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科学老人推动中国quot;863quot;，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位论文,中国论文,老人论文,科学论文,quo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底，91岁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老人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钟爱一生的科学事业。他的离去，让我们想起“863计划”的最早提出，想起13年前那个春天的夜晚。
1986年3月3日，四位科学界元老上书邓小平：为了中国人的21世纪，务必尽快发展我们的高科技！
本文详细披露了家喻户晓的中国863计划得以实施中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展示了老一辈科学家为国为民为科学竭心尽力的风采。
1984年1月6日，美国总统里根发布了《国家安全决定》第114号文件，正式下令开始执行“战略防御计划”（通称“星球大战计划”），并于次年6月20日，经美国众议院批准，为此拨款25亿美元！
“星球大战”一出笼，立即在世界掀起了狂涛巨澜。
早春二月，春寒料峭。两位热血沸腾的老人促膝长谈
中关村有位老人睡不着觉了。
陈芳允，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中国的第一颗“东方红1号”卫星的测量控制问题，主要就是他负责攻关的。要记住这位科学家，只需记住他的两个特点就行：一是自己给自己理发，二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能把针尖那样小、头发那样细的小事做到极致、干得绝好的科学家，脑子里思考的却常常是国家的大事情。尤其是当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出笼后，中国该怎么办的问题，成天都在他脑子里打转。
陈芳允清楚地记得，在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出笼之前，当时针对世界的发展趋势，党中央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迎接技术革命的对策问题了。但中国的高科技到底搞不搞，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现在没钱，等今后赚了钱再搞，大可不必着急；另一种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搞高科技，中国这次要是再抓不住机遇，到下世纪恐怕就很难再有立足之地了。
1986年2月的一个晚上，陈芳允感到很有必要找人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按响了王大珩家的门铃。
王大珩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这位科学家的特点是喜好听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更是百听不厌。当他听了陈芳允对中国高科技发展问题的一些想法后，立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激动地说：“咳，我也在想这事儿呢！”
两人不知不觉中便聊了一个晚。告别时，陈芳允说：“我们是不是联名给中央领导人写封信，这样可能事情更好办一些，落实起来也更快一些。”王大珩说：“这个点子太好了。我看呀，咱们一不作二不休，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信。”一向很平静的陈芳允有些激动起来：“我看呀，这封信就先由你来起草吧。”“可以！”王大珩痛快地答应下来。
四位老人上书中南海
送走陈芳允后，王大珩当晚便睡不着觉了。王大珩是江苏吴县人，虽然已是82岁的老人了，却依然显得精力充沛，很有精神。王大珩的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兼气象学家，尽管王大珩在少年时代就随同父亲观察过天气和气象，对科学仪器的使用产生了兴趣，但他不是一个从小就想当科学家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想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就应该为自己的祖国多做点事情。至于做什么事情，我想得不多，也没怎么去想，反正遇到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就尽量做好什么事情，不丢掉机会就行。但有一点我是很明确的：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有点精神。”
正是靠着一种精神，王大珩为我国民族的光学事业奋斗了一生。这位曾留学英国10年的中国光学之父，可以说一生都在做着强国梦，一生都在想着国家的事情。七十年代中后期，他开始对中国的科技发展问题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同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世界科技的最前沿。数十年的科学实践使他深深感到，中国科学院如果能变被动为主动，随时主动地、积极地向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提出建议，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扩展思路，使政府部门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另一方面还可以引起政府部门对科学咨询的重视，进而唤醒政府部门对科研机构主动咨询的意识。因此，经过与陈芳允交谈后，他觉得尽快给中央领导人写上一封信，以供决策时参考，很有必要。
据王大珩后来说，这封信他前后写了一个多月，不知修改整理了多少遍，最后才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王大珩给陈芳允看过后，又当即送到了王淦昌和杨嘉墀两位科学家的手上。
王淦昌是我国核物理学界的泰斗，为中国的氢弹和原子弹研究立下了赫赫功劳。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便是他精心培养出来的学生。这位年仅18岁便以非凡的才华成为清华学校大学部首届学生的科学家，在1961年至1978年间，为了研究中国的核武器，根据组织保密的需要，竟同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京”，因此而隐名埋姓长达17年之久！杨嘉墀则是我国著名的航天专家，曾参加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实践一号”卫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制和设计工作，尤其在卫星的自动控制方面，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83年，当这位老人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而出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后，便开始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着重思考中国空间技术的前景及高技术的发展问题。
王淦昌和杨嘉墀看罢信后，非常兴奋，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接着，四人又聚在一起进行了逐字逐句地推敲，这才依次郑重其事地在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然后，王大珩又亲笔致信小平等同志：
首先向你们致敬！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该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我们四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
王淦昌 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 国防科工委科技委
专职委员
杨嘉墀 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
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珩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主任
王大珩敬上
1986年3月3日
这天，是1986年3月3日。
只隔了两天，邓小平就批示：此事宜速作出决断
邓小平与中国的科技，早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邓小平的思想与中国的科技发展从来就是丝丝入扣、一脉相通的。看完四位科学家的信后，这位老人便激动地拿起笔来，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在这封信的天头上果断而坚定地作了如下批示：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邓小平
1986年3月5日
就这样，作为共和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为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最光彩的一笔。
邓小平批示后的第三天，即1986年3月8日，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负责组织论证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接着，国务委员张劲夫邀请四位科学家就信中所提到的有关问题专门作了一次交谈。张劲夫详细听取了四位科学家的意见后，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计划你们预算过没有，大体需要多少钱？”四位科学家相互看了看，谁都没有先作回答，显得既敏感又迟疑。别看四位科学家谈起科学问题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但穷惯了也节省惯了的四位科学家一旦真要说起钱来，便一下显得难于启齿、不好意思了。再说，科研经费是个很难说的数字，说少了，高科技很难搞起来；说多了，说了也等于白说。“说吧，没关系。”张劲夫当然知道四位科学家的心理，便鼓励说：“你们说个基本的数字出来，我好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下一步作经费预算时，也好有个底。”王淦昌这才说了一句：“能省就尽量省吧，一年能给2个亿就行。”
1986年4月，全国200多名科学家云集北京，讨论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组织专家座谈制定《纲要》。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又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组织了124位各个领域的专家，分成12个小组，对《纲要》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和论证，最终才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纲要》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需要和实际可能出发，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共选入了7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这7个领域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
1986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这个《纲要》。邓小平看了《纲要》后，十分高兴，当即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立即组织实施。于是，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正式决定：拨款100个亿！
由于四位科学家写信的时间和邓小平批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故这个高技术发展计划被称为“863计划”。
文／李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