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候选人产生过程的政治内涵——古坪村选举的观察与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委会论文,候选人论文,内涵论文,过程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7)06-0057-07
乡村选举是乡村社会中多重政治力量交互作用的过程，作为一个焦点性事件，它有限地展现了乡村的政治形态，为我们认识其结构形态的复杂性提供了特定的场域。按照选举法规定和各地的选举条例，乡村选举一般有两个阶段：海选候选人阶段和正式选举阶段。在现实观察中，我们发现关键是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在多重力量的组织、暗示、礼让、冷漠和无意中展开，这些力量和态度的交合互动又促生了第二阶段的条件和模式，并基本上预设了选举的结果。而在这一高度政治化的行动中，政治力量的多方态度、偏好、施力交错在一起，互相碰撞、融合、团结，或多或少地激活了行动者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热情，并不知不觉地促进乡村社会局部的解散与重构。这一具体情境展现了其存在和内部关系，促使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下文主要以古坪村委会选举的个案为例，对其候选人产生的政治内涵进行分析。
古坪村选举情况简介
古坪村是江西省T县灌镇的一个村委会，该村委会在全镇各村人口数中排第二，有2100多人，有6个自然村，最主要的村落是古坪自然村(村委会以该自然村名命名)。古坪自然村①为单姓宗族，有人口1100多人，占全村委会人口数的50％多。2005年12月20日，古坪村委会进行海选候选人。村委按组别(13个村民小组)分别由组长和一位村民代表(组长选定的)进入每个村民家中，给每个享有法定权利的村民一张白纸，村民自由填写候选人名单，填写内容规定了4个人，1个村主任候选人，3个村委会委员候选人。当天，海选候选人工作完成，计票结果是：获得主任提名的有23人，其中10票以上的有8人；委员提名有10位，主任、委员候选人重复率极高，委员提名人同时都在主任提名人中出现。22日，提名结果被报送到镇党委。镇党委在反复权衡之后确定了最终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名单，2个主任候选人，4个委员候选人。23日，这份名单在村委会围墙外面用红纸黑字张榜公布。主任候选人为原村副主任兼会计和一位来自小村庄的人，后者是原第八组组长。委员候选人包括原村委会委员3人，另外有一位群众。12月28日，古坪村选举在早上开始，选举分四个组设四个流动票箱进行，上午10点左右选举投票工作完成，下午计票在村委会办公室②进行。选举结果为村主任1人，为原村副主任兼会计；村委会委员3人，都是原村委会委员。选举没有开展竞选活动，也没有出现任何大的竞争和拉票活动，一切都在静悄悄中完成。
候选人提名的路径依赖
按照惯例，古坪村村委会选举从海选候选人开始。海选候选人是当前很多地方都采取的一个民主措施。从组织者的主观意愿来看，都或多或少希望能够把这个最基本的权利运作起来，调动村民的政治热情，发现乡村中的政治精英，最大化地提高乡村的治理水平。在古坪村，乃至全镇出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共同现象：整个镇18个村委会的候选人提名的结果有14个村以原村主任的票数最多。正如调查对象所说：“得票最高的基本上是原来的村主任，原村主任自然成为当然的候选人之一。”③这种候选人提名大规模重复的现象体现了农村选举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特征，旧的惯例无疑成为影响当下候选人提名的决定因素。这一现象与新制度主义所称的路径依赖现象非常类似，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候选人提名的路径依赖”。按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所谓路径依赖就是原来的惯例会形成一种定势，对后面的行动产生一种方向引导的作用，把结果引导到过去的方向上去④。事实上，在灌溪镇不仅仅是村主任，连原村委会的其他干部一般也都会成为村民提名候选人的习惯选择，村民们提名的候选人绝大多数都离不开原村干部的范围。
海选候选人的路径依赖现象显然和海选候选人的政治组织技术有关。只有一种特殊的组织技术才会出现这种结构化的结果。在古坪村，海选候选人是在村选举委员会的组织下展开的。选委会并没有组织海选提名大会，而是由几个成员拿着提名票箱挨家挨户发送选票，监督村民当即填写，并立即收回选票。收回后进行统计核票，最终确定候选人名单。这一结果看似非常程序化、公开化和组织化，但是在具体的过程中很多细节在悄悄地影响选举过程，旧的体制性的政治因素悄悄渗入，并有意无意地引导着海选提名投票的行为和结果。加上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的干扰，海选过程在组织化的同时又表现出其无组织化的另一面。无组织化的海选表现为海选的组织并不彻底，留下许多未组织的空间，许多人并没有被纳入到海选过程中来，海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和无序性。因此二者结合就形成一种“无组织化的政治组织过程”。不完备的组织过程为旧的惯性的继续运动创造了条件，选举结果就展现出路径依赖的现象。
在对古坪村的观察中，我们发现有三个最关键的变量导致了候选人提名的路径依赖：即村民对选举的冷淡、政治暗示和村庄上公共人物的稀缺。在古坪村，村民对选举并没有太大的热情，他们并没有较大的政治预期，希望通过选举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表达自己的利益。他们也没有特别强烈的权利意识。许多村民都把选举当作组织安排的政治任务，消极被动地配合着完成了这一任务。
“海选的时候我去了丈母娘家里，错过了候选人投票。正式选举时，家里有两张票，和妻子是分开填的，不知道她填了谁。我们没有讨论选举的事情，老婆填完就搞柴火去了。和同村人也没有讨论过这事，不知道现在谁当主任，没有通知，也没有听人说过。”⑤
很多人对选举持一种冷淡的态度。造成这种政治冷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政治生活、政治机制不健全是主要的原因。大家都忙于赚自己的钱，缺乏政治生活使得村民们逐渐表现出政治不参与或者参与不主动的冷漠态度。政治机制不健全，选举公开度不够，并且选举被既有的行政人员所操控的痕迹比较明显。所以，他们认为参与并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选举不过是一个形式，参与不参与都是一个样，因此选谁都无所谓。
另一个原因是政治暗示。这是指在海选候选人的时候，选举委员会成员在发放海选提名表时会对提名表达一些话语或其他的暗示，甚至是明白的提醒。这样造成了选举提名的高度同质化。
“我也不知道选谁，反正当时组长在我们填写选票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没什么难写的，谁当官就写谁，写了其他人也没有用。”⑥
选举委员会成员不仅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扩大宣传，反而有意淡化选举的政治性，暗示村民如何提名候选人，“谁当官就写谁”。这种看似无意的暗示在选民自我权利意识不强的情况下很容易主导选民的投票行为。而且，“写了其他人也没用”这句话道出了当下提名的真实情况，从反面加强了普通选民对提名工作的不重视。这种比较普遍的暗示在一定程度上牵引着候选人提名的方向，旧的政治精英轻而易举地进入候选人提名名单。
最后一个原因是村庄中公共人物的缺乏。候选人提名实际上和村民对本地区人口尤其是公共人物的了解程度是分不开的，只有对公共人物了解比较多，提名候选人的选择空间才足够大，才能够满足村民挑选自己喜欢的候选人的要求。但是在古坪村，社会结构呈现一种破碎的状态，几乎没有牺牲自己生活和利益，从事公共活动并经常在公共空间活动的民间人物。缺乏公共生活和公共事项，组织过度的包揽都造成了公共人物生成的困难。每个村民都关心自己的利益。村庄中青壮年劳动力都出外打工，不关心村庄和地方发展，只留下妇女、老人和儿童在家中务农与学习。在这类村庄中，公共人物几乎没有生成的条件。所以，没有公共人物，自然就让选举人找不到除了村干部之外的合适候选人。一般来说，只要村干部过得去，就自然成为村民脑海中的公共人物，填选票时不假思索地就写上了他们的名字。
由于太缺乏熟知的公共人物，所以一些经常在村庄中流动做手艺或者做生意而和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容易成为一些人的选择对象。古坪村所在的灌镇的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这种情况：个别在村中经常流动做手艺的人替代了原有村干部成为新的民选主任或村委会委员⑦。这种结果看似很偶然，但反映了公共人物缺乏这一突出的现实问题。
文盲的模仿和信任的囚徒困境
对候选人提名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另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即现有村落中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这些文盲和半文盲大多数是妇女，她们的年龄大多数超过50岁。她们留在农村，照顾着其外出打工的子女们的孩子，即所谓的“留守儿童”。古坪村总人口数有1100多人，但是长期在村落中生活的只有360人左右，大部分人口都在外打工或者读书。选举就是在这样的人口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很多文盲妇女成了选举的代理人。调查小组采访了一个余姓家庭主妇，一家7口人，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儿辈。目前带着一个孩子在家。她说：
“我的海选提名选票是依照着别人给我的选票样子来写的，我不会写字，照着上面的字来划。……所以，我就大概这样写了，还帮我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填了。当时很多人在我家里玩，正好干部们让他们也一起填写了。我觉得这事不重要，我们只管种田，只要自己过得好、不犯法就行了。反正谁当官都一样，哪一个都好，人家也没有吃我们的，谁都一样。”⑧
村民的知识状况是影响村民选举的一个重要因素。知识赋予了民主政治的行动者一种“明智地选择代表”的能力，能够在众多的公共人物中选择自己所喜好或者能够代表自己来表达政治意见的人物[1](P165)。没有知识就连写一个候选人的名字都困难，这无疑对选择有很大的干扰。缺乏知识的村民却用自己的模仿行为表达了一种政治上的形式主义和选举的游戏性质。
在提名候选人中，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要素：人际信任。从众多人口中选择一个他者来从事公共管理和服务活动，这一行动本身就将选举人的政治价值意向和对未来的预期表达出来了。它体现了选举人对身边人物的信任状态和关系，意味着选举人相信被其提名者的道德水平和工作能力，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给自己或者公众谋取福利，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然而，政治现状往往打消选举人的积极梦想，就如余姓妇女所言，“写了别人也没用”。一句似乎随意说出来的话却将选举人犹豫和彷徨中不够强烈的积极参与的信心打消了。选举人认为，自己提名的候选人并不一定同时有其他人提名，结果也改变不了现状。所以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力气，还不如省点力气，随便应付一下了事。而正是因为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所以在盲目无组织化的选举人中逐渐形成一种互不信任的关系，形成博弈论中所讲的“囚徒困境”：由于互相不相信对方会按照自己所预期的方式来参与某一合作行动，结果双方都选择了对个人利益优化的行动，但是这种选择却造成了双方的不合作，因此出现双输的局面。
“选举都是搞形式，什么都是他们安排好的，没什么意思。大家也不会特别去想提名什么候选人，好像也没什么人可以提名，就算是有人可以提名，你自己觉得满意的，别人不一定会写他的名字，所以没什么用处。”⑨
不信任助长了消极心态和应付了事的行动，也给选举的既有模式的延续创造了条件。正是很多人的这种不信任心理导致选举过程没有得到更多关注，因此不需要为其提供正式合法的证明，选举可以比较宽松地维持旧模式的结构。
基层党组织与候选人的确定
村委会选举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行为，每届村选举都会在中央政策的指示和地方政府的组织下如期开展。所以，正式组织的安排和推动是乡村选举产生的决定性力量。正式组织的安排和推动总是在组织有目标和有计划的控制下而不会超越组织的意图而稳步发展。正式组织并不是通过一个硬邦邦的方式来进行直接控制，而是有步骤、有针对、有策略地推动着民主选举的开展。作为正式组织的代表，基层的乡镇党委和政府肩负着组织农村选举的重大任务，它必须既符合法律又符合上级组织的意愿来有策略地完成这项任务。这就给乡镇政府提出了一个难题：在既有的体制路径下，如何实现这一两难的目标呢？乡镇党委政府很自然地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路径：村支部书记。村支书是党组织伸向农村的触角，是党影响农村、领导农村政治工作的神经末梢。而按照目前的惯例，支部书记主要由乡镇党委任命，所以在这个人选上，乡镇党委有着最大的、最方便的控制权力。党委可以根据个人能力、政治表现、工作需要、年龄大小、姓氏家族等要素来综合考虑，选拔既能够代表党在农村开展工作，又能适合农村的现实需要、把握农村形势的干部。选好了支部书记，就减轻了乡镇工作的负担，就能够更好地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所以村支书实际上扮演着最关键的组织角色。
村支部书记必须控制候选人的选拔并确保选举的顺利进行，而他控制候选人的方式就在于选举委员会的构成和候选人产生的全过程。选举委员会是整个选举进行的关键，选举的组织和策划工作都由这个机构完成。古坪村选举委员会由村支书担任主任，村民代表担任委员。村民代表并不是通过正式程序产生的，而是从各村民小组挑选出来的，所以选举委员会属于支部书记所容易掌控的机构。海选候选人是整个选举的关键环节，每个享有法定政治权利的村民都可以自由提名自己喜欢的候选人。海选产生的候选人提名将按照票数的多少被选择确定为正式候选人。在古坪村委会，正式候选人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支部书记和选举委员会的意见。22日，海选结束后，候选人提名被报送到镇党委。党委在考虑村支部书记的意见后，形成了最终的正式候选人名单。主管选举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说：
“镇里不会过多干预选举委员会的意见，我们主要发挥支部书记的作用，同时参考挂村干部的意见。书记的选择一般都比较合理，当然，如果书记自身工作不称职，我们就果断地拿掉，2005年我们换过两个书记。支部书记要与党委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召开会议，谈话交流，一方面增加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吸引人心。”⑩
而村支部书记选择候选人要考虑到几个因素，首先是候选人原来的职务。一般来说，上任的村主任都会被提名，并且大多数都排在第一位。这种人一般会想办法让其继任，除非年龄大，或者和书记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矛盾，或者在村民中的声望不好才会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另外，曾任村干部也容易被提名，成为正式候选人。
其次是被提名人的得票数和表现。一般会将第一名确定为候选人。在灌镇，获得提名票数第一名的大多数人是原村主任或者主要的村干部，因而一般会被确定为候选人。获得古坪村委会海选提名第一的是原村副主任兼会计。候选人的政治社会表现也是书记考虑的因素，这一点尤其重视和镇党委的一致性。古坪村支书朱为珍说：
“我们主要抓候选人挑选的环节，我们会反复考虑，进行平衡，拿出最合适的正式候选人名单，报到镇里审批。对村里报的候选人，镇党委也会认真审查，对每个人的经历、个性、能力以及政治觉悟都要认真核查。一般都会通过的，但如果是与镇政府对着干的、不听话的，则会让支部书记自己去处理，用暗示性的话语对我们说：这个人镇里还要考虑一下。那么，村支部书记一般都会在候选人环节把他取下来，不让他进入下一步。如果进入下个环节就较难取下来。”(11)
“陪选”
海选候选人产生之后就是确定正式候选人，这是决定性的环节。对村支部书记来说，这件事情必须认真办好，并和乡镇党委保持高度一致，在运筹帷幄中选出满意的候选人。在古坪村委会，这个环节并没有经过什么扩大的民主程序，而是村选举委员会将所有提名的候选人的情况上报给乡镇党委，由乡镇党委来确定最终候选人。不过，乡镇党委的决定实际上更多地考虑、并基本上会支持村支书的意见，乡镇只是扮演一个组织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前面说到，排名第一的候选人提名一般是原任村主任或者其他村干部，这个人基本上是当然的正式候选人。至于第二个候选人，镇党委和支部书记则会从得票数靠前的人(一般是前一到五名)中来确定。在古坪村，按照当地的说法，这个人被称作“陪选”。所谓陪选就是陪同得票第一者参加竞选，陪字包含了一种陪衬、衬托的含义，意指一个候选人来衬托主任或委员，既满足差额选举的原则要求，又保证主要候选人能够如期当选。在多数情况下，陪选人的确扮演着陪衬的角色，不过是在选票上写上名字，被村民们用“√”、“×”来圈定的一个符号。但是，也有意外结果出现：陪选人在选举中胜出，取代主要候选人成为新的干部人选。面对这种情况，镇党委早就有安排，他们在选定陪选人的时候也是在众多提名人选中经过和支部书记的反复筛选和认真敲定的。他们要保证所有候选人都能够与党委和党支部保持一致，不会出现相反的结果。
古坪村陪选人是一个小村庄的人，姓匡，他的得票数是27票，和第1名的623票相比只比后者票数的零头多一点。他担任了村小组长，在这个多姓的小村庄里，他显然是一个重要人物，其兄弟有4人，且经济条件都不错，属于村落中的强势家族。他自己有一辆农用运输车，平时主要做些运输生意，和整个古坪村委会的人都比较熟，人缘不错。调查组对他进行了访谈，他说：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提名了，还可以参加主任竞选，说实话对这个事情我根本不在乎。选不选这个无所谓的。即使是选上了，我也不会当的。村支部书记和我说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想参选。”
“你问我不想当是什么原因，你说的家族势力问题也有一些，毕竟我们是小村庄，是小姓，怎么能管理得了大姓的人呢？”(12)
在这种陪选的结构下，选举结果自然保持了非常明显的延续性，并没有超出选举委员会和镇党委的预期。全镇18个村委会的选举结果是：11个村是原主任当选，5个是原任村干部，只有两个是新选上来的主任。这两个人中还有一个曾经是村干部，中间一段时间外出打工。另一人是个多面手，有手艺、经营果园、经济条件较好(13)。
其他被提名人的选择
村支书又是如何从这么多的候选人提名中选出合意的正式候选人呢？无疑，众多候选人提名给组织者制造了许多困难，他们必须对这些提名人进行协调与平衡才能选择出合适的人选，保证选举按照他们的意愿顺利完成。在古坪村，许多被提名为村主任的人同时被提名为村委员，二者中重复率非常高。除了前面说的两位候选人以外，在他们之间还有三位被提名人。但是这三人都没有参加村主任竞选，而是要么作为委员的正式候选人，要么没有参加任何选举。
排在第二位的是朱为绅，261票，他是原村治保主任。他没有参加主任选举的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言：
“很多人劝我参加村主任的选举，其实我的得票数也不低，排在第二，完全有资格参加主任选举，如果竞选我还是有信心的。但是我没有参加，我还是主动退出来，只是竞选了村委委员。村支部书记也和我做了思想工作。我觉得，我参加主任竞选不合适。原因主要是我和村书记是一个家族的，如果我当选了，加上妇女主任，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我们一家人在掌握古坪村的权力，这会造成很不好的印象，工作也比较难做。所以，我就让出来了，让现在的主任来做更好。况且当主任和当委员也没有什么差别，很多事情还是要我们一起来决定和处理，并不是主任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的。”(14)
排在第三位的提名人是曾兴发，他是古坪村另一个小自然村的人，担任过村委员，长期在村里工作，在村民中留下的口碑比较好。他的委员的提名票是640，排名第二。他也没有参加主任竞选，原因据他自己说主要是因为自己和现在当选的村主任关系不错，不想和他一起竞选主任职位，再加上自己是小村庄的人，管不了大村庄的人。还是选一个委员好些，自己的委员票排名第二(15)。
朱世华，即原来的村主任，他排在第四位。他已经快60岁了，2005年6月去了广州，到儿子公司帮忙去了。他去广州后，村主任由副主任兼会计代理。选举的时候，他还在广东，并没有回来参加选举。所以可以说已经离开了这个政治关系网。他的选票很明显受到了已经离开村庄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些村民并不知道他去了广州，所以还是选择了他。
诸多候选人都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参加或者有意避开了参加村主任的竞选，从而形成了最后的格局。这种格局反映了在当前农村选举中，制度建构者理想的政治权利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么大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农村生活中诸多其他因素发挥着影响，如家庭经济、人情关系、宗族势力等。每一个要素都可能成为村民们或者村干部们牺牲政治权利、谋求和谐关系的动因。在现有的村邻关系下，这些要素常常要扮演着比外来的政治权利更重要的角色。原村主任因为经济关系而离开主任的职位，现治保主任和村委会委员因为家族关系和人情面子，宁可选择退让，而不原意因为竞选而破坏了现有的关系状况。这种牺牲行为尽管有可能是以政治民主的停滞为代价的，但却保存了乡村社会中传统的友情和面子，维持了既有结构的稳固。但是，这种退让并不绝对意味着民主制度不能发挥作用，尽管这些人没有参加主任职位的竞选，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凭借他们的关系、实力和意愿，他们在决策的时候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政治活动就是在这种现代政治制度、传统人情关系以及其他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以一种有限的合作方式展开着。
多数对少数
影响村委会候选人产生的还有一个乡村政治中不可忽略的要素，这个要素类似于国际关系中各国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在当今农村，体制设定的村委会大多由若干个自然村组成。这些自然村的姓氏、宗族、人口、传统都各不相同，其结构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平衡与差异。而这种不平衡与差异常常是造成乡村社会政治情况复杂性以及选举竞争激烈程度的重要原因。按照宗姓人口和实力标准划分，古坪村属于一强余弱模式。强势的自然村庄是朱姓村，总人口占有绝对多数。其他5个自然村都是小姓，并且姓氏非常多，总共有20多个杂姓，加起来人口数都不及朱姓人数。
古坪村的选举在非常平静的进程中完成，很多村民甚至都不知道选举已经开始或结束了，当调查小组问到相关情况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有选举这件事。古坪村其他任何姓氏都没有和朱姓相抗衡的力量，所以选举不存在多姓氏互相竞争的情况。选举结果完全倒向了朱姓，村委会4个人中2个姓朱、1个姓何(即妇女主任，也是朱书记的弟媳妇，实际上仍属于朱姓家族的人)，1个姓曾。加上村支部书记，村干部5个人中有4个是朱姓的人，只有1个是其他姓氏的人。
在古坪村，如何选举出能够代表不同姓氏的委员是一些村民认识到的、但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来处理的问题。一位朱姓村民说：“我们村在5个村干部中有4个指标，其他5个小村庄有1个指标。你问这样是否合理？这是没办法的事，如果一个小村一个指标，那我们村就没有人了。”(16)不过，对大多数村民来说，这个事情和选举一样都是无足轻重的，冷淡的政治态度让村民们早就不计较这些政治技术问题了。
但是，多数对少数的村落间政治关系还是避免不了一些小村落村民产生抱怨和不满，这些抱怨主要集中在政治利益的分配方面。匡姓村落是古坪村委会第二大的村庄，原属于另一个村委会，后来被并入到了古坪。匡姓的人曾经在两村合并的时候担任过古坪村书记的职位，但从1974年以来，村书记都是由朱姓来担任。一个匡姓村民这样抱怨：
“现任古坪村书记有点歧视小村庄的人，对小村庄的人不照顾，修马路只修到他们村，到了小村的路段就不修了。”(17)
但是对这个问题，书记的解释是这条马路是古坪自然村村民的集资钱，没有用村委会的钱。两种意见反映出在村落间政治利益分配与合作中的信任缺位问题，政治冷漠导致了普遍的政治不信任，相反，不信任又促进了政治的冷漠。乡村社会面临着如何重构政治秩序的核心机制——乡村信任问题。
作为具体情景系统行动的选举
乡村是一个具体的情景系统，选举就是在这个具体系统中进行的。这一具体情景行动受到了人口、经济状况、关系结构、政治意向、政治态度等要素的共同作用而形成一个独特的生存空间。乡村社会“作为行动的环境，它们是由行动者构成的，行动者即使不拥有所有的资料，他们也拥有诸种意向，即便他们并非始终能够——远非始终能够——成功的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有能力做出选择，即使他们只能凭借知觉这样做；而且他们能明智地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情景的需要，抑或至少让自己去适应对环境的感知和理解，并且始终能够对行动进行部署。”[2](P202)而作为乡村选举中首要环节的候选人确定正是这一具体环境下各个行动者自身状况、意向、态度和关系等要素的综合调适的结果。
候选人确定首先受到人口因素的影响。人口的规模、结构、教育状况、宗族分布等因素无一不影响了候选人人选的决定。当前农村人口中的骨干大量流散到城市，由于地理上的隔离加上组织工作并不到位，所以这些人口并没有有效地参与到选举过程中来。留在农村的人口大多是老弱妇幼，实际上，这些人对政治的认同和参与远远不能代表主流人口的意见。而且他们的教育程度都不高，很多人甚至是文盲，所以，参与政治选举的积极性明显不高。调查中显示，有的人甚至连选票都要请人AI写作。这种背景下的选举其代表性无疑受到很大的减弱。另外，人口结构上的宗族分布还是影响农村选举的主要变量。[3]即使是国家体制组织化的选举也很难摆脱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干扰。
乡村中的经济状况也影响着政治选举的参与率和积极性。普遍存在的经济落后和公共资源的稀缺不能给政治行动输入更多的经济利益激素。对大多数村民来说，出外打工赚钱是最大的政治，单靠种田完全不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所以政治选举和打工赚钱相比显然次要得多。出外打工造成的地理隔离将大量青壮人口遗漏在选举之外。另外，人们也不能通过政治行动获取个体利益，也不能改善公共物品的供应状况，政治行动不能制造有效的经济利益激素，因此也难以制造强烈的政治紧张，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不会因为经济因素而更加联结或者紧张。双方因而可以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关系状态。“他们做官没有吃我们的，我们也不会对他们怎么样”这句实话点明了这种状态。
村落社会尽管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而逐渐从传统的宗族政治结构关系向市场化的经济互惠型关系转变，但是同住在一个世代相传、居住固定的村庄中，不能割舍的血脉宗族关联、邻里相望的里舍地缘关系、互相熟知和关心的生活联系让村民们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血缘和人情网络。这种网络与法理化的现代政治选举制度存在明显的冲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村民们并不会因为选举利益而公开或者明显伤害村落人情的关系。为了保全这种人情关系，选举可以作出一定的让步，陌生外来的选举并不那么重要。村落的文化尽管没有杜赞奇所研究出来的那么大的权力[4]，但是文化的力量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生活在文化结构中的村民最不可离开的还是村落文化的认同和接纳。被村落文化排斥和遗弃对任何村民来说都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这一文化背景无时无刻不在干扰选举的进程和结果。
村落文化的另一面是村民的政治意向和态度。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种冷漠的政治文化弥漫在乡村。没有什么人会对这种政治选秀活动感兴趣或者说关注，几乎每个人都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完成了选举所需要的填票工作。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形式主义的政治游戏。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人们几乎马上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也没有谁会特别关注结果怎么样。“即使在开选举大会的时候也是如此，大家排队填好了票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没有很多人关心结果怎么样。”(18)村民们不关心组织者张贴的选民名单和自己提名的候选人，也不关心谁会当选，选举的过程在有限的参与下得以顺利进行。候选人的提名人没有得到应该享有的权利，提名人和被提名人都在冷漠的氛围下被忽视了。23个村主任提名候选人最终只有2个能够参加竞选，其他人没有一个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质询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在海选提名中曾经萌生出来的政治民主的因子在一种冷漠的、松散的政治空气中悄然消逝。
这一政治意向和态度和前面所讲的人口、经济和关系等要素密切相关，不活跃的人口形态、落后的经济和传统的人情关系形成诸种抵制外来选举游戏的力量。这种由以上多重力量共同作用所造成的多数人的政治冷淡实际上给选举组织者创造了一个机会：组织者似乎可以在不经意的操纵下，不露痕迹地展开行动，实现既定目标。组织者无形的控制，再加上干部和村民内部的人情网络与政治态度，让既有的政治秩序仍然按照旧的路径自我维持、缓慢地发展。这一秩序不会制造特别紧张的政治冲突，不会让村民们感到特别强烈的政治疏离带来的强烈欺骗感和不公平感，双方在一种互不相关、互不麻烦的关系中和平相处。反复进行的乡村选举似乎使村民形成一种“选举疲劳症”，每次选举除了看不到明显变化的政治格局和乡村社会状况以外，他们也看不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信息。
面对如此状况，国家设计的基层选举究竟选择什么路径和乡村社会融合互动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尽管通过各种看不见的技巧实现了控制的目标，但是控制下的选举表现出来的路径依赖现象却难以突破僵化的旧结构，不能激励新生力量的成长和有效地改变乡村落后的经济社会面貌。这一结果又是国家所不希望看到的。现实的选举过程展现出来的事实给我们的启发是，在一种具体情境下展开的法理化政治行动如果不能够渗入到具体情境，并与这种力量发生“化合作用”，强行的外部输入可能遇到环境力量的抵抗、消融和内化，体制化的努力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所以必须寻找一种内生的政治民主化路径和方法来突破乡村政治的顽固格局。
注释：
①以下古坪村指自然村，村委会直接用古坪村村委会或者村委会名称。
②该办公室是民国时期一个县参议员留下的小洋楼。该人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处决，其房产被没收为公，并作为村委会办公室。
③采访对象，2006年1月，采访对象为灌镇党委副书记匡。
④按照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某一运作性力量所发挥出的影响将会受到从过去继承来的既定环境因素的调节。制度因素被看做历史景观中推动历史沿着某一路径发展的相对稳定和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参见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第19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⑤采访笔记，2006年1月，采访对象为古坪村委会肖姓自然村一位村民，39岁，男性。
⑥采访笔记，2006年1月，采访对象为古坪自然村一位村民，50岁，女性。
⑦采访笔记，2006年1月，采访对象为灌镇主管选举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匡。
⑧采访笔记，2006年1月，采访对象为古坪自然村一位村民，50岁，丈夫早逝。
⑨采访笔记，2005年1月，采访对象为古坪自然村一位青年，20岁，高中毕业，在外打工，因为生病就提前回家了。
⑩采访笔记，2006年1月，采访对象为灌镇党委副书记匡。
(11)采访笔记，2006年1月，采访对象是古坪村党支部书记。
(12)采访笔记，2006年1月，采访对象为古坪村委会一个小村庄的村民小组长匡。
(13)采访笔记，2006年1月，采访对象为灌镇主管选举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匡。
(14)采访笔记，2006年1月，采访对象为古坪村治保主任，民兵连长朱为绅。
(15)采访笔记，2006年1月，采访对象为古坪村村委会委员曾兴发。
(16)采访笔记，2006年1月，采访对象为古坪村一位村民，男，45岁。
(17)采访笔记，2006年1月，采访对象为古坪村一个小村庄的村民，男，47岁。
(18)采访笔记，2005年12月，采访对象为古坪村现任村主任朱为享，男，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