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中国模式”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主义经济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起，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全国范围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8年至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9.8％，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实现了30年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我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成功地破除了传统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并在进一步加以完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在改革中始终坚持了党中央提出的科学的经济改革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改革中，十分注意反对和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影响。我国改革取得的成就，是科学的经济改革观的胜利；我国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是由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影响所造成的。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功典型，我们称之为“中国模式”。“模式”一词含有模型、样板、样式、范式之意。这里的“中国模式”主要是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中国模式”还可以指经济发展模式、社会模式、文化模式等等。“中国模式”有着其深刻的内涵和显著的特征。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模式创新
中国的改革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成功的基本经验，一是确立了五项改革的行为准则，二是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
（一）改革的行为准则
1.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我们要搞市场经济，但是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丢掉“社会主义”去搞市场经济，这样很容易陷入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的改革思潮之中。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一样可以建设市场经济，这是过去30年的证明。所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原则。
2.坚持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发展。为了什么发展？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是使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改革不得以任何形式阻碍人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改革的根本原则。
3.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公平
公平和效率都很重要，不能因为效率而忽视公平。一味地追求效率，只会带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隐患，对改革的前提稳定带来冲击。要更加注重公平，要在初次分配中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报酬问题，不能向资本一边倒。
4.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无论什么时候，改革无论如何深入，共同富裕的目标我们都不能忘却。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发出过预警：“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算走了邪路了。”[1]110－111 邓小平的忠告至今也没有失去它的重要现实意义。
5.通过利益分享构建和谐社会
要通过利益分享，让国家、企业、个人都在改革过程中受益。改革的成果，不能只让一部分人获得，绝大部分的人民应该享受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实行利益分享的原则是不可或缺的。
（二）改革模式创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
中国改革的成功，给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一个很好的范例。中国改革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具有以下十个显著特征：
1.改革的性质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不是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新自由主义崇尚私有化、自由化的改革，是一种鲜明的具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在前苏联、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造成了严重恶果。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做法的话，后果必将与前苏联一样，这是没有疑问的。
2.改革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不仅无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观点和科学内涵，而且有意识地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断然不能用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同时，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理论。
3.改革的目标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富民强国、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效率优越性的同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4.改革的对象
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即自然经济体制和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5.改革的依靠力量
改革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充分调动他们在改革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社会实践。中国的改革，必须彻底摆脱由少数权贵及其新自由主义者代言人为主导的局面，彻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多地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的力量。否则的话，只能越改越糟，越改两极分化越严重。
6.改革的方式
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经过试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践表明，在具体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较顺利地达到目的，反之，就会受到挫折。例如，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凤阳作试点，再向全国推广。同时，对于像华西村、南街村那样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也允许不搞联产承包制，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走了弯路。一些地区没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而是照搬照套在国外理论界也存有争议的“管理层收购”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管理层，结果把全体人民共有的财产，变成了少数企业管理层的私人财产。结果导致劳资对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职工大批下岗失业，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7.改革的宗旨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要依靠的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积极性，而是全体国民的努力。要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现代化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要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试图依靠少数富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分子来主导社会发展，无视几千万工人和几亿农民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边缘化、弱势化，只会把中国引入歧途，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8.改革的路径
我国的改革采用渐进式推进的方式来实施，先易后难、先浅后深、分阶段地稳步推进。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保持社会稳定。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改革的意义和成效可以用“革命”来形容。而在这场革命中，中国保持了国家的稳定，保持了国家政权基本运作的正常化，并且还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所得。假如以前苏联的激进式改革为参照系，尤其可以增强对中国改革成功的渐进式印象。也正是因为有前苏联改革的参照系，可以让我们对中国改革指导思想做一个评判，即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是正确的决策。因为中国不可能承受国家和政权崩溃的代价。渐进式改革的本质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对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只有政权的稳定发挥作用，才能保证改革的延续性，改革的有效延续也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
9.改革的效果
改革的效果必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两条根本原则。”[1]111“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155“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364共同富裕，这不仅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而且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归结点。社会和谐，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10.改革的前途
在科学改革观指导下的改革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共同富裕、富民强国。
这一中国改革模式，是30年改革经验的概括。作出这种总结和概括，不仅有利于科学地推进我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毫无疑问，它对于世界范围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也就是说，可以预见，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中国模式”具有世界性意义。由于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苏联模式”的失败，使人类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创和走向低潮。社会主义制度正在面临巨大挑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经验概括的“中国模式”所包含的普遍意义，在于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新的希望，这就是“中国模式”近年来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原因所在。
二、中国经济改革所遵循的原则
（一）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理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深层次改革本身已产生了强烈的理论需求，改革呼唤着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来自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实践的结合，同时又必将成为推进改革的武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也正处于这样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早在其主要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分析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时即明确指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今天我们重新学习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和论述，有着极其迫切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的动机，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追求更多的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不断增殖。这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马克思说：“他（资本家——作者注）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2]649可见，在马克思心目中的未来高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原著的许多论述中得到证明。马克思将这一观点提高到“基本原则”的高度，其用意是十分深远的。与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对照，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忠实地贯彻了马克思的这个重要思想？现在提出以人为本、民本思维是一个理论进步，既然如此，就必须正本清源，首先回到马克思提出的这一“基本原则”上来，才能把握住我国经济改革的正确导向。笔者认为，马克思关于这一“基本原则”的重要思想，是对以人为本理论观点的最为科学的提炼和概括，是人的发展理论的最高成就。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必然，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不是一般的信仰，而是科学的理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
马克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目的在于指导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造就共产主义新人，即“完整的人”，这就是全面发展了的个人。共产主义社会正是由全面发展了的个人所组成的高度文明的富裕的幸福的高级社会形态。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的实质，就在于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要树立一种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一切为了人，为了劳动者，为了人民群众，摆脱物对人的统治，自觉运用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自主联合劳动，为人民谋取最大福利，确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让自主联合劳动成为普照之光。
（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则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一个根本原则性问题。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明确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142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3]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决不能被削弱或动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为主体、生产资料非公有制生产关系为辅体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总和。在这里，非公有制生产关系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但是它们的总和在全社会的生产关系总体中必须处于非主体地位，不得在量上超过公有制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公有制生产关系总和作为主体生产关系所组成的经济基础，是必须始终保护和壮大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削弱和动摇，它决定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上层建筑，构成了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比私有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大规模私有化和片面发展内外资私营经济，严重危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符合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效率创造客观条件，进一步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被严重削弱了。有关资料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数字）：2006年，我国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GDP的比重，分别为37％与63％，两者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与私营经济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32.5％与67.5％，两者差距也在继续扩大。
为了使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建议一要大力宣传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重要意义；二要大力批判和澄清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
1.着力转变国有企业改革的工作思路，扭转被动局面
（1）发展与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为了保持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比重应占GDP的40％左右为宜，底线不应突破35％。关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问题，第一种思路是建立国有独资公司，无论如何改，它们仍是国有企业。第二种思路则是成立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企业，虽然引进民间资本，但仍保持国有企业的性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基本界限就是国有股是否超过50％，超过50％就是国有企业，在50％以下就是非国有企业，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在国有资本需要退出的国企中，可以考虑将其改造成工人所有制的股份制公司。“工人股份制”是在实行自主联合劳动的基础上，工人在生产中居于主体地位，是工人支配资本，而不是资本雇佣劳动。同时，它的企业形式是股份公司，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工人阶级通过集体持大股而占有资本，成为既是劳动者又是资产所有者的公民，取得劳动收入和资产收入，提高收入水平。
（2）清算和回收流失的国有资产
对于已经“改制”过的国有企业，要依法划清公私财产界限，清查并收回非法流失的公有资产。
（3）慎重对待垄断国有企业的改革
对垄断国有企业的改革，当前应采取的措施是：一要规范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秩序，绝不允许出现乱分企业利润的情况，以防止出现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二要将垄断国企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全部上交国库，只允许保留适当的比例作为企业发展基金。
2.加快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1）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隶属于全国和各地人民代表大会
当国资委隶属于全国人大以后，各级地方国资委在管理体制上就可以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归口管理，同时按照上级国资委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
（2）加强广大职工在国有企业管理与监督中的作用
国有企业职工拥有参与对企业资产的所有、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于国有资产的有效运营有着重要的意义。职工应该更多地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他们作为主人翁的巨大作用。因此，必须完善现行的《公司法》，从经济、法律制度上确保企业职工参与国有企业的管理与监督活动。
（3）建立科学合理的国有资产经营效益考核标准，培育一支高素质的国有资产经营者队伍
培育一支高素质的国有资产经营者队伍是搞好搞活国有经济的重要环节。今后，国有企业应向社会招募更多的优秀专业人才，并有计划地培育思想道德素质高、视野开阔的管理层接班人。
3.加快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二个飞跃”
中国农村的长远发展还是要依靠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来实现。实行农业的集约化经营，这就是实现“第二个飞跃”。邓小平早就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1]355加快实现、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二个飞跃”，可以先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把分散的农民集合和组织起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二是要大力提倡将股份合作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
（三）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的原则
共同富裕理论即“共富论”的形成和提出，是邓小平同志晚年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邓小平同志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杰出贡献。我们应当大力宣传这一“共富论”。
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4]1343
“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4]1356－1357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来，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的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4]1364
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纪末已经指出，按照前一段时间的“先富论”走下去，肯定会出现社会不公平，收入差距扩大和出现两极分化，明确要求用大力气解决防止两极分化问题。只不过我们对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宣传不够，执行不力，致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愈来愈严重。直到邓小平讲了这个问题的十多年后的今天，才真正重视起来，但有些问题已经积重难返，要扭转过来有相当的难度，必须下决心花大力气做才能奏效。
（四）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则
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何要将原先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改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一新的提法，作为我国今后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方针？这里涉及深刻的理论问题。
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多维的，如果把诸多的目标进行抽象的考察，最终可以归结为两个目标：效率和公平。从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来分析，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要做到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深入地研究解决公平问题。如果不从公平角度去考虑经济改革，改革将会难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难以进一步完善。
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有许多新的精神，其中一项是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把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顾一下。这个提法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段时期，不适用于初级阶段整个时期。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造成许多矛盾与社会不和谐现象，潜伏隐患，不时爆发。如继续把社会公平放在“兼顾”的第二位，与我们党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不符。在收入分配领域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不要再提“初步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而要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公平的通俗解释，无非是公正与平等的意思。又分为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两个层面，或者再加一个起点的公平。社会公平，归根结蒂就是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从现阶段看，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注重社会公平，让最广大人民分享发展成果，是应当力争和能够做到的。
经济公平的主要内容和规则包括：第一，基本权利的保证，亦即保证的原则。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以及社会保障权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所必须拥有的。第二，机会平等，亦即事前规则。第三，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亦即事后规则。第四，社会调剂的规则。这实际指的是结果公平。社会成员关注机会和规则的公平胜过结果公平，只要程序公平，人们能够容忍更大的收入差距，程序公平决定结果公平，当程序不公平，哪怕分配结果差距不大，人们也会感受不公平。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公平理念。第一，必须树立起公平至上，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第二，必须树立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理念。第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确立公正具体规则的整体性和公平具体规则之间的优先次序的相互统一。第四，必须处理好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
（五）利益分享是经济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
“利益分享”的新理念，承认社会各个主体的经济权利，承认它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利益分享”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实现形式，它突破了“利益独占”的传统思维的束缚，主张把建立全社会的利益分享机制，作为克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
利益分享和利益独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观。利益独占否认经济个体的差异性，否认经济个体的自主性和特殊经济利益要求，从而否认存在分享的必要性。
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在古典产权制度的决策机制下，当企业利润不断高速增长时，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水平却长期位于劳动力价值甚至低于劳动力价值，这就形成了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偏大，并且仍然不断扩大的奇特现象。同时市场供给与由工资形成的市场需求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最终形成总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宏观经济失衡。
与利益独占的传统经济观相反，利益分享的新经济观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和经济利益的多元性为其认识基础的。它强调经济个体的差异性，承认各经济个体有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并进一步肯定它们追求这种特殊经济利益的权利。
利益分享的新经济观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协调的利益分配机制。在这个新机制中，使经济个体与整体的利益分配与每一单位新增利益之间建立起新的比例变动关系。然后，通过鼓励每一个经济个体去努力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从而保证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不断增长。
利益分享的新经济观，不仅强调各经济个体有其特殊的经济利益，还致力于在各个主体的经济利益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协调的利益分配关系。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共同消长而不是此消彼长的新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各经济主体的任务是如何扩大总量，而政府的责任则是事先公平地确定这个分享的比率。由于这种分享不是对总量的一次性分享，而是对每一边际增量的逐次分享，它能够使经济个体在增量上看到自己的利益，从而极大地刺激其增产节约的积极性。这种分享也不只是在整体层次上的分享，它是多层次的。在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一层次上，各利益主体均可实行利益分享。使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能与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政府和代表局部利益的企业分享利益，共担风险。它使每一经济主体都有了自己的权利、责任和利益，每个主体的活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三、中国经济改革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的本质区别
党中央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今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有科学的理解；二要善于识别和抵制那种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所谓“改革”。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两者存在着本质区别。
（一）改革的性质、理论基础的区别
1.改革性质的区别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性质，是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的是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认识中国改革的性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对此作过一系列深刻的表述：“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5]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6]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阐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割裂开来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严重妨碍改革的健康发展。
新自由主义以利己的“理性经济人”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崇尚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然采取敌视态度，竭力主张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在苏联、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造成了严重危害。
比如，1992年俄罗斯开始实施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当年市场零售价格上涨近30倍，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超过30倍，通货膨胀率达到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44％。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金融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导致生产下降。生产下降，造成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又引起物价上涨。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形成了恶性循环。尽管紧缩政策对缓和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T.奥西波夫院士指出：“激进改革的社会代价最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2／3。居民在财产方面被强制性地造成差别。从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当今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已经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富翁集团（约占10％），与它相对立的是贫穷居民。”[7]
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办法，后果必将与俄罗斯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公有制经济比重急剧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等现象，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私有化、自由化”的危害性在我国开始明显暴露。
2.改革理论基础的区别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改革的理论基础出现了偏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和边缘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方面。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一部能自动运转的配置社会资源的万能的机器。一切生产要素、产品、劳务都商品化，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所谓“自由化”，就是非调控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在认为市场机制作用能形成一种“自然秩序”的同时，还认为个人自由是市场制度的保证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只有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才能使经济效率达到最高。新自由主义将市场规律的自发作用和个人自由主义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推行无政府主义经济模式。所谓“私有化”，就是极力主张全面的私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惟一合理的永恒的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是极力主张和推销彻底的私有化的。他们认为，实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对私人的经济行为加以限制，从而可以使个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实行私有制能够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优越性，因而总是竭力反对公有制，视公有制为万恶之源。他们的目标是使所有的国家都实行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不断再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不断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
（二）改革的目标、对象和依靠力量的区别
1.改革目标的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共同富裕、民富国强。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的优越性的同时，在基本制度上则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而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无视市场机制本身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抛在一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可分为四步曲：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蒸发干净。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在这一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些国家拖入第三步：价格市场化，从而进入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占有权。最后就走到第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做“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作为一个内幕参与者，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用金融和财政手段所进行的鸦片战争[8]。
拉美地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导致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的贫穷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至今仍处于停滞之中。
中国的经济改革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误导，目前经济的“拉美化”特征已有所显现。如不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
2.改革对象的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产品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消灭公有制。所以，俗称为“改制”，“制”者，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的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公有财产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下，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3000万出生于20世纪40～5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在很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
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产权关系，是要使公有制产权关系有机地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市场经济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只能通过交换间接地实现为前提，只承认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权利，经济主体利益相互独立，自主经营，这是一种横向的自发的社会分工制度。
这种社会分工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体个性的发展，调动分散、独立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因而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在社会生产的组织上天然具有滞后性和自发性。公有制经济由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贯彻按劳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则。
公有制经济天然具有协作劳动的本质要求，使生产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服从一个中心的指挥和调节，因而其内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组织安排的特征。这是一种纵向的自觉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但是，这种纵向分工在社会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性，压抑社会主体个性的积极性，因而导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果，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正在于此。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3.改革依靠力量的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充分调动他们在改革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社会实践。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改革，只依靠少数“精英”，同时依靠外国人的力量来推动。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广大工人、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不仅不能参与改革的决策，反倒是需要他们这些“精英”人物来教训和开导的。他们对下岗工人不仅不报以同情，反而说他们是在温水里面被煮熟的青蛙，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活该受穷。农民太多，又懒惰，只能一直穷下去。而那些靠投机倒把、以权谋私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则是社会的“精英”和时代的主宰者。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赤裸裸地主张弱肉强食，宣扬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宣称：“要鼓励剥削，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有的甚至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制度，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国企老工人。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些说法已完全失去良知和道义，失去了为人的起码常识，就连海外的一些有良知的学者也觉得不堪入耳。
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同历来的统治者没有两样。那就是统治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却总是宣传自己是高贵的、智慧的和善良的。而广大老百姓辛辛苦苦，逆来顺受，却被贬斥为低下的、愚蠢的和卑劣的。我们知道，在目前的中国，相当数量的有钱人发的都是不义之财，靠的是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官商勾结，根本谈不上什么企业家才能。
中国的改革，必须彻底摆脱由少数权贵及其新自由主义者代言人为主导的局面，彻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多地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群众的力量。否则的话，只能越改越糟，越改两极分化越严重。
（三）改革的方式和原则的区别
1.改革方式的区别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经过试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改革，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由少数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动，大搞一刀切。
体制的变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需要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广泛参与。缺少群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改革的步伐似乎很快。但这样一种改革，首先无公平和公正可言，彻底摧毁人们道德的根基，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所以，当香港科技大学的郎成平教授指出大陆的国有企业改革所存在的问题时，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反而倒打一耙，指责郎咸平破坏学术秩序，是在捣乱，并一味地强调要保护“企业家”的积极性。当互联网舆论对郎咸平大力支持时，他们却说要顶住互联网的压力，要敢于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可见其狂妄程度。
2.改革的基本原则的区别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以资本为主宰，为富人的利益着想，搞劫贫济富，大肆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失去社会公正。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要依靠的都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积极性，而是全体国民的努力。阿马蒂亚·森就认为，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自由权利的拓展过程。这些自由权利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公民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公民享受医疗保障的权利、公民享有自由交易的权利等等。总之，人民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整个社会有更高的参与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更快、更健康。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依靠广大农民的力量，充分体现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人翁精神，调动起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许多国企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抛开了企业的真正主人——工人群众，剥夺他们对企业财产的拥有权，由少数几个管理人员主导改革。
（四）两种改革、两种前途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实现富民强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前途，是走向权贵市场经济和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殖民地经济。新自由主义已经在一些国家通过“改革”达到了这种目的。为了避免这种“前途”，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曾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推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9]因此，所谓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
在今天的中国，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对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劳动群众麻木不仁，却甘当国际垄断资本的应声虫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在改革中付出代价的恰恰不是那些在改革中依靠不法手段致富的人，而是生产价值、创造财富的广大劳动人民。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代价会在改革中所得到的收益增量中加以弥补，即所谓“帕累托改进”。他们还在概念上玩游戏，故意混淆公平与平均的概念，说什么强调公平会影响效率；要提高效率就要牺牲公平；目前应以效率为主（即先把蛋糕做大）。他们故意混淆公平与平均的概念，其目的就是企图引起人们对公平的反感，进而维护少数人的利益。当你听到“当你把蛋糕切得更均匀时，你会发现到手的蛋糕已经变小了”这句话时，你一定会觉得公平是个应该抛弃的东西。新自由主义者在这里就是将公平偷换成平均（把蛋糕切得更均匀）。其实，新自由主义者那些貌似有理的观点，都是些骗人的鬼话。由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导的一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不平等，却未能提高效率。因为不会有人在感到不公平的情况下，还有积极性去提高效率。公平与效率实际上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公平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反过来增大公平的所得。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处在攻坚阶段。我们必须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走上改革的正确道路，才能避免陷入权贵市场经济和外国垄断资本殖民地的处境。
注释：
① 本文的“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的简称，也可以叫“中国改革模式”。也就是说，就全世界范围来说，不少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或进行着经济体制改革。所要改革的对象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但是，改革都没有获得成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改革遭到了失败，从而发生了苏联共产党下台、苏维埃共和国解体的悲惨景象和巨大历史倒退。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从此一蹶不振，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可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其影响非同小可。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最终取得成功，同样将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获得成功。多年来，笔者无时无刻不怀着焦虑的心情关注祖国的改革。经过多年的思考，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论据扎实的看法和理论观点，总括起来可以称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模式”的新的经济改革理论。笔者的这一新的理论的形成，其前提是确认中国的改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完全区别于前苏联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也完全区别于国内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所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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