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基于中美双边贸易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税壁垒论文,中美论文,美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9年2月17日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签署了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尽管此前其曾多次明确表示经济刺激计划不应包括贸易保护主义条款，以免引发贸易战，在当前金融海啸肆虐的形势下加剧全球经济的下滑，但最终通过的计划仍包括“购买美国货”这一保护主义条款。虽然措辞缓和，却依然使美国为世界作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坏榜样，为全球经济的再次复苏蒙上了阴影，1930年《Hawley- Smoot Tariff Act》通过后引发的全球性大萧条有可能重新上演。
面对美国对其贸易政策所持态度的微秒转变，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中国正因其过高的外贸依存度而面临严峻考验。次债危机的蔓延已极大缩减了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导致贸易出口总额连续数月大幅下滑，东南沿海地区的外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倒闭，大批工人面临失业困境，而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无疑在短期内进一步冲击中国的钢材、纺织品与农产品出口，加剧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减少中国为调整产业结构失衡而进行的必要积累，把中美两国推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在当前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特定形势下，研究美国贸易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将有助中国政府提早拟定对策，合理应对美方贸易保护浪潮，确保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二、文献综述
国外文献大都致力于探讨决定贸易政策的诸多因素。Trefler（1993）、Henriques与Sadorsky（1994）、Gawande（1995）、Lee Jang- Wha与Phalip（1997）等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的乏力使政府有借口提高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Baldwin（1989）、Rodrik（1995）等则在理论上深入研究了政治经济因素对贸易壁垒的影响，他们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集团在福利得失间博弈的最终结果”。Grossman与Elhanan（1994）在此基础上，构建政治经济模型，奠定了决定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框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世界经济动荡加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商业周期反复交替，保护浪潮此起彼伏，部分国外学者开始逐渐关注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周期性研究。Thornton与Philip（1995）等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具有上升趋势。Madsen（2001）重新分析了美国1930年《Hawley- Smoot Tariff Act》与1931年《Abnormal Importation Act》所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性大萧条的助推作用，指出经济衰退期美国国内收入的下降诱发了保护性贸易政策的出台，并进一步加速了全球经济的下滑。Kyle Bagwell与Robert（2003）则在理论研究上进一步延续了Grossman与Elhanan（1994）的内生政策理论，利用囚徒困境与多阶段博弈分析了贸易保护主义反周期性的政治动因，认为保护主义的抬头取决于本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商业周期现状。
国内学者则多致力于研究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行业的影响，较少有关注伙伴国贸易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变动趋势。蔡茂森与朱少杰（2003）分析了发达国家设立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行业产生的抑制效应。吴秀敏与林坚（2004），孟昌与张瑜（2005），汪琦（2005），孙龙中与徐松（2008）等则通过研究，深入剖析“技术壁垒”与“绿色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消极影响。苗建军（2004）探讨了“绿色壁垒”与作为中国重要经济支柱的纺织品出口之间的关系，指出长期依靠价格优势必然会严重制约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受制于自身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每逢美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便首当其冲，承受严重冲击。若仅凭事后分析拟定对策，既不能挽回经济损失，也很难防患于未然，避免类似摩擦重演。因此，本文以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为切入点，结合当前美国国内次债危机继续蔓延的特定形势，从美方角度出发，研究影响其对华关税政策的政治经济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短期预测，以帮助中方认清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对华关税政策的调整趋势，为拟定审慎的应对策略避免中美两国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赢得先机。
三、影响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的因素分析
本部分将在内生政策理论与贸易保护反周期性理论的框架下，分析影响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的政治经济因素，考察美国国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从中起到的助推作用。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1.变量选取
在国际贸易理论上，贸易壁垒可简单划分为关税壁垒（Tariff Barrier）和非关税贸易壁垒（Non- Tariff Barrier）两类，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大部分国内学者都忽视了关税壁垒再次抬头的可能，侧重于研究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产业的影响。然而，作为一种最行之有效的贸易保护措施，提高关税始终都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调整国际收支、纠正贸易逆差的有力工具，而在中美两国近几年的贸易争端中，提高对华关税也在美方贸易政策调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众所周知，一国关税税率因进出口产品结构复杂而种类繁多，且一经设定便不会经常变动，很难从整体上把握其关税政策走向。Grant与Kent（1989）提出以对进口产品征收的总关税所占进口总价值的比重作为一国平均关税税率（Average Tariff Rate），来衡量其关税政策与关税壁垒。Henriques与Sadorsky（1994）、Thornton与Philip（1995）、Trefler（2004）、Townsend（2007）等都沿用了这一度量方法，本文也将围绕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ATR）展开实证研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自2008年次债危机全面爆发以来，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的上升趋势明显增加，如图1所示。此外，不难看出，近几年中，每当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就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就意味着在当前金融危机肆虐、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新形势下，研究美对华关税政策的走向，是完全必要的。
在内生政策理论的框架下，政治经济因素是决定一国贸易政策的最主要因素，而政治导向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左右，宏观经济疲软引发的舆论将转化为政治集团多方博弈的筹码。作为衡量一国宏观经济运行现状的重要指标，真实GDP、私人消费、收入水平与失业率均可能直接影响政府对贸易政策的最终抉择，而在贸易保护反周期理论的框架下，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又是体现一国处于商业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信号，间接导致衰退期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与增长期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在国外学者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真实GDP增长率
、单位小时收入（HE）与失业率（UR）作为解释变量分析美国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对其平均关税税率的影响。
同时，贸易自由化引发的全球性竞争，无疑会使不具备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内产业承受国外同业的激烈冲击，并直接反映在业内收入水平下降、失业率升高与贸易逆差激增之上，而政治集团也往往借机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纠正贸易逆差，平衡国际收支。美方就曾以中美经贸失衡为借口，多次提高对华关税。因此，本文也选取美对华净贸易总量（NT）与进出口交换比率（Term of Trade，TT）为解释变量考察中美贸易条件对平均关税税率的影响。
此外，为验证执政党与金融危机是否会推动美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本文使用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s，DV）探讨美国国内执政党与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其平均关税税率的影响。
2.模型设定
在Ray（1981），Lee Jong- Wha与Phillip（1995），Trefler（2004）所采用模型的基础上，本部分建立如式1所示的基本回归模型：
为了进行对比研究，我们将分别以美对全球平均关税税率与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对比研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便于对比各解释变量在美总体关税政策与对华关税政策中发挥的功效，挖掘其中包含的经济意义；二是可以确保回归系数所体现的经济含义具有一致性，增强研究的稳定性与可信度。为了消除残差部分存在的自相关条件异方差性，在式1的基础上对回归的残差项建立GARCH（1，1）模型。实证所需模型如式2至5所示，式2与式4为均值方程，反映各解释变量对美国平均关税税率的影响，式3与式5为方差方程，消除残差项的自相关条件异方差性。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与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平稳性检验
实证所需季度数据取自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官方数据库与UITC（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官方贸易数据库，样本空间选取1992年1季度至2008年4季度，每个变量均具有68个观测数据。因为所有变量的数据都表现出季节特征，因此在实证研究前，先对变量进行季节调整。
对不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往往会造成伪回归现象。所以需要对以上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识别其平稳性。在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选择恰当的模型形式非常重要。我们采用了一种有效和常用的方法，即首先通过观察时间序列的曲线图，来初步判定是否在模型中包含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然后再结合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单位根项前面的系数的显著性进行反复试验，最终确定模型形式。模型的滞后阶数是根据SIC准则来确定。从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可见，各变量都是平稳的。
2.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了以上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1）影响美对全球平均关税税率的实证结果分析
表2左侧的结果表明，美国人均单位小时收入的增长率和进出口交换比率均负向显著影响美对全球平均关税税率，单位小时收入与进出口交换比率越高，则美国的平均关税越低。依据内生政策决定理论，单位小时收入的下降，反映出美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下滑趋势，美国政治集团倾向于抬高关税降低贸易开放度，减少进口产品所占美国市场的份额，为国内产业赢取发展空间，加大其劳动力投入成本，增加美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在贸易保护主义反周期性理论的框架下，不断提升的单位小时收入预示着美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期，并不存在滋生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Grossman与Helpman（1994）所提出的进出口交换比率，表示为每单位进口产品价格与每单位出口价格的比值，则进出口交换比率越高，意味着国外进口产品正逐步失去价格优势，本国出口产品正逐步具有价格优势，政府应降低关税壁垒以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造成本国出口被征收高额关税，使国内居民遭受福利损失。
表2左侧的结果同时显示，私人消费增长率、失业率与国内金融危机的蔓延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内生政策决定理论的框架下，私人消费增长率的提高，反映出美国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使美国政治集团可以适时提高关税鼓励民众购买“美国货”，以减少居民福利换取对国内弱小行业的保护，而私人消费增长率的下降，反映出美国居民消费能力的乏力，美国政治集团则会考虑降低关税鼓励民众购买最具价格优势的产品，以增加居民福利为首要目标，避免国内生活成本的激增。而失业率的攀升，使美国政治集团偏向于提高关税限制进口，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国外激烈竞争，增加其投入与产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设定二元变量时取美国处于金融危机之中为1，则美国国内金融危机的蔓延，将导致美国整体经济的低迷，促使各方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推行保护性的贸易政策，降低贸易开放度，减少国外同业的激烈竞争，扶持本国产业尽快走出低谷。而依据贸易保护主义反周期性理论，失业率的攀升与金融危机的蔓延又预示着美国正处于经济衰退期，这恰恰提供了滋生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这里需注意，私人消费增长率的变动并非美国所处经济周期的充分条件，只能作为必要条件。私人消费增长率的上升或下降并不能一定反映出美国处于经济增长期或衰退期，美国处于经济增长期或衰退期则一定导致私人消费增长率的上升或下降。
此外，表2左侧的结果也显示，真实GDP的增长率、执政党的贸易政策偏好与净出口总量并未对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产生显著影响。无论在内生政策决定理论的框架下，还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反周期性理论的框架下，美国真实GDP的增长率与巨额贸易逆差的影响之所以不显著，均可归因于美国自身产业结构的特征与进出口产品结构的特征。真正拉动美国真实GDP增长的是其发达的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国外同行业很难对其构成竞争威胁，并不需要提高关税对其进行保护。真实GDP增长率的上升或下降反映出这些产业的繁荣或低迷，需要美国政治集团调整对内经济政策而非对外贸易政策，不会导致关税税率的显著抬高或降低。美国自身产业结构的特征也决定了其出口产品多为高新技术产品与能发挥技术优势的低成本产品，进口则多为日用品与投入品。虽然美国贸易逆差偏大，但进出口产品的相对比较优势具有显著差异，无需抬高关税实施保护性的贸易政策。美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决定了其贸易逆差的进一步拉大或缩小，同样不会导致关税税率的显著抬高或降低。同时，因在此以美对全球平均关税税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执政党又对不同贸易伙伴呈现出不同贸易政策偏好，情况较为复杂，很难达成统一，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都不会显著影响其对全部贸易伙伴的平均关税税率。
（2）影响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的实证结果分析
对比表2左侧，表2右侧的实证结果则表明，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受到美执政党的显著正向影响，而私人消费增长率与中美进出口交换比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执政党自身的贸易政策偏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对华贸易政策所采取的态度都偏向于高关税壁垒与低开放度，因设定二元变量时取民主党为1，则民主党要较共和党更倾向于对华采取保护性贸易政策。私人消费增长率的非显著影响仍可归因于中美双边贸易的产品结构。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特性，多为日用品与贸易加工品，易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在美国居民消费中所占比重有限，当美国政治集团以牺牲居民整体福利换取国内部分产业发展时，未必会仅仅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这就导致美国私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或降低不会显著影响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而中美进出口交换比率的非显著影响可以由双方外贸依存度的差异加以解释。中美进出口交换比率的上升，标志着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正逐步失去价格优势，美国出口中国的产品正逐步具有价格优势，美国政府可以降低对华关税以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造成本国出口产品被中国征收高额关税，但因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而美国外贸依存度偏低，即便美国政府抬高对华关税，中国的报复性关税也未必会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这就意味着美方既可以提高其对华关税税率，也可以降低其对华关税税率，从而导致中美进出口交换比率的上升或下降不会显著影响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经常被美方所提及的美中巨额贸易逆差并未对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产生显著影响。显然，仅从单纯缩小贸易逆差而言，很难成为美对华征收高额关税的动因，无论在何种理论框架下，真正能决定中美贸易开放度的仍然是美国国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对华态度，而美国国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进一步加剧了中美间的贸易摩擦。
表2左侧方差方程中的ARCH项与GARCH项系数均显著不为0，表1右侧方差方程中的ARCH项系数显著不为0，说明对残差项建立GARCH（1，1）模型消除自相关条件异方差性是完全有必要的。而表1底端列出的拟合优度
与F统计量也显示两类模型平稳，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本部分着重分析影响美国关税政策的政治经济因素，特别考察了美国国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对美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起到的助推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尽管私人消费增长率与进出口交换比率对美国总体关税政策具有显著影响，但却不会左右美对华关税政策的调整，而民主党则较共和党更偏向于对华采取保护性的关税政策。由此可见，真正决定美对华关税政策的依然是美国各方利益集团的对华政治态度，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又无疑会进一步助长美国政治集团的保护主义倾向，导致对华关税壁垒的不断提升。在下一部分，本文将就当前次债危机肆虐、美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特定形势，对2009年1月后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进行短期预测，以此反映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对华关税政策的调整趋势。
三、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的短期预测
本文第二部分对影响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本部分将在此基础上，以具有显著影响的单位小时收入HE、失业率UR、表示执政党的二元变量
与是否处于金融危机的二元变量
为解释变量，预测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的短期走势。
为避免丢弃部分不具有显著影响的解释变量可能所导致的模型稳定性缺失，本部分将建立基于上述解释变量的GARCH（1，1）一M模型，以GACH（1，1）模型消除残差的自相关条件异方差性，并在均值方程中引入残差项的条件标准差作为解释变量，增加模型的解释度。多变量GARCH（1，1）－M模型如下所示，式6为均值方程，式7为方差方程：
其中，下标iHe表示单位小时收入船的最优滞后长度，下标iUR表示失业率UR的最优滞后长度，下标iPT表示执政党的最优滞后长度，下标iFC表示金融危机的最优滞后长度。
预测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的短期走势，可在选定单一解释变量的最优滞后长度后，建立如式6与式7所示的多变量GARCH（1，1）－M模型来实现，也可以不考虑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只建立基于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序列的AR－GARCH模型来实现。本部分将分别建立这两类模型进行短期预测。
预测空间设定为2009年1季度至2009年4季度。单一解释变量最优滞后长度的选取结果、AR－GARCH模型与GARCH－M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方括号内为t统计量或z统计量，圆括号内为统计量的P值，表右侧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与其他相关统计量。
当只取一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时，可依据拟合优度、AIC值与F统计量判定解释变量的最优滞后长度，对每个指标的预测能力进行评价。统计量取值介于0与1之间，越接近1越好，而AIC值则越小越好，F统计量越大越好。表3第一部分给出了每个解释变量的最优滞后长度，不难看出，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的1阶自回归（AR（1））具有高达0.9860的解释度，可建立AR（1）－GARCH（1，1）模型进行短期预测，而除单位小时收入HE以外的其他解释变量，解释度普遍不高，预测效果不稳定，故应建立多变量GARCH（1，1）－M模型进行短期预测。
在建立多变量GARCH（1，1）－M模型时，应参考单变量最优滞后长度的选取结果，进一步调整各解释变量的滞后阶数，使统计量尽可能趋近于1，增强模型的拟合程度与预测能力。多次调整后，仍保留HE、UR与的最优滞后阶数不变，修正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从而使多变量模型的统计量达到0.87185，要优于只考虑以单位小时收入为解释变量的单变量模型，较其他各单变量模型的统计量也有显著提高。
AR（1）－GARCH（1，1）模型与多变量GARCH（1，1）－M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所示。从模型的相关统计量，如拟合优度、AIC值与F统计量等可判定两类模型平稳，能够进行预测。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多变量GARCH（1，1）－M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不但显著，而且呈现出与第二部分实证结果相一致的符号，这说明解释变量的缺失与模型的变更，并未使美对华关税政策所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产生显著差异，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第二部分实证研究的结论。此外，两类模型方差方程中的ARCH项系数均显著不为0，说明对残差项建立GARCH（1，1）模型消除自相关条件异方差性是完全有必要的，而多变量GARCH（1，1）－M模型均值方程中条件标准差的系数显著不为0，也说明引入均值项具有合理性。利用AR（1）－GARCH（1，1）模型与多变量GARCH（1，1）－M模型对2009年1季度至2009年4季度间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进行预测的结果如图2与图3所示。
图2显示AR（1）－GARCH（1，1）模型的预测结果，若只考虑时间序列的自相关性，则2009年1季度至2009年4季度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将稳中有降，1季度平均关税税率为2.9149％，2季度平均关税税率为2.9037％，3季度平均关税税率为2.8933％，4季度平均关税税率为2.8837％，基本保持稳定不变，并未显示出美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图3中多变量GARCH（1，1）－M模型的预测结果则显示，2009年1季度至2009年4季度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1季度平均关税税率为3.0203％，2季度平均关税税率为3.1245％，3季度平均关税税率为3.7363％，4季度平均关税税率为3.9849％，显示出美方对华保护性关税政策的抬头。对比两种预测结果，显然后者因考虑政治经济因素对平均关税税率的影响而更具经济意义与现实意义，而美国贸易委员会（UITC）最新公布的数据也显示，2009年1季度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已升至3.0033％，与多变量模型的预测结果基本相符，说明多变量GARCH（1，1）－M模型的预测结果更具可信度，能够反映出当前形势下美方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的趋势。
本部分的预测结果显示，民主党的上台、次债危机的肆虐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美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提高对华关税壁垒。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为切入点，结合全球性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特定形势，从美方角度出发，研究影响其对华关税政策的政治经济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的变动趋势。实证结果显示，受次债危机与民主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影响，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在2009年1季度至2009年4季度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中美间关税壁垒极有可能进一步增加，中国政府应提早拟定应对策略，将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消除于萌芽阶段。显然，要在当前特定形势下消除横亘在中美两国间的关税壁垒，需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对话，确定有利于两国长期发展的均衡关税税率。
次债危机的爆发与蔓延，直接导致美国宏观经济的急速下滑、失业率的大幅攀升、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下降，以提高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行业与就业的呼声此起彼伏，而民主党上台执政后推行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也使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显露无遗，本文的研究显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对华平均关税税率将呈显著的上升趋势。中国政府应极早拟定审慎对策，避免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在当前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特定形势下确保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本文的政策建议概括如下：
1.加强双边合作
中国应力求在中美双边贸易协议的框架下协商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避免自身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并以此为契机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争取更为合理公正的协议规则。但需注意的是，加强合作并不意味着过度依赖合作。众所周知，在双边贸易协定框架下通过谈判、磋商来解决贸易争端，周期较长，若不能达成和解或谅解，则先机已失，美方日益提升的关税壁垒势必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因此，中方应在积极展开双边磋商的同时，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对各国新贸易措施的监督与审议，增加与美谈判的筹码。
2.加大游说力度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必将限制自身出口，使部分行业与企业陷入贸易报复的困境，阻碍或延迟美国经济的复苏，而民主党在上台伊始便一改共和党执政时的对外贸易政策，大力推行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势必招致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中方应率先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且对华态度友好的美国企业展开游说，使美方对华的保护主义倾向受到其国内企业与行业工会的强烈反对，再利用两党间的政治矛盾对共和党展开政治游说，争取废除或否决隐含保护性的关税法案或条款，将美方的保护主义倾向消除于萌芽阶段。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危机的蔓延，出口总量的急剧萎缩，既使中国面临严峻考验，又使中国获得了转变增长模式的契机。一方面，应及时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增加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减少低端制造业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所占比重。另一方面，以实现贸易平衡为首要目标，争取扭转过高的外贸依存度，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克制经济盲目扩展的冲动，从对外贸易向对内贸易转变，以内需增长带动经济增长。中国的增长模式，必须从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的外向性增长模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高技术的知识型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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