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与虚构的对立统一——《堂吉诃德》的模仿真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堂吉诃德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一部）的“前言”里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这天他坐在桌前，“手托着腮，苦苦思索，”正在为写小说的前言发愁，他的一位“风趣”而“很有见识的朋友”来访。得知他的困境后，朋友哈哈大笑，说这有何难，随即为他指点一二。塞万提斯听后，释然轻松，说，好友的议论“句句中听，我一无争辩，完全赞成，决计照着他的话来写小说的前言”。作者通过这个小故事，把自己的写作目的和方法告诉读者。他要“描写的时候模仿真实”，要不拘传统写作的形式框框，“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而且，要让“清闲的读者”看了“解闷开心”(1,9)（注：参见杨绛译《堂吉诃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以下引文出自此书，文中只注明页码。译文个别处参考了J.M.Cohen英文译本，稍有改动。Cohen的译本由企鹅图书出版公司1952年第二次出版。）。
对于小说的前言或序，人们通常认为是作者在写完小说之后、出版之前为读者所写的介绍写作背景的文字，因而人们习惯把前言之类的文章看成是写实性的、独立的文本，有的还收到作家专集中发表。然而,《堂吉诃德》（以下简称《堂》）的“前言”却可以看成是这篇小说的一部分，它像许多戏剧的“序”一样，与后面的故事情节有关。虽然“清闲的读者”在刚开始对这篇“前言”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如其中所说的：“这部书是我头脑的产儿”，是我在监牢里“诞生的孩子”(1,3)。我们自然会把它看成是作者介绍小说的写作背景，但是，当读者看到小说的第9章时，疑问就出来了。
读者看到，小说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开始。从第1到第8章，叙述者讲堂吉诃德如何读骑士小说入迷，如何想把骑士理想付诸实践，如何被封为骑士，如何开始他的游侠历险等趣事。但是到第8章，讲到堂吉诃德与一个比斯盖人为了“骑士”或“绅士”（注：参见杨绛译本第一部第60页注①，原文中knight具有双关含义，一指骑士，又指绅士。堂吉诃德指的是骑士的荣誉，而比斯盖人指的是绅士的名誉。）的尊严拔剑相拼之时，叙述者却说，“堂吉诃德生平事迹的记载只有这么一点”，所以他和那个比斯盖人谁胜谁负，不得而知。接着讲到，因为“这部小说的第二作者不相信这样一部奇书会被人遗忘”，故十分留意寻找，而他又很幸运，在旧书摊上找到了这本趣史的结局。为证实此段介绍的真实性，接下来的第9章，小说特以第一人称讲述手稿发现的经过。
这位第二作者说道：一天他在市场上闲逛，偶然遇到一个小孩在兜售旧抄本。他走上前一看，发现上面写的都是阿拉伯文。碰巧他旁边有一个莫尔人，就请他读一读旧抄本上的意思。当他听到莫尔人念出杜尔西尼亚·台尔·托波索的名字时，立刻意识到这是关于堂吉诃德的故事。这位莫尔人告诉他，这本书是堂吉诃德传，作者是阿拉伯历史学家熙德·阿默德·贝南黑利。他一听，抑制着心头的快乐，立刻从那孩子手中“以半个瑞尔”的价钱，买下了那个孩子的全部手稿和抄本。然后，他把那个莫尔人请到家里，以两个阿罗巴（约11.5公斤）的葡萄干，和两个法内加（约111公斤）的小麦的酬劳，请他把手抄本上讲到的堂吉诃德的部分全部翻成西班牙文，命他“不得增删”。那位翻译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忠实”“迅速”地全部译完。在介绍了这部书的来源后，小说继而转由这位第二作者讲述——莫尔人翻译的阿拉伯历史学家贝南黑利写的——堂吉诃德的故事。
到此，细心的读者如果相信塞万提斯“前言”中所说的这部书是他头脑的产儿，是他在监牢里诞生的孩子的声明是真的，那么这位阿拉伯历史学家和第二作者与《堂》的关系就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了。首先，塞万提斯为什么要中断堂吉诃德故事情节的叙述，有意插入一段与前言相矛盾的故事呢？其次，如果假定前言的写实性，那么这段插入的虚构故事的意义又何在呢？也就是说，如何解释“前言”和小说中叙述之间的矛盾呢？
实际上，在《堂》上下两部书中，第一、第二作者的故事情节贯穿始终。在《堂》第一部的结尾，这位第二作者又出来直接对读者说，贝南黑利探索堂吉诃德第三次出门干的事，却找不到。只听到一些“拉·曼却保留的传说，堂吉诃德第三次出门到了萨拉果萨，参预了那里举办的几场有名的比武。”然而具体细节，这位贝南黑利则一无所知。后来他凑巧碰到了一位老医生，这医生有一只铅皮箱，据说这是“他有一次翻造隐士的破屋，从废墟里发现的。箱子里有些羊皮纸的手稿”(1,475-76)，字是哥特体(Gothic Script)，诗却是用中世纪西班牙北部的加斯特方言(Castilian)写成。由此可见，第二作者在此预告小说第二部手稿的来源及主要情节。简单地说，《堂》第二部是由中世纪进入西班牙的哥特人所写。（人们知道，中世纪的哥特人是攻破或移民罗马帝国的日尔曼民族中的一支，被基督教文明社会称为“野蛮人”。）第二作者说，这位贝南黑利，“搜求了拉·曼却的全部文献，一一考证，费了好大心力写成这部书，不求别的，只要读者看了，也像高明人士对骑士小说那样信以为真”(1,476)。我们感到有趣的是，从手稿来源的故事看，最初记录下堂吉诃德故事的人竟都是些异教徒，而且正是他们，大大称赞这位西班牙绅士为“曼却骑士的曲范”(1,63)、“鼎鼎大名的英雄”、“最纯洁的情人，最勇敢的骑士”(1,10)，而且，第二作者的叙述还显示出贝南黑利与“前言”中塞万提斯的写作宗旨的区别——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
而且，根据这段介绍可见堂吉诃德故事的来源真是悠久。推算起来，堂吉诃德是中世纪流传于西班牙的口头传说，由哥特人最初把口头传说记录在羊皮纸上。后来由于贝南黑利巧遇那位无名的老医生，羊皮纸手稿才得以重见天日。他非常喜欢堂吉诃德，用阿拉伯文写成《堂吉诃德传》。随后不知过了多久，第二作者从旧书摊中偶然地发现了那些旧抄本，他又请人把阿拉伯文的《堂吉诃德传》译成西班牙文。上面这个线索自然是读者根据小说中第二作者的叙述整理而成。但是，我们一读《堂》第二部的前言，问题就又出来了。
从《堂》第二部的“前言”中我们得知，《堂》第一部出版后在西班牙大受欢迎，甚至中国的皇帝都派人送信，要求作者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还要把堂吉诃德的故事作课本。堂吉诃德风靡世界，以至有一个假托阿维利亚内达的人，写了《堂》的续篇，在塔拉果纳出版，而且还颇有影响。接下来小说的第二部一开始就以风趣的口吻讲述了人们对《堂》第一部的议论。随后我们看到，堂吉诃德的第三次出行与前两次大不相同。所到之处，常常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他已几乎家喻户晓。可见《堂》第一部的发表是小说第二部的重要背景。如果假定小说的第二作者是与塞万提斯同时期的人，那么生活在他之前的第一作者，即贝南黑利先生又何以得知他的译作《堂》第一部出版之事的呢？而且，中世纪的哥特人又是如何知道并写出发生在17世纪的故事呢？
上述叙述情节的矛盾和叙事时空的混乱产生的疑问并不新奇。20世纪魔幻现实主义之作《百年孤独》的结尾也出现羊皮书，那“是莫尔基阿德斯提前一百年写就的这个（马尔贡布恩地亚）家族的历史”（注：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黄锦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384页，括号内为本文作者注。）。可见，《堂》中的时空混乱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他有意为之。第一、第二作者及其哥特人作者之间存在的时空混乱，看似荒谬，“前言”和小说中各自的叙述看似矛盾，不合常理，但却真实地揭示了文学创作和文学传统的关系。塞万提斯在小说中通过第二作者讲述小说的寻源，既显示小说来源的可靠性，又反映了他对文学传统的自觉认识，他的《堂》与西班牙的民间传统，这传说和西班牙历史上外来民族的相互作用，以及中世纪流行的骑士传奇等，都是他创作的丰富遗产。故而在第一部“前言”中塞万提斯还说过，《堂》是他在监狱里“诞生的孩子，……（他）好像是《堂》的爸爸，却是个后爹。”(1,3)由此可见，小说的写实性前言，我们不可完全当真，而小说中虚构的、甚至荒诞的故事，我们却不能忽略，尤其当作者把写实与虚构的两个故事结合在一起时，虚构反而具有了深刻的意义。《堂》来源的故事深刻揭示了文学模仿真实的含义：即文学所表现的真实既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又高于生活的真实。
《堂》在第一、第二作者的故事不仅揭示了小说来源的真实性问题、作家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反骑士小说与骑士传奇的传统问题等，而且又使塞万提斯超然于传统之上，免于落入前人各自的时代、民族及宗教的局限。插入第一、第二作者的故事，大大丰富了《堂》的意义，而且有益于作家处理创作中难以避免的种种问题，如道德观、真实性的问题。从小说中不同身份的叙述话语中，我们不难感到，在他们的后面有个超然而幽默的塞万提斯，他巧妙地避免了那些在当时的西班牙十分敏感的思想（宗教）问题。如，在第一部中，塞万提斯让第二作者说：“假如有人批评这个故事不真实，那无非因为作者是阿拉伯人。这个民族撒谎成性。不过他们既然跟我们冤仇很深，想来是只讲得减色，不增光夸大。……我知道历史以最有趣的方式，具有了一切应有的条件。如果有什么美中不足，我认为都是那混蛋作者的过错，决不是题材的毛病。”(Ⅰ,65-66)在第二部里，第二作者仍然以基督徒的身份拉开他和第一作者的距离。他常常在一章的开头或行文中用“据说”或“据记载”一词，表明他叙述的客观性。他还时常点出第一作者的异教徒的身份，如他叙述道：“阿默德·贝南黑利写到这里说，‘全能的阿拉万福！’他重复了三遍：‘阿拉万福！’”(Ⅱ,56)又如，当熙德·阿默德说道：“我像真的基督徒那样发誓”时，他又转述译者的话说：“熙德·阿默德分明是莫尔人，他这句话无非表示自己发的誓就像基督徒发的那样可信”(Ⅱ,202)。
然而不时地，第二作者又大力赞扬“原作者叙事详尽，琐屑无遗”。称他为“享大名的作者啊！”(Ⅱ,284)不仅如此，第二作者还时常面对读者，或通过译者之口，把第一作者写作时的丝丝犹豫、点点怀疑、种种评说都介绍给读者。比如第二部第10章的开头，第二作者写出贝南黑利对于写杜尔西尼亚着魔一事的犹豫（恐有宣传巫术之嫌？）；又如第12章中介绍了贝南黑利删去驽辛难得和灰驴相互友爱故事的原因（因文字不雅之故？）和遗憾；以及第24章开头，大段介绍了贝南黑利在原稿书页边缘对堂吉诃德讲述的蒙德西诺斯洞奇遇而写下的批语，指出原作者对这一章故事的怀疑；还有，第44章开头大段的介绍原作者对情节结构的思考，贝南黑利说：“他尽管才思丰富，能描写整个宇宙，也约束自己，只在他叙述的狭小范围里回旋。他希望读者领略他的良苦用心，别只说他写得妙，而不知他略而不写更是高明呢。”(Ⅱ,312)
第二作者对“原作”的那种既称赞又点评的态度，使他看上去有时像是一位编辑，以审慎批评的眼光来看小说的手稿。然而如果把第一和第二作者的话结合起来看，前者的表白和后者的提示或点评，有的相同，有的对立，它们正是塞万提斯写作过程中内心对话的表现。这种对话式的“内心独白”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小说写作自身的观照。不仅如此，他通过不同的叙述和观点，表达了人们对堂吉诃德和桑丘不同的看法，而作者又从这些不同的叙述中，显示出矛盾和差异，讽刺与幽默，揭示小说真实性的相对性，表明小说的真实性不在于某个权威性的叙述者中，而在于不同的叙述话语中。
塞万提斯的这种结构小说的技巧，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叙述的手法。在这个意义上说，塞万提斯又不同于小说中的第一或第二作者，而是有创新意义的“作者”。艾瑞克·奥尔巴赫在《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的再现》一书中曾分析自《奥德修记》到现代的（包括《堂》）数部经典作品。他在总结它们的现实主义特色时指出，现实主义的本质在于作家“突破了传统规划对文体所制定的清楚的框框”（注：Erich Auerb-ach,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tran.by Willard R.Trask,Princeton UP,1974,p.554.）。奥尔巴赫对现实主义的定义虽然宽泛，却非常精辟，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本质性问题。安东尼·克罗斯在“建设性的证明”一文中在谈《堂》对传统的批判和创新的意义时也说：“塞万提斯对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巧妙地推翻了流行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体浪漫传奇的前提，为了克服那种小说仅仅是胡编乱造的寓言的偏见，小说必须堂而皇之地装扮得像历史。基于这个观点，塞万提斯赋予小说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独特权力，证明小说具有与历史不同的自己的目的，甚至把小说推到了类似于社会的和现实的道路上去”。(注：Anthony Close," Co-nstructive Testimony:Patronage and Recognition in Don Quixote",from Conflicts of Discourse:Spanish Literature of the Gol-den Age,Manchester UP,1990,p.84.)我们看到，在《堂》中，由于第一和第二作者的出现，塞万提斯巧妙地把不同的社会文化连在一起，把历史和现实连在一起，从而向读者揭示了骑士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由此产生对骑士小说的讽刺与批判，达到了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的目的。但是，克罗斯是否意识到，《堂》对作家创作中种种问题的揭示也是小说面临的社会和现实性问题呢？从本文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此外，我们看到，塞万提斯在小说中安排的许多不同身份的人物，他们除了是堂吉诃德故事的见证人，还是质疑者、解答者、评判者。这种多层次叙事的特色，使得小说的主体和客体常常相互变换，提供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在此意义上，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又成了穿线人物，从而使小说在模仿真实、揭示真实的方面具有了一定的客观性和深度，而且使得小说的叙述圆滑机智，风格活泼有趣。可以说，《堂》这部小说与传统的叙事作品形成明显的对照，它是骑士传统与写实记录、讽刺批判和幽默嘲讽的巧妙的结合体。
塞万提斯高超的叙事技巧，得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杰姆逊的大力称赞，说《堂》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解符码化小说”，即揭破世界上的魔力和神圣性的小说。这种叙事技巧，杰姆逊认为，“其手法核心上是现实主义的”，它揭示了“表面现象以下更深一层、更真实的现实”。（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4页。）我们看到，塞万提斯正是通过第一和第二作者的设置，得以在小说中游刃有余地表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思想信仰，向读者揭示了历史变化本质上的差异，即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本质上的差异——神圣的宗教信仰时代和失去信仰时代的差异。对于这种叙事技巧的创新，塞万提斯本人或许也颇为满意，他在小说中曾借一个人物之口大大地称赞了第一和第二作者：
熙德·阿默德·贝南黑利把您的丰功伟绩写成书，我真要祷告上帝为他赐福！那位搜求奇书的人不辞辛苦，把这部阿拉伯文的故事翻成西班牙语，让大家都能欣赏，我更祝他福上添福！(Ⅱ，24)
然而任何方法都不是十全十美。第一、第二作者故意虚化现实作者的作用在当时就显示了出来。或者说，由于虚构故事的艺术魅力，使得有些人也想跃跃欲试。小说第二部前言中提到的《堂》伪作“续篇”的出现，就是证明。而塞万提斯面对“续篇”对他的诋毁和对他创造的人物的歪曲也难以始终保持他那超脱的姿态。他要维护他“作者”的所有权和名誉。于是，塞万提斯在第二部的情节上作了重要的改变。他不仅在第59章安排了堂吉诃德在旅店中听客人们说“堂吉诃德续篇”一事的情节，写堂吉诃德、桑丘二人对“续篇”的批驳”，而且为了说明阿维利亚内达写的续篇不真实，他让堂吉诃德声明不去萨拉果萨，改去巴塞罗那。在72章，从巴塞罗那还乡的途中，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和桑丘路遇伪作“续篇”中的一个人物，堂阿尔瓦罗·达尔斐，让他证明“续篇”的种种谬误。而且堂吉诃德还叫来村里的长官，把达尔斐的声明记录备案，由此表明对伪作的揭露具有“法律的依据”。不仅如此，小说结尾显示出作者放弃写牧羊人堂吉诃德的计划，转而写了堂吉诃德之死。在堂吉诃德之死的简单叙述中，特别提到神父请了公证人，证明堂吉诃德善终去世，“熙德·阿默德·贝南黑利搁笔了，别的作者不能再叫他活过来，把他的故事没完没了地续写。”(Ⅱ,525)上述堂吉诃德故事情节的改动，仍然不足以表达塞万提斯的不平之情，小说最后，还直接引用了熙德·阿默德搁笔时所说的原话：
我不知你是有锋的妙笔还是退锋的拙笔，我把你挂在书架子的铜丝上了，你在这儿待着吧。如果没有狂妄恶毒的作者把你取下滥用，你还可以千载长存。可是你别等他们伸手，趁早婉转地告诉他们：“堂吉诃德专为我而生，我这一生也只是为了他。他干事，我记述：我们俩是一体。”(Ⅱ,526)
不难看出，塞万提斯在小说写作过程中已经看到第一、第二作者所起的虚化现实作者的副作用，而且忍不住用“狂妄恶毒”这类的字眼对伪作者进行严厉的批驳，以发泄他的愤怒。但是，高超的塞万提斯最终仍然称熙德·阿默德为堂吉诃德的作者，这不仅保持了小说中有关第一第二作者故事情节的统一性，而且表现了作者的自信。显然，写堂吉诃德之死是作者的被迫之举。在作者看来，堂吉诃德并没有死，他将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样，名垂千古。当我们阅读小说时就会看到他仍然骑着驾辛难得在探险行侠。而且历史证明，塞万提斯也因他而名垂千古。西班牙人正像“希腊六个城争夺荷马那样，抢着认他为自己的儿子”(Ⅱ,526)。
三百八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当今的文坛上一度流行“作家之死”的理论，但塞万提斯作为《堂》的作者是没有争议的问题。而且他的《堂》对欧洲小说的发展具有的影响得到了人们一致的肯定。（注：Jemes Ru-ssell Stamm,"Cevantes",Reference Guide to the World Literat-ure,2nd ed.,St.James Press,1995,v.1,p 266.）不过《堂》虚化作者的故事，其虚实相兼的叙事方法在当今文坛的确是倍受偏爱。可以说，第9章中第二作者在旧书摊的偶然发现已经成为一个小说的“原型”，在当代小说中频频出现。比如，当代意大利作家乌伯托·艾克在长篇小说《玫瑰的名字》的“前言”中就讲述了一个类似于塞万提斯第一第二作者的故事。其中不仅涉及到关于中世纪某修道院一个僧人手稿的不同版本及其差异的问题，而且有一段作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旧书摊上发现有关书稿材料的故事。另一当代拉美作家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特龙、乌克巴、奥比斯·特提乌斯》，也与旧书摊的发现有关。叙述者讲，他的朋友从旧书摊得到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版本与图书馆的版本在乌克巴这个条目上完全不同，由此说明乌克巴国的不确定性。后来作者又在朋友处见到《第一部特龙百科全书》，看到人们是如何有组织地、大规模地进行虚构“特龙国”的工作，从无到有，以至在报刊上经常报道特龙人的消息，令人不得不信。“奥比斯·特提乌斯”的含义就是“一个虚构国家的简述”。上述类似《堂》中第二作者在旧书摊发现手稿的插曲在当今小说绝非偶然，也绝不仅此一二。显然它们在不同的作品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并非作家简单地模仿。乌伯托·艾克的小说向人们揭示文本重于作家而存在的道理。因为书本之间存在着“书与书相互对话”的关系。因而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书是有生命的东西……能超越死亡，……不受任何个人力量的控制。”（注：Umberto Eco,The Na-me of the Rose,tran.by William Weaver,lsd Harvest ed.,1994,p.286.）而博尔赫斯在小说结尾则表明，人们虚构国家，虚构历史的结果”，最终导致人们“对过去历史的怀疑”，产生对现实和历史的“不确定感”。（注：Jorge Luis Borges,"Tlon,Uqbar,Orbis Tert-ius",from labyrinth,A New Directions Books,1964,p.18.）我想，这两位著名作家对塞万提斯小说中故事的重复，不正是表达了作家对创作的意义和困惑的认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