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四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社会主义经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新中国50年的历程只是一瞬。与新中国50年经济建设伟大成就相伴随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逐渐成熟，其间经验多多，教训多多。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人们在总结新中国经济理论成就和重建中国经济学的问题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全面否定斯大林经济思想，将“苏联范式”等同于马克思范式，并加以全面否定，不能正确认识新中国经济理论发展进程中前30年和后20年的关系，否定前30年的经济成就和理论成就。笔者试图在对半个世纪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
一、客观评价斯大林和“苏联范式”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雏型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中国化，也是中国版的“苏联范式”。50年代初，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文版的出版发行，和随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的发行（以下简称《教科书》），对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党学习包括这两本书在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各级领导干部学习经济理论蔚然成风，高等院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是以《教科书》为基本体系。
由于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并没有构建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缺乏系统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实践迫切需要科学的经济理论来指导。而当时的苏联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模式，斯大林也已经是威信极高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代表斯大林经济思想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由前苏联科学院组织撰写的《教科书》便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这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期和经济理论的初创时期，无疑是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面对今天一种全盘否定斯大林经济思想和“苏联范式”的错误倾向，有必要正确评价斯大林经济思想和“苏联范式”。斯大林经济思想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当然也存在历史的局限。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对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一方面界定了经济学的学科范围，为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斯大林的历史局限。这种局限表现在将生产力排除在政治经济学对象之外。其根源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象论。马克思为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限定为生产关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象论是将马克思的界定移植到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阶段，仍只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而忽略生产力的研究显然是一大理论缺陷。
二是关于经济规律的论说。首先，斯大林强调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认为经济规律是不可改造、不可制定，也不可消灭的。批评了关于改造经济规律的错误观点。其次，提出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观点。斯大林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表述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9 页。）用发展生产来满足社会需要，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主线，决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方面和全部环节，并规定着其他经济规律的发展方向。这一经济规律的表述正确说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但其局限在于将主观特征的生产目的作为经济规律的核心内容，难以说明经济规律所固有的反映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此外，他还提出“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他认为“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7页。 ）这既反映了斯大林注意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又体现了其否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的调节作用的局限性。
三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的观点。斯大林最早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的原因。这是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最显著的贡献。尽管现在许多人在批评斯大林商品论的局限性，但在斯大林以前，从未有人将社会主义商品理论阐发到如此程度。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存在，使之需要互换劳动产品，这种对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的原因分析是有较充分说服力的。当然，斯大林认为商品交换只限于生活资料，在对外贸易领域，苏维埃企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在形式和实质上都保持着商品的属性。而在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则不是商品，他们只是商品的“外壳”，只是为了“计价”的需要。这都是斯大林商品论的局限性。但这一局限决不会掩盖其理论上的闪光点。可以说，没有斯大林的商品论就不会有后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四是提出了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把生产资料交给一个企业，丝毫不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企业的经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不但不会成为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托，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8页。）这里基本是以计划经济为背景， 来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认识到了国有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观点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借鉴意义。但斯大林的局限在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国营企业也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
与斯大林经济思想相联系的是“苏联范式”问题。在评价“苏联范式”的问题上，近年来出现“一边倒”的全面否定，这是不客观和不负责任的。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较为系统阐述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内容、一般规律的首推《教科书》。以《教科书》为主要标志的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概念、范畴，成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苏联范式”。应该说，“苏联范式”总体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理论阐发。当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以《教科书》为自己的经济实践指导。这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和宏观管理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但也存在局限性，《教科书》是以前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为蓝本，也是以马克思关于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后的经济特征为出发点的，没有考虑到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进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教科书》或者说“苏联范式”所反映的基本理论就脱离实际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经济理论的发展一直没有突破其局限，始终只是在“苏联范式”的框框内修修补补。
在这里还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人们在批评“苏联范式”时，往往将“苏联范式”等同于“马克思范式”，并由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是极不负责任的。“苏联范式”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概念来解释社会主义实际问题，或者说解释前苏联实际问题。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甚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以“苏联范式”等同于马克思范式是不对的，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更不对。
总的来说，斯大林经济思想以及《教科书》为代表的“苏联范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显然不再适应，但不能由此否定其在中国经济学建设中的历史作用。
二、正确认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贡献与局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新中国的缔造者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中，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是毛泽东本人。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往往忽略了其经济理论的贡献，其实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提出了许多并在实践中推行的经济思想。
一是对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论述。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从新民主主义转变过来的，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具有较系统的论说。他认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构成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中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从新民主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是通过对官僚资本没收和对民族资本赎买，引导手工业和个体农业走上合作化道路的途径来实现的。
二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毛泽东的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继续和发展。这一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是委托加工、计划订货，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其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页。 ）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三是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他提出从中国这样一个大农业国的情况出发，应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并由此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的秩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
四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分析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时突出了农、轻、重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0—381页。）毛泽东还提出统筹兼顾国民经济相关的经济政治关系，“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 387 —388页。）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的关系，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
五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指出：“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注：毛泽东：《关于山西省五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批示》，《马恩列斯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部分论述》，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毛泽东的“价值法则”就是价值规律，他认识到了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不能违背他，只能利用他。他动员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这个“学校”中学会做经济工作。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主要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是新中国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毛泽东经济思想也不可避免存在时代的局限。一是过于强调经济管理的集中统一，尽管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但在权利分割上却是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6页。）二是经济建设上忽视客观规律的作用。 搞“大跃进”和“放卫星”。三是习惯以战争年代指挥打仗的方法来指挥经济建设，以政治思想工作取代科学的企业管理，时而以政治运动冲击经济工作。四是自我封闭，片面强调自力更生，不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三、公正评价改革前30年的经济成就与理论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舆论上对改革前30年的经济成就和经济理论有不公正的评价。一边倒的宣传后20年，把前30年作为后20年的对比说得一无是处。在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力极大解放的今天，我们应该看到前30年所打下的基础，如果我们总结新中国50年的经验和成果只承认后20年，而否定前30年，这既不客观，也不完整，从逻辑上讲也是不通的。所以有必要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前30年的经济成就与理论成果。
毋庸讳言，改革前30年的经济实践、经济政策和理论上的失误是不可小视的。一是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超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盲目求纯，搞一大二公。如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快过急，过早消灭个体和私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后，搞单一的公有制，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政治路线上“左”的指导思想，偏离经济工作的中心。脱离实际发动“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误，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局面。在经济思想上，强调要资本主义“绝种”，将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当作资本主义加以剔除。三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效率。地方和企业缺乏经济的自主权，经济管理上的“条块分割”，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抑制了企业、地方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降低了经济效率。四是“文革”的严重倒退。“文革”时期的经济工作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经济理论服从政治运动的需要毫无进展，出现了“大批判经济学”，如将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做法当作资产阶级“尾巴”来割；批判八级工资制，将社会主义分配看作资产阶级法权；将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批唯生产力论；将贫穷当作社会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
然而改革前30年的经济成就也是客观存在的，当前人们在讨论改革开放的成就时不时产生否定前30年经济成就的倾向，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其实，在前30年我国经济出现过几个发展较好的时期。如在建国之初，面临国际的不利形势和国内困难，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很快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到1952年底，工农业生产各项主要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最高水平。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4.9%，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5.2亿元上升到1952年的183.7亿元， 增长了近2倍。（注：赵士刚：《共和国经济风云》（上），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在“一五时期”出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1953—1957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和副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5年内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42.8%，全国农民收入增长近30%。（注：张宏儒：《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在 3年困难时期之后，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重大调整，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出现了1963—1965年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新局面。工农业生产超过1957年的水平，从1963年到1965年，3年平均农业增长 11.1%，工业增长17.9%。1965年与1957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其中农业增长10%，工业增长98%，都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注：赵士刚：《共和国经济风云》（下），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 180页。）即使在“文革”期间，农业生产仍处于稳定状态，10年间农业平均年增长3.9%。农业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均有所提高，农业机械、 农用化肥、水利设施也有较大改善。以1952年与1978年的数据比较，国民收入由589亿元增加到30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3.53倍。 社会总产值由1015亿元增加到68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6.26倍。（注：刘国光、汝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在经济理论建设上，改革以后的一些重大的经济理论都可以从前30年的经济理论中寻找到理论根源：
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根源。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社会主义初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并认为进入社会主义后，“客观上将长期存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4—375页。）这些论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期我国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尽管这一思想没有很好地贯彻到经济实践中去，但却为80年代我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结构的理论根源。我国过渡时期曾出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又提出，在工商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这些思想在当时难以真正贯彻，直到1979年后才成为现实。当前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实际也可以从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以及陈云的经济思想中寻找到理论渊源。
三是奠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毛泽东认为“价值法则是一个大学校”。我国的理论界突破了斯大林的有限的商品经济论，广泛研究了社会主义的商品范畴、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全民所有制内部所交换的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等问题。在60年代，有学者提出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经济理论界的不少学者提出了商品经济的观点，如卓炯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存在的观点。
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先导。市场经济理论可追溯到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讨论，在1956年9月， 陈云同志最早提出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张。“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注：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这些超前的观点无疑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先导。
四、充分认识经济改革20年来的理论成果与存在的问题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由于我国长期搞政治运动，经济学科建设遭受冷落是不难理解的。经济改革以前，经济学队伍建设和研究成果远不如文、史、哲领域。中国理论经济学可以说是先天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使得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队伍日益扩大，经济学理论成果日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经济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由此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要分阶段来实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都要从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80年代，我国经济理论界就得到共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属性，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90年代，进一步认识到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之分，社会主义经济也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兼容。要坚持微观经济的市场调节和宏观经济的政府调控。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结构理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主要是体现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公有制可以采取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形式，也可以国有参股、控股的形式与其他经济组成混合经济，公有制经济还可以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当前要积极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这些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积极发展其他分配形式，按劳分配与按要素产权分配相结合。不论是在公有制范围内还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既要坚持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又要根据生产要素的作用，使资本、技术、信息等产权所有者相应得到一定回报，以调动各种积极性。在宏观分配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勤奋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全社会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国有企业改革理论。国有企业改革经过了两步“利改税”、承包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等形式。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搞活国有企业，到当前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在国有企业破产、拍卖、股份制等方面都有了理论突破。还积极吸收现代产权理论，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国有企业资产重组、结构调整方面也取得了理论成果。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理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先导，农村率先突破“一大二公”的模式，在经济理论上肯定了以家庭联产承包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形式，农户家庭是集体经济的一个经营层次，家庭联产承包是符合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相结合是富有效率的经营形式。
此外，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在社会保障、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上都有理论上的突破。
尽管经济改革20年来的经济理论成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但经济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经济理论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理论本应成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实践的先导，而实际情况是，经济实践在前，理论解释在后。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最初是在安徽小岗村由一批没有理论指导的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秘密进行的。此后，理论界解释家庭联产承包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一种经营形式，并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再在全国推广开来。国企改革理论也是如此，当理论界还在为改革模式争论不休时，实践中国有企业的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资产经营、股份制、拍卖、破产等措施却不断推出。最典型的是所有制改革，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非公有制的发展，都是先有实践再有理论。对私营经济从“不提倡、不宣传、不取缔”到承认其为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再到载入《宪法》，承认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策上鼓励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
其次，经济理论研究缺乏独立性。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策的注释，缺乏独立性。不少经济学课题不是为经济决策诊断，而是跟在经济决策之后做注解，经济理论成为风向标。如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就是如此，当姓“社”姓“资”争论不止时，最后由官方裁定不要争论，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在此之前，经济运行实际已是运用市场机制。
再次，经济理论的短期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经济理论的发展，但许多急功近利的低水平成果重复充斥学术界。泡沫经济学，赶风头的著述大量出笼。经济学研究的浮躁现象比比皆是。如关于知识经济的书籍铺天盖地，而大多是低级重复，真正有理论深度的非常鲜见；还有前几年关于产权的文章、论著一哄而起，而许多著述只是简单的“贩卖”，对于中国实际的产权改革总是“隔靴搔痒”。一些理论观点的兴起更是昙花一现，如人们对“一包就灵”，“一股就灵”、“一卖了之”的批评就是一个反映。
最后，经济理论研究存在偏面性，好走极端。如当前我们强调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有些人由此完全抛弃经济计划，抛弃计划调节。其实，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并不等于不要计划，计划调节弥补市场缺陷并不否定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与此相似的是，搞市场经济就把市场看作完美无缺，将市场机制引入任何领域，其结果造成许多社会危害。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要市场经济，但不要市场缺陷。此外，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两种倾向是，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抵制和完全照般。应该说，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排斥不对，照搬也不行。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做法是，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有益的成果，充实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在新中国走过50年历程的今天，可以说，无论是经济形势，还是经济理论的发展，都处在一个最好的时期。经济理论工作者应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和已经积累起来的中国经济学成果，在客观、历史、公正的评价以往的经济学成果和继承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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