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的内在向度——兼论“学术文化软着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软着陆论文,自由论文,文化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本土语境而言，“学术自由”要义有二：除了指外部空间之宽松与宽容，接着便是看学人能否认同“学术本位”，即真的把学术研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来信奉且践履一辈子——这一堪称“自由王国”的学术境界，亦即我所说的“内在向度”。
一
可以说，有无上述“内在向度”，大概是最终影响“学术自由”能否在本土兑现的人格基因。这对每一个想当学人，或还想在本土当一个纯正学人的人来说，要求不低。这就不禁惹我忆起庞朴在六年前提出的“学术文化软着陆”命题（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与“软着陆”相对的，当是“硬着陆”。这对术语本是用来描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制转型有两个模式：一是一步到位，即“硬着陆”，它看来痛快，但后遗症多，甚至可能严重到难以收拾之境；另一模式是取渐进方式，使转型过程相对平缓，这就是“软着陆”。学术文化“软着陆”，当是指把学术从以往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部门，逐步转化为人文社会学科意义上的精神创造，亦即使学术回归自身（本体属性），而不再是政治附属。这一转换对中国学界来说，当然不易，所以必须“软着陆”。这是理由一。理由之二，是就学者自身而言，很难设想一个学者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学术视野能在一夜间完成突变：他如果要超越自己，也只能是一点一滴，由量变引起质变，这也近乎于“软着陆”。庞朴曾这样表述自己艰难而复杂的“着陆”过程：他当然非常想走出旧的自我，并付诸行动，最后，当他以为自己总算拖泥带水地爬出了旧我而想舒一口气，却又猛地发现，在更年轻、更纯正的学人眼里，他其实仍然还呆在旧圈子里。由此可见，“软着陆”作为学者人格的自我更新过程有多艰难。但它又非完成不可，其关键，就在于学者的内在格局彻底更新，没有这内在变化，中国学术文化“软着陆”便是一句空话，更无庸说“学术自由”远景之美好实现了。
庞朴为何能在九十年代提出“学术着陆”命题？近期缘由，此当与北京学界（陈平原等）于八十年代末已在关注且探讨“学术史”、“学术规范”有关；但若用心回味庞朴言及此命题时的语重心长，则此命题，又实在可谓是本土学界于上世纪末在悔悟其近五十年痛史时所觅得的殷鉴。这就是说，像庞朴那样的人文学者，自有共和国史以来，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人格载体，是为历次运动造舆论的笔杆子，文、史、哲一直被视为是政界纷争的前沿阵地，所以那时很难有所谓“纯学术”，或自以为是在搞学术，但其思想方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却牢牢地被套在政治圈中，却不自知。至九十年代风向转了，连“姓社—姓资”如此重大话题都不必争论了，学人—味为政治摇旗呐喊的时代也就过去了，这既可说是政治已无须像以往那样御用学人了，也可说这在客观上是把学人从政治战车上释放出来，所以，学术“软着陆”势在必行，这是从外部而言。从内部来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与人道主义的回潮，人格独立已成为学人的内在欲念，当他走出政治圈后，他不能不问：现在我是谁？如果他把自己确认为学人，以读书、教书、写书为职业或为事业的人，那么他又不能不追问：学人何以为学人？要确立何种价值参照才能把自己塑造为真正的学人？解答上述人生命题的过程，也就是角色转变——从所谓“理论战士”到学人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人格的“软着陆”过程。
二
与庞朴那一代过来人相比，生于六十年代、堪称“新生代”那批学者，由于历史原因，他们似乎天然具有某种较纯真的学人色彩，因此实现学术“软着陆”也就可能更顺利。我生于共和国的前夜，我想结合亲身体会来描述一下“着陆”后的学者人格构成，价值重建以及由此引导出的生存方式。第一，“着陆”后的学人在确认自己为何搞学术时，其立足点不是因它可为政治服务，而首先是因为我适合搞学术，我喜欢，我愿通过学术来发现乃至亲证自己的生存意义。这样选择既是主动的，可能也包含无奈，这就是说，我除了搞学问，不会干别的，或干不好别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其长处往往是以某短处为前提的；同时，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却又得通过自己的独特活法来体现或实现的。这“自我实现”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我觉得只有这样活才能使我能活得问心无愧；二是或许这样活也可以对社会进步或人类文化积累有点用处。这就是说，其选择既是自己毕生的第一需求或唯一手段，同时又不无公益价值（至少无害）。这也就是说，学术所以吸引学人，首先不再是因为它对政治有用，而是因为它对学人存有某种难以言说且无可替代的魅力。这是学术“软着陆”后可能出现的第一气象。第二，既然学术成了学人的第一需求，成为他近乎天然的内在欲求，因而他写什么怎么写，脱稿后何时候交给社会，就无须接受外在指令，而不管这指令何等权威，只要它不合其内在要求，他便无须遵命，更不急吼吼地向世俗市场推销自己，相反，他应有藏之名山的勇气或自信，将它交给学术一思想史。一个纯正学者应有胆识活在一个与现实异质的思辨空间或文化空间。第三，“软着陆”后的学术，无所谓卑贱，也无所谓神圣，作为某种活法，它仅仅对学人来说才是第一重要的，它给了学者以生存意义，同时也要求学人支付一生心血，因此，学术远非人人都能搞，都想搞的。正如靠舌尖闯天下的品酒师，在别人看来可能容易，但其味蕾若不经特别修炼，又怎能胜此重任？我总期待，政治须由最好的政治家去搞，学术也须由最好的学者去搞。学人搞学术，既需天份，又要勤奋，再加缘份——亦即人缘机遇，王国维青年时若不幸逢罗振玉，他是否还能成其为王国维呢？难说。第四，学人既以学术作为生存方式，那么，他对学术发展应负有某种责任。一个国家的学术搞得好不好，既取决于外在环境，但有时更取决于有没有好的学者，学者素质可说是衡量学术能否真正繁荣、上品位、上境界的人格指标。这样看来，学者搞学术在享受生命情趣之余，还应有一份责任。假如一个号称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其有生之年，拿不出象样的专业研究成果，这要么是时代可能出了毛病，要么是本人徒有“学者”其名。上述四点能否作为“软着陆”后的纯正学者的人格模式呢？
综上所述，其实已涉及到对“学术本位”的另种表述了，这就是“学在人生”。这就是说，学人敬业与其说是某种专业或职业道德，不如说是价值层面上的角色自期、自尊与自律。作为学者来说，这又可从四方面展开。一是自己心里有没有话要说，一个人能否说出有份量的话，既取决于其学养，更取决于他对人生体会到何等程度；二是敢不敢说出自己最想说的话；三是能否将这些话漂亮地说出来；四是嘴上说的能否真正化为自己的精神血肉，不仅立言，而且立身。假如能做到这四点，那么学人也就算活出人味了。
三
在本土语境谈“学术自由的内在向度”，不能不说学人在社会的角色定位。
学者的社会定位问题，实为学术对学人的内在要求与社会结构对学人的外在认同之间的关系。此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把学术作为平生的第一需求的学者，这是一种人生选择；但若社会发现且认同其选择，把他放在某一既能发挥其学术才华，又符合社会需求的位置上，即让事业与职业相融合，这当然很理想。二是当你执着于学术追求，但此追求却不能被当下社会所认同，亦即当你不能用自己的成果换回一个饭碗时，麻烦就大了：是为了职业而扼杀事业呢？还是执着于事业而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因为这两者在这里是尖锐冲突的：要么事业，要么职业——职业即所谓社会岗位。三是学人为了活下去，首先要解决职业问题，但当职业占满了他的时间和空间，其事业也就可能被窒息，有了社会岗位，没了生命支撑，这是莫大的代价。
若我们能实现学术“软着陆”，完成新一代学人的价值重建，那么，我想，这新的学人规范即学统应与儒生道统有很大区别。我觉得当下学界对儒生道统的反思还很不够。至于古代文人则更将“学”与“仕”连得太紧，所谓“学而优则仕”是也，以致许多文人明明缺乏从政才能或素质，仍咬定自己非当官不可。他们被道统所蔽，没有自知之明。比如曹植，就其天性和个性而言，决非当皇帝的料，而诗性气质远逊于他的曹丕倒反而适合当皇帝，曹操所以理智地传位给曹丕，而不传给他非常喜爱的曹植，就是因为他知道曹植更适合当诗人，但曹植却为此耿耿于怀，且同曹丕明争暗斗。相比之下，陶渊明就比曹植有自知之明，既然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那就干脆退隐田园。他是一个较纯正的诗人，不甘为世俗功利而扭曲诗性风骨。但在中国文化史上，能如此自动地退出仕途的先贤太少了。苏东坡是旷世天才，集儒、道、释于一身，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从政绝非他的最佳选择，但终其一生，苏轼跌打滚爬，险些葬送于仕途。苏东坡绝对是中国儒生的痛苦典型，谁读懂了他，也就读懂了中国文人的千古苦魂。这一儒生道统幽灵不死，还延续到了本世纪中国。1904-1911年间，青年王国维尚属纯正学者；但辛亥年后，他还是忍不住转了向，从“无用之用”的纯学术研究向“经世致用”即不无政治动机的国故研究，1923年他索性跑到“末代废帝”身边去了。依我看，让王国维堂堂大学者去为小“皇帝”跑腿太不值得了，但王国维那时却不这么看，他以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国士之幸，最后抑郁自沉湖底。连王国维这样青年时表现出空前的人本自觉的纯正学者，最终仍想回到读书当官的老路，可见儒生道统对中国文人的侵染之深，真是怎样估计都不过份。竖看历史，上世纪一大批有才华但未必适合从政的学人都或多或少参预政治，总是在读书还是当官、学术还是宣传两级，痛苦徘徊。那么，中国文化史上有没有孕育过某种现代意义上的学人雏型？我看有，乾嘉学派便有点像，因为当乾嘉学人在训诂、考证时，能唯问对象之是非真伪而不主张以政教之见杂之。这一学术资态无疑是纯正的。以前学界颇瞧不起乾嘉学派，嫌它琐屑，缺乏思想，但我却更愿看到这细切的考古、训诂里或许正孕育着某种现代学统的胚胎。当然，乾嘉学派的发生本身不无无奈之处，是为“文字狱”所迫而不能不转向几天政治效应的小学；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又恰巧是歪打正着，他们被朝廷一脚从伊甸园踢了出来，反而“着陆”了。这似乎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学界境遇有点类似，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说乾嘉学派似是预示现代学术发生的一个近代寓言。
我所以强调乾嘉学派可能含有现代学人人格的素质的胚胎，是出于对学人的角色定位之考虑。学人的第一使命是“务虚”，做学问除了给本人生存带来慰藉外，也可能为同仁捎去一份营养，为民族或人类文化积累多一份储备。但当我这样描述学人的纯正本色时，绝对不是说学人嫌弃自己的公民义务。学人的角色可以是多重的：当他对社会发言时，他仅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说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顶着“人民导师”、“真理化身”的高帽显示优越。学人对此类发言要既认真又很难太认真：当言说某社会问题时当然应该认真；但至于有否人听，能否得到社会响应，似很难太认真。因为太认真，便恐怕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搞学问了。学人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不外乎三种途径：议政、参政与执政。学人一般能做的是议政。
简言之，我建议学人应学会“角色分离”，它有助学界对儒生道统的进一步清理。道统有其可爱处，如对社会或民族责任的自觉承担。但它也给历代书生造成了一个历史性幻觉，即误会书生天生应该当官。君不见它已造成了当下大陆一种屡见不鲜的混乱：一是几乎有知识者在潜意识层都认为自己不乏当官的素质；二与之相对应，几乎所有当官的在潜意识层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对学术、艺术进行指导。这无疑是荒唐的。学人往往将政治看得太容易，却没意识到他的议政仍仅仅属于“务虚”而非“务实”。比如当他指责腐败时，他仅仅是在道义层面表达愤慨，而不是在操作层面给出根治腐败的神丹妙药，这是政治家的专长。学人所能做的，只是凭一个公民的良心发言，仅此而已。所以我常觉得，天下兴亡，学人有责，但首先挺胸来担当的，则应是责无旁贷的政治家；更无须说还有不少学人本是书呆子，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安排不妥，虽然这并不妨碍他可能成为一个大学者。当然，我也不想否认有全才，既是大学者又是大政治家，但必须看到绝大多数学人绝非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