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寻找“工作-生活”的平衡点
编译／郭磊
促进有子女的夫妻实现“工作-生活”平衡，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公共政策目标之一。本文评估了德国家庭政策的最新发展，分析了家庭政策对德国未来性别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父亲和母亲平等地获得工作和收入，是促进家庭平等合作的重要因素。平等地获得工作可以使夫妻双方实现各自的劳动力市场价值，提高他们自给自足的能力，并（在另一方去世时、离婚时、年老时）降低贫困风险。平等地获得工作机会还能促进夫妻之间更公平地决策、合理分担家务劳动、获得更多的家人相处时间，有助于整体家庭幸福的提升。
与其他OECD国家一样，德国很少有父母平均分担工作。全职工作（无论男女）通常需要每周工作40小时以上，这让母亲们很难平衡全职工作与养育子女的关系。此外，在学前、小学和中学阶段，德国学生每天在校的学习时间相对较短，这使得问题更加严峻。因此，大多数女性会选择minijob（月收入450欧元以下）和midijob（工作时间弹性且提供有限的社会保障、收入和职业选择，月收入450—850欧元）等边缘工作。这导致了德国有子女的夫妻在工作时间和收入方面存在较大的性别差距。
“工作 - 生活”平衡的演变
工作平衡的变化。在德国，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父亲仍然是主要的经济支柱，但母亲（以前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如今通常都在工作（即使是非全职的）并承担大量的家庭无偿劳动。父亲陪伴子女的时间远低于母亲。
2. FATCA(CAA)、AEOI(CRS MCAA)有关金融账户税收情报交换关系的处理。美国为实施《美国海外账户税收遵从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而谈签的政府间《主管当局协议》(CAA)是单边专项金融账户税收信息交换机制，而AEOI的CRS却是一种多边金融账户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的全球统一新标准，这两种协作方式间的交叉和冲突要如何落实解决，优先适用还是特殊适用，都需要通过各国协商和国内法进一步明确和规范。
人们对工作和照顾子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如果家中有一个学龄前儿童，母亲就不应该工作。”这种观点在德国西部的支持率从2002年的46.6%降至2012年的21.8%，在东部则下降至10%以下。此外，德国是最支持父母休带薪育儿假（paid parental leave）的国家之一。
大多数德国家庭没有平等分担工作和家务劳动。“主要收入者模式”（main-earner model）在德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德国的大多数孩子都在全职工作的父亲和非全职工作的母亲的陪伴下长大。2013年，有未满18岁子女的夫妻中，47%都是如此。
德国新的家庭政策尝试促进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更平等的责任分担，为父母和子女提供更多的共处时间。这体现在2015年的育儿假改革中，如果父母双方都为非全职工作，每周工作25—30小时，则可以领取至少4个月的合作津贴（partnership bonus）。
家庭责任的分担。在夫妻之间平等地分配工作机会和分担家庭责任，有助于提升家庭及其成员的福祉。平等的分担使父亲有更多的时间与子女相处，不但有利于儿童发展，也使母亲有更多的空间实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抱负，为未来积攒更多的养老金，促进女性财政独立，丰富家庭收入来源。
阔别万人空巷的端午福州站，中华龙舟大赛的脚步并未停歇，相继落户在古都南京和美丽的昆明滇池水畔，为那方水土播撒龙舟文化的种子，为人民带来同舟共济、奋勇拼搏的精神给养。
(二)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新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恐龙化石。二连浩特是亚洲最早发现恐龙及恐龙蛋化石的地区之一，是世界最大的白垩纪恐龙化石埋藏地，境内拥有134平方公里国家级地质公园。近百年来，先后有俄、美、瑞典、加拿大、日本、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的古生物学家来二连进行科学考察，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二连盆地的恐龙化石生物群是晚白垩纪恐龙生物群的代表，恐龙化石种类多、分布广、保存完好，反映了晚白垩纪恐龙生物群的主要特征。这些恐龙化石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是作为一份来自远古历史的礼物它们成为了二连浩特一张独特的名片，吸引着世界范围内游客的目光，这真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绿色生态可持续的经济产业。
相对于其他OECD国家，德国父亲的工作时间更长——平均每周工作42小时。三分之一的德国父亲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大多数父亲则希望缩短工作时间。
认识到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潜力有利于德国经济。如果OECD国家中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达到男性水平，那么在未来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长12%。在德国的劳动力中，最有开发潜力的就是从事非全职工作的母亲。通过公共政策引导父亲们分担家务劳动，有助于母亲们更好地投入到劳动力市场。
德国在工作时间和收入上的性别差距大于多数OECD国家。在德国，对于25—45岁、至少有一个子女的女性，其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不足25%。而在丹麦、法国和瑞典，这一比例则超过35%。
男性的收入通常更高。因此对许多家庭来说，在孩子出生后，由母亲而不是父亲减少工作时间，收入损失是最小的。这可能会导致许多夫妻在为人父母后扮演传统的角色，母亲承担的家庭照顾任务比父亲更多，而父亲往往比没有子女的男性投入更多的全职工作时间。
家务劳动影响女性从事全职工作。没有一个OECD国家在工作和家务劳动上实现了平等，所有OECD国家都是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更多——妻子花在家务和照顾子女上的时间平均是丈夫的两倍。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OECD国家中，如果把花在工作和家务劳动上的总时间加起来，男性也低于女性。
近年，虽然德国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有所增加，男性逐渐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但家务劳动的分担仍然不平等。在照顾子女和其他家务劳动上，30—44岁的女性平均每天花4.73小时，而同龄男性只花2.52小时。在过去的10年中，女性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有所减少，但这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和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是男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增加。
德国人对于配偶工作时间的期待存在性别差异。虽然所有受访者都希望配偶比目前工作更少的时间，但平均而言，母亲们希望配偶每周可以少工作5小时，而父亲们则希望配偶每周少工作3小时。
当就业和生育冲突时，生育率就会下降。在德国，工作和承担家庭责任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相对于其他OECD国家，德国家庭中的子女数量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更大。在德国，没有子女的女性也更多。2012年，德国25—49岁的女性中，36%没有子女，而在法国这一比例只有28%。研究发现，7%的德国女性表示，没有子女是她们的“理想状态”，这表明德国许多家庭“不想要”孩子。此外，有3个或3个以上子女的大家庭也相对少见。
社会成本的分担
德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未来几十年，劳动力规模将大幅下降。更好地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可以为德国劳动力市场带来双重红利：越来越多的母亲开始工作或增加带薪工作时间，可以在短期内充实劳动力市场；更高的出生率长期来说会限制总人口的下降。
末次随访时两组患者资料见表2。可见低切迹钢板组VAS评分、Mayo肘关节评分及肘关节活动度均略优于克氏针张力带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典型病例见图1、2。
4 特发性鼻出血患者与对照组的B/O、B/A、O/AB比较见表6。表明B型血鼻出血的几率是A型血的4.47 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9.23，P＜0.005），O型血鼻出血的几率是AB型血的2.25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7，＜0.05），B型血与O型血人群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
目前在大多数OECD国家中，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与男性相当或超过男性，让女性固守家中或从事非全职工作是经济发展的损失。在德国25—34岁的群体中，28.6%的男性完成了高等教育，女性则为30.6%。1960—2008年间，在所有OECD国家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解释了所有经济增长的约50%，这其中一半以上是源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两性之间更平等地分担工作，可以抵消德国未来劳动力减少带来的影响。以瑞典为例（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强大的家庭支持系统），男性的带薪工作时间平均比德国少1小时左右，女性的带薪工作时间则比德国高出3小时以上。如果德国25—54岁的劳动者按照瑞典的标准工作，劳动力的减少将放缓，人均GDP会增长（假设劳动力参与率或每周工作时间的变化不影响劳动力需求）。
微博具有病毒营销的特性，企业通过发布的内容吸引用户，接着目标消费群体利用社交网络自发地自行传播给其他用户，如此循环往复，使得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信息覆盖面更广。
在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方面的挑战导致了德国持续的低总和生育率（TFR）。自1990年以来，德国的TFR一直徘徊在1.3—1.4，直到2015年小幅上升至1.5，但仍低于OECD国家2014年的平均水平1.68，也远低于人均2.1个子女的人口替代率（population replacement rate）。停滞不前的生育率对德国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除了抚养子女带来的个人满足感之外，婴儿数量的减少意味着未来劳动者数量的减少，不利于经济发展。
大量研究表明，夫妻在子女出生前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夫妻未来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在做父母之前，许多夫妻能够相对平等地安排工作和家务劳动。然而，当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夫妻们往往会回归到传统的性别角色。即使子女长大了，母亲们也不会完全回到劳动力市场。这会导致恶性循环：男性更多地从事工作，女性更多地从事家务劳动，无法实现个人抱负。
德国的出生率受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的影响。受过高等教育、从事工作（尤其是全职工作）、收入较高的女性生育子女的可能性更低。
(1)政策引导和措施落实，大大推动了动力煤入洗的发展。自“十一五”实行的所有新建大中型煤矿，必须配套建设选煤厂，所有在役大中型煤矿必须补套建设选煤厂的政策措施，大大推动了选煤厂的建设，特别是动力煤选煤厂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
法国的性别角色差异则不那么显著，生育子女的可能性随着女性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由于儿童保育、学前教育和校外照看服务非常完善，生育行为对女性工作时间的依赖程度也较低。
第一步:建立层次结构图。图1的指标体系图转化为层次分析中的层次结构图，将B2C电子商务企业成长能力分为目标层(A)、准则层(B)、因素层(C)和指标层。
2014年，公司将在继续稳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研制新产品，深挖市场资源，提升销量，更好地服务社会，回报社会。展望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力达塑业、品质为先”的理念，用热情、真诚和实力与各界朋友共同塑造美好明天。
社会政策促进家庭责任分担
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会影响家务劳动的分担程度：受过良好教育、双职工、无子女的夫妻通常能实现公平的家庭内部劳动分工。
近年，德国的家庭政策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07年德国改革育儿假，将固定费率、需经过经济调查的育儿津贴改为收入关联的育儿津贴，发放期限为12个月，并设置了最低限额和最高限额。如果配偶（通常是父亲）休了至少两个月的育儿假，就可以再休两个月。这大大促进了母亲重返工作岗位，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重返全职工作。而这项计划带来的成本很可能被增加的税收和其他公共支出的减少所抵消。2007年的改革让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养育中，数据显示，2008—2014年间，申请育儿津贴的父亲比例增加了50%以上。
2015年的育儿假改革为家庭提供了经济激励，进一步鼓励父亲休假，促进了工作和家务劳动的更合理分工。如果夫妻双方每周都能工作25—30小时，并持续至少4个月，就可以获得合作奖励，金额相当于额外的4个月育儿津贴。当男性在子女出生前后暂时离职的“风险”较大时，育龄女性遇到雇佣歧视、受到与离职相关的收入和职业惩罚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项改革帮助雇主“消除”父亲休假的污名，并增强了工作场所的性别多样性。
此外，德国政府还拓展了全日制教育和校外照看（out-of-school-hours care，OSH）。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地方政府会组织孩子们做家庭作业或参加休闲活动，父母可以从更长、更灵活的托儿时间中获益。但这一政策仍有改善空间：2016年只有10%左右的德国儿童（6—11岁）能够获得校外照看服务，而瑞典和丹麦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0%和67%。
弹性的工作安排让雇员在管理工作时间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以便更好地协调工作和家庭生活，雇主的招聘成本也会降低。近年，针对照顾子女和外出工作的时间分配，德国推行更加平等的两性政策，这领先于大多数OECD国家。2015年，各利益相关者（包括雇主协会和工会）签署了一份 “工作与家庭生活的新和谐”备忘录。该备忘录鼓励母亲延长工作生涯，指导雇员如何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
2015年的育儿假改革有利于那些子女年幼、且想要平等分担工作和家庭责任的父母。其中一项措施是，如果夫妻双方连续3年都减少全职工作时间，将获得相应的补贴。平均而言，这将减少父亲的、同时增加母亲的工作时间，对家庭收入、父亲与子女的相处时间、女性的职业发展和工资都有积极影响。OECD预计，女性工作时间的增加几乎完全抵消了男性工作时间的减少，因此对德国劳动力供给的总体影响是有限的。此外，在子女长大之后，夫妻双方都能更容易地回到全职工作，刺激德国劳动力的长期供给，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调查显示，许多德国人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不满意：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德国有工作的父母更多地认为工作影响了他们和家人相聚的时间。尽管有年幼子女的父母更希望自己的配偶减少外出工作的时间，但德国人越来越倾向于让有年幼子女的母亲获得工作：61%的德国人认为，对于子女在3岁以下的家庭，应当支持夫妻双方都工作。许多父母还认为企业可以采取更多措施，协调雇员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政策建议
继续鼓励更多的父亲休育儿假。德国2007年的育儿假制度改革极大促进了“工作-家务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平衡，增大了母亲重返工作岗位和父亲选择育儿假的可能性。2015年的育儿假改革通过经济激励措施，鼓励夫妻双方在至少4个月的时间里，每周从事25—30小时的工作。但政策的效果需要持续关注：是否有助于父亲减少全职工作时间和母亲增加工作时间。
继续加大对幼儿保育的投资，增加儿童保育服务。初为父母是夫妻确定“工作-家务劳动”分工的关键时期，想要使夫妻双方在关注家庭的同时安心工作，提供充足的、负担得起的幼儿教育和照料（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ECEC）十分必要。在过去的15年中，德国的公共投资大量用于ECEC。但即便如此，仍有部分地区的ECEC供不应求，还需持续增加投资和更灵活地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
相对于ECEC的投资，校外照看服务（OSH）更应迎头赶上。儿童进入小学后，儿童保育问题仍然重要，德国需要加大投资力度，提供更广泛的服务（在学校的假期期间也应提供），帮助有学龄儿童的父母更好地安排全职工作与家庭生活。
调整税收优惠制度，以鼓励夫妻平等地从事工作。大约三分之一的OECD国家通过个人累进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夫妻平等分配工作，而德国目前的联合所得税制度恰恰相反，当家庭的第二个成员（通常是配偶）也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家庭税负会急剧增加（除非从事的是minijob）。改进的建议是为家庭的第二收入者提供单独的免税额。
继续推动家庭友好政策，使工作安排也能有益于家庭生活。比如减少全职工作的工时、鼓励父亲休假、远程办公、弹性的工作计划等。
政府应当通过公众宣传运动、树立榜样人物和其他传播手段，让更多民众认识到家庭中平等合作的好处。促进父母平等分担子女责任，对家庭生活和家庭福祉是有益的，还能产生一系列无形的社会福利（例如，和谐的父子关系、代际间的性别平等、工作-生活平衡）。父亲和母亲更平衡地分担工作和家庭责任，可以使家庭成员拥有更多的共处时间，并使两性都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充分发挥其潜力。如果父亲和母亲都能在子女年幼时临时性地减少全职工作时间，等子女长大后再全力以赴追求自己的事业发展，这将显著地降低性别间的工资和养老金差距，保证两性的劳动力供给，从而实现未来的包容性增长。（文献来自《国际社会保障评论》Adema W,Clarke C,Frey V,et al,“Work/life balance policy in Germany:Promoting equal partnership in families ")
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
标签：平衡点论文; 德国论文; 生活论文; 公共政策目标论文; 家庭政策论文; 性别平等论文; 夫妻双方论文; 经合组织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