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探析——以南京市调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市论文,探析论文,为例论文,公民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08)02-0085-09
一、文献回眸与研究主题
从古希腊开始，政治学理论就以倡导政治生活的价值与理想为自己的宗旨，对理想政治状态的追求，既是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批判和对现实政治制度的鞭策，更是对美好政治生活的一种设计。即使是在“价值中立”原则盛行的行为主义时期，也仍然存在着一些明确的价值观取向，正如奇尔科特所言，“行为主义者依靠自身的方法论与定量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种社会的推力是专家治国的和失去个性的。与此相对照，对国际事务的解释却奉行一套冷战的两分法：一边是民主和仁慈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边是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国家”[1]29。帮助人们做出价值判断，在不同的政治体系和政治规则中进行取舍，是政治学研究的目的，而理想的选择和取舍，正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愿望，使得政治分析“不可避免地需要有根据的想象，需要受知识引导、超越已经获得的真理的思辨，需要乌托邦的设计和冥思，需要愿意面对太容易设想的解决办法而为不可设想的选择作艰苦的思考”[2]200。
而就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引入与拓展而言，其意义首先即在于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推动了政治学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价值”与“事实”的融合。20世纪社会资本概念从提出到在各学科领域的盛行，是与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运动密切相关的。1968年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伊斯顿在年会上发表了《政治科学的新革命》一文，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状况进行反思与批判。他呼吁政治学家要负有政治的责任，要把研究重心从方法和事实转到“价值”中来，这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开端。正是这场革命，在重新重视对价值的研究中，发现西方社会存在严重的社会信任问题。正如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复兴和衰落》一文中所指出，当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正是美国人对公民结社运动的热衷使这个国家的民主具有空前的运转能力，而罗珀组织的调查表明，现在美国自愿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与公民社团的人数显著减少，美国人开始从精神上远离政治和政府[3]。正是在政治学界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和政治学中理性主义范式的复兴之中，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长起来。帕特南等学者对传统政治科学中的“价值中立”理念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最重要的价值是公民美德、公共精神、合作、参与和社会责任感等，而这些价值观也正是社会资本理论所推崇的。另一方面，帕特南继承了行为主义方法论的优秀遗产，在20年来对意大利地方政治调查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的实证资料，并进行了娴熟的分析处理。但是，帕特南并没有局限于上述数据分析，他将经验研究上升到一般理论，进行富有哲理的定性分析。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帕特南使社会资本成为新颖独特的、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政治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学领域延展的意义还在于其对民主政治的强大的解释作用。对于民主政治而言，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也为其找到了“走向善治”的理由。当代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的发展问题。学者们就其标准、原则、程序、效果等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与讨论。由洛克奠基，尔后经孟德斯鸠、卢梭以及密尔等人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丰富和完善的古典民主理论，在20世纪初期受到了精英民主论者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等学者的挑战，20世纪中叶又受到了熊彼特、米尔斯等学者的严厉批判和大量修正，从而形成了当代民主理论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然而，经历了最近几十年的民主化之后，人们发现了选举民主与真正的自由民主之间的分歧。民主并不等同于定期选举和多党竞争，民主的改革必须从基层开始，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和参与。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而言，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而这一观点对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来说才是最根本和至关重要的[4]1-2。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及其运行必须得到长期的历史孕育和丰富的社会资本的支持。
正是鉴于社会资本对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国内外已有一些相关学者开始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来研究政治学中的公民文化问题。西方公民文化演变的历史表明，公民文化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开始孕育、生成，伴随着城市的兴起，衍生了近代公民文化。作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重要思想家，霍布斯首先在《论公民》中进行了具有现代性萌动精神的公民研究。在霍布斯之后，洛克、孟德斯鸠与卢梭进一步阐发和印证了近代公民文化精神。但是古希腊先哲以及霍布斯等后来的思想家们，更多的是在其政治或伦理思想著述中来阐述公民文化理论，而没有对公民文化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真正把公民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来进行研究，是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伯于1956年最先开始的。公民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与政治价值观，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深层文化结构。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外学者对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之间关联性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而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则更为薄弱。
国外学者中对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研究最为详尽的还是帕特南。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与结果》一文中，帕特南对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测量与分析。通过对社会资本存量与公民的宽容意识、公民的平等与自由意识、公民的守法意识以及公民的和平意识等方面的多元回归分析，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与公民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公民的宽容精神以及公民的平等与自由意识等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而公民的民主、法治、平等与自由等意识等正是公民文化的表征，因而从帕特南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发育状况对公民文化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5]。而英格尔哈特则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数据对人际信任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得出人际信任基本上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英格尔哈特还将人际信任作为测量公民文化的一项指标，考察亲民主的政治文化对稳定的民主所产生的影响[6]108。这一系列的研究均反映了社会资本的诸因素尤其是信任与公民文化之间的强相关性。
概而言之，目前对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之间关联性的研究还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在公民文化研究中还很少有学者系统地引入社会资本这个分析框架。本文在南京市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以了解真实世界中社会资本成长之现状，探讨社会资本的组成因素即信任、公民参与网络、规范的发育现状与特点，深入探讨社会资本的发展对公民文化的成长与培育究竟有何种程度的影响，挖掘出影响和制约公民文化建设的“社会资本”变量及其背后的逻辑；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阐明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对于推进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的重要意义，探讨培育公民文化的一般可行性途径，期望可以为我国其他城市的公民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可资借鉴的模式选择，为我国公民文化建设理论的创新和改革实践的深化作出贡献。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本文所依据的数据资料来自于2006年5月在南京市所作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调查”，本次调查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资料来源、抽样设计与样本资料
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多阶段抽样过程中又采用分层抽样法、简单随机抽样法、定额抽样法、系统(等距)抽样法与户内抽样法。第一阶段按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区(县)，并按定额(配额)抽样法确定每个区(县)的样本容量，第二阶段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在所抽取的各区(县)中抽取2个街道(镇)，第三阶段按系统抽样法抽取居/村委会，第四阶段从各居/村委会中按系统抽样原则抽取家庭户。最后，在从居/村委会中抽取家庭户的样本后，还要进行户内抽样，即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以构成调查对象最终的样本，这一个阶段的抽样采取“Kish选择法”进行。
考虑到样本总体的规模、抽样的精确性、总体的异质性程度以及研究者所拥有的经费、人力和时间等因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50份，最后共回收问卷478份，回收率达86.9％；在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去掉废问卷11份，还有467份，因此最后的有效回收率达84.9％①。最终的样本分布情况如下表1所示：
本次调查样本的性别、文化程度比例均与《南京市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样本结构比较接近，而其他背景变量的分布也比较合理，因此本次调查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假设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研究提出的假设之一为：信任、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这些社会资本因素与公民文化的成长与培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并由此对公民文化的成长与培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与规范等社会资本的支持，社会资本发挥着公民文化内源性基础的作用，是公民文化孕育并成功、长久运行的一项基础性、决定性的动力基础。
本研究的假设之二为：性别、年龄、收入、职业、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居住时间以及居住地区等公民背景变量对社会资本的发展均有一定的影响，并导致社会资本在这些方面分布不均衡。
(三)主要研究变量的操作化测量
本研究在测量“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时，主要采用“封闭式”(Close-ended)设计问卷格式，问卷主要以李克特式五点量表(Likert-type Scale)和五点式选择题组成。本研究的主要变量及其测量情况如下：
以公民背景变量为控制变量。即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月收入、居住时间与居住地区这些背景变量为控制变量，以分析不同背景变量的公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是否有显著差异。
以社会资本为自变量。本研究采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与规范三个维度出发，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而在这三个维度之下，又分为更为具体的维度和指标：
首先是对信任的测量。在本研究中，将信任分解为人际信任、公民对媒体的信任以及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三个维度。人际信任主要是对普遍信任度与特殊信任度进行测量；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则是测量公民对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与因特网这五种媒体的信任状况；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即测量公民对政府以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
其次是对公民参与网络的测量。公民参与网络主要是测量公民的公共精神，如公民参与精神、公民自治精神、公民志愿精神等。具体的选择题例如“您愿意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听证会吗？”选项为“很不愿意、不太愿意、无所谓、比较愿意、很愿意”。
最后是对规范的测量。如前所述，本研究中规范主要是指非正式制度，规范进一步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维度：道德规范、互惠规范、伦理规范(主要考察公民对一些俗语以及对日常生活中一些行为的看法和观点)。例如“您是否同意‘现在讲竞争，雷锋精神过时了’这种说法？”选项为“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以公民文化为因变量。如前文所述，公民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政治认知、公民政治态度、公民政治情感与公民政治价值观，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深层文化结构。参照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1989)以及其他学者的公民文化测量问卷，对公民文化进行如下的测量：
首先，将公民政治认知分解为以下几个维度来测量：公民对中央领导人、对地方政府领导人、对重大政治事件、对国外政治知识、对我国国家机关基本职能、对自身权利与义务、对政治符号以及对民主等的认知。公民政治认知部分由13个单项选择题组成，例如“您知道南京市现任市长是谁吗？”选项为“蒋宏坤、李源潮、罗志军、梁保华、不知道”。
其次，将公民政治情感主要分解为以下几个维度来测量：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感，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与自豪感，公民对党的情感，公民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某些政治现象的情感和反映。公民政治情感部分由8个单项选择题组成，采用李克特五点式量表和五点式单项选择题的形式。
再次，公民政治态度主要分解为以下几个维度来测量：公民对党的认同，公民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公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公民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评价，公民对重大政治问题的态度和评价，公民对当地政府民主政治改革进展情况的态度和评价。公民政治态度部分由1个李克特五点式量表和3个单项选择题组成。
最后，公民政治价值观主要从两个维度来测量：公民对政治本身的价值判断与公民的政治信仰。公民对政治本身的价值判断，即公民的民主与法治观念、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观念、公民的自由与平等观念等。公民政治价值观部分由2个李克特五点式量表和4个单项选择题组成。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呈现
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资本的发育程度决定公民文化的发展水平，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对现代公民文化的形成影响是相当大的，这可以从下文社会资本对公民文化之影响的回归分析来考察。对社会资本各因素与公民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分析，主要是以社会资本中的各因素为自变量，以公民文化各要素为因变量，采用强制回归法(Enter)作多元回归分析，以考察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公民政治认知之影响的回归分析
正如阿尔蒙德所言，“民主能力与拥有关于政治问题和过程的有效知识以及在问题和制定影响政策中运用知识的能力是紧密相关的”[7]117。政治知识在现代公民文化成长中的重要意义由此可窥一斑，那么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公民政治认知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如前所述，社会资本主要分为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与规范三个维度，而信任又分为人际信任、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以下简称政府信任)、公民对媒体的信任(以下简称媒体信任)三个维度，分别给这五个维度下的选择题选项赋值，例如对“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值为1-5分，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人际信任、媒体信任、政府信任以及公民参与网络、规范部分选择题的平均得分(均值)。公民政治认知均值的计算方法则是对于公民政治认知维度下的各选择题，如果选择正确则赋值为1分，如果选择错误则赋值为0分，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公民政治认知均值。在此基础上，作人际信任、政府信任、媒体信任、公民参与网络和规范对公民政治认知的多元回归分析，分析后得到以下结果：
由表2可知，回归模型的调整的确定系数R[2]为58％，说明模型中的自变量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因变量公民政治认知有很大的影响。F值为92.509，对应的概率P值等于0.000，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1水平下统计显著。从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来看，回归方程中的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选择显著性水平为0.05，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人际信任、政府信任、媒体信任、公民参与网络对公民政治认知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人际信任、政府信任、媒体信任、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认知都有显著的影响。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表明，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认知的影响是最大的(0.315)；其次人际信任对公民政治认知的影响也比较大(0.214)；再次是政府信任度的影响(0.142)；而媒体信任度对公民政治认知的影响相对较小(0.101)。
(二)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公民政治情感之影响的回归分析
公民政治情感均值的计算方法是对公民政治情感维度下的选择题根据五点式选项来计分，例如对“很没信心”、“较没信心”、“一般”、“较有信心”、“很有信心”分别赋值为1-5分，然后将所有题目合并之后再计算各题的平均得分。通过多元回归对影响公民政治情感的社会资本因素进行分析，其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3可知，回归模型的调整的确定系数R[2]为59.2％，说明模型中的自变量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因变量公民政治情感有很强的解释力。F检验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0.01，说明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非常好。从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来看，回归模型中的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政府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与规范对公民政治情感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在各种社会资本因素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以及规范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情感的影响较为显著。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表明，规范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情感的影响最大(0.318)；其次是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情感的影响(0.312)；最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公民政治情感也有比较大的影响(0.204)。
(三)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公民政治态度之影响的回归分析
虽然公民政治态度也属于一种价值判断，但正如洛克奇所言，“态度不同于价值之处在于，它是围绕一个特定的对象或情景形成的某些信念的组成……而另一个方面，价值只是某种特殊的信念，它指的是一种期盼的行为模式或一种超越于其上的目标状态，用于指导行为、态度、判断及不同对象与情形的超越于当下目标的比较等等。一个价值是一种标准，而态度却不是”[8]7。分析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公民政治态度的综合影响，公民政治态度均值也是对公民政治态度维度下的选择题根据五点式选项来计分，然后计算所有题目的平均得分。在此基础上做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回归分析，得出以下分析结果：
由表4可知，回归模型的调整的确定系数R[2]为51.1％，说明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公民政治态度有很大的影响作用。F值为71.260，对应的概率P值等于0.000，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1水平下统计显著。从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来看，引入模型的各个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政府信任、媒体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以及规范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因此，在各种社会资本因素中，政府信任、媒体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以及规范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态度有显著的影响。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可以看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最大(0.327)；其次是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影响(0.254)；再次是规范社会资本的影响(0.198)；最后，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态度也有一定的影响(0.152)。
(四)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公民政治价值观之影响的回归分析
诚如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说的那样，“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认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9]435。可见，制度移植的背后缺乏公民的民主、法治等公民政治价值观的支撑，将不利于民主与法治等制度的建构。分析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综合影响，公民政治价值观均值的计算方法同样是对公民政治价值观维度下的各选择题的选项分别计分，然后计算所有题目的平均得分。在此基础上，作社会资本各因素对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5可知，回归模型的调整的确定系数R[2]为60.9％。说明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即人际信任、政府信任、公民参与网络可以较好地解释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各个方面。F检验统计量对应的概率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因变量与自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建立线性模型。从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来看，引入模型的各个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在影响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各种社会资本因素中，人际信任、政府信任以及公民参与网络对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这三种社会资本因素对公民政治价值观有显著的影响。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可以看出：公民参与网络对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最大(0.412)，其次是人际信任度的影响(0.202)，而对公民政治价值观影响相对较小的则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0.150)。
(五)影响社会资本的各种因素的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从以上的强制多元回归分析中可以发现，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与规范这些社会资本因素对公民文化各要素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而社会资本的成长与发育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公民的文化程度、收入状况以及职业等不同，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则有明显的差异。下面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政治面貌、月收入、居住时间与居住地区等公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分别以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与规范为因变量，分析哪些背景变量会对社会资本各因素产生更显著的影响。以公民背景变量对信任的回归分析为例，逐步引入(Stepwise)各个背景变量，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a参照类别为中共党员；b参照类别为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c参照类别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在所有的背景变量对信任之影响的逐步(Stepwise)回归分析中，表6的回归模型中的各变量均达到了统计显著性水平(P＜0.1)，说明这些背景变量对信任社会资本都有显著的影响。调整后的确定系数即模型的解释力R[2]为58.9％①，这表明这些显著的背景变量对信任社会资本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因此，在影响信任社会资本的所有背景因素中，信任社会资本在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和政治面貌这些方面的分布比较不均衡。
同样，在所有的背景变量对公民参与网络之影响的逐步回归分析中，回归方程为：
回归方程表明，在所有背景变量中，年龄、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和政治面貌对公民参与网络的影响比较显著。这表明在所有背景变量中，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在年龄、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和政治面貌这些方面的分布较为不均衡。
而在所有的背景变量对规范之影响的逐步回归分析中，回归方程为：
回归方程表明年龄、收入、文化程度和职业对规范社会资本的影响比较显著。这说明在影响规范的所有背景因素中，规范社会资本在年龄、收入、文化程度和职业这些方面的分布很不均衡。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背景变量对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网络这三种社会资本因素的回归分析中，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和政治面貌对信任有显著影响；年龄、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和政治面貌对公民参与网络有显著影响；年龄、收入、文化程度和职业对规范社会资本有显著影响。因此在所有背景变量中，收入、文化程度与职业这三项背景变量对信任、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这三种社会资本因素均有显著的影响。
四、研究结论、相关讨论与研究局限
“人们普遍相信，政治价值观的三驾马车——自由、平等和博爱——是民主之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每一个都很重要，但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10]而平等、博爱恰与信任、互惠合作等社会资本的价值规范在内涵上相一致，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它们是“在功能上的等价物”。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指出，正是由结社传统、信任和合作组成的社会资本促进了善治和民主机制的有效运转，民主政治体制和民主型公民文化的有效运作，必须得到丰富的社会资本的强大支持。以上对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关联性以及影响社会资本的因素进行了充分而详尽地剖析。分析表明，社会资本的三种因素即信任、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都对公民政治认知、公民政治情感、公民政治态度、公民政治价值观有比较显著的影响。但是其中必然有某些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通过多元线性回归中的强制回归法(Enter)可以发现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即信任(人际信任、媒体信任、政府信任)、公民参与网络、规范对公民文化各组成要素影响力的强弱：
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公民政治认知的回归分析中，人际信任、媒体信任、政府信任、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认知有更为显著的影响。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表明，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认知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是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度的影响，而媒体信任度对公民政治认知的影响相对较小。
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公民政治情感的回归分析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公民参与网络以及规范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情感的影响较为显著。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表明，规范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情感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是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
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回归分析中，政府信任、媒体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以及规范对公民政治态度有显著的影响。从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可以看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是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与规范社会资本的影响，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对公民政治态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对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回归分析中，人际信任、政府信任以及公民参与网络对公民政治价值观影响显著。由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可知：公民参与网络对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际信任度的影响，而对公民政治价值观影响相对较小的则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与培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社会资本的形成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有利于公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有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社会资本的充分发展是在善治目标导引下，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所有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网络和互利互惠的规范必定会促成现代公民文化的文明状态。因为只有在公民乃至整个公民社会中普遍具有团结、互助、合作与信任的公共精神，具有高度的自治意识、志愿精神和参与意识前提下，公民社会才能作为公共治理的普遍主体参与到对话和协商中去，由此也促成了现代公民文化的成长与培育。总之，公民文化的成长与培育需要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与规范等社会资本的支持，社会资本是公民文化孕育并成功、长久运行的一项基础性、决定性的动力基础。社会资本发挥着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之内源性基础的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的社会资本基础”。
公民文化的基础是对公民文化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的动力性条件。它是民主成功运行所不可或缺的前提。从这一点来看，公民文化的经济基础、制度基础以及社会资本基础，都是符合公民文化基础特征的，因此，它们都可以看做是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的基础。这也就意味着，公民文化的基础不是单一的，有多个基础。而另一方面，本研究认为，各公民文化基础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即它们在促进公民文化成长和发展方面的作用是一样的。具体来讲，经济变量、制度变量和社会资本变量等对于公民文化而言，都只是一个必要因素，它们都是公民文化成长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的时空社会环境中，有的基础发展厚实一些，有的基础发展薄弱一些，因此其对民主建设发挥作用的程度不同、方式不同，在政府主导的民主建设过程中的优先性不同。忽视哪一个基础都不利于公民文化的健康成长。就南京市民主建设来看，经济基础、制度基础相对厚实一些，而社会资本基础则相对要弱一些。因此，南京市公民文化的成长与培育需要促进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南京市政府需要投入较多的力量加强对现代社会资本的建设。
福山指出，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过程，这一过程在许多方面是神秘莫测的。政府能够制定一个削弱社会资本的政策，但却很难明白如何创建它[11]13。本研究的假设之二认为，性别、年龄、收入、职业、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居住时间以及居住地区等公民背景变量对社会资本的发展均有一定的影响，并导致社会资本在这些方面分布不均衡。本研究发现，在背景变量对三种社会资本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中，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和政治面貌对信任有显著影响；年龄、收入、文化程度、职业和政治面貌对公民参与网络有显著影响；年龄、收入、文化程度和职业对规范社会资本有显著影响。因此在背景变量中，收入、文化程度与职业这三项背景变量对社会资本因素均有显著的影响。概而言之，社会资本各因素在收入、文化程度与职业这些背景层面的分布更为不均衡。
罗尔斯在其久负盛名的《正义论》中指出，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机会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12]58。尽管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建立在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理论假设条件上，但依然为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支持。实施“差别原则”应由政府承担主要的责任，以上影响社会资本成长的因素的回归分析向我们昭示，如果要致力于促进公民文化的成长与培育，重新构建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关系，就必须特别关注影响社会资本构建的各种重要的背景因素，诸如针对不同年龄、职业、收入、文化程度与政治面貌的公民，采取不同的社会资本培育政策；尤其是改善公民的收入、职业状况以及受教育状况，努力改善这些客观的背景条件以促进社会资本的成长和加强公民文化的培育。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尤其重要的是要履行职责，改进工作绩效，努力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改善社会福利水准，不断提高公民的生活满意度。
另一方面，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这些价值观本身的内涵和意义是不断发展的，必须不断探究和发掘，这离不开现代公民意识教育的作用。巴伯所言的“强势民主”就与公民意识教育密不可分：“(公民的)团结是出于公民化的教育而非同质的利益，公民态度的美德和参与制度而非利他主义或善良本性使他们能够达成共同目标并采取共同的行动。”[13]117威廉斯等学者甚至将教育背景比较良好的家庭、经济社会背景比较好的学校、有关教育事项的亲子互动这些与教育相关的内容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14]。因而由传统的道德教育转向现代公民意识教育，塑造具有民主、法治、理性、平等与自由等意识的现代公民是现代社会资本成长与公民文化培育的必经之路。政府应该注意塑造良好的公民道德和现代公民意识，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与积极的公共精神以及加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此外，政府还应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使社会管理逐步由人治向法治转型，最终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在规范政治权力的使用范围，严格限制政治权力对社会人际关系渗透的同时，发挥政治权力的正当作用。要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为社会流动创造畅通的渠道，使社会资本在整个社会自由流动，不至于形成社会封闭。概而言之，应把公民的权利落到实处，保护公民权利，同时要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倡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这样，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等将逐步深入人心，最终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使他们的生存不会因为社会资本的缺乏而陷入绝对的困境。
因此，我们研究社会资本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使传统的社会资本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转化以及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如何建构等方面。唯有如此，社会资本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面效应，促进公民文化的成长与培育。要树立正确的社会资本观念，建立起以共同理想为基础、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以团结和谐为基调的新型人际关系，由此利用社会资本推动当代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在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的进程中，还应注意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过渡性，协调好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的内在冲突，包括制度、规范、价值、关系各个层面，处理好本与末、内与外、新与旧的关系，防止传统社会资本因为与现代社会的内在冲突分散而脱节。
诚然，本研究只是对南京市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对于南京市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能代表江苏省的情况。特别是南京作为中国的领先城市，与综合实力相对薄弱、城市规模相对较小、所处地域相对偏远的城市相比，其公民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可以感受更丰富的传媒文化、接触更多元的文化撞击，也有更多样的职业体验，因而南京市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发育程度理应与这座城市一样处于领先地位。虽然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与研究结果对全国其他城市的社会资本发展与公民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并且这个地区对中国的其他城市而言，确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它不应被过于夸大，保持对研究结果的谨慎态度是必要的。所以，对本研究结果的外在效度的证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今后的研究中，仍希望可以通过扩大调研城市的数量和异质性，比如选择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的不同城市作为代表，进一步对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状况进行测量和分析。
注释：
①笔者根据本次调查的数据曾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这些论文中的问卷发放数目均为500份，这是因为由于调查员不慎，遗失了50份问卷，因此实际上本次调查共发放的问卷总数应为550分。
②随着自变量个数的增加，余差平方和逐步减少，确定系数R[2]随之增大，尽管有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线性关系不显著，将其引入方程后，也会使R[2]增加。所以R[2]是受自变量个数与样本规模影响的系数，有时R[2]倾于高估实际的拟合优度，因此在这里还是采用调整的R[2]来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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