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1994：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鸟瞰（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鸟瞰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篇（1986—1994）
80年代中期，由于“新技术革命对中国的挑战”之刺激，遂使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针对性地展开了广泛地讨论。这是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谋求国家出路一次深沉地思索。“弃旧图新”成为关注的主题。
在史学领域，建立“新史学”的要求应运应时而出。虽然，论者认为，“新史学”不自今日始：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唐代史学的改革；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清代的新史学；梁启超也曾写过一部《新史学》；李大钊的《史学纲要》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部著述。但是，“新”与“旧”系相对而言，随着时代的变迁，史学总是不断地在继承旧史学遗产的基础上予以更新的。论者认为，历史科学必须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存在及规律。为此，辩证逻辑思维方法在历史科学中的应用就成为描述历史本身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这是因为，一切都不是静止的、僵化的，而是能动的、灵活的、相对的、相互联系的，在对立之中统一的。论者认为，“新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应用辩证逻辑思维方法来处理历史上一切现象和问题并要求分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资料。
1986年5月， 第三次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对史学方法论进行了认真的再探索，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史学研究的最高思想体系，但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史学的方法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排斥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往的失误并不是因为用历史唯物主义取代史学方法论的结果，而是没有正确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缘故。史学方法论体系的层次，一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最高层次的历史哲学，二是为获得正确结论运用的逻辑思维的方法，三是进行历史资料的搜集、信息储存的具体方法。
针对文学史研究现状，文学史研究方法论同样被提了出来，用以推进文学史研究品位的提高。论者认为，一是要力求真实地描述文学现象以揭示制约文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规律是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文学发展规律就是文学现象与其他客观现象（自然、社会），或文学内部这一现象与那一现象（如体裁、风格、流派、思潮等）之间的内在联系。规律是从大量文学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来的。探讨文学史规律的正确途径应通过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二是尊重历史真实，并非绝对排斥文学史家主观意识的参与，因为从发生认识论的观点看，研究主体对文学现象所得出的审美认识永远只能有大致的相似而不可能有绝对的相同。文学史的复杂并不能阻挡研究主体对文学史本相的逼近。三是文学史要研究文学发展的曲线轨迹，探讨曲线上各种文学流派、思潮、运动、形式如何体现了人类认识与艺术再现的深化。文学史家的思维应该是辩证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审察与把握，沿着文学史发展螺旋的曲线不断上升，从而展示文学史的客观性、丰富性、生动性和无限性，科学地概括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四是要区分“事件的历史”与“述说的历史”。“事件的历史”也即是原生态历史或本体历史，只有一个；“述说的历史”也即是评价态历史，会有成百上千。要尊重文学“事件的历史”，避免“主观”化了的研究主体随心所欲带有“虚构”成分的“述说的历史”。
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方法也被大量介绍进来，诸如道德功用论的批评方法，心理学的批评方法，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原型的批评方法，社会学的批评方法等等，比较文学亦崭露头角。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批散发着现代科学信息的著述相继出版。如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8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版）、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钱中文著《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等，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跨越搭起了“天桥”。
1987年，尤敏、杨雪瑞、王德录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习手册》由希望出版社印行。这不是一本文学史，却在“尊重中国现代文学史科学体系的前提下，对现代文学的基本内容加以全面归纳提炼”，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无异于是一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浓缩性的“素描”。《手册》分七个部分：（1）现代文学大事记。 从1915年1月鸳鸯蝴蝶派杂志《小说海》月刊在上海创刊起，至1949 年12月止。记述了文学事件的发生，重要创作、译著的发表，重要会议的召开以及重要文艺运动的展开等；（2）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想斗争。 记述了背景、性质、代表人物、主要观点、进展情况以及历史评价等； （3）作家与作品。记述了270位作家及其代表作品；（4）文学社团与流派。记述了40个社团与流派；（5）文学期刊。 记述重要文学期刊（起讫、宗旨、出版、编者、主要撰稿者）56个；（6）人物形象。 对现代文学史上的43个重要文学形象进行了分析；（7）作品分析。 涉及的现代文学重要作品计155种。 《手册》较为全面地整理归纳了现代文学史的基本资料，在“史”的视野、尺度上均反映出现代文学史研究较新的水平。
1988年，三种现代文学史著面世。8月， 张毓茂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10月，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册）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1月，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辽宁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设，1982年、1986年曾两度内部印刷《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自用和交流教材；《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由王瑶定名，系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改造。本书体例依归旧制，按革命史阶段划分，以绪论、三编和结束语组成。章、节的内容沿袭传统的范围。重点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丁玲、艾青仍以专章出现。本书出新处有如次几项：（1）增加了台湾文学内容， 在第一编介绍了“开拓期台湾新文学”， 并评述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赖和（1894 — 1943）及其小说与诗歌创作；在第二编介绍了“发展期台湾新文学”，评述了台湾现代著名小说家杨逵（1905—1985）及其小说创作；在第三编介绍了“战争期台湾新文学运动”，评述了台湾著名爱国作家吴浊流（1900—1976）及其作品。（2）辟设了“东北新文学”， 在第二编描述了东北新文学的发生及发展，并评述了三郎（肖军）与悄吟（肖红）及其短篇小说集《跋涉》；在第三编介绍了抗战时期的东北文学，并评述了袁犀、山丁的小说创作。“台湾新文学”与“东北新文学”统一在“沦陷区文学”专章中叙述。（3）刷新了一些作家的面貌， 如沈从文、废名（冯文炳）、李健吾、肖乾、芦焚（师陀）、凌叔华、林徽音等以“京派小说”家出现；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则以“现代派小说”家登上文学史。（4）每编均有“小结”， 概括地指出本时期文学发展的要点和主要成果，结论性地表达了编著者的观点。
张毓茂主编本《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第一次把海峡两岸的现代文学归并叙述，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次摈弃政治的因素而形成完整和统一。虽然，“台湾新文学”内容尚嫌单薄与视野局囿，但它毕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首次开拓和扩展。
孙中田主编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提供的用书之一，从自学教材的要求出发，本书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容和必要的知识阐释。编著者说，本书“是在我国文化和文学研究孕育着突破性进展的形势下写出来的。”（《后记》）因之在编写体例上别具一格。
本书没有采取以往的编、章、节单元式叙述体，除“引言”、“结束语”外，以30个标题组合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线路：（1）“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2）新文学社团、 流派的发展与斗争；（3）鲁迅——新文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4）郭沫若与新诗的发展；（5）新诗的嬗变；（6）散文的收获；（7）成长发展的小说；（8）探索开拓中的话剧；（9）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0）“左联”时期的文艺态势；（11）鲁迅——“左联”时期的业绩；（12）茅盾的创作；（13）小说与散文的发展；（14）巴金的艺术世界；（15）老舍与沈从文；（16）30年代的戏剧；（17）30年代的诗歌；（18）集聚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19）抗战时期文学面面观；（20）报告文学的丰收与散文创作；（21）抗战时期的诗歌——民族解放的战鼓和号角；（22）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小说创作；（23）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戏剧；（24）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25）新的人民的文艺；（26）解放区的小说；（27）赵树理与丁玲；（28）茅盾后期的创作；（29）老舍、巴金的新贡献；（30）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这是一种散点式的整合，体现了编著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的认识。编著者在“结束语”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规律颇有归纳性意味的指出：（1）“现代文学并非是一个孤立的、静态的存在。 而是在时空变移中互补和承递的”；（2）“现代文学的历史， 并非是线性的单一的链条，而是层次不同的多元建构的复合体”；（3）现代文学显示出多种取向，“然而，新文学的主流，却凝聚着时代的波澜”；（4）“大而言之，在一定文化思潮、情趣的浸润下则形成不同的流派。 现代文学正是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5）“经济、 政治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的曲折影响，使得林林总总的文学发展，呈现出千姿百态，比较、竞争的局面，而这种比较、竞争也就构成了文学发展的自身的动力”；（6）“时空是历史存在的形式。 超越时空去评断人事，会造成隔膜感；形而上学的观念，也会与丰富的历史相逆反”； （7）“一部文学史，自然有其主流，也有支流和逆流。如果主次不分，是非混淆，将有悖于历史；只谈主流，同样悖反实际，使历史的进程失去它本身的丰富性”；（8）“现代文学是在逆向思维中， 一面与古代悠久的文学传统保持着承传的关系，一方面又在撞击中同化、吸取着世界文学的补养，从而建立起一种新型质态的民族新文学”。
鉴于上述认识，使本书逸出了原有的“史笔”轨道，如在“巴金的艺术世界”中，原已形成的评述作家作品的参照系已不复存在，而是从中外文化融通中，从具体作品中去“寻找”巴金；老舍与沈从文也第一次在文学史上站在同一条线上，历史的风尘已经洗去，沈从文比较鲜活的展现出其“乡土文学”作家的面目。
但是，这部书在“史”的轨迹上稍嫌薄弱，30个“块块”，虽然错综交织，重点突出，却增加了“史”的“分割”成分。因之，正如编著者自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过渡形态的书。”（《后记》）
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是在四年前出版之《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的基本框架中加以补充的扩充版（扩充10万字左右）。主要是对某些重点和作品加大了分析量。作者在书前的“自序”中申明了自己的文学史观点以及他所选择的编写体例的初衷。黄修己认为，“对历史不应只作描述的反映，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给历史上的作家打分、评高低；而应该对历史作解析，透过客观的史实，和作者对史实的处理，让人们看到某段历史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它的经验、教训，使历史真正成为一面镜子。”因此，他舍弃了作家编组和作家作品论的因袭模式，而采取“一个作家加一个作家，再加他们之间或他们与周围各因素的关系，因而大于两个作家”的体例，来“加强现代文学史的完整性”。黄修己认为，“一个史学家应该有胆识地把不该沉没的历史，重新恢复原貌，给予应有的评价；同样也应该有勇气对历史进行选择，把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保留下来”。
作者在“绪论”中明确表达了他对文学与社会历史之关系的看法。而这一点与上述版本强调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观点是不尽相同的。作者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为复兴民族、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新时期”，这其中的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最终促动了一场空前猛烈的批判封建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便是从这思想革命中诞生的，因而“从1917至1949年，只是现代文学发展中起始的一个大段落”，并非它的全篇。这是一种横断面的透视，把以往的、绝对化的视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运动事件始“放大”了。作者说：“如果不注意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这种特殊社会背景，希望脱离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只谈文学自身的内部联系，虽然并不太困难，但那是难以深刻地反映、说明、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
作者在“绪论”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多色彩、多情调和多层次结构作了明确的解释。作者认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主潮有两股大潮，一是以反传统为特征的文学流派组成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兴起的社会主义文学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主义文学。而“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是向着这两大潮流敞开了大门，另一方面又必然要从中进行选择。这种选择以特定发展阶段上民族的需要为标准”。因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影响，现代主义、自然主义也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影响。这种视“中国的现代文学不是一个封闭体内的自生物”的历史唯物主义气度，使中国现代文学之主流有了一个包孕圈。
作者原可以这种文学史观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写得更加恢弘鲜活，但限于“本书作为教材，必须遵循当前高等学校教学计划中对这门课程内容的规定”，故在不少地方留下了局促的痕迹。
1988年，《上海文论》杂志登出陈思和、王晓明的文章，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命题，引起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广泛地讨论。刘心武提出“另写文学史”，刘再复提出“改写文学史”，严家炎则提出“修改文学史”，使“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获得多面内涵与不同层次的意指。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在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中，“现代”的内涵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学的，它意味着区别于旧民主主义的新民主主义。这一内涵规定了现代文学史学科范围，也制约了其整体结构建设和标准。“重写”只有突破这一模式，建立起一个系统的更为科学的模式，才能完成自身的任务。“重写”不仅仅是另树一帜，更为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结果，应是一种发展、进步，是建立一种更能代表现代认识水平、更为广泛而科学地解释历史文学现象——包括已有文学史现象在内的新的理论“范式”。另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离开大量而深入的具体现象研究，“重写文学史”非常可能同当年“方法论”一样，仅仅成为一个时性热点，仅仅表明学人们的浮躁心气，尽管它在今天相当时髦、流行和走红，仍可能只带来下一轮的恶性循环。
“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引发了1989年“文学理想与重建文学理想”的讨论。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约请首都部分理论工作者就此举行座谈研讨。上海《文学报》也刊文争鸣。这两个讨论虽热涨一时，持续两年逐渐冷却，未作结论，也不可能作学术上的结论，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无疑播下了启发和推动的种子。
1989年8月， 刘元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发行，59万字。这是一部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省市14所院校41位教师参加协编的教材，是在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4校编写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基础上“新编”的。编著者在“后记”中说：“虽云‘新编’，自然不能完全离开原有的基础。不过，读者一比较就知道，除实践已证明为合理的大框架外，我们摆脱了前书的结构模式，在内容安排和具体阐述上都有所创新”。
本书在体例上由引论、三编廿三章和结束语组成。第一编“开拓时期的文学”（1917—1927），除分述“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新文学的最初成果”外，建立了鲁迅（上）、郭沫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和象征派五个专章；第二编“成熟时期的文学”（1927—1937），分述“左翼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想斗争”“本时期的其他创作”，并设立鲁迅（下）、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五个作家专章；第三编“深入时期的文学”（1937—1949），分述“国统区的创作”、“‘孤岛’、沦陷区文学”、“解放区的创作”和“台港文学”。
编著者在本书的“引论”中提出了三个问题：（1）晚清文学改革运动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2）从现代化与民族化相融合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3）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马列主义影响下的人民大众的文学。 编著者开始确立如是的观点：（1）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源头在晚清文学改革运动，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2）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文学， 即具有明确的现代意识和明显的现代形式的文学；（3）从政治分野看， 马列主义影响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是主流，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内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学是支流，依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学是逆流。
本书从文学史的角度，以事实确立了以往含蓄、朦胧而应该明确的提法，如胡适是第一个写白话诗的人，胡适的《尝试集》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集；郁达夫的《沉沦》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曾孝谷根据林劼魏易翻译的美国史妥夫人的小说改编的五幕剧《黑奴吁天录》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改编剧本，也是中国话剧艺术肇始的标志；郭沫若的小说《牧羊哀话》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小说的杰出代表；周作人的白话小品散文在早期的现代散文中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等等。这是一种“史笔”，也是一种“史识”。
另外，本书的包容性较强，不仅一批从未在文学史上露面的作家诸如周作人、张资平、李金发、王实味，以及少数民族作家尼合迈德·蒙加尼、郭基南、金昌杰、李寒谷、曾平澜等均登上了文学史，而且加重了某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份量，如徐志摩及其诗，戴望舒及其诗，李劼人及其小说，丘东平及其报告文学，“七月”诗派与“九叶”诗人等，从而展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新风貌。
“台港文学”作为专章评述是本书别具一格的姿态。赖和、杨逵、吴浊流，均留下文学创作的轨迹；对香港文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虽是鸟瞰式的勾划，却是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大陆文学合璧。
编著者在“后记”中申明《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之“新编”的主旨云：一是力求具备历史信息的丰富性和准确性；二是浅层次的知识和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兼而有之；三是作家众多，分清主次，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四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实事求是的评价文学现象。这就便得本书“文学史”的学术性和教科书的双重特征凸兀了。
1990年6月， 魏绍馨主编之《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42万字。本书是华东地区部分高等师范院校协编的教科书。由绪论、三编18 章组成。 第一编描述“创建时期的现代中国文学”（1917 —1927）， 第二编描述“发展时期的现代中国文学”（1928 —1941），第三编描述“转折时期的现代中国文学”（1942—1949）。编著者立足于“现代”来看待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文学，认为“所谓‘现代’，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种新质的界定”，由此定书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编著者认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有如下三项：（1）具有现代思想意识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启迪信息；（2）是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整个社会大变革密切相结合的；（3）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一直是其主要的创作方法。故而这本史著除设立鲁迅、郭沫若两个专章外，主要从文艺思潮、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着眼来评述现代中国文学发展轨迹线上的文学现象，如在第一编评述了“为人生”派文学、主观抒情派文学、新格律派诗、象征派诗歌以及多种风格的散文、新兴的现代话剧、京派作家群、海派作家群、现代派诗人以及论语派、“七月”诗派；在第三编评述了军旅文学、民歌体诗派、新兴歌剧、讽刺文学以及新浪漫派小说、新现代派诗歌。
本书是一部较典型的文艺思潮、文学流派“板块”结构，因而在叙述中散发着比较浓重的文艺理论气息，先从概念、主张、特征说起，然后扩散覆盖，对一个个作家进行“散点”式的评述，而后由“点”组合成“面”，遂成为章、节。
本书长于作品分析，而又要言不繁，颇能“画龙点睛”。如对鲁迅《阿Q正传》的分析，对郭沫若《女神》、王鲁彦《黄金》的分析， 对郁达夫《沉沦》、闻一多《红烛》的分析等，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不乏独到的见解，又能上下左右钩连，显示“史”的轨迹。
冯光廉、刘增人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是一部明确提出力求“具有高校教材和学术专著的双重品格”的史著。1991年8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2万字。本书由导论、三编20章和结束语组成。上编“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述及的对象是：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背景，中国新文学的开端，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壮大，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调整。中编“中国新文学的创作现象”，对启蒙文学（鲁迅《阿Q 正传》和前期杂文，叶绍钧、冰心、朱自清等的文学创作）；情爱文学（湖畔诗社、郭沫若、冯至、徐志摩、田汉、冯沅君、丁玲等文学创作）；叛逆文学（鲁迅《狂人日记》、郭沫若《女神》、巴金《激流三部曲》、曹禺《北京人》等）；感伤文学（鲁迅《野草》、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乡土文学（王统照《山雨》、肖红《呼兰河传》、沈从文《边城》、废名等的乡土小说创作）；通俗文学（言情小说、武侠侦探小说、革命传奇小说）；左翼文学（蒋光慈、胡也频、茅盾、叶紫的小说，殷夫的诗，鲁迅的后期杂文）；都市文学（茅盾《子夜》，曹禺《雷雨》、《日出》老舍《骆驼祥子》，夏衍《上海屋檐下》等）；现代派文学（李金发、戴望舒的诗歌创作）；救亡文学（艾青、臧克家、田间的诗，茅盾的小说《腐蚀》，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历史文学（鲁迅《故事新编》、郭沫若史剧《屈原》等）；讽刺文学（鲁迅的讽刺艺术，张天翼、沙汀、陈白尘的讽刺艺术，老舍、钱钟书的讽刺艺术）；工农兵文学（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孙犁、李季、阮章竞等的小说、诗歌创作，歌剧《白毛女》），进行了评述，凡12种文学。下编“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整合”，述及的主要对象有社团流派、文艺思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批评（批评模式、批评文体、批评风格等），和文学体式（新诗体、现代小说文体、现代散文文体、现代戏剧文体）。
编著者在“导论”中申明自己中国新文学史体例建构的基本思路及主要原则云：“在总结以往文学史编撰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试图以文学主题现象为中心线索，实行多维角度错综交叉，建构新的文学史框架”。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们运用了“整体性原则”（三大板块结构内在整体联系性），“错综性原则”（各种复杂因素所组成的网络系统以及创作现象内部和文艺思潮的交错、渗透与融合），和“开放性原则”（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及开拓未来的开放性），以求“建立全景式的立体化的文学史体系”。
本书从体例、结构、内容、语言到叙述形式均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姿态。一是体例、结构是立体化的，不再是单线条的革命史阶段的连接；二是内容是全景式的，文学现象在无限的时空中得到较充分的展现；三是语言是现代化的，革新了固有的史著语言的陈旧规范；四是叙述形式是史论结合的，以“史”带“论”，以“论”融“史”。
另外，本书首次接触现代言情小说与现代武侠侦探小说，对以鸳鸯蝴蝶派作家为主要的创作群体进行了剖析，使张恨水《啼笑因缘》、徐枕亚《玉梨魂》、秦瘦鸥《秋海棠》等，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门户”。对于现代武侠侦探小说的流变及主要作家作品如向恺然及其《江湖奇侠传》，赵焕亭及其《奇侠精忠传》，顾明道及其《荒江女侠》，白羽及其《十二金钱镖》，程小青《霍桑探案集》等进行了评述。编著者认为，言情小说“社会批判因素的注入，使小说更加向现实靠拢”。“市民消遣趣味有节制的缓速流出，呈现了传统与新潮趋向平衡的走向，留有时代思潮、进步文学影响渗透的印记”；武侠侦探小说则是“俗文学与纯文学的不期然的渗透与交融”使其成为“文学的一种新的类型”。编著者涉足于此，由是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领域。
本书在不少方面是拓荒性的，尤以下编“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整合”为彰著，对于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考察及现代文学批评模式的分析，对现代批评文体和批评风格的分类与论述；对现代文体诸如新诗体、小说文体、散文文体、戏剧文体的演化、发展和归类，既有流变的轨迹，又结合现代作品；既有知识性，又有理论性，散发出学术研究的气息。
编著者在“导论”中说：“自然，我们清醒地知道，这种体例框架会导致一些缺陷，例如失去了作家描述的完整性，有某些问题被弃置在框架之外，等等。但我们新的所得远远超过了所失。”这是实事求是的告白。
这时期，除一批现代文学史著作陆续出版并不断地展现新貌之外，围绕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文体史与专著也竞相出版。魏绍馨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198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版）、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199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版）、叶子铭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版）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
1993年9月，范伯群、朱栋霖主编《1989—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立足于现代文学史必须是文学的历史，对现代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新闻文学、翻译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并把它纳入立体座标系中，从文化、历史、文艺思想、美学观念、创作方法等进行了多层面的概括。编著者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程就是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相对立又统一的发展历程”。本着这种文学史观，编著者把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上限扩展到1898年，第一次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自身的时序。如果说，10年前邢铁华在《中国现代文学之背影》中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端首开论证，指出“它开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五四’并非它的开端”，仅是一项学术性的探索，那么，本书则是第一次以重构的文学史观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作了认真的突破。从而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研究导入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空间。
本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切入文学史是其突出的特点。虽然，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版本在某些地方也有比较文学眼光的存在，但那是局部的、零星的、浮面的，是从“影响”角度出发的，本书则是将这一方法贯穿始终，把这一阶段的中外文学作为既独立又相激荡的文学整体进行观照，否定了“影响研究”一一对应式的研究模式，从审美的文学角度进行宏观概括。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早期重要作家诸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曹禺等，指出其思想和作品呈现的“接受物”不是单一的，而是现代文学思潮和新方法的整体。
本书在体例上，不以作家作品为序，不再是以往述史的轨迹上对作家作品作“剪辑”式的介绍或评论，形成一个个“连环”，而是以历时态的流动为经，以外来文学思潮（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主要文艺思潮）的激荡为纬，以作家作品的分析充实其间，形成一种综合型的开放的新体例。本书辐射出强烈的创新意识与个性色彩，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
1981—1994年，这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外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国策实施，经济体制的转轨，与国外学术思想的交流，使得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科学教育发达。精神创造力日益遽增。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研究在此背景下，一步步走上新台阶。其主要特征是：
（1）“中国现代文学史”已不再仅仅作为高校的教材， 同时具备了学术价值，不断拓展深化，不断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和史学视角，作为学科，已日臻科学化；
（2）“以史带论”或“以论带史”的认识已被深化， 研究者寻求的是科学方法论，试图以文学主题现象为中心线索，实行多维角度，并以全局视界测绘文学革新图象，建构新的文学史，个性色彩比较浓重；
（3）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再是封闭的自体， 新的研究成果不断被引入，被择取，被吸收，使文学史学科与文艺思潮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料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等接轨，相辅相承，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逐渐完善自己的体系；
（4）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再满足“社会——历史”的单一化批评模式，而是逐步建立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念，诸多史著不仅努力于建构文学史，同时对文学史理论也多有建树，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使原有的框架已发生动摇；
（5）把文学史还给文学，重视文学自身的性质、 发展规律和特点，同时注重中国现代文学在现代化、民族化轨迹线上的衍进，以求勾勒出清晰的文学发展线索，并设置“现代”语境，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史”之“现代”定名的概念及意义；
（6）一种科学上的平民作风正在兴起。 各种版本的编著者在不断地研究中，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敢于对旧有的知识不断地质疑，他们相信自己是言之有物的，这种事实促成了纷然杂陈的见解。
综观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研究，收获是丰硕的。但依然在深化之中。对于文学现象、文学发展规律、文学与社会政治之关系等仍存在着不同见解；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著述大多是集体编写，个人学术思想尚未得到充分的展示；教材型占绝对比重，学术型比重较小。也即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研究的双轨尚未建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持续有着成果丰硕的发现，而这只有借着实践验证的判准才成为可能，理由是不再有任何原始的求知欲来推动研究者达到目标。
研究未有穷期，二十一世纪正在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研究者们殷切地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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