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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09）05-0039-05
国家的生存环境、发展态势、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及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民的国家认知、国际意识及国民心态。爱国主义观念也因此在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身处一个焕然一新、充满活力的社会和激烈竞争、不断创新的时代，在“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目标下，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从容开辟着国家、民族历史的新纪元，正以积极进取的姿态走向世界，开拓全球市场，正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及与世界的关系。传统的爱国主义观念和爱国主义教育也面临着新环境和新任务的考验。自觉而理性地思考社会背景与时代主题的变化，正确认识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和新鲜内涵，重新审视爱国主义教育的视界、内容和方式方法，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爱国主义生发的社会土壤和历史空间发生变化，必须实现以外生型为主向以内生型为主的转变
近代的爱国主义主要是由帝国主义入侵和外来压力而导致的民族意识猛醒，以被动性和自发性为主要特征。“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削弱它的基础，乃至将它征服。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1]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屡次入侵、掠夺和奴役，给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激起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与压迫，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心声，形成了社会各阶层团结一致、携手并肩、共赴国难的强大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此起彼伏、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使处于朦胧状态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生存发展意识、团结斗争意识随之觉醒，爱国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观念不断得到催生和迅速扩展蔓延，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画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近代中国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揭开了国家独立自主和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虽然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和外部干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就目前中国实力和内外环境来看，上世纪早期那种‘亡国亡种’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国内”。[2]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力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和经济环境。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和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外交，中国已经从一个地区性大国走向国际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内外环境、国际地位、安全形势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传统爱国主义的生存土壤已发生深刻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振奋民族精神，焕发爱国热情，必须自觉适应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深刻把握时代精神的新内涵，积极探寻和培植爱国主义新的生长点；必须立足和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实土壤，建构爱国主义的新平台，开拓爱国主义的新空间，积极引导爱国主义由外生、被动、应激型向内生、主动和自觉型转化。
无可否认，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缺乏应有的环境刺激和必要压力可能直接导致精神懈怠、意志衰退和民族凝聚力的减弱。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找新的敌人，除了追逐扩大其战略利益，实现全球霸权外，寻求外部应激，保持国民进取精神和国家凝聚力，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心理因素。中国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会时时伴有杂音，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外部干扰和刺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又找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新根据’，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对世界秩序的影响。”[3]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一个大国，绝不可能指望只在掌声中前进”的真实内涵。但我们需要时时警醒的是，越是在这样严峻的外部干扰面前，越要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牢牢地把握爱国主义的时代主轴和大方向，谨防由“受害意识和敏感自尊”而引发的过度反应。要将外部刺激和压力转化为内部动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发展好。因此，着眼国家生存状态和国家战略目标，我们必须在坚定民族自信心和保持民族忧患意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既要引导国民正确认识国家生存发展的严峻环境和外部挑战，更要引导人们全面理解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内在矛盾与现实困难，不断强化自强不息精神；既要通过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深入挖掘和阐发民族精神的当代意义，又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铸造富有时代气息的民族精神，不断提炼和丰富爱国主义的新鲜内涵；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大力弘扬无私奉献精神，不断激发爱国热情和爱国斗志，又要推进科学发展，不断夯实爱国主义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爱国主义认知的宏观背景和现实方位发生变化，必须实现以封闭型为主向以开放型为主的转变
自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开埠通商。侵略者的枪炮声不仅震醒了“中央”帝国的沉沉大梦，也为这个没落王朝带来了异质的外部世界的全新信息，“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于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所处位置的看法”。[4]从此，“学习”、“改革”与“追赶”的种子便萌生和镶嵌在了古老文明的土地上，“振兴中华”成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魂牵梦绕的共同心声。建国以后，由于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限制，我们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这虽然激发了我们的自主、自立、自强精神，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胜利。但长期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历史事实，也使我们错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牺牲了与世界先进科技和优秀文化交流的通畅渠道。爱国主义教育和观念也主要着眼于中华民族光荣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和宏伟目标的鼓舞。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当然，我们也面向友好国家积极开展合作交流，努力履行国际义务。但实践证明，依靠意识形态基础的合作和单纯以政治目的为指向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不利于自身长远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突破了“左”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大胆打开了国门。现实西方世界与我们过去观念中的西方印象形成了巨大反差，人们在一个新鲜的外部世界以及如何与之交往面前迷茫无措了。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民族工业前途和民族品牌命运的论争就是这一变化对国人情感与自尊的触动。“入世”谈判中的困顿与犹豫，既有国家利益的长远考量，也有自身经济发展和国民情感承受能力的现实顾忌。扩大开放进程中不时出现的种种担心与警告，都折射出走向世界愿望与自我保护本能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与世界更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时兼具着IBM人、微软人的身份，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传统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观念都在发生变化。国家安全正由传统意义上的国防和军事安全向经济、金融和信息安全转移。国家行为也由保卫国家领土与安全、维护国家主权与自决为主，向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合作，努力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加国际话语权转变。
作为现代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只能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生存和发展。因此，爱国主义认知必须介入新的社会空间，开拓新的思考领域，在更宽广宏大的背景上寻求新的现实支点。对爱国主义的认识必须由单纯的政治、道德层面重点向经济、文化层面拓展延伸，形成中外全面交流现实格局下的新视域。在全球资本流动和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民族产业和国家利益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在不断扩大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和人员频繁往来的新形势下，衡量爱国观念和爱国行为的标准变得日益复杂。在西方优越物质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任务变得日益艰巨。必须认真研究爱国精神与世界眼光、国家利益与国际义务、民族文化与其他文明、理想信念与现代价值、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关系等新情况新问题；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现代化和国际化过程中的成功做法；改变传统的防御性思维习惯，主动参与国际竞争，积极培育全球视野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精神和爱国观念，使爱国主义观念在世界大市场经济的新土壤中汲取营养，在国际全方位竞争的新实践中得到滋润。
三、爱国主义信念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视角发生变化，必须实现以情感型为主向以理智型为主的转变
爱国主义首先表现为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一种深厚情感。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个人的爱国主义行为均不能视为一时的情感冲动，而是有其重要的政治理念或人生哲学支撑着的”。[5]近代爱国主义以民族自尊、自信与自强为主体内容，以我们民族伟大的奋斗历史和辉煌的古老文明为深厚历史基础，以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为现实支撑，以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为目标牵引。这种思想和价值体系虽然建立在历史沉淀、经验总结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但在相对封闭环境和浓厚政治氛围下，缘于无意识的思想立场定式和有意识的现实价值取向，仍不免渗透主观因素的影响，无法完全摆脱民族情感的心理认同、自我认知的主观缠绕和短期政治需要的视角局限。在扩大开放和中外文化交互影响渗透的情况下，必须自觉实现爱国主义思想基础和价值视角的转变。着眼和服务于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打破陈旧落后观念的束缚，由短期需要向长远建设着眼，由自我认知向比较认知发展，由单一视角向综合视角转化，实现由渗透较多情感和主观因素的观念形态向更加理性、辩证和科学的观念形态的过渡。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重新回到科学态度和正确轨道上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国门打开，中西发展差距和文化反差使我们开始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进行更深入的审视和比较。事实和理性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对建设成就的评价是不够客观的。在这种背景下，以往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自豪感基础之上的爱国主义观念也不可避免受到冲击。浸淫本能情感，兼具自我欣赏意味，依托长期教育熏陶基础的理想信念与理智产生了巨大冲突。对西方的商品、文化和制度，既产生了本能的抵制和排斥，也产生了盲目的崇拜和迷信。在社会文化思潮上，对传统文化和古老文明顾盼、重温的“寻根热”，正是对这种现实矛盾的心理规避和情感慰藉。20世纪后期中国整个社会生活的矛盾与困惑、波动与激荡，既直接映射出对社会主义真实内涵的重新认识与传统观念碰撞的现实回响，也紧密交织着爱国主义情感与现实主义选择的内在张力。“入世”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又使这种碰撞和张力不断面临新的扰动。确立爱国主义新的思想基础和价值视角的紧迫任务直面而来。
爱国主义源于情感，根植于情感，但又必须超越本能的情感。近年来，对中美撞机、美国轰炸我驻南大使馆、阻挠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等一系列事件的强烈反应，深刻凸显了爱国主义情感与对国家长远利益的理智考量的碰撞。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常常会因为某个敏感事件而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并引起激烈争论和广泛蔓延。这一方面彰显了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凝聚和升华，同时也暗含了诸多由受害记忆和敏感自尊而催发的条件反射的影子，其中的矛盾、困惑和迷惘昭然可见。这实际上预示着成长中的新一代对历史问题、国家利益、爱国观念的不同理解与呼吁，同时也预示着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在新的发展态势和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认知和定位自己的问题。在中外企业日渐增多的贸易争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爱国情感和企业利益将接受国际规则的严峻挑战。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在西方的物质文明、科技优势、文化霸权面前，如何学习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缩短落后差距，同时又要巩固爱国主义的思想根基，坚定爱国主义的思想信念，将是不可回避的现实矛盾。物质和科技的落后是客观的事实，不容否认。但如何看待文化和文明的先进与落后，保持民族文化特性，则更直接地触及我们自尊的敏感神经。如何超越狭隘的民族自尊和民族主义，实现辩证的民族自我认知；如何克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成分，积极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精神品质，锻造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民族精神；如何正视改革开放中的腐败现象和社会问题，借鉴西方思想价值观念和政治文明成果等现实问题，更是涉及民族情感和政治信念的大问题。因此，必须坚持理性态度，深刻认知民族根本利益与国家发展战略，韬光养晦，高瞻远瞩，沉着冷静，不卑不亢，不骄不躁，积极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的大局；必须突出文化自觉，拓宽思想视野，在中外比较中重塑民族自尊心，在国际竞争中重建民族自信心，努力增强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四、爱国主义实践的基本形式和主要特征发生变化，必须实现以斗争型为主向以发展型为主的转变
近代的爱国主义实践主要是在与外部世界处于敌对和战争状态下，为争取民族生存和国家统一而采取的政治、军事抗争形式。虽然也渗透着经济、文化和其他因素，交织着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但主要表现为轰轰烈烈抵抗外族侵略的民族战争。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生存，保持国家独立完整成了贯穿始终的爱国主义主题，也铸造了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建国后，由于客观环境和思想认识的原因，也始终着眼于防范和抵抗侵略的现实方略。在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国家生存和国家安全面前，爱国主义凝聚起了全民族共同对外、同仇敌忾的坚强斗争意志。但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历史和悲壮抗争过程，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安全与尊严，首先是建立在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的。“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华民族血雨腥风的近代历史凝铸的警世箴言，也因此才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懈探索和艰难跋涉。历史和现实一再昭示，唯有发展与强大，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才能摆脱以血抗争的命运，实现人民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
当今世界并不安宁，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民族和地区性的冲突连绵不断，构成了地缘性的热点问题。为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争取民族的更大发展空间，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和外交斗争，仍是我们首选的途径和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国防建设，进一步提高打赢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能力始终是我们艰巨而紧迫的重要任务。但和平和发展毕竟是主流和大势所趋，国家的根本任务也由防御战争、抵抗侵略转入经济建设和全面发展。爱国主义实践的主题必须由主要着眼民族生存、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防卫和斗争形态向主要着眼国家发展、繁荣、富强的建设和竞争形态转化，并通过发展更好地争取生存发展空间，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权益，赢得更有利的斗争地位和竞争格局。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交织、社会信息化和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仅仅依靠情感本能、文化认同和思想教育建立起来的爱国信念也是不牢固的，唯有通过发展，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才能不断夯实和进一步巩固爱国主义的现实基础，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提供更加可靠的物质保障。
必须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角逐，发展和拓展国家生存空间，逐步实现由以政治和军事斗争手段为主向以经济、科技手段竞争为主转变。必须紧紧围绕发展主题和利益核心，努力激发民族创造热情，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增强国家总体竞争力。必须转变观念，遵循国际惯例和规则，参与国际多边合作，学会妥协与让渡，变你死我活、零和博弈为共赢竞争、共同发展。必须以建设性眼光，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义务。在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和多元文化交互渗透的环境下，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尊，保护国家权益和民族利益，将变得更加隐蔽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坐标的矛盾，历史、现实与未来多重视角的交叉，国际与国内不同意愿的平衡等，都需要更宽广的视界，更长远的眼光，更高超的胆略和智慧。“今天的世界对中国而言就是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利益共同体，是机遇与挑战同在的客观现实。其对中国的意义不仅存在着巨大的压力、敌意和风险，最重要的是世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利益实现的必然场所。”[6]必须以统一全民族的思想意志为前提，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以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途径，一心一意搞建设，全神贯注谋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
爱国主义观念、爱国主义精神是伴随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不断发展的。当代形态的爱国主义应是以内生为基础，以开放为背景，以理性为指导，以发展为主题的新型的爱国主义。必须深深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激发爱国主义热情；自觉立足开放环境和全球背景，科学定位爱国主义认知；辩证对待历史问题和国际矛盾，理性确立爱国主义信念；始终围绕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积极实践爱国主义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优秀爱国主义传统的当代嬗变和精神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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