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投资效率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地区论文,义务教育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地区教育投资总效率取决于下述三方面效率的高低，任何一个层面的投资低效将对整个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拟从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投资低效率典型表征入手，探讨提高教育投资效率的途径。
一、教育投资的再分配效率：进入——漏出分析
教育投资的再分配效率是探讨国家为促进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转移支付中有多大比例教育资源为贫困人口吸纳的问题。反贫困行动具有效用上的非排它性，不仅贫困人口是反贫困行动的直接受益者，非贫困人口也可以从反贫困行动中获益。反贫困行动所具有的这种积极的外部效益使其承担主体只能是政府而不能求诸于市场。政府通过强制性地征收必要的税款投资于贫困地区，其目的是为贫困人口提供发展的机会和把握种种机会的能力。因此，政府为根除贫困地区的恶性循环而“注入”的资源能否为贫困人口充分利用就成为衡量投资效率（包括教育投资）的重要依据。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注入必定有漏出。有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比喻的漏桶实验一样，在将钱通过一个漏桶从富人那儿传送给穷人时，“一部分钱将不翼而飞”。（注：[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2、83页。）漏出量占注入量的比例越高，则投资的再分配效率越低。
一般而言，这种漏出量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行政管理费用；二是各级政府和扶贫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反贫困资金的侵占；三是反贫困行动本身造成的漏出，即面向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行动使部分反贫困资金的为贫困地区的非贫困人口享用。在我国反贫困行动中，以上三种漏出量是客观存在的（注：上述三种形式的漏出量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得到验证：首先，我国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机构是以科层制建立的行政系统，人员给养、机构运转和信息自上而下的传递等都要花费一定的费用，费用多少取决于机构的繁简和工作效率高低；其次，在中国的许多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成为各级官员获取个人利益的“资源”，1990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发文通报中国西南地区的两个县任意挪用扶贫资金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挪用、侵吞扶贫资金的行为并不仅限于这两个县。（参见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最后，有研究表明，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用扶贫资金兴办的官办企业优先招募的是与贫困地区官员们有裙带关系的人，雇员极少来自贫困户。（朱玲、蒋中一：《以工代赈与缓解贫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据康晓光估计：“中国反贫困资金的漏出量占总投入的比重不会低于50%，很有可能高达70%以上。”（注：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这从总体上勾勒出我国反贫困资金再分配上低效率状况。
近年来，我国教育系统内的违法乱纪、腐败现象日趋严重：1995年全国教育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93件，比1994年增长26.7%（注：江流等主编：《1996—199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教育扶贫资金分配问题尤其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为减少教育扶贫资金的漏出量，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如对教育扶贫专款实行项目管理，增加对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力度以有效制约教育资金的挪用和侵吞行为。遗憾的是，政府对第三种类型的漏出量即对教育资源让多大比例贫困人口受益问题还没引起足够重视。据对中国491 个贫困县教育财政与初等教育成本的调查（注：蒋鸣和等：《中国贫困县教育财政与初等教育成本——491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分析》，《教育与经济》，1997年第4期。），尽管国家每年给贫困县数以千万元计的补贴，但在缩小教育城乡差别上似乎并没有显著的成效；另外，在有有效数据的484个县中，有139个县城乡拨款过分悬殊，两者之比高达2∶1以上，其中33个县之比更高达3∶1以上。在这部分县中，农村小学生均拨款仅150元左右， 远低于贫困县平均水平，而城镇小学生均拨款高达400元左右，部分甚至接近500元，这表明的确存在政府对贫困地区教育转移支付的漏出问题。
如何减少教育投资漏出量，使更多的贫困人口受益？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首先，在扶贫对象上应准确无误地界定真正的贫困人口，这种界定应科学、简明、实用。近年来，我国以农民收入为依据区分贫困人口的方法尽管科学，但因计算方法和统计上的不便很难普遍采用；而依据区域性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如人均财政收入、人均GDP 等）划分的贫困地区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将非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排斥在外；在贫困地区内部，我们可逐级细分，确定贫困户（如在贫困县中划分贫困乡、贫困村，最后再在各贫困村中界定贫困户），但如何界定非贫困乡、村中的贫困户问题仍不能妥善解决。如果真正的贫困人口不能准确界定则直接影响教育投资的再分配效率。因为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资实际上可分解为两部分：一是公共的教育投资，即在贫困人口集中地区设置公共教育机构，配备相应的教师和教学设备以刺激并满足个人的教育需求，其目的是让众人受益。作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政府没有必要区分受益者的真实背景（是贫困人口还是非贫困人口），义务教育阶段尤其如此；一是对个人的教育投资。即政府对那些生存境况恶劣家庭中的孩子，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如通过减免学杂费、住宿费、发放助学金等手段来刺激个人的教育需求。显然，后一种教育投资要求准确地界定真正的贫困人口，否则，教育资源会部分地流向非贫困人口而真正的贫困人口却被排斥在外。世界各国的反贫困实践为我们在界定真正的穷人上提供了许多启示，比如南亚许多地方采取让穷人自己有机会参与穷人的鉴别等方法就颇有成效（注：参见I·P·盖托碧、卡利德·山姆斯主编：《有效地摆脱贫困》，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实践表明，扶贫的有效性并不仅仅依赖于单向的自上而下的计划决策和行政力量驱动，还必须发挥基层农民的积极性，尤其是基层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机制结合起来会更有利于分配效率的提高。
其次，政府的教育扶贫政策应保持动态性倾斜。即在教育财政支出结构上将更大比例的教育资源投入到贫困人口——用于改造农村小学、初中危房，配备基本的教学设备等，而不是仅向城镇的重点小学、初中倾斜。该政策之所以要保持动态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贫困是一种生存状态，具有相对性，随着大量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扶贫对象也应相应调整。比如，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国家贫困县中，人均收入与教育资金筹措能力显著差异，491个样本县中有110个县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超过1000元，占样本县人口比例为30.3%，对贫困县“一刀切”的资源分配政策造成了资金的漏出（注：蒋鸣和等：《中国贫困县教育财政与初等教育成本—— 491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分析》，《教育与经济》，1997年第4期。）。
最后，应塑造良好、高效的传递系统以减少漏出量。由于扶贫是由地方政府具体管理实施的，因而地方政府在目标上可能与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相冲突。政府也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反映某个集体或集体中某一部分人利益时，不可避免地掺杂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由此产生出资金配置效率上的偏差。特别是在缺乏严格的监督机制的条件下，政府部门既是扶贫资金的分配者和管理者，又可能是扶贫资金的受益者，结果，政府机构不仅有占有扶贫资金的强烈愿望，而且有许多手段保证资金流向优先满足自身需要的目标上去。当前，在以分数和升学率为主要甚至唯一评价标准的教育活动中，把资金投向城镇重点中小学而不是投向贫困地区的农村学校显然更有利于地方政府业绩的突出和领导人的政治地位的提升。可见，要提高资金的再分配效率，重要的是进行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上的制度创新。对于教育扶贫资金的分配，实行以政府为主体严格计划控制的方式的确有利于保障资金的注入，但还有必要建立非政府的投资评价系统对政府行为实行监督和制衡，最大限度减少漏出。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对县、乡级的教育投资分配状况的评价、监督；成立专家组对教育扶贫资金分配效率的评估或采用商业性扶贫银行等形式以最大限度减少漏出量，提高教育资金再分配效率。
二、教育投资使用效率的分析
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是指教育投入与直接产出的对比关系。即在假定产出（学生）质量合格情况下，研究一定投入产出最大化或一定产出投入（成本）最小化问题。衡量教育投资使用效率指标常有生均成本、教育事业费中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的支出结构及生师比、班级规模等。我们认为，对贫困地区而言，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资源严重匮乏，这直接影响到这些效率指标的效率。比如，生均成本偏低并不能说明使用效率高低，因为它可能是资源匮乏的体现；人员经费所占比重过大现象也可能与捉襟见肘的教育财政直接相关。鉴此，本文拟从学校布局——规模、辍学等不易引起歧意的问题入手分析贫困地区教育投资使用效率。
（一）学校布局——规模分析
教育经济学研究已充分揭示出学校布局和规模对教育成本和效率的重要影响。从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角度看，不同类别等级的学校布局有其自身准则。一般而言，高校常设置于交通便利、信息畅通、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这既有利于提高高校教学科研水平，也为充分发挥高校区域性社会服务功能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义务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己任，注重教育的普及性、全体性和义务性，因此学校的设置应充分考虑人口分布密度实行就近入学。
与学校布局相联系的是学校规模问题。所谓学校规模，常有两种衡量指标，一是指学校的投入量即教育成本的大小，二是假定学生质量一定时，学校培养学生的多寡。无论使用何种指标，教育经济学研究都揭示出教育成本和学生数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质量一定时，随着学生数的增加，生均教育成本呈U型变化。 一个学校适度规模就是教育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所确定的规模，此时MC＝AC，表明教育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所以，要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就必须同时考虑学校布局合理性和学校规模适度性问题。在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和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学校布局——规模问题并不矛盾。城市中以人口分布密度设置的学校既有利于学生就近入学，又能保证一定规模，只要规划得当，就可以保证适宜的生师比、班级规模，能使相关的教育资源如图书馆、体育设施、实验室等得以充分利用；但在贫困地区，学校布局——规模往往处于相矛盾的境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严重短缺的基础设施及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等生存特征直接对学校布局和规模构成了阻碍，影响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所以，要提高教育投资使用效率，减少教育投资浪费必须从贫困地区独特的地理文化环境出发，充分考虑贫困地区的人口、经济发展状况来合理设置学校。以下几点是我们要考虑的：
1.学校布局应在儿童就近入学和适度规模之间寻求动态性均衡。
义务教育是全面性、普及性教育，保证所有适龄儿童入学是其基本原则，在学校布局上如果过份强调学校适度规模或过份强调儿童就近入学都有失偏颇。假定学校平均规模Q（以学生数表示）和学校数S的乘积决定了某一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总量M， 则在下图中可以看到二者反比例关系。
可以看出，在贫困地区如果Q值过大（假定仍为适度规模）， 则因S过少，受环境制约将无法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入学， 实际的曲线将是M'（M'＜M），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有关青海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实验报告充分表露出这种矛盾，在那里，学校的集中和规模化运作使大量女童因无学可上而失学（注：王振岭等：《更新观念，优化环境，促进女童教育健康发展——青海省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实验报告》，《教育研究》，1994年第12期。）；如果S过大，则因学校分散、平均规模过小，“要么是基本投入量如常而使人均使用费用增大，要么是基本投入量不足而使正常教学受阻，二者都影响到教育经费使用效率。”（注：厉以宁主编：《教育经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贫困地区教育中就近入学和规模适度化的冲突凸现出教育中一对永恒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只有从贫困地区实际发展状况出发，在二者中寻求均衡，才能最终有利于教育投资使用效率的提高（注：这里涉及到这样一个命题：即公平与效率的层次性问题。对贫困地区而言，国家教育资源再分配显然是将公平作为首选目标，该目标的最终实现取决于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即效率最大化问题，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又取决于微观层面一系列公平与效率矛盾冲突的化解。本文仅谈到了微观层面的一对典型矛盾（就贫困地区而言）。）。主观上我们当然企望为所有贫困地区的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目前只能在数量上予以保障，只能以完成基本的义务教育培养目标为限度，高质量教育的追逐既受中央、地方财力的制约，也与贫困人口脆弱的支付能力相悖。因此，贫困地区的教育供求矛盾与城市中教育供求矛盾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因教育质量的稀缺引致的教育不公（如择校现象），而是因绝对数量不足、教育活动最基本条件难以保障导致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剥夺。所以，考虑贫困地区发展状况和儿童年龄等因素，这种均衡的动态性可理解为对年龄越小的儿童，教育应公平优先，而随着儿童年限的增长，教育等级的提高，效率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讲，就近入学和学校规模适度化的均衡抉择只在这样的情境中方具现实意义：对学校布局——规模问题的思考应同儿童的年龄、多元化的办学体制和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相结合。比如，在贫困地区学校布局上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办法，考虑儿童的自理能力，初小适当分散办学，学生就近入学，高小、完小则适当集中，初中则追求适度规模；在办学体制上，鼓励私人办学，满足人口分散地的教育需求；在教学形式上注重研究、推广复式教学；在办学方式上采取寄宿制，即在保证学校适度规模前提下，以某些优惠手段吸引学生入学。
从根本上讲，有关学校布局——规模的考虑只是技术性的，它绝不能独善其功地解决贫困地区教育投资效率问题，只有同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结合才能赋予布局——规模分析以生命力。
2.增量投入与学校布局、规模问题。
以上我们讨论贫困地区学校布局——规模时，是从教育存量资源角度来考虑的。现实的情况是，随着国家义务教育资金的大量注入及贫困地区自身环境的变迁，学校布局与规模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冲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应考虑的策略是：首先，必须以增量投入带动存量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对初中实行规模化“经营”，这在当前的学校布局调整中都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湖北省自1988年开始，在山区县（市）推行了以调整初中布局、扩大初中办学规模为主要内容的“项目管理”，到1994年元月，37个山区县（市）总投资15800万元， 调减初中校点400多个，净增班级数3000个，增加在校生15万人， 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比例由1987年的67%上升到1993年的75.98%。至1996年， 湖北省山区县（市）的初中大体上都达到了12个班的规模，最多的达24个班，大大提高了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注：湖北省教委、湖北省财政厅：《加强项目管理，认真实施义务教育工程》，《教育经济研究》（内刊），1997年第1期。）。其次，实行异地开发的贫困地区， 学校布局应长远规划、合理布局、追求效率。比如，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要淹没学校600多所，涉及在校生20多万人， 那么新迁建的学校能否是原有规模的重复建设呢？比如四川万县天城区钟鼓楼街道片区有小学5所、初中1所，因小学数量过多、布局不合理造成有的学校生源过剩，而有的学校却生源不足，其中民主路小学现仅有3个教学班，学生61人，占地 1473平方米，此布局严重制约了学校规模效益的发挥。所以，异地开发的教育增量投入应综合考虑人口、经济、交通状况等因素重新布局设点以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一般来说，移校模式有三种可供选择：一是重建式，即按照原有学校规模和标准重新建造；二是合建式，即把要搬迁的相邻两所或两所以上的学校合并成一所规模较大的学校，避免因重复投资造成的教育资源浪费；三是扩建式，即把欲迁学校的搬迁补偿资金投入到有接受移民就学任务的非搬迁学校，扩大其办学规模（注：参见邹时炎主编：《三峡库区希望之路——三峡库区教育研讨会文集》（一），第36、37页。）。
（二）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再分析
我国自80年代末、90年初加强了对全国范围内辍学问题的研究和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辍学在贫困地区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贫困地区的辍学率仍远高于各省的平均水平。如1994年，江西省50多个贫困县小学辍学率1.93%，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89%；初中辍学率5.85%，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65%（注：国家教育委员会财务司、财政部文教行政司编：《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管理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
辍学是指儿童未达到预定教育目标而中途离校造成的教育浪费现象。我国已有的研究注重探讨辍学的直接浪费，事实上，对贫困地区而言，不仅导致有形的教育资源消耗，而且它还对教育社会经济功能的发挥形成阻碍，使贫困地区低素质——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循环趋于恶化。一项国际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教育对GDP 的作用明显是积极的，（在所考察的范围之内）教育的最初水平越高，提高教育水平所能带来的好处就越大。但教育的收益率存在临界点，即只有达到一定教育年限——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才能实现功能上的能识会写，发挥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将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提高一年即从3.25（1985年）提高到4.25，其对产出只发生微乎其微的影响；相反，对于那些平均教育时间早就超过4 年低限值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增加一年教育时间的效果相当明显，以下是相关地区每人受教育增加一年对实际GDP的影响：（注：参见世界银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每人受教育增加一年对实际GDP的影响
实际GDP的百分比变化
平均受教育的年龄
从图中可以看出，南亚地区平均教育年限从近5年增加到6 年， 则GDP会增加1%，而东亚地区在将平均教育年限从6年增到7年时， 则GDP增加会超过3%。上述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 应尽量减少达到临界点之前的辍学现象，因为它会极大地降低和削弱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那么，我国贫困地区儿童平均教育最低教育年限应是多少呢？我们认为，小学毕业的教育年限应接近教育的临界点。因为从我国学校教育制度上看，小学阶段有较为确定的教育目标：即培养儿童基本的读、写、算等认知能力和基本行为习惯。前后相继年段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任务上是相辅相承的，如中断某一阶段的学习则不利于小学教育阶段相对独立目标之达成，形成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障碍。对这一论点的支撑还来自于以下事实：其一，从国际比较角度看，我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南撒哈拉非洲，由社会发展所限定的教育基本年限应高于4 年（对南撒哈拉非洲地区而言，教育的临界点是4年）；其二， 对农村中外出劳动力文化程度的调查表明（注：周其仁：《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管理世界》，1997年第5期。）， 外出劳动力文化程度绝大部分是初中（60.87%）， 远高于全体农村劳动力初中比重（37%），这从侧面反映出能否跨越小学教育阶段（临界点）是农民教育投资收益得以更充分体现的标志。遗憾的是，我国小学辍学在4、5年级时达到高峰（注：杨念鲁、韩民：《我国小学、初中学生辍学和留级问题研究》，《教育研究》，1991年第 3期。）。这表明，控制、减少贫困地区辍学的工作重点应集中于小学高年级阶段，力图使学生跨越教育临界点。
贫困地区学生辍学的直接原因是个人教育需求不足。教育需求是在一定价格条件下，人们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主观评价和客观购买力是影响个人教育需求的两大因素。从主观上看，贫困人口对教育的肖极评价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家长因思想观念的愚昧落后，认为读书无用而排斥教育；一是现行教育模式和政策制度的负面影响制约了个人教育需求使家长对教育失去信心。如应试教育模式下激烈竞争带来的高淘汰率使贫困家庭处于不利境地；义务教育阶段教学内容过份强调普适性文化传授而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实际缺少必要联系，使贫困人口感受不到教育的经济效益；在助学制度极不完善条件下非义务教育缴费上学制也令广大贫困人口望而却步等。从购买力上看，贫困地区落后生产力水平使家庭可支配收入极其有限，在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很难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进一步看，教育需求不足又根源于贫困文化的消极影响，即存在于贫困地区的物质、制度和思想观念、心理结构等多层面文化综合体对个人教育需求的阻碍。这种阻碍从文化的物质层面看有恶劣的自然环境、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匮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严重不足的教育投资；从文化的制度层面看有义务教育阶段不利于贫困人口的高筛选程度的应试教育制度、非义务教育阶段不完善的助学制度和教育投资体制等正式制度以及积淀于贫困地区中有碍教育发展的习俗、规范等非正式制度；从文化的观念和心理层面看有消极无为、安贫乐道的人生观和心态，不思进取、只求温饱的生活观，多子多福、香火旺盛的生育观等。总之，只有以改造贫困的文化为契入点才能真正建立起刺激个人教育需求的机制和环境，才能有效减少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现象。
三、教育投资的外部效率：一个根本性问题
教育投资的外部效率是从教育社会经济功能角度考察教育“产品”——学生与经济社会的互动性问题，即学生能否适应并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教育是以培养学生一定的职业素质和技能为目的的教育，学生为社会的吸纳程度、工资率高低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可作为衡量教育投资外部效率的重要指标；义务教育是非专业教育，从其性质上看是基础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全体学生基本素质，为他们学习做人和进一步接受职业教育打好基础，为提高民族素质打好基础。因此，衡量义务教育教育投资外部效率高低的标准应该是看该教育是否促进儿童德、智、体、劳等方面全面发展，而不能急功近利地以学生是否具备某一实用技能，能否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作为最终的评判尺度。
在贫困地区，常有人这样评价义务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不上学还可以劳动，一上学就成为白才（无用之才）”，这显然有失公允。义务教育是素质养成教育、是为职业教育奠定基础，而不是培养实用的技能。上述说法在贫困地区所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又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存在极高的淘汰率——只有少量的学生能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大批学生义务教育结束后将走向社会，同时贫困地区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极其匮乏的人力资本使人们对义务教育寄予厚望：学生既要有一定的思想文化素质，又要具备实用的职业技能以帮助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这表明，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培养目标并不能简单搬用城市、发达地区的教育目标，而必须反映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应兼顾学生基本素质养成和职业技能的培养。目前，我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仍沿袭升学教育模式。学校重知识传播，忽视学生能力素质培养；重选拔性评价，忽视学生全面素质的塑造。同时，在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等方面脱离了贫困地区实际，使学生对周围经济生活缺少基本了解和适应能力。藉此，我们提出以下两方面改进思路。
第一，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应逐渐摆脱“应试教育”模式的束缚，真正着力于培养学生基本素质，促进儿童全面发展。这是涉及到教育目的、教育功能、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内容方法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改革，应成为我国当前素质教育实施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的难度与广度迫切需要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予。
第二，应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实际出发，采取灵活措施培养儿童一定的职业技能。首先，要加强义务教育阶段两级分流工作。发展初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使那些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学生接受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输送实用型人才；其次，应加强义务教育的针对性。这涉及教材、教学内容、课程等方面的改革和相关师资的培训。在这一方面安徽岳西县项目领导小组结合本县的农业实际编写乡土教材的探索就值得推崇（注：马树超：《我国贫困地区小学教育针对性的观察与思考》，《教育研究》，1995年第1期。），它既有效地培养了农村小学生适应环境的职业技能，家庭和社会也从学校的针对性教育中受益，从而更加支持学校的工作；最后，对没有接受职业中学教育的普通小学、初中毕业生进行职业附加教育，有的地方形象地称为“六加X”或“三加一”教育。
显然，上述变革的顺利进行并不能仅仅依赖于贫困地区自身的能力和愿望，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在这场涉及面极广的改革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承担更多的职责。
四、小结
1.衡量贫困地区教育投资效率的指标有三个，即再分配效率、使用效率和外部效率，它们分别从投入——过程——产出的角度予以区分，从理论上看，教育投资总效率可近似认为是三者的乘积。
2.再分配效率取决于行政系统工作效率和相应的教育资金分配、管理、使用等制度的创新。为减少教育投入中的漏出量，我们尤其应注重第三种形式的漏出——因教育分配结构的偏差使贫困人口排除于资助范围之外，使贫困地区的非贫困人口受益；有关学校布局——规模分析表明对贫困地区而言不存在任何刻板的布局模式，只有结合贫困地区实际，采取灵活的方式才能切实提高教育投资使用效率。我们之所以格外关注小学辍学问题，是因为它涉及到教育收益中临界点问题，而减少辍学的有效措施来自于对贫困文化的改造；教育投资外部效率高低直接影响教育社会经济功能的发挥，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应逐渐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学生一定的职业技能以最大限度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
3.上述三类效率并不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它们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辍学是使用效率低下的表现，但其原因可能来自于学校教育的失败（如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作出区分是为更好地研究贫困地区教育投资效率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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