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2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新世纪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1999年已经来到。这意味着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21世纪即将到来。这是世纪之交，更是千年之交，真正是所谓千载难逢的时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世纪之交、 千年之交，往往是人类历史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因此，每当这样的时刻，人们情不自禁地要思前想后，浮想联翩，为的是总结经验，展望前景，争取更加美好的明天。此时此刻，多少人的思绪被牵动，多少人的感情在激荡。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来讲，这1999年又具有另一层重要意义。中国比较文学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到本世纪70年代，几乎濒临灭亡。然而，就在1979年，它枯木逢春，绽出新芽。更幸运的是，它遇上了最适宜于自己生长的好气候，从此开始茁壮地成长。如今已是亭亭玉立、枝叶繁茂，令人艳羡地展现在国际国内的学术园地上。1979年，中国比较文学重新崛起；1999年，中国比较文学复兴20年。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兴旺发达的20年，是值得庆贺的20年。此时此刻，我们同样会思前想后，浮想联翩。
一
比较文学现象在中国源远流长，它随着中外文学交流的开始而启始，随着中外文学交流的发展而发展。如果不说它的古代渊源，而单说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那么至少可以上溯到本世纪初期。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尼采与叔本华》、《〈红楼梦〉研究》，都带有比较研究的性质。1907年，鲁迅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则可以说是典型的比较文学论文了。文章不仅对欧洲各国具有反抗精神的所谓“摩罗诗人”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提出“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的看法，说明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比较文学开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萌芽。五四运动前后，随着中外文学交流高潮的到来，比较文学在中国蓬勃兴起。就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新兴的现代学科在中国出现。1924年，吴宓在南京东南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比较文学性质的课程“中西诗之比较”。1929年到1931年，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 新批评派大师瑞恰兹（ I.A.Richards）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两门课。这是在中国高校中首次开设的正规的比较文学课程。清华大学教师瞿孟生（ P.D.Jemeson）还根据瑞恰兹的讲稿写成《比较文学》一书。当时清华大学研究部的文学专题课程中，有不少属于比较文学性质，如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温德（R.Winter）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陈寅恪的“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还有“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翻译术”等。不久，比较文学的理论著作，罗力耶的《比较文学史》、保罗·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分别由戴望舒、傅东华译成中文，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第一次在中国系统地、完整地介绍了比较文学的理论、历史和方法。与此同时，一批中国学者开始发表比较文学的研究著作，如梁宗岱的《诗与真》（1934）、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36）。到了40年代，比较文学仍然处于发展的势头，茅盾、郑振铎、许地山、季羡林、方重、范存忠等人都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作出了贡献，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诗论》，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钱钟书的《谈艺录》也发表在此时。有关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在报刊上更是屡见不鲜。只是在进入50年代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受到国外对于比较文学的错误看法的影响，大陆的比较文学一度处于沉寂的状态。不过，台港方面从7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比较文学，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文革的结束，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为中国比较文学带来了复苏的机遇。钱钟书于1979年发表了《管锥编》，中国比较文学开始复兴。这部巨著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从针锋粟颗之间总结出重要的文学规律，突破时间、地域、学科、语言等各种界限，打通整个文学领域，以寻求共同的“诗心”、“文心”。它全面、丰富、完整地体现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最广阔、最开放”，而且是“无法归纳进任何科学或文学研究体系中去”的边缘学科的特点。它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跨学科研究、翻译媒介研究等各方面都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人们把它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标志是完全有理由的。这样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作的出现，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树立了很高的起点，成为中国比较文学高速度、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1980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次年会上，许多学者呼吁开展比较文学研究，酝酿成立比较文学学会。此后，这方面的呼声始终不断。北京大学于1981年率先建立了比较文学研究组织，辽宁省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一批学校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1983年，在天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同年，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就是这一系列的活动，打开了比较文学的局面。学术研究方面的进展更是可观，比较文学的著作和论文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大量涌现。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史论文集》、金克木的《比较文化论集》、杨周翰的《攻玉集》、范存忠的《英国文学论集》、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都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比较文学理论著作，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于1984年出版。从1979年到1985年，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比较文学方面的论文，大约有280篇之多。在那个时期， 中国文坛上百废俱兴，多少学科都走上繁荣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像比较文学这样兴旺的情况却并不多见。有人用决堤的洪水来形容中国比较文学复兴时期的形势，实不为过。
在学科发展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1985年10月29日，由全国各地21所大学共同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新建的深圳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和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时举办了有150 名学员参加的比较文学培训班。这次大会收到的论文共121篇，与会者180人。参加大会的，有14位国际上著名的学者，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主席孟而康（E.Miner）和前主席佛克马（D.Fokkema）、 法国著名比较文学教授谢弗莱尔（Y.Chevrel）、美国著名学者詹明信（F.Jameson）等，还有不少来自台港的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大会选举了由31人组成的首届理事会，由杨周翰担任会长，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学会刊物为《中国比较文学》，内部交流刊物为《中国比较文学通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全面复兴，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当年，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巴黎年会上，国际比较文学泰斗、75岁高龄的法国学者艾田伯（R.Etiemble）教授曾以《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为题，发表了他最后一次在国际会议上的公开演讲，热情地、高瞻远瞩地预言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光明前景。
学会成立13年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现在已有注册会员862人，下设学术、出版、组织、青年和对外联络等五个委员会，在西安、贵阳、张家界、长春等地举行了5次年会和国际学术讨论会， 会后都有论文集出版。十余年来，国内16个省市相继成立了地方比较文学学会（上海、江苏、贵州、广东、吉林、北京、山东、湖南等），另外，根据专业性学术活动的需要，学会又成立了一些附属于学会的专业性学会，如“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中外电影比较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会”、“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会”、“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等。学会还同海外留学生组织的中国比较文学美国学会、法国学会、英国学会保持联系。许多地方学会和专业性学会都在积极地、卓有成效地开展活动，推动着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
学会从成立开始，就注意加强同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联系。1983年，我国学者开始参加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年会。1985年， 杨周翰会长率4名教授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第11届年会，并当选为该会的副会长。此后，中国学者连任4届副会长的职务， 另一些学者参加该会的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国际比较文学学会1988年的慕尼黑年会，1991年的东京年会，1994年的阿尔伯特（加拿大）年会，1997年的莱顿（荷兰）年会，都有数十位中国学者参加。与此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每届年会都邀请外国学者参加。199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还邀请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会全体成员在北京举行了该会第14届第2次会议， 同时举办了关于“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的学术讨论会。各省市举行的国际学术活动也连续不断。
20年来，复兴后的中国比较文学已经走过了初期的学习、引进阶段，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学术研究，都开始进入自身的健康发展的阶段。全国已有120余所大专院校开设过比较文学性质的课程，有20 余所高校招收比较文学专业或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所设置了全国第一个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还有几所高校招收比较文学方面的博士生。1998年，国家决定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列为高校中文系的主要学科之一，又批准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建立比较文学博士点，批准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几所学校具有建设博士点的权力。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我国比较文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的发展。由此可以说，比较文学已经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了轨道：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比较文学的教学体制。当然，还不能说它已经成熟，也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十分完善的分布合理的体制，只能说我们正在向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步伐，而且将继续为此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学科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学科基本理论的探讨。这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比较文学理论著作的编写上。80年代，我们翻译介绍了国外的一批比较文学理论著作和重要论文，也自己编写了《比较文学导论》（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原理》（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乐黛云主编）、《比较文学概论》（陈惇、刘象愚）等一批理论著作。如果说，那时我们主要是引进国外成果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末期，又有一批理论著作出现时，我们已经有可能在总结研究实绩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对比较文学的某些理论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如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由全国各地22位学者撰稿的《比较文学》，张铁夫主编的《新编比较文学教程》，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等。20年来，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久盛不衰，已有数百种著作和数千篇论文发表和出版。此外，在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平等对话，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引起了国际论坛的关注。值得重视的是，我们在学术上，不仅关注与国际接轨，注重了解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新动向，又特别注意本国特殊语境中产生的特殊问题，如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学、文化关系，中国古典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的相互阐释等。与此同时，全国许多省市都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如北京着重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和国际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上海、湖南着重翻译和跨文化理论的研究；广东的强项是比较文艺学和海外华裔文学的研究；四川的重点在中国文论和东方文论；贵州的重点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等等。
20年，对于一个人来讲，是从出生到成长，并开始步入青年时期的重要年代。同样，复兴后的中国比较文学，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开始步入自己的青春时期。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一门显学，一门堂堂正正地列入国家文件中的基础学科；它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正以强劲的势头发展着，前进着。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它正以出色的业绩，毫无愧色地向20世纪告别，同时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迎接21世纪。
二
20世纪后半期，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电脑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被连成一体；统治世界300 多年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根本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帝国主义垄断寡头经济被世界多元经济代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独立的亚、非、拉美各民族国家构成了从未有过的、蓬勃发展的第三世界，它们的文化正处在由边缘向中心转移的状态，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文化自我中心趋于解体，世界文化正形成一个多元共存的局面。这也就是中国比较文学重新崛起后所面临的世界现实。这里，充满着生机，同时也充满着矛盾。在这样一个国际局势相对稳定、多元文化同生共存的时代，一方面，人类赢得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赢得了文化上互相交流、平等对话、以期共同发展的良好条件；另一方面，文化的冲突也突现了出来，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的地位。有的西方学者甚至预言，今后的国际冲突将是文化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将给人类带来灾难和悲剧。面对这样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世界文化虽然多种多样，然而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东方文化有过辉煌的过去，而近世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备受压抑和曲解，以至处于世界文化的边缘地位。西方文化则随着近代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而在晚近的几百年间占据了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文化上的质的差异，加上历史的原因，其间的矛盾和冲突本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冲突是不是一定会导向灾难性、悲剧性的后果呢？有些人认为，不同源的异质文化之间，不可能沟通和真正互相理解，因为各自都无法摆脱自身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框架，文化冲突也就无从解决。这是一种悲观的论调，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不这样看。文化冲突虽然是客观存在的，然而事在人为，异质文化之间不一定非是对立的关系不可，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通过交流和沟通，形成一种互识、互证、互补的关系，从而达到互相促进的效果。文学方面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更何况事物正在发展，如果我们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当今世界，那么，不难发现东西方文化、文学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不仅必要和可能，而且正在成为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文学必将成为促进人类文化与文学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因为这本是比较文学的目标。
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突破各种界限，打通各种文学，更好地研究文学规律，以促进文学交流，加速世界文学美好理想的实现。所以，对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来讲，比较文学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要求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尊重和宽容。这样，便可以通过文学来促进文化沟通，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至武装冲突。因此，新的人文精神将是比较文学的灵魂；在未来的21世纪，比较文学也必然处于人文精神的最前沿。
目前，东方国家正面临着借鉴当代意识、使民族文化得以复兴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西方国家则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希望从“他者”取得新的契机和力量，以解决长期形成的文化恶果和危机，而这个“他者”，只能是东方。在这样的时刻，东方文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参与未来世界文化发展问题的思索和解决，并作出贡献。这就是说，东西方文化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相信，在21世纪，异质异源的东西方文化将成为比较文学的主要活动舞台，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将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东方的文化和文学，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将引起人类更大的关注，将对人类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发挥更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21世纪将是中国比较文学大有可为的年代，将是中国比较文学对人类文化和文学作出更大贡献，并在这过程中走向自身现代化的年代。
在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应该如何相处，文化发展的前途是什么，这是当前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需要排除各种各样的中心论。无庸讳言，在比较文学领域，欧洲中心论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一些西方学者总是只看到西方文化的长处而看不到它的局限，自以为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包含最合理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于全世界。一些比较文学的学者还把“世界文学”理解成以西方文学为核心的“大混合体”，或者是通过以西方文化来同化他种文化的途径所实现的大一统文化。换句话讲，他们不赞成文化的多元性，主张用一种文化来征服或取代另一种文化。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做法是不大可能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强制实行，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悲剧。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兴起，多元共存的世界文化新格局正在成为事实，欧洲中心论已经遭到人们的唾弃。在否定欧洲中心论的时候，我们也要防止其他的中心论。因为任何中心论都有悖于世界潮流，有害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只有消除中心论，才能真正走向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对于文化多元性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提出过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主张尊重差别，只求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处，不去评判或摧毁那些与自己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文化相对主义与过去的欧洲中心论和文化征服、文化掠夺相比，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具有矛盾和弱点，又会造成文化孤立与隔绝，其结果有可能引向文化对抗和文化衰微。
为了探索未来的方向，中国学者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可资今天借鉴的精神资源，那就是“和而不同”的原则。所谓“和而不同”，首先要承认“不同”是普遍存在的，同时承认不同的事物是不可能离开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地存在的。“和”的本义是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其主要精神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这就是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意思。未来的世界文学不可能是各种文学的大融合或大一统，而只能是多声部的大合唱和万紫千红的大花园。“和”的另一个内容就是“适度”，“适度”就是“致中和”，既不是“过”，也不是“不及”，而是恰到好处，因适度而达到各方面的和谐。庄子认为，天道有适度的盛衰次序，人道社会也会有一些大家都会自然遵循的普遍原则。他说：“顺之于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就可以“太和万物”（《庄子·天运》），使世界达到最完满的和谐。儒家学说强调道德伦常观念，讲究父子、兄弟、君臣之间的行为规范，力图找到二者之间关系的和谐和适度，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礼”是共同遵守的原则和规范，它只有在和谐、适度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总之，“和而不同”所主张的在“适度”的基础上不断开放、不断追求新的和谐与发展的精神，可以为今天的多元文化共处的时代提供不尽的思想资源；未来的世界文学也可以在这样的原则下处于和谐和发展的关系中。那么，怎样来实现“和而不同”的原则呢？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他提出“正义”、“团结”的原则和交往、商谈、互为主体等途径，对于解决这样的问题，都很有启发。这也是对千百年来人类文化进步原因的科学总结，因为事实上，人类文化就是在这样的通过不断的交往、商谈，达到新的“和而不同”的过程中才得以进步和发展的。
为了通过交往、商谈，达到“和而不同”，各种人文学科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过，比较文学在这方面更有其独特的价值。如前所述，比较文学致力于不同文化的文学之间相互理解，提倡相互之间怀有真诚的尊重和宽容，所以，它讲究平等的态度，主张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来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以求共识。这无疑符合多元文化的时代精神，足以成为新世纪的一门显学。可以预料，比较文学将因其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大有作为，将为促进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谈到平等对话，不能不涉及对话的话语问题，因为对话必须有能够相互沟通的话语，不然无法进行。这里所说的话语并不单指语言，主要是双方为达到某种共识和理解而必须遵守的规则。如同一场游戏，必须有双方都认可、都遵守的规则，不然，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游戏无法进行。在文学领域内，要形成这样一种相互理解、共同接受的话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不可能是双方原有的话语，也不可能凭空产生新的话语，只能在对双方都感兴趣的共同问题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反复的讨论的过程中，才能产生。为了进行讨论，各方都要对自身的文学体系进行整理，要深入研究对方文学的特点，以便设法调整对话方式，使对方易于了解和接受。另外，还必须研究术语的翻译和介绍，必须对双方历史的发展以及不同文化背景进行探讨等等。这就是说，关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对话的研究，为比较文学开拓了新的广阔的研究空间，比较文学当然也就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自身发展的新的动力。
展望21世纪的比较文学，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到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势，那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正在向其文化内层深入。20世纪上半期，国际上发生了文学研究从外缘研究向文学本体研究的转型，到20世纪下半期，出现了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语境或背景对于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把研究的重点又从文学本体转向了外缘。这种转向又都指向文化。文化研究浸润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倾向。比较文学以其敏感性的特点，很快就对此作出反应，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倾向已是十分明显。
怎样来看待这种新的倾向呢？应该说，这种倾向有它的必然性，是比较文学研究深化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文学与文化本是密切联系的。文化是文学活动的背景和文学构成的整合性要素，反过来说，文学则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或者说，它是一种文化显现的符号，它总是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因此，当文学研究企图超越封闭式的文本研究而对文学作品、文学活动、文学现象的深层意蕴、形成根源、历史价值等进行纵深化的研究之时，就必然要引进文化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新的成果。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当它进一步向深层发展，超越事实联系的考证和异同的比较，进一步向深层开拓，探讨种种文学关系的内涵和根源的时候，它也就要超越文学而引进文化研究。尤其在当今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蓬勃兴起的时候，对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的比较研究，更不可忽视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更有必要引进文化研究。这就是人们把眼光转向比较文化的原因。但是，引进并不等于取代。现在有人说，比较文学应该向比较文化转化，这种见解恐怕是把问题说过了头。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过犹不及”，就是说，正确的话说过了头，就会变成谬误，就不是真理。文化与文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也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它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互相取代。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比较文学，它以文学为对象，研究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即文学本身的问题。在研究中，它可以涉及文化问题，可以采用文化的视角，可以联系文化背景，可以得出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然而它总是以文学为出发点，又以文学为其归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可以紧密地结合，但是文学研究仍然应该保持其相对独立性，而不应该丧失其基本特性。所以，立足于比较文学，求取二者的结合，也就是引进比较文化来促进比较文学的深化，推动比较文学的发展，这也许是更为可取的态度。我们相信，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结合，必将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新契机，那些预言比较文学将要消亡，将要被什么别的东西取代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至少在现在是不可信的。
以上所论，都为说明在新的世纪，比较文学应该而且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我们将迎接一个令人鼓舞的时代，同时也将迎接更大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在思想上、理论上、知识上、队伍上，作好足够的准备。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学科建设和教学的重要性。复兴后中国比较文学的20年的发展，总的说来是比较顺利、比较健康的，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重视了学科建设和教学的作用。教学可以说是这一学科“打天下”时的开路先锋，学科建设又保证了我们少走弯路。如今，当比较文学在中华大地上繁荣起来的时候，学科建设和教学便成了它的强大的推动力。有了教学和学科建设，比较文学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有了教学和学科建设，比较文学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基地和学术队伍；有了教学和学科建设，比较文学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生力量；有了教学和学科建设，比较文学才能生气勃勃，永葆学术青春。总之，只有抓住学科建设和教学这一环，我们为迎接21世纪的新局面、新挑战所必须进行的各种准备，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的20年，已经为我们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中国比较文学毕竟还年轻，还不够成熟。要在21世纪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又是一个相当繁重和复杂的任务。在这样的任务面前，我们深知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显得稚嫩和不足。然而，世界文学的宏伟理想，我们正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自豪感，永远鼓舞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努力充实自己，不负历史使命。我们正满怀激情，信心百倍地迈向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