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几个问题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太是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由泰国货币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逐步扩散至韩国和日本，使多年来一直被看好的“太平洋世纪”的光环蒙上阴影，人们对其成因的分析已颇多，本文仅对其蕴含和引发出的问题谈些看法。
世界经济增长的有利外部环境蕴含严峻挑战
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新时期，在全球范围，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国际投资加快流动，区域化、全球化、自由化不断推进。人们对世界经济进入一个较长增长时期的前景充满信心。
世界经济发展时期，其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外在环境方面，人们看得更多一些，更受鼓舞一些。但是，经济发展时期竞争也最为剧烈，各国还未充分感受刚刚结束的冷战欢欣，就迅速被拖入发展经济需要面对的竞争之路，可以说始料不及。这种竞争具体表现在：（1 ）各国竞争的舞台直接面向全球。国内市场国际化与国际市场国内化更为突出。面对竞争范围的扩大，任何一个企业，不进则退，失去国际市场，国内市场更难自保。（2）竞争对手更多更强大。 竞争对手特别是西方国家为进行全球角斗，展开一波一波的强强合并浪潮，跨国企业倚其实力加快推行全球战略，在各国市场上攻城略地。（3）竞争领域更为集中。 如今的世界市场，制成品已占80%以上，先导产业加快转向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领域，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正是薄弱部门，竞争力不强，所受冲击增大势难避免。显然，外部环境有利作为一种机遇，对具体国家而言也远非具有一样的效应，如何才能驾驭机遇，或者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充分而恰到好处地利用机遇，更成为各国同时面临的甚至更为严峻的挑战。
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失序是危机始作俑者
近年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通道并不顺畅，有序竞争的格局受到冲击。其表现：首先，美国经济活力再现，竞争力上升，其他国家产业升级相对缓慢。美国经济率先走出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在结构调整和企业创新求变方面抢先一步。当日本等发达国家尚在汽车、电子、电视、化工、造船等产业上苦寻调整之道时，美国在代表世界经济前沿产业的信息领域大举投资，从而一举确立新的产业优势，把80年代步步紧逼自己的德国和日本抛在后边，甚至大大拉开了与80年代被称为美国最大“经济对手”的日本的距离。按1990年价格计算，美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差2.3万亿美元，1995年扩大到3万亿美元〔1〕。
其次，美国产业调整超前，但产业转移的重心不在亚洲。作为产业转移传导体之一的外国直接投资近年来增长迅速，亚太地区也成为吸引外资的热点，但美国对外投资重心仍在欧洲。8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甚至一度不及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1996 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亚洲居欧洲和拉美之后。而对亚洲的出口则迅速增长。显然，在推动全球技术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对亚洲的辐射作用仍然有限。
再次，相对美国而言，日本产业升级滞后，使之与过去受其带动的东亚、东南亚“雁阵发展”的产业落差缩小，“四小”与东南亚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及地区产业蜕变的外在推力弱化。例如，日本对东南亚和中国的电子产品的投资几乎是同步扩大和进行的，日本汽车在力保市场阵地时，韩国大宇却显示出勃勃雄心，抢关夺隘。面向出口的韩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直接竞争者，在电子、汽车、钢铁和化学等许多领域正在同日本展开竞争。产业落差的烫平，并没有使该地区由过去的垂直分工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水平分工，各成员竞争的相对优势不如过去突出，却依旧挤上狭小领域竞争的不归路。从这种态势看，把东南亚金融危机归罪于人民币贬值，使中国竞争力加强，从而限制了东南亚国家出口的说法，与推论出80年代崛起的日本，其竞争力加强导致1987年10月华尔街股灾的结论一样，显然是极为荒谬的。它虽然具有欺骗性，却没有事实根据。从实际情况看，1994年人民币贬值后，近三年约升值了25%，而日元自1995年起则一直在贬。即使从较长时期看，已有较大幅度贬值的人民币与日元贬值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这主要是中日两国、日本与东南亚出口结构不同，但日元的贬，意味着美元升，与美元挂钩的东南亚货币也处于升势。从这个意义上看，日元的贬与人民币的贬效用一样，同样不利于如果说是与中国处于同一竞争力层次的东南亚的出口，但西方一些媒体并没有把日本指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纵火者”，这个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危机主要起因于经济方面非经济性因素不可忽视
从表象看，金融危机是一个纯经济、金融问题，成因很多，如信用过度扩张、举债过多、资金投向不合理和政府不当干预等。但引爆物则是投机者寻隙过度炒作。国际投机者使用的以小博大，本来是金融创新中的一种衍生工具，意在规避风险。它是80年代才在发达国家出现的新事物，这其中所谓的“小”，一般数以十亿美元计，投机时可以进行超过其规模10倍20倍以上的交易，对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最大的发达国家外汇和证券市场仍然难以掀起大浪，但对相对弱小国家而言，即使10亿美元的投机资金，扩充后的能量也势将玩弱小国家于股掌之中，此非健康的国际经济生活所允许，更不是纯粹的经济范畴问题。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绍罗什之类国际投机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矛头所向甚至可引伸到政治、道德、文化和历史等方面。国际经济矛盾在政治领域时隐时现，正如国际政治矛盾一定程度上体现经济利益冲突一样，经济利益的政治化时常跃上台面，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
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发生多起，但重灾区在太平洋地区，共发生了三起。一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二是墨西哥比索贬值，三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泡沫破灭之时，正值其经济处于崛起的高峰期，GDP逼近美国的70%， 与世界最强大的美国经济差距急剧缩小，挑战美国经济霸权的能量大增，日美经济摩擦愈演愈烈；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时，是其刚加入经合组织，获得发达国家资格不久，特别是被拉进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在移民、环保等问题上与美相持不下之时，便遭到大规模金融风潮的袭击；泰国铢等东南亚货币受到狙击时，则是这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实力渐显之际，东亚、东南亚与美在诸多问题上时有矛盾，在经济上甚至提出要搞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东亚核心论坛，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霸权面临被进一步削弱的危险。回顾这三起危机发生的时机与后果，值得玩味。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金融危机影响是广泛的，任何国家都难以完全避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个中的基于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当事国如此，即使对最有实力的美国也有影响。比如说，东南亚货币贬值使该地区有可能增加对美出口，美国也可能因进口增加导致贸易赤字进一步上升。但实际上，这种影响的估计可能过高。由于从东南亚到韩国和日本货币一片贬值，这种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的效应很大一部分可能会相互抵消掉。从其他方面看，美国由于拥有巨大经济金融实力，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地位作用突显出来，在国际货币体制中的发言权也增大了，甚至在战略利益上也有所斩获。这虽然有意想不到的一面，但在危机发生后，亦在可想之列。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挑战是很有戒心的，90年初日元对美元大泻时，隔岸观火，见死不救，甚至通过降息落井下石，迫使日本加息，日本高地价、高股价的弱点承受不了加息压力终使股灾开始，泡沫破灭。直至今日，日本股市指数尚未恢复到90年的水平。泡沫经济是日本畸形发展形成，其破灭也是早晚之事，但就外部因素而言，捅破泡沫的“合理进攻”者当是实力相对较大的国家或投资者。我们虽不能说美国故意要趁机压压日本，但客观上日本金融灾难确实使其挑战美国的锐气大大下挫。危机过后，日本经济陷于停滞状态，追赶美国的后劲弱化，与美国差距拉大，挑战美国经济霸权的实力大损，甚至经济金融政策受到美国牵制，日元涨跌在一定程度上也深藏着“美国因素”。
墨西哥货币贬值后，美国出于政治、经济抑或地缘战略考虑，迅即出巨资予以援助，美国金融势力对墨影响大增，并对整个拉美产生较强的辐射效应，美“后院”相对趋稳；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美国并未急出援手，而是采取静观态度，没有象对待墨西哥危机一样，挽危机于蔓延。直到越发不可收拾，才在APEC会议上决定要“合作”以缓解问题。东亚从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为西方大国利用危机砍掉“虎国”利爪提供了机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提供的援助，附有的条件就是放弃从日本学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西方认为：“亚洲的傲慢已丧失殆尽，美国的傲慢正在迅速取而代之。”〔2 〕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机制的依赖性陡然增大，意味着“经济主权的丧失”。亚洲自主性发展受到新的挑战，美国可能加强争夺对东亚经济事务的主导权，其苦心经营的亚太战略有了更强的实力支持。
东亚模式并未过时亚洲价值观将重现活力
东亚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东亚模式，为寻求脱贫致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好的样板，长期以来为一些国际组织所肯定。金融危机的发生，亚洲经济发展受到的巨大挫折，使有些人认为是亚洲模式和价值观导致了亚洲的经济危机，甚至认为“亚洲的经济模式已经过时”。
这种观点显然有失之偏颇之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从东亚模式的特点说起。它可以归纳为：一是外向型经济。在发展经济方面，国民经济围绕出口运作，重视出口。二是高储蓄、高投资。东亚国民讲究节俭，因而储蓄率居世界之最，投资基础雄厚。三是政府与市场结合。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突出，又注意充分的市场调节。四是协调性。注意经济发展与政治的稳定、所有者与经营者、管理者与劳动者、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等多方面的协调。这种模式，不论承认与否，它支撑了东亚近20年经济快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达8%以上。
东亚模式有些特点是独创性的，某些方面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迹可寻。西方一些国家认为，东亚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与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这应该说是偏见多于事实。在发展经济方面，各国政府作用是在加强而非削弱，宏观调控作用更是如此。欧盟要建立央行，实行统一货币，宏观调控远远超出国家范围。即使是自由市场经济最典型的美国，政府的作用也十分突出。美国政府“对其自由企业制度的控制实际上比人们所知的要严格得多”。〔3 〕如果说政府与银行勾结造成腐败，这一方面确实是严重的。但是，世界各国没有一家央行是完全独立的，德国联邦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都是强有力的政治产物，不管原则上如何独立，都不能漠视本国舆论和政治情况。”〔4〕指责东亚外向型经济是重商主义更是歧视性的。 世界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已达到7万亿美元，超过一年的全球贸易额， 这不是一国和一个地区所能为的。90年代以来，美国新增的出口超过中国一年的出口规模，重视出口推动经济不是东亚的专利，甚者有的是。
显然，金融危机的发生，不能归咎于这种模式。全盘否定这种模式和东亚的价值观，其弦外之音在于要张扬西方某种模式或价值观。当然，也要看到，象任何事物一样，固定不变总会缺乏活力。东亚模式也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政府要更多地依靠法制而非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为此，政府职能要更多地为健全经济发展的环境服务，包括法律规则环境和产业发展的内在环境。企业应该从靠政府或靠政策更多地靠市场，在市场竞争中成长。重视出口而不为出口而出口，要在出口中提升产业结构，更要注意国内市场的需求的开发利用。重视出口创汇而不唯图外贸盈余，美国和日本在贸易上的情况（美国巨额赤字，日本巨额盈余），并不能说明其经济的相关关系。进口用于生产而非消费，实际上也是一种投资。重视引进外资，更要注意结构与形式，产业政策要明确，更根据新情况引导资金流向。
东亚模式的功绩值得充分肯定，其合理内核要继续发挥，宜以金融危机为契机继续加大力度作必要调整。由此，东亚模式仍有前途，亚洲价值观仍将焕发出活力。
东亚将经历较长调整期亚洲经济奇迹仍将可期
东亚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并非始于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危机前，东亚持续增长几十年的经济已开始减速，此乃正常表现，主要是为了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变劳动、资源密集产业为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实现从总量扩大推动的增长向内涵效益增强的增长转变。
东亚金融危机后，一般认为，今后二、三年该地区经济增长将进一步趋缓，应该说这是一种较为切合实际的估计。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对其后果的预计严重一些，实际上在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援助下，它很快走出危机笼罩的阴影，恢复了增长。
但是，东亚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其一，虽然我们不能简单作出此波金融危机实质是一场经济危机的结论，但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早已开始放慢，作为抬升世界经济增长的能力下降。据估计，危机的发生，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一个百分点。因而，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反过来于该地区同样不利。其二，需要援助的资金数目巨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耗尽财力”，对韩国和印尼需要提供的救急贷款分别高达57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虽作出承诺，但能否完全到位，取决于各成员是否大幅增加出资配额。其三，即使韩国得到援助，由于其银行拥有巨额的外国贷款，其中650亿美元将于1998年到期， 严峻的金融形势也是短期内难以缓解的。其四，墨西哥危机中心仅在一国范围，而亚洲危机则由东南亚及至韩国和日本，危机中心在扩散。日本股市低迷及山一证券等倒闭，并非完全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1996年底也出现过大和事件，显然仍是其泡沫经济破灭及银行证券业问题重重的进一步延伸。因此，在二、三年的短时期内，东南亚和日本及韩国能否扭转经济颓势很难主观想象。
但是，认为东南亚经济因发生金融危机将一厥不振，附和于“亚洲经济奇迹”是“明日黄花”论，也应该说是一叶障目。亚洲几十年迅速发展的巨大成就确立的经济根基，不会亦不可能毁于一旦，虽然这种挫折的影响不是短期的，甚至超出地区范围，然而推动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主流因素仍然存在，地区性合作和贸易与投资仍很活跃。再者，该地区中并非所有成员无一例外卷入了危机，即使卷入危机的国家，所受冲击程度也不一样，有的恢复活力会更快一些，包括新加坡、中国和中国台湾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就绕过了本次危机的险滩，经济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最后，金融危机可以使亚洲吃一堑，长一智，变危机为契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适合新形势下发展经济的战略与政策，通过较充分的积极调整与转变，该地区再现活力并非妄言，新的“亚洲经济奇迹”仍将可期。
注释：
〔1〕经合组织《主要经济指标》，1997年5月，第222页。
〔2〕美国：《时代周刊》，1997年12月8日。
〔3〕美国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第514页。
〔4〕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7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