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元帅外交家陈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家论文,元帅论文,陈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是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开始做外交工作的。从1960年到1968年，他对我的亲切教诲和他的模范行动令我终生难忘。
一
1960年2月，我从上海被调到外交部，准备去古巴工作。
古巴是拉丁美洲一个岛国，刚刚通过武装斗争，赶走了美国傀儡政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菲德尔·卡斯特罗等革命者坚决要走自己的路，敢于对抗美国，因而古、美两国关系很紧张。国民党的“大使”还在哈瓦那，但是古巴领导人恳切希望我国派官方代表去古巴先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待他们赶走国民党“大使”时就可建立中国大使馆。这个信息报告到中央，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都赞成派人去，毛主席最后批示：派一位公使去。组织部选人时选中了我，于是我被调到了外交部。当时新华社已派有两位记者在哈瓦那。周总理、陈总同意外交部提出的意见，我用新华社古巴分社社长的名义去古巴做外交工作。
陈毅外长很重视去古巴的工作，找我去作了一次长谈，解决了我怕做不好外交工作的许多顾虑。周总理于3月11日召集有关涉外部门的领导同志去他那里开会，讨论了去古巴工作的问题。经过讨论，明确了工作的方针、任务、领导关系等。只有对去后的通讯联络问题有了不同意见。有好几位同志提出古巴远离祖国，和美国关系紧张，而电讯却又必须通过美国，新华分社的报道可以通过公开电路，有关两党、两国内部的联系怎么办？因而主张我带外交护照、机要员和密码去。外交部一位常务副部长不同意，他担心开了这个例不好办。还说：古、美关系紧张，一旦发生战事，电讯中断，带了密码也没有用。周总理和陈总仔细听了双方的意见，当大家还要争论时，沉思着的陈总站起来带点激动地说：“曾涛！你什么也不带，带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去，大不了你跟着古巴人上山打游击，我相信你是应付得了的！”经陈总这么一说，我也站起来说：“陈总的意见我照办。”周总理微笑地看着我说：你这次去任务很重。我们要继续支持古巴的革命。四月初，我和妻子朱黎青、翻译兼秘书俞成仁、记者谭岱生带着周总理的嘱咐，陈总的信任和鼓励，作好了重过游击生活的思想准备去了地球另一边的古巴。
在古巴，所有的领导人都会见了我，菲德尔·卡斯特罗非常热情地对我说：我们把你看作是中国的大使，国民党那个“大使”在我们这里不起外交代表的作用。你什么时候想见我就来好了。我去后，两国之间代表团的来往很多，七月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率团访古时，周总理让他带去了机要员和密码，通讯联络问题于是就解决了。
工作到第五个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在9月2日的一次百万人大会上宣布赶走国民党“大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我国政府立即去电要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负责谈判建交公报并筹建中国大使馆。三个月后申健同志被任命为驻古巴大使时，外交部令我协助他工作三个月后回国。
1961年4月我回到国内，先向外交部党组作了汇报。没有几天，周总理和陈总要我去向他们汇报，我谈了一年来在古巴工作的情况和对古巴政局的看法。他们听得很认真。汇报完后，周总理请邓颖超同志安排我在人大常委会上作一次报告。临走时，陈总笑着对我说：“去的时候你还担心，去后不是工作得很好吗？”我看得出他对我完成了去古巴的使命是满意的。他还对我说：你的工作已经定了，去我的外事办公室当秘书长。我很快就去外办报了到，后来，邓颖超同志带我去人大常委会汇报了半天，委员们听得很有兴趣，得到不少掌声，大家都为古巴革命的胜利和我国在拉丁美洲有了第一个建交国家而高兴。
二
60年代初期，和我国建交的国家只有40个左右，涉外工作的领导比较集中，全国的涉外工作是由外事办公室负责的，外办的工作很繁忙。陈总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又兼外办主任，他经常在外办办公，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总，他民主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作中，陈总既讲民主又尊重领导。外办有好几位副主任，凡有重大问题，陈总都要找他们一起商量，先请大家发表意见，他总结后向周总理报告，如果周总理要他向毛主席报告、请示，他就去毛主席处。毛主席也常主动找他去谈工作。如有重要代表团出访，他很关心准备工作的情况，要亲自和代表团成员谈话，交代政策和生活上应注意的问题，有时还陪同代表团去见周总理。外交部的日常工作由常务副部长负责，需向中央请示的问题先送陈总处，然后送周总理，有时陈总把有关的领导同志带到周总理处一起讨论、决定问题。所以，陈总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他是最忠实地执行中央和毛主席所制定的外交路线、外交政策的。
他平易近人，有空时爱和同志们聊天，我有很多机会聆听他的教诲，对我以后做外交工作有很大帮助。他还常对我们谈有关我党的历史和毛主席的伟大。他说他对毛主席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是有个过程的，他过去曾经反对过毛泽东同志（指古田会议前的事）。他要我们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因为那是经过革命的斗争实践总结起来的。他要我们尊重党的领导，做好工作，尽可能地避免犯错误。
他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事例很多，我只讲我亲身感受到的。
我到外办报到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1961年5月随同陈总率领的代表团去日内瓦参加关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我是代表团的顾问，三名发言人之一，还负责和随团20多位记者的联系。这个代表团的人数比较多，是周总理为了培养干部，以适应对外工作发展的需要，让陈总带出去“练兵”而安排的。
这个会议有老挝、柬埔寨、越南、美、英、法、俄、中等14国参加，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争取老挝三方面实现停火，进行谈判，组成联合政府。因为困难较多，预计会议时间会比较长些，为了便于对外活动，日内瓦总领馆为陈团长租了一处花园洋房，配有厨师、服务员。代表团中的大部分同志和记者则分散往在旅馆或总领馆里。陈总只要有时间，就去团员们的住地看望大家，他关心大家的生活，要大家吃得好一点，保证精力充沛，做好工作。
6月份，老挝的富马、苏发努冯、文翁三亲王在苏黎世开会，商谈停火、组成联合政府以及联合政府的内外政策等问题。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关心三亲王会谈，去了苏黎世，越南的黄文欢作为观察员也去了。陈总派我带了翻译、司机和警卫人员也去苏黎世就近了解会议情况，相机做些工作。我们住在开会场所附近的旅馆里，从各方面了解三亲王会谈情况，和西哈努克亲王、黄文欢进行联系，商谈如何做促进工作。我每天用电话向日内瓦的团部汇报，过两天就晚上坐了车子去日内瓦直接向陈总汇报一次，当晚一个来回，睡眠极少，第二天照常工作。两个星期后三亲王会谈结束，有了一定的成果。我回到日内瓦时，陈总高兴地对我说：你在那里了解了情况，做了不少工作，辛苦了！放你们三天假，可以到瑞士你们没去过的地方去玩玩。我们一行人就去了瑞士北部的铜湖，休息了三天。
这个会议由于美国等大国的阻挠，开成了马拉松。到7月份还没有结果，陈总已经呆了两个月了，不能再久呆下去，经中央同意先率领一部分人回国，留下一部分人继续参加会议，由章汉夫、张彦负责，我随同陈总回国。当时正是国内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好多同志回国前用公家发的少量外汇零用钱为家里人买一小桶油，为孩子买点糖果带回来，陈总看到后没有说什么。但是见少数同志买了大、小塑料盆，陈总就说了：带点油、罐头、糖等给孩子们是可以的，大盆、小盆还是不要带，影响不好。可见陈总是很关心同志们的家庭却又很注意对外影响的。
我调外办后，从外交部的宿舍搬到了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对面国务院的房子里，那是一个大四合院的后院，房子是旧了一点，但环境安静，离办公地点很近，所以我愿意搬去住。1961年初秋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家休息。突然陈总和他的警卫秘书来到我家。陈总说：我散步到附近，秘书说你就住在这里，我顺便来看看。他和我的岳父母打招呼，向他们问好，两位老人喜出望外，只会笑而不会说话了。我请他坐，他却像检查卫生的居委会干部那样在我家里转开了，看遍了每间房子。我孩子多，还有老人，住得比较紧，有个孩子在室内走廊里搁个小床和一张小桌子，拉个布帘也算是个房间。公家配备的家具比较简陋。他看完后坐到会客室的旧沙发上，一面抽烟，一面对我说：“曾涛啊！谁叫你把家搬到北京来的？！放在上海多好，上海有那么多朋友总能把你的家照顾好的。”我只好笑笑说：“这样还是可以的。”他重重地“嗯”了一声。我内心非常感谢他的关心，敬佩他的深入作风。他要我去他家玩，我原来没有去过他的家中，此后，有时有急事就去他家里请示了。
三
1962年8月的一个下午，陈总找我去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周总理要我通知你，决定调你去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是一个重要使命，你要好好作些准备。接着他向我谈了做外交工作必须注意的问题，特别交代我，大使馆是一个小“联合国”，各部门都将派出自己的干部，你应该去各部门拜访，听取他们的意见。我按陈总的交代，分别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谈话，了解情况，接受任务。
1962年11月13日，新华社宣布刘少奇主席任命我为中国驻阿尔及利亚特命全权大使。11月28日我就到了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又是一个经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的革命国家。在他们艰苦的战斗过程中，我国给予了他们道义上和物质上很多支援，所以从领导到广大群众对中国都很友好。建交后两国之间各方面的关系都发展得很快。在我任大使的五年中，陈总曾四次到阿尔及尔。通过对他的接待，我对陈总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963年12月，应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邀请，周总理和陈总访问了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领导上对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待的规格很高，群众欢迎的场面很感人，双方会谈得也很亲切、融洽。在访问过程中，周总理遇到什么问题首先同陈总商量，必要时再找其他陪同人员一起商量。周总理对陈总爱护备至，知他因内战时期受过重伤，身体不太好，晚上开会研究工作时常常劝陈总先去休息，可是陈总非常尊重周总理，从不肯先于总理去休息。阿尔及利亚的领导干部都很年轻，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只有28岁。陈总对他很尊重，并且向周总理提出：“我们这几年对年轻干部提拔得很不够呵！”周总理同意他的意见，说回去向毛主席汇报时应该提一提这个意见。
在阿拉伯国家访问，吃牛、羊肉较多，为了照顾周总理、陈总等领导干部的饮食，使馆做了些绿豆粥，带了些中国酱菜在他们早餐时送去。周总理没有吃，低声对我说：“我在家里是爱吃绿豆粥的，可现在我们到人家这里来作客，应该是主人招待什么就吃什么的好。”陈总在一旁就说了：“好吆！既然送来了，大家就吃吧！”他自己先大口大口地喝了一碗粥。孔原和黄镇同志也跟着喝了。我清楚地理解，陈总这样做，绝不是顶撞总理，而是怕伤害干部的积极性。
就在那次访问期间，陈总身上穿的夹大衣不知什么时候被别人的香烟烧了一个蚕豆大小的洞，他仍若无其事地照样穿着。第二天被周总理看见了，对我说：“我们总不能让中国的副总理兼外长穿着一件有洞的大衣在国外访问啊！”问我能不能找当地裁缝立即替陈总赶做一件。使馆找人按原尺寸赶制了一件，送给陈总试穿时，他笑嘻嘻地说：“有个小洞，怕什么呢？何必化外汇做。”我告诉他是周总理交办的，陈总说：“总理太关心我了！”两位革命战友的相互尊重和关心使我深为感动。
陈总第二次到阿尔及尔是1964年10月30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他观看了11月1日的军事检阅和群众游行，出席了本·贝拉总统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当时正是我国爆炸了第一个原子弹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之后，陈总和苏联代表团进行了接触，同其中一位元帅交谈了很长时间，他了解到苏联在对外政策上仍要坚持赫鲁晓夫的那一套，立即报告了中央。他和本·贝拉进行了友好会谈，还分别会见了来阿尔及尔参加庆祝活动的亚、非友好国家的代表团。他们都祝贺中国有了原子弹，很多朋友说，中国有了原子弹等于我们第三世界国家都有了原子弹，所以特别高兴。这次陈总在阿尔及尔呆了五天，活动多而紧，可是他精神抖擞，没有倦意。
在布迈丁推翻了本·贝拉以后的第三天，即1965年6月22日，为了参加6月24日为第二次亚非会议作准务的外长会议，陈总第三次到了阿尔及尔。由于亚非国家中有不少国家不满意布迈丁搞政变，因而不来出席外长会议，以致出席人数不足应到数的一半，加上开会的会场又发生了爆炸事件，外长会议被延期到10月28日举行。陈总没有立即回国，在阿尔及尔做了两天的友好工作。他会见了布迈丁和外长布德弗利卡，重申了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准备秋天如期开会。
陈总此次没有住旅馆，我请他住在使馆里。从22日到28日，我一直陪同他活动，略有一点休息时间，陈总就坐在房间外面的阳台上，远眺蓝黑色的地中海，近览附近的栋栋白色建筑物和使馆里有不少果树的园子，和我一起喝茶聊天，或者同我下几局围棋。有一次在闲谈中，谈到了林彪写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这本书，我问他对这本书的看法。他回答说：“战争本身是锻炼人的，指挥战争也是一种艺术，要靠实践来总结、提高。考验一个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长期的，不是10年、8年，而是终生的。”对这段话当时我印象很深，但也只是一般的理解。“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恶多端，后因外逃而摔死在蒙古，我才懂得陈总对我说的那段话的深刻含义。
1965年9月，陈总出访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叙利亚、阿富汗等国，目的是了解各国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态度，做些友好团结工作。9月7日到达阿尔及尔，这是他第四次来阿尔及利亚了。这次只停留了两天，主要是会见布迈丁和布德弗利卡。同外长布德弗利卡的交谈从7日下午5时一直谈到晚上8点，停下来吃晚饭，10点继续谈，一直到次晨2点还没有谈完。陈总提议休息以后再谈，布德弗利卡说当天下午要去摩洛哥，愿意接着谈。会谈直到拂晓5时半才结束，长达10个半小时。
回使馆时，正是红日初升在地中海上，景色美极了！我和陈总同坐一车，他先是高兴地看日出，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位外长真能说啊！”我说：“你太疲劳了，何必谈这么长呢！”陈总颇为感慨地对我说：“老了！没有多少机会出来了，有机会还能不多做点工作吗！？”他的话使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回使馆休息了一会，下午陈总又和布迈丁会谈。布迈丁比布德弗利卡谈得婉转些。他听了陈总的耐心解释后，强调作为东道国的困难。他同样把责任推给本·贝拉，并且提出把有分歧的问题交会前的外长会议去讨论解决。实际上他和布德弗利卡的口径是一致的。
经过两天的会谈，陈总了解了阿方的态度，顾不得休息就去了马里。
后来，第二次亚非会议被不定期的延期了，陈总就没有再去阿尔及利亚。
四
1967年2月，我们夫妇被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外交部里的主要领导同志和已回国的大使，参赞们都被迫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后来竟有人提出了“打倒陈毅”的口号。周总理说服了群众同意让陈总在外交部内进行自我批评。批判会在周总理的主持下进行了两次。后来，由于“四人帮”的直接插手，陈总被弄到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里接受批判，周总理亲自到场保护，陈总才没有受到伤害。这样一来，“四人帮”的罪恶阴谋进一步暴露了，大多数人特别是老同志都为陈总的安危担心。
1967年8月，王力的“八·七”讲话受到批判后，外交部开始了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陈总和大使们的处境有所好转。
11月12日，周总理接见回国参加“文革”的大使们，陈总在座。回国十个多月一直没有机会和周总理、陈总见面的大使们，把心中的不满和委屈向他们尽情诉说，而且对“造反派”批判外交部的很多内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大使们在反映意见时情绪很激动，引得周总理和陈总都笑了，总理说大使们也学会上纲了，说大使中有“少壮派”。周总理对大家提的问题和意见作了明确的解答，使大家心情舒畅了些。另方面，周总理要大家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对革命群众不要有抵触情绪。陈总对大使们说，他的“黑话”出了十几集，所谓“黑话”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只是经过增、减字后就变了样。这对他也有好处，以后可以谨慎些。
就在这次接见中，周总理提出过去天天批斗，坐不下来好好学习，现在有条件办学习班了，各使馆从馆长到公勤员一起学，用三分之二时间学“文化大革命”，三分之一时间学外交路线、政策，用两个月或略多一点时间。学习后期整顿组织，春节以前完成，以后就可以派人出去了。总理强调：大使离任太久是不好的。
12月3日，陈总召集部党委成员和部分大使、参赞谈话。主要内容是：学习班搞不搞得好关键在于领导同志。大使首先要作自我批评。有些问题周总理已有了明确结论，这对于我们进行自我批评有帮助。如果有个别人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才满意，那当然就很难满足他了。最后他告诉我们，他虽多次写信给毛主席，主席复了他一信，其中有：“事决于己，不决于人，相见有期，稍安毋躁。”这四句话。散会后，我和几位大使私下议论：“四个帮”这样整陈总，陈总怎能“事决于己”呢？
1968年2月，外交部的部分处、司级干部和使馆的大使、参选串联后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客观地叙述了陈总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批判极“左”分子的阴谋，揭露某些人的卑劣手段，最后提出欢迎陈毅同志早日回部主持工作，共有91人签名。这就是外交部“文革”中有名的、高水平的“91人大字报”。
大字报于2月13日贴出后，反应强烈，大多数人拍手称快，极“左”分子当然不满。“四人帮”压周总理同意批判这张大字报，在外交部掀起了批“右倾翻案”的大浪。使馆学习班的情况大变，周总理想在1968年春节后派出大使去的计划被打乱了，陈总和大使们的处境又变坏了。从1986年3月份起，批“右倾翻案”、“斗私批修”、去“五七干校”劳动，一折腾就是一年多。
1970年6月底，我从湖北五七干校调回来派去南斯拉夫任大使前，周总理在西华厅接见几位将要出去的大使，部党委成员来了几位，可是没有见到陈总，只听说他去外地了。我想念他，却无法了解他的情况，带着惆怅的心情出国赴任。
1972年1月6日陈总病故，在贝尔格莱德听到这个消息后，全馆人员都很悲痛。当接到国内通知“使馆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时，大家非常气愤，致要求内部设灵堂，开追悼会。使馆党委同意大家的要求，决定在使馆召集全馆人员开追悼会，会场上挂起了陈总穿元帅服的标准像，我含泪吟了一遍周总理读的悼词。同志们都很沉痛地向陈总像行三鞠躬礼，我听到了同志们的啜泣声和哭声，使馆领导干部没有一位不哭的。哭是对劳苦功高的陈毅元帅的追念，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只有毛主席出席了为陈总召开的追悼会并且对张茜同志说“陈毅是位好同志”这个消息略为给大家消除了一点不平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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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我经历的在外交战线上的一些往事。凡是在陈总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和接触过陈总的群众，都有他们对陈总怀念和歌颂的故事。
我们的陈毅元帅永远是可歌颂的伟大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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