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西湖白莲社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湖论文,白莲论文,社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太宗淳化初，杭州昭庆寺僧省常结净行社，又称白莲社。除僧众外，当时朝廷公卿大夫及著名文士亦纷纷寄诗入社。真宗时，丁谓将入社诗汇编成集。白莲社持续了三十多年，影响遍及朝野，成员包括僧俗，号称一时盛事。因原编诗集久佚，白莲社事迹后遂鲜为人知，有关史料今亦罕见。然而白莲社不仅为佛门社团，且带有文学性质，牵涉到当时一些著名作家及北宋古文运动，甚至涉及许多重要政治家，其影响又超越于文学之外。本文拟略稽史料，对白莲社及其在宋代文化史、北宋古文运动史上的地位，试为考论。
一、释省常及白莲社始末
释省常(959-1020)，字造微，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俗姓颜氏。七岁出家，十五落发，礼菩提寺吴越副僧统圆明大师。十七受具戒，二十通性宗。二十五岁时，钱俨上表奏赐紫方袍，双从五云大师志逢传唯心法门，赐号圆净大师。真宗天禧元年正月十二日，归寂于昭庆寺上方草堂，寿六十二，腊四十四。其人于内学之外，为诗甚工，宋白以为与汤休、皎然不相上下。
省常所住昭庆寺，又称大昭庆寺，在西湖之滨。《咸淳临安志》卷七九谓其在“钱塘门路由北山至九里松”途中。又曰：“大昭庆寺，乾德五年(967)钱氏建，旧名菩提，太平兴国七年(982)改赐今额。太平兴国三年(978)建戒坛。”
释省常于昭庆寺结社，时在太宗淳化初。宋白《大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碑铭》曰：
太宗在宥之大宝，淳化纪号之元年(990)，……杭州昭庆寺僧曰省常，身乐明时，心发洪愿，上延景祚，下报四恩，刺血和墨，书写真经。书之者何？即《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一品也。每书一字，必三作礼，三围绕，三称佛名。良工刊之，印成千卷，若僧若俗，分施千人。又以旃檀香造毗卢像，结八十僧同为一社。……乃有朝廷缙绅之伦，泉石枕漱之士，猗顿豪右之族，生肇高洁之流，皆指正途，趋法会，如川赴海，如麟宗龙，贲然来思，其应如响。
下文犹有“慕远公启庐山之社，易莲华为净行之名”云云。铭又曰：
……刳香为像，墨血书经。乃募时贤，乃招净者。无论玄素，不限朝野。以《华严品》，结莲花社。
据宋白所述，可知省常初结社时只有僧人参加，后来才“无论玄素，不限朝野”，把范围大大扩大了。又因结社由省常刺血和墨书刊《净行品》发端，故“易莲华为净行之名”，改称净行社；盖以参加者范围扩大到“时贤”，与东晋庐山惠远白莲社相似，故径称作白莲社、莲花社，又叫西湖白莲社，以与庐山白莲社相区别。
孙何《白莲社记》，亦尝详述其事，且进一步说明西湖白莲社与庐山白莲社的区别：
西湖者，余杭之胜游；《净行》者，《华严》之妙品。境与心契，人将法俱。浮图省常结社于此，举白莲以喻其洁，依止水以方其清。栋梁飞动于溪光，云木参差乎山翠。追道安之故事，则我在圣朝；蹑惠远之遗踪，则彼无公辅。尔乃镂香为玉毫之状，洒血缮金口之文。八十高僧，一千大众，受持正觉，劝导迷途。……
省常圆寂后，释智园作《白莲社主碑文》（《闲居编》卷三三），称省常“三十余年”间与宰衡名卿为“莫逆之交”，则白莲社盖自淳化初一直延续到省常逝世；后来再未见文献记载，当即随社主归寂而式微了。
二、公卿大夫入社事略
如果省常所结仅仅是僧社，则我们完全可以置而不论；正如前引孙何《白莲社记》所说，西湖白莲社与庐山白莲社的重要区别，在“彼无公辅”。朝廷公辅的入社，不仅给西湖白莲社平添了政治文化色彩，而且使它的地位和影响大为提高，使之成为宋代值得研究的重要社团之一。丁谓《西湖结社诗序》述公辅入社时道：
（省常）尝谓：“庐山东林由远公白莲社而著称，我今居是山，学是道，不力慕于前贤，是无勇也。”由是贻诗京师，以招卿大夫。自是，贵有位者闻师之请，愿入者十八九。故三公四辅，宥密禁林，西垣之词人，东观之史官，洎台省素有望之士，咸寄诗以为入社之盟文。
公卿大夫入社，据现有史料，盖始于苏易简。淳化二年(991)九月，省常以其所刊《净行品》托人请中书舍人苏易简作序，苏氏于是作《施华严净行品序》，充分肯定了省常的行动，同时表达了他的入社意愿：
辛卯岁（即淳化二年），有荥阳郑生自会稽至，以《方广华严净行品》一篇示予，……以予乐在名教，早勤熏修，求为序引，以示来者。予闻是言，即摄衣稽颡而报之曰：“彼上人者果能立是见解，成是功德，予当布发以承其足，剜身以请其法，犹无恨，何况陋文简学，而有吝惜哉！即时预千人之受持，同诸佛之赞叹。”
苏易简在作序之后，又作有诗（详下），盖不久便加入了白莲社。孙何《白莲社记》称当时入社的卿大夫有：
故参预苏贰卿序之于前，今承旨宋尚书碑之于后（作碑事详后），仍贻丽句，以赞真宗，辉映士林，蔚为唱首。于是乎钧台上列，宥密近臣，文昌名卿，玉署内相，琐闼夕拜，谏垣大夫，纶闼舍人，卿寺少列，郎曹应宿，仙馆和铅，曲台礼乐之司，延阁著述之士，殿省之俊，幕府县道之英，凡若干人。释智园《白莲社主碑文》亦曰：
……宰衡名卿，邦伯牧长，又闻公之风而悦之，或寻幽而问道，或睹相而知真，或考经而得意。三十余年，为莫逆之交，预白莲之侣者，凡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如此。
由上引材料可知，白莲社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参加者既有朝廷大臣，也有地方长官，总数达一百余人。真宗时，（具体年代未详），宋白作《结社碑铭》。景德三年(1006)，丁谓汇编众作成集（详后）。稍后，孙何作《记》，刻于碑阴，记述了主要预社的卿大夫名单，除前述苏贰卿、宋尚书贻丽句“蔚为唱首”外，其他还有：
以王、谢之名位，慕宗、雷之风猷者，则有相国河内向公、贰卿长城钱公在密地日，参政太原王公、夕拜东平吕公在纶阁日，密谏颍川陈公、度支安定梁公任省倅日，尚书琅琊王公、夕拜清河张公在余杭日，侍读学士东平吕公任司谏日，工部侍郎致仕沛国朱公在翰林日，大谏始平冯公任翊善日，紫微郎赵郡李公、安定梁公、弘农梁公在史馆日，故邓帅陇西李公在秘阁日，故副枢广平宋公在翰林日，故阁老太原王公在扬州日，皆文为国华，望作人杰，仰止师行，发为声诗。
以上所述共十九人，乃是以“闻法随喜之岁月，寄诗入社之先后”排列。因孙何未记名字，里贯又多书郡望，故其中少数人今天已不详或难以确考，不过大多数人还可由《宋史》考知。此唯举与孙何《记》有关的事迹，略述如次。
“故参预苏贰卿”，即苏易简。易简 (958-996)，字太简。淳化二年为中书舍人，充承旨。迁给事中、参知政事。以礼部侍郎（侍郎即所谓“贰卿”）出知邓、陈二州。《宋史》卷二六六有传。淳化二年作《净行品序》，已见前引，盖是时即寄诗入社，故列为“唱首”。
“今承旨宋尚书”，即宋白。白(936-1012)字太素，太平兴国八年为翰林学士，至道初为翰林承旨，真宗景德二年，罢为刑部尚书。《宋史》卷四三九有传。
“相国河内向公”，即向敏中。敏中(946-1020)字常之，太宗时擢同知枢密院事，真宗咸平四年同平章事，官至左仆射。《宋史》卷二八二有传。
“贰卿长城钱公”，即钱若水。若水(960-1003)字澹成，至道初同知枢密院事，封长城郡开国公，《宋史》卷二六六有传，杨亿《武夷新集》卷九有墓志铭。据若水卒年，“贰卿”前似当脱“故”字
“参政太原王公”，即王旦。旦(957-1017)字子明，淳化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诰，咸平四年擢参知政事，景德三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今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二，王旦拜相在景德二年二月丁酉，孙何只称“参政”，则《记》作于此前。而《记》中又述于谓作集序事，检丁序末署“景德三年春三月十日”，根据王旦拜相时间，“三月”疑有误)。《宋史》卷二八二有传。
“夕拜东平吕公”、“密谏颍川陈公”，未详。
“度支安定梁公”，即梁鼎。鼎(955-1006)字凝正，太宗时历度支官，都官员外郎，起居舍人，真宗时擢度支使。《宋史》卷三○四有传。
“尚书琅琊王公”，即王化基。化基(944-1010)字永图，淳化四年五月以工部侍郎知杭州，至道三年拜参知政事，真宗时进礼部尚书，故称为“尚书”。《宋史》卷二六六有传。
“夕拜清河张公”，即张去华。去华(938-1006)字信臣，至道三年知杭州，真宗时以给事中知杭州、苏州。《宋史》卷三○六有传。
“侍读学士东平吕公”，即吕祐之。祐之(947-1007)字元吉，至道初拜右谏议大夫，真宗时为翰林侍读学士。《宋史》卷二九六有传。
“工部侍郎致仕沛国朱公”，疑即朱昂。按朱昂(925-1007)于真宗咸平二年为翰林学士，逾年，拜工部侍郎致仕，此称其“在翰林日”，以入社先后，则应在太宗时；然据《宋史》本传及夏竦《朱公行状》（《文庄集》卷二八），朱昂太宗时未入翰林，未详。
“大谏始平冯公”，即冯伉。伉字仲咸，冯延已侄。归宋，淳化、至道间为太子中允，真宗时迁殿中侍御史，与王禹偁为同年进士，《小畜集》中屡有赠诗。《宋史》卷四七八《冯谧传》有附传。
“紫微郎赵郡李公”，未详。
紫微郎“安定梁公、弘农梁公”，疑为梁颢、梁湛。《宋史》卷二九六《梁颢传》：雍熙四年，“与梁湛并召为右拾遗、直史馆。”
“故邓帅陇西李公”，即李至。至(947-1001)字言几，据《宋史》卷二六六本传，太宗建秘阁，命兼秘书监。咸平初授武信军节度（按《宋史·地理志》，邓州为武胜军节度，“信”字当误）。
“故副枢广平宋公”，即宋湜。湜(950-1000)字持正，咸平元年拜给事中、枢密副使，三年从真宗北巡，卒于道。《宋史》卷二八七有传。
“故阁老王公”，即王禹偁，禹偁(954-1001)字元之，累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其知扬州在至道二年（详后）。《宋史》卷二九三有传。
除上述外，丁谓亦尝作诗入社，详下。
三、西湖结社诗集及佚诗
真宗景德三年(1006)春，丁谓将结社诗汇编成集，并作《西湖结社诗序》冠篇。序略曰：
三公四辅，宥密禁林，……咸寄诗以为结社之盟文。自相国向公（敏中）而降，凡得若干篇，悉置意空寂，投迹无何，虽轩冕其身，而林泉其心。噫，作诗者其有意乎！观其辞，皆若绩画乎绝致，飞动乎高情。……谓爱常师能树立其事，指名其境，而为当世名公巨贤依归趋向之若是，真所谓不可多得之人也。既作诗以贻之，又命予为序……
孙何《白莲社记》亦称“峡路运使、史馆丁刑部（谓），顷岁将命瓯闽，息肩乡里，复又写二林之幽胜，集群彦之歌诗，作为冠篇，鼎峙兰若”。按：丁谓(966-1037)，字谓之，改字公言，早年以古文与孙何齐名。真宗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仁宗即位，贬崖州。《宋史》卷二八三有传。据所作序，诗集收诗以向敏中为首，盖以其为时相之故。序末称“既作诗以贻之”，则丁谓是时显然已经入社。
大中祥符二年(1009)冬十一月十五日，太常博士、通判信州钱易作（西湖昭庆寺结净行社集总序），略曰：
……荐绅大夫争投文以求为社中人焉，上自丞相宥密，下及省阁名公，英兖声诗，远光江海。……今旧相右丞河内向公首缀风骚，相继百数。……他年入社，愿除陶、谢之俗情；今日序诗，聊助生、融之末简。
从是序盖可知两点：一是诗集作者多达一百余人，二是此时疑已付梓，故有“末简”之语。另外，钱易既称“他年入社”云云，则他是时似尚未入社，且说明白莲社仍继续存在。
西湖白莲社诗集久佚。前引《咸淳临安志》卷七九记杭州大昭庆寺曰：“天禧中，园净大师创白莲社（按：白莲社创于淳化初，此误，盖以园净大师卒于天禧中之故），有堂二，曰碧玉、曰四观。古刻有《白莲堂诗》、《文殊颂》、《菩提寺记》，皆毁于火。南渡初，以其地为策选锋军教场，惟存戒坛数间而已。自嘉定至宝庆初，渐复旧观。”据知当年寺中有白莲堂，盖结社诗亦曾刻于堂中。又，前引宋白、孙何、丁谓、苏易简、钱易诸序记碑铭皆见《续藏经》本《园宗文类》，而所收《文类》为残本，不知原本收有结社诗否。
我们今天固然愿意品味一下当年的结社诗，但已十分难得了。《咸淳临安志》在述大昭庆寺之后，引有两诗，一首为陈文惠公《尧佐》作，曰：
湖光山影里，静景与僧分。一榻坐临水，片心闲对云。树寒时落叶，鸥散忽成群。莫问红尘事，林间肯暂闻。
此诗又载方回《瀛奎律髓》卷四七，题作《游湖上昭庆寺》，参其内容，盖仅为游寺诗，非是所谓入社“盟文”。另一首为王禹偁作，曰：
梦幻吾身是偶然，劳生四十又三年。任夸西掖吟红药，何似东林种白莲。入定雪龛灯焰直，诵红霜殿磬声圆。谪官不得余杭郡，空寄高僧结社篇。是诗见《小畜集》卷一○，题作《寄杭州西湖昭庆寺华严社主省上人》，第六句“诵红”作“讲经”，是，“诵红”形讹。不需考辩，此诗无疑即入社诗。前引孙何《记》谓王禹偁入社在扬州，考禹偁于至道二年(996)十一月二十四日奉诏由知滁州移知扬州，十二月四日到任，是年四十三岁，则寄诗当在至道二年十二月。今人徐规先生《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将是诗系于至道二年春夏间知滁州任内，且仅谓该诗“对杭州风景爱慕之情溢于言表”，盖未详其本事，故无法了解是诗的写作背景及丰富内涵。在结社诗集久佚的今天，我们似乎只能读到这一篇佚诗了。
四、西湖白莲社的意义和影响
释省常墨血书经，结僧为社，表现了他的宗教狂热，同时以此惊世沽名，原不足道；但当他公开号召公卿大夫寄诗入社，而太宗、真宗两朝许多著名官僚、作家和诗人居然群起响应，纷纷寄诗，则原有单一的宗教性质即发生变化，西湖白莲社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学结社，而对北宋思想文化的发展、诗文革命运动产生着重要影响，使之成为宋代值得研究的文学社团之一。
省常自称他结社的目的，非在设奇沽誉，而是针对宋以来古文家排佛。智园《白莲社主碑文》写道：
公（省常）每顾门人曰：“国初以来，荐绅先生宗古为文，大率学退之（韩愈）之为人，以挤排佛氏为意。故我假远公之迹，以结社事，往往从我化。而丛碑委颂，称道佛法，以为归向之盟辞，适足以枳棘异涂，墙堑吾教矣。世不我知，或以我为设奇沽誉者，吾非斯人之徒也。”
省常的话是否自我辩解，可置而不论，但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省常明白地道出了他结社的用意和目的。原来他不过是利用结社的幌子，而针对宋初以来古文家排佛所采取的一个反行动，以达到“墙堑吾教”的目的。宋初以来，柳开、王禹偁等人上继韩愈，或为了纯洁和复兴儒学，或忧及国计民生，都曾坚决排佛。如王禹偁，平常好议论浮图蠹人，又于端拱二年上疏论列，于是引起京城巨僧侧目，有人伪造他的《沙汰释氏疏》及孙何《无佛论》，成为他淳化二年贬官的重要原因。孙何、丁谓都是古文家，早年又皆及王禹偁之门，他们对佛教的态度可想而知。但当孙、丁为白莲社作记写序时，观点似乎确实发生了变化。如孙《记》称“情由化革，识乃悟新，非言语无以证四禅，非相好无以示三味”云云，竟已是满口释家语了。至于那些“丛碑委颂，称道佛法”的公卿入社诗，便可想而知了。省常的目的，至少是部分的实现了。
宋开国初，统治集团确立了以儒立国、三教并兴的方针。西湖白莲社正是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出现，初步改变了儒、佛对抗的局面，浮图主动联络卿大夫和古文家，欲使他们放弃排佛，而后者也积极响应，大大缓和了两者的矛盾。这是北宋古文家由排佛到护法转变的开端。稍后的释智园、契嵩，则又修正了省常“墙堑吾教”的方针，大大前进一步，而着力证明三教本同末异，道同辞殊，而古文家也进一步改变了原先对佛教的态度，甚至放弃排佛，使三教融合达到更高的层次，文学、文化发展的道路也越来越宽广。西湖白莲社的行为虽然比较简单，但它架起了第一座彼此交流的桥梁，这是它在宋代文学史及文化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但也应当指出，当年寄诗入社的古文家，未必全都放弃排佛，如前引王禹偁所寄诗，主要是抒发自己遭贬谪的身世感慨，既无所谓“归向从化”的表示，更没有“称道佛法”。至道三年(997)，王禹偁上《应诏言事疏》，重申“古圣人必排佛以救民”的主张，称僧人为“民蠹”。到仁宗时，石介从卫道的立场出发，再次掀起排佛的浪潮，延缓了儒佛融合的进程。但总的说来，古文家排佛已成强弩之末，拿不出什么新的武器，佛教自身也逐渐衰落，佛儒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佛儒融合的产物理学，不久即将诞生。
西湖白莲社在文学史上的另一意义，是它开了宋人大规模文学结社的风气。在宋代文学史上，特别是诗人，标门立派、结社拜盟的不少，但研究者们从未提及白莲社。当然，白莲社未必是宋人的第一个文学社团，但在它之前，似乎还没有目的如此明确、参加人数如此之多、身份如此之高、持续时间如此之久的组织。白莲社以《净行品》刊本为联系的纽带，以诗为盟文，推有“社首”，凡“士夫预会，皆称净行社弟子”（《莲社继祖传》），并曾建碑编集，已具备社团组织的特征。不过，白莲社的主盟者并非以文学创作为目的，入社者亦多是寄诗而已，彼此联系松散，既未形成统一的诗歌风格，更未形成宗派性的影响，毕竟又与纯粹的文学结社有所区别。尽管如此，白莲社在宋代思想史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仍不应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