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鲍曼的后现代思想下的道德观对道德教育的影响
张晨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波兰犹太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对道德的探讨以人类处境为路径，在对现代社会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后现代思想下的新型的道德观。其思想中关于反对强制性道德、提倡自治道德以及关注他者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德育困境的突破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式和新的思路。
关键词： 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思想 道德教育
齐格蒙特·鲍曼，著名的英国籍波兰犹太裔社会学家，在现代社会及后现代社会理论领域有着很高的建树。鲍曼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但其对于道德问题、道德困境的关注起源于对于其经历过的犹太人大屠杀事件。在对现代文明社会中此类残忍事件的反思中，对于现代官僚管理体系的批判中，他对于现代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思考，并针对现今存在的一系列道德困境，提出后现代道德理论，为当前从事德育工作的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反思、解决德育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方法支持。
一、鲍曼后现代理论产生背景
在对鲍曼的后现代思想进行研究之前，首先要了解其思想的发展渊源，就要对鲍曼其个人生活经历，及促使其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展开研究。
在该三维飞行任务空间建立以起点S为原点、S点正东方向为x轴，y轴垂直于x轴且与水平面平行，z轴为过原点且垂直于xoy平面的三维坐标轴Oxyz，如图2所示。
随着全球能源的逐渐枯竭、大气污染的不断加剧以及气温上升带来的危害加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节能减排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电动汽车应运而生,并迅速得以广泛应用[1]。电动汽车作为电力负荷,其充电行为具有间歇性和随机性。在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由于充电器本身包含各种非线性特性的电力电子元件,会向电力系统注入谐波,当谐波超过一定范围,将会给电网带来谐波污染,从而对电网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同时也将缩短电池的寿命,因此对电动汽车充电过程中的谐波进行分析和检测具有重要意义[2-4]。
严格意义来说，鲍曼的后现代性来源于因为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对现代性的反思。只不过这种反思并非一夕之间诞生的，而是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自己所拥有的人生经历有着必然性的关联。纵观鲍曼的一生，其经历过数次的角色转换，而每一次转换都是诱发其学术思想走向或诞生、或改变的契机，也酿造了个人对社会主义及现代性的存疑。
诞生于贫苦犹太家庭的鲍曼，自出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颠沛流离的漂泊中。1939年，由于当时的波兰盛行反犹太运动，使得鲍曼一家旅居苏联。在苏联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并在1943年加入了波兰军队、共产党和波兰党。就在鲍曼打算大有作为之时，28岁的他却遭到反犹太主义者的污蔑，使得他不得不离开了军队。在离开军队后，鲍曼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学术上，1954年正式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担任初级讲师，并以此标志性的事件，开启个人的学术生涯。此时的他已经从狂热的社会主义追求者转变为了审视、检阅社会主义思想，并试图重构马克思主义。
在历经纳粹、反犹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种种观点、挑战和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理念诠释之后，鲍曼自然已无法再去相信所谓的理性还能够如当初所设想的那般，通过建设某种社会秩序来实现对人类的改造。因此这一时期的鲍曼，其创作保持了一种独立的路线。在看清了乌托邦国家政体不公平、假正义的真正面目后，鲍曼不能忍受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是党的路线勤奋的傀儡。他认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盲目附庸于统治政权。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鲍曼的批判精神逐渐明显与强化。鲍曼和华沙大学的同事拒绝成为党中央思想的宣传者和大众洗脑的代言人，这也使得他被学校辞退并驱逐出境。
同时鲍曼所成长、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其在欧洲各国辗转的同时经历了战乱、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更迭，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而这一时期也是鲍曼个人思想创作的高峰期，此时的他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尤为泛滥的国度，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和连带影响有着十分真切的体验。在对经济全球化及其后果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鲍曼更加清楚地洞悉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境况，现代性所谓的普遍伦理规范已不复存在，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什么样的伦理道德才能帮助人类摆脱自己的生存困境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之上，鲍曼提出了自己的后现代道德思想。
鲲两只精钢般的利爪停驻在暮云飞渡的摘星楼前，船帆一般的双翅一收，宇晴领着三位少年由背上跳下来，踏上台阶。摘星楼中已是灯火通明，数十盏乌桕油黄铜灯光影清清亮亮，十余把紫檀座椅之上高高危坐，谈笑晏晏的，正是白日考校过他们三人的万花诸贤。
从此，鲍曼开始了在各国辗转生活、工作，并最终在英国定居。上个世纪70年代初，鲍曼开始在英国利兹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之后他潜心研究，笔耕不辍，出版了众多思考社会学著作。
二、鲍曼后现代思想下的道德观
（一）鲍曼现代道德观分析
同时，鲍曼提出了后现代世界中四种主要的人类角色。第一种角色是漫步者，他们是当代城市的代表和象征，在享受当代资本主义生活所带来乐趣的同时，也享受着与普通现代社会朝圣者截然相反的生活，他们可以不顾任何代价与风险，以完全游玩的心态和形式，在大型的购物中心享受人生与岁月；第二种角色是流浪者，他们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去到哪里，永远都是异乡人、流浪者，他们失去控制、没有主人，换言之永远无法真正意义上融入一座城市当中；第三种角色是游客，他们生存的目的就是体验、获得更多的生活经历，因为他们觉察到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享受不到、也找不到“更多的空间”“更新的体验”，第四种是比赛者的角色，因为所有的竞技类比赛都会有其的开始与结束，因此这类角色所有的焦虑感都是从比赛的时候便开始的，而所谓比赛其目的就是如何能够在没有悲悯、同情及合作的情况下获得胜利。从长远来看，这种比赛就像是一种象征，而且是在比赛的过程中不产生任何的创伤和怨恨。所以在后现代的成年期，所谓标志也就是大家能够像孩子们一样全心全意拥抱和投入比赛、享受比赛。鲍曼所提出的四类不同的人生角色、彰显出四种不同的人生策略，而其在此过程中得到的结论是这四种生活方式，将个体所拥有的自主投射到道德责任的对立面，在道德判断的过程中出现对人类相互影响的巨大空间、甚至是在相互影响过程中所生成或者依赖的亲密关系。
鲍曼认为现代性对理性和秩序的过分追求，是导致专家权威和科学层制对道德进行宰制的根本性原因，是促使各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必要性途径，进而酿成为震惊世界的、诸如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般惨不忍睹的悲剧。
从鲍曼对于现代道德出现问题的反思，以及对于后现代道德的设想，我们可以发现，鲍曼的后现代道德观更加关注人类自身，关注人的内在的道德本能，而且这种本能只是指向“我”、并要求“我”为这个道德主体作出为“他者”不计回报的付出。另一方面，这种道德关系虽然存在于两个人面对面所展开的各类接触过程中，但本质上确实单方面、而非互相作用。鲍曼甚至觉得“道德内在本能本质上就是不对称的”，而不是将其视作一种契约和能够换取某种回馈的交易。
不可否认的是，现代道德教育在教育方式和内容方面存在问题。其虽然在理念上仍然以传统为主，但是所奉行的哲学理念却是一种权威主义的规范伦理学，也就是所谓“什么对人是善的、行为规定与法则，都是有权威来进行说明和规范”，“善与恶最大的区别在于服从与否”。在这种伦理学当中，人是以机器或者罪人的形式生存的。在这样一种理念的指导下，现代道德教育在实践上采取了规范化的模式，以一种单向、强制、封闭、机械论、目的论的教育方式来展开教育。其面向学生，并强迫其接受单一的、单向知识传输。但这种教育方式存在着单向灌输而忽略主体，注重条文教条而忽略了生活多变的客观性，封闭教育远离社会、与现实脱节等问题。
鲍曼曾经亲身地感受过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驱逐和残害，所以在其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将大屠杀和道德问题进行关联，正式开启了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在他的观点当中，其肯定了对犹太人及其他人系统谋杀的可能性，不仅历史上已经生成的那一次大屠杀存在这种可能性，甚至是以后的岁月中，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现代社会系统已经压抑了人类存在的道德能力。正常情况下我们人类做善事、避免恶事的冲动是先于社会性的，换言之我们生来就有帮助弱者、照顾需要帮助的人——这样自然的天性，更善于去保护那些处在危机和困境中的人。
（二）鲍曼后现代道德观分析
鲍曼通过对于现代道德的分析，认为现代的道德由于对理性和秩序过分追求，从而陷入了伦理道德困境，所以就要寄希望于在后现代中建立起的道德规则。在其所作的《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一书中，鲍曼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后现代性不仅是道德毁灭的诱因，同时也是促使道德新生的契机，而当所谓的现代性已经发展到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毁誉和自我拆除的阶段时，人类对于道德现象所展开的激进和突破就有可能性诞生。
与此同时，鲍曼在自己所著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传统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反驳思路，其认为既然道德是社会的产物，那么就应该从“与他人相处”这个基本情况出发，对社会道德的前源进行论述，并将道德归结为主体为条件的责任。也就是说在任何条件、任何状况下，个体都应该无条件、无理由地承担起本应承载的道德责任，意味着个体有可能会在道德的驱使下，为他人承担责任，引发对他人命运的承诺、并为其的幸福与否承担责任。也就是说道德责任并非在他人的劝导和主观性需求的情况下生成，而是要个体自己主观性地为自己或者他人承载道德责任，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进道德的自我生存。
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无论保持着怎样的乐观和理性，都不足以从实际出发解决当前人类在实际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所面对的各种困境。他认为人类的发展面临着诸多不可控、也无从预料的因素，无法像现代性所进行的假设那样，完全以理性来控制生活中所面对的一切，自然也不可能拥有无止境的进步；人类所必须面对的生活处境，是更深层次的伦理和道德问题，所谓现代性只是一种假设的、还没有完成的方案，同时“现代性压抑人的道德本质、促使人类走向道德困境”的本质注定了所谓现代性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方案。它既不可能为真正意义上存在的人们带来迫切需要的幸福和安宁，甚至会让人们陷入无休止的幻想和渴望当中，将人类正在面临着被专家和科层制宰制、从而丧失道德自主和主体性的现实，完全隐藏，并最终陷入到更为严重的伦理和道德危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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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但是现在这种自然的天性，正在被社会当中的科制及官僚体系压制，并在这种压制的过程中大规模、频繁地参与那些残酷的行为。而这种效果的生成就意味着所谓的天性必须切断道德过失和所需要联系之间的关联性。而现代主义通过自身所具备的科学管理和对人行为的有效协调，充分实现了这种目标性的割裂，而用来切断这种关联性的工具就是促使某种行动、或者行动上的目标成为道德上不相关（或不属于传统的道德评价范围）的内容。
首先，要对道德教育的出发点、主体性进行反思。现代道德教育往往忽视了学生在接受教育、实现发展过程中所应具备的主体地位，更多的教育内容只是将道德上升到国家层面，认为个体就应该从属于集体、服从社会和国家，以一套完整的、看似客观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来对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要求。其所奉行的不过是对政治理论所推行的道德一体化下的道德约束，是以纪律的形式所展开的训诫、评价和奖惩，如此自然无所谓自由、想象和主体性。换言之，如此的道德教育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将学生训练成缺乏独立自主和判断能力的，按部就班、遵循秩序的“工具人”。
与此同时，通过对道德教育的过程进行反思，我们不难发现现行道德教育活动被简化成为工业生产。其使用诸如报纸、电视等的工具来批量性输出道德知识，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及工业生产组织来建立教学体系，将道德知识传播到各种教育的载体，包括教学工具、课堂形式等。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联性只是因为知识的传授而建立起来的，德育的目的仅仅在于学习到的知识，所有教育者、教育组织也必须围绕知识传授而展开教育行动，服务并满足德育知识学习的需要。从某种意义来说，学校的“德育”已经被简化为借助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来实现机械化德育知识传播的过程，师生之间本应具备的情感交流和人文关怀，日渐被淡化、或者根本不存在。
（1）表面活性剂有着降低油的界面张的作用，界面张力越小驱油效果越明显。但是采出程度和含水率降低在界面张力为10-3和10-4时变化较小，界面张力在10-3和10-4时驱油效果相差不大，减小界面张力需要增加表面活性剂的浓度，从经济角度考虑，选用界面张力为10-3的表面活性剂驱油效果最好。
四、鲍曼后现代道德观对道德教育的影响
因为鲍曼认为道德本能为天生内在的，故而渴望在道德论述的过程中辅助以及社会学进行分析，以期建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道德社会理论。同时，鲍曼对道德内在源动力的解释也与以往不同，认为道德映射人类天生的内在本能，而非依靠外部而生成；针对道德的本质，鲍曼也更为强调其感性和非理性的层面——这些对于当代德育理论的建构，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长期以来，对国有企业基层党支部建设的依据，更多的是侧重于分析现状和提出政策要求，在体制完善、制度建设等方面缺乏系统的理论思考、理论研究。
在道德教育目的、道德教育的出发点上，我们要进行反思。现行的德育目的是预设而非自主生成，从来没有考虑过人与周边环境变化的因素。理想中德育目的在于让学生完全释放出道德的本能并用来指导自身的行为。对鲍曼而言，道德是决定一个人存在价值的关键所在，换言之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道德的选择，而这也是每一个人能够将自己当作道德的接收者和在道德上负责人的主体来对待的原因。鲍曼的道德思想给予当代人的教育启示就是德育应回归学生本身，围绕学生主体发挥德育的作用和价值。
就鲍曼来看，如今的社会已经发展成碎片化的形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德育必须尊重德育主体的独立性，因为鲍曼并不相信德育的互惠性和社会性，因此在德育的目的上，鲍曼更为重视的是一个独立而不同的个体，重视如何在个体当中发展德育，在自由的状态下作出选择、并承担责任。在如此一种情况下产生德育的目的，是在对人性依然抱有信任、对德育依然抱有乐观心态的情况下，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
最后，鲍曼在其所提出的后现代道德观明确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现代性的专制性与后现代的不确定性，造就了人类对道德责任的逃避，而这造就了德育要以培养学生对道德所秉承的责任为目标。而这种责任的生成，与道德主体密切相关，其目的中不可割裂的部分就是加强对学生道德责任的培养，要求其作出明确的道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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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49（2019）04-0243-03
作者简介： 张晨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责任编辑：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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