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出现企业内部人控制的风险。具体到国有资产的管理，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目的，就是防止内部人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代理的链条越长，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成本就越高。在股权管理中，委托代理链条表现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国有股权经营机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公有制企业中国有股权的代表者（董事会成员）——支薪经理人员，如此长的代理链条，使政府对股权运营的监督成本相对较高。特别是，企业内部国有股权的代表者能否尽职尽责地维护国有资产权益，真实地向其委托人报告公司运营的重大事项，不与企业内部人合谋欺骗委托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除了强有力的激励之外，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取决于公司外部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监督力度。可以说，在政府作为所有者的约束条件下，股权管理的监督成本的高昂是内生的。
在国有独资企业的管理中，由于国有独资企业行为目标的多元化，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难以担起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责任。政府和企业相互推诿这种旧体制下司空见惯的现象并不能因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而自行消失。几乎可以认为，国有独资企业的管理是一种没有监督的管理，而没有监督比监督费用的高昂更不利于效率改进。在这里，效率的源泉可能并不在于合理的企业制度安排，而在于政府机构的合理安排和政府行为的效率改进，世界不同国家国有独资企业的不同效率可以为此提供经验支持。
同样，债权管理虽然也存在一个监督问题，但监督成本很低。债权管理的监督成本主要在于防范因企业资不低债而导致的债权流失。
3.信息成本比较
任何管理都需要有充足的信息，只有在信息完备的条件下，有关管理的决策才可能科学和有效。然而取得信息同样要花费成本，而且信息完备往往只是理想状态而已，管理者要做的是尽量获得足够多的信息。信息成本包括信息的搜集成本、传递成本、保真成本等等。
在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信息成本中，国有独资企业管理的信息成本最大。在国有独资企业的管理中，由于政府不可能全面了解企业的具体情况，只能通过企业的汇报材料来进行决策，且材料的传递是按照层级制的原则逐层纵向传递。这样，一方面，企业内部人员完全可以通过虚报材料来控制和引导政府的决策，以便有利于企业内部人的私利；另一方面不仅政府搜集到信息要花大量成本，而且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扭曲、误传也会增加信息保真成本，而最为严重的是分辨真假信息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相对来说，股权管理的信息成本要低得多。这是因为股权管理可以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利用资本市场对信息披露公开性、真实性的要求和股东可能用投票的机制规避内部人控制信息源而带来的信息失真，而且在资本市场上，信息的搜集和传递是全方位的横向交叉搜集和传递，这一方面比国有独资企业管理中信息的单一纵向搜集和传递有效得多，而且信息失真的情况要相对少得多。
债权管理所需要的信息主要是一种事后信息，而不是正在发生中的信息，即债权人主要是了解已经发生了的目标债务人的业绩、信誉等情况，因此，信息失真的可能性较小，信息搜集的难度也较小，从而信息成本最低。
4.管理能力比较
三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要求也是高低不同的。国有独资企业管理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要求最高，它要求政府的管理人员不仅通晓企业管理的具体实务，而且要求政府能够协调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关系，使之趋向一致。况且，由于企业数量较多，政府不可避免地要以一对多，这对政府与企业的谈判能力和博奕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实际上，国有独资企业能够高效运转的前提条件是信息完备和共同利益。因为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保证政府的正确决策能够不走样地贯彻执行。然而遗憾的是，这两个条件在短时期内恐怕还是难以具备的。
虽然从经济演进的角度看，股权管理是比实物资产管理更高的管理形式，因而也应当要求管理者有更高的管理能力，但这只有对于纯粹的企业管理来说时才是正确的。对于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职能来说，股权管理反而比国有独资企业的实物资产管理对政府的管理能力的要求更低。这是因为，股权管理使政府摆脱了繁杂的具体产品经营，专致于国有资本的经营，管理变得简单化和纯粹化了。当然这需要政府国有资产管理人知识的更新和人员结构的调整，大量吸引有资本经营专长的人才充实国有资产管理队伍。
与前几项比较一样，债权管理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要求最低，因为借钱给别人和坐等债权收益的回收总比自己想方设法创造收益要简单得多。
总括上述比较，我们的结论是：从高到低排序，在激励成本中依次是国有独资企业管理、股权管理、债权管理；在监督成本中依次是股权管理、债权管理、国有独资企业管理；在信息成本中依次是股权管理、债权管理；在管理能力中依次是国有独资企业管理、股权管理、债权管理。可见除了监督成本项下国有独资企业管理低于股权管理之外，其他项目都是股权管理低于国有独资企业管理。但是，国有独资企业管理模式的无监督成本并不利于效率的提高，因而并不值得提倡。
四、关于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益政策方面的建议
1.由于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资产的形态日益多元化，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也应该多样化，不能用同样的模式管理不同形态的国有资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国有资产管理的模式和方法进行根本性创新。
2.国有股权形态日益成为国有资产的主要形态，认真学习和研究股权管理应当成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者的紧迫任务。
3.国有独资企业管理的高成本和高管理能力要求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使国有独资企业的比例逐步下降。
4.国有股权管理模式的低成本和低管理能力要求国有股权管理模式应当成为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模式。
5.虽然债权管理的成本较低，但在短时期内债权管理不可能成为国有资产管理的主要模式，这不仅仅是因为债权的非产权属性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也因为将全部或大部分国有资产转为债权并不是最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模式，但不排除在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扩大债权管理的范围，特别是在债权管理刚刚起步的起始阶段，尤其应当予以鼓励。
6.在国有股权管理中，股权不能有效地自由流动已成为搞好股权管理的瓶颈，尽快创造条件推进国有股权的流动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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