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星空的覆盖与存留——论十七年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说对论文,星空论文,时代论文,论十七年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194(2003)04-0408-07
中国当代小说一直未中断对民国时代的叙述，并在文化语境的制约下，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产生了互不相同而又密切相关的主题话语，从革命主题、英雄话语、反思主潮到颠覆经典、大众视点、个体存在，构成了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路径、特性相呼应、相印证的另一系统，可以说，民国叙事小说带有中国当代文学全部的优劣长短。本文仅就十七年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加以概括论述。
一、言说民国的时代语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民国时期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空，尽管这一阶段与中国当代社会，即1949年10月1日以来的现实，在时间意义上前后相继，但因被认作当代中国的历史前提和实践起点，根本不可能被当代人看作是一段含混复杂的平常往事，而是致力于挖掘其中心内核并揭示它的凝聚力来源与演变过程。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国家政权体制的诞生，而且意味着领导这个新政权的政党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建立。前者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特征表现为政府资源和权力前所未有的扩张。由于社会主义纲领的实施，作为政治权力来源的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标志——财富、土地所有权、教育、年龄和宗教关系迅速衰落，而外表政治角色(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公职人员等)成为重新分配政治权力资源的基本凭据。”[1](P78)这种制度造成政治地位高于一切，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可以想见。后者则直接带来了一个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即通过各种途径向人们描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经过怎样的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又具有怎样的不可违逆的规律性。这个任务要求历史科学以客观的、规律的历史运动过程将主导意识形态体系以及它所包含的政治信念、社会历史观念体现出来；文学则负责为这种认识营造形象化的历史图景。同时，“新中国眩晕症”的迅速漫染，也给作家注入了强大的信心，认为这是对以往所有朝代的超越，且预示着一个新纪元的降临。尽管当时的社会改造运动给他们带来了某种“心理堵塞”，但对未来的热切向往，使他们根本不可能质疑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的合理性，有的甚至自觉抛弃以往的个人感想，主动用创作回应意识形态的诉求，考虑自己应尽的国家义务。
事实上，对于民国时期的社会性质、历史事件的认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文献中就已解决，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补充完善。作为政治家的他，以共产党缔造者的身份，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民国社会的中心内核，而所有描述这个时期的小说都应努力呈现这种历史面貌，还原它的经典意义。“因而，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2](P106)而当“革命历史小说”这一称谓得到广泛认同的时候，民国社会的基调和走向便由含混迷离变得明确清晰，同时革命斗争也在文学世界的“命名式”中被“历史化”了。
这样，革命历史小说的形式要素作为一种常规文化荫庇下的文学现象，最重要的便是寻找到一种既有传统渊源又能为权威历史话语提供透明而生动的历史图景的内在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必须具有将本来与现实社会有着紧密联系的题材内容充分“历史化”，将革命斗争年代的英雄业绩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充分“间离化”的功能。这就要求此种结构方式既与主导意识形态相一致，又不过分牺牲文学所特有的个人化、感性化的要求。
到哪里去寻找这种结构方式呢?传统文学资源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作家，或者说，任何作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借助传统文化资源来重新叙述时代主题。中国是个“史学”大国，二十四史卷帙浩繁，中国又是个“诗歌”大国；“史”和“诗”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各个门类，小说也不例外；陈平原称之为“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他说：“影响中国小说形式发展的决不只是某一具体的史书文体或诗歌体裁，而是作为整体的历史编纂形式与抒情诗传统”。[3](P220)“‘史传’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则主要体现在突出作家的主观情绪，于叙事中着重言志抒情；‘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结构上引大量诗词入小说”。[3](P224)“史”“诗”成分渗入小说导致了中国小说独特体式的形成。革命历史小说正是借助这种独特小说体式而营造出“历史化”文学的“史”“诗”内在结构，藉此结构来完成它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使命和意识形态效果。
另一方面，现实的文学批评也为小说规范了如何观照和书写民国历史的途径和方式。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收获的第一个硕果，它正式出版于1954年。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完成了对《武训传》的权威性批判，文艺界也开展了对包括革命历史小说《关连长》在内的一批作品的创作倾向的批判；这一切都在提醒作家一定要把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放在民国叙事的首位。此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等，都对不同程度地具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提出警告。“它不仅对被批评的当事人发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生死予夺’的作用，而且对整个文学界也产生巨大的影响”。[2](P25)
“补正史之阙”的小说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现实要求，都促使作者书写民国历史时刻意关注自己的叙事目的。“当时敌我斗争是主要矛盾，但同时交错着人民内部的矛盾，敌人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利用。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互相转化。”[4]雪克在《战斗的青春》中要表现的与毛泽东的《矛盾论》毫无二致。欧阳山则认为《一代风流》有这样的功效，“如果有人仍然坚持中国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谜，他也不难从这些故事里面，找出他所需要的谜底”。[5]梁斌也在《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中就人物设置、事件选取披露了叙事目的对小说构思的制约：“为了突出朱老忠这个人物，小说开头就有必要加强他与地主阶级的冲突矛盾。也曾考虑写一些催租逼债的情节进去，……才写了鸟儿事件。”“对于张嘉庆，我把他当作地主家里的少爷出身的革命者来写。……在写长篇时，增写了他母亲的出身和遭遇。不然，人物的思想形成就没有来历和基础。”[6]这种依从于权威意识形态的叙事目的，使作者放弃了对散乱含混的生活形态的体察思考，漏掉了从几乎察觉不到的缝隙中流露出来的生命真味，也根本失去了以政治、家族、婚恋为材料，“穿越”文化与政治的功利要求而建立个性化的民国历史画面的可能性。
当然，最触目的便是为了完成意识形态任务而不断修改和再版。《红岩》的第二稿本来“既未掌握长篇的规律和技巧，基调又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经过共青团中央、中共重庆市委领导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一再启发、指点和讨论，第四稿的《红岩》终于“找到了高昂的基调”，整个作品的面目“焕然一新”。[7]正如洪子诚先生所概括的“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主义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了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2](P107)这种阅读效果、文学批评对创作的过度支配，带来了对民国叙事的规范化，即叙述内容的类同化和叙述方式的相似性，对此，吴义勤师有过真切的描述：“某种意义上，那个时代的长篇小说更多的只是对当时历史与现实的演绎，是别一种历史的方式，完全可以把它作为历史来读。它们的文学价值却也几乎是相同的，在对某一作品的思想、人物、艺术特色进行过分析后，我们就无法对其他众多作品进行分析了，因为它们实在太近似了。”[8](P100)
这种近似性来源于小说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使命，当时的作家，由于文学传统和现实规范的双重制约、提醒，只有在权威历史话语以及一系列与之相符合的形象化的历史图景和自身感性历史经验相协调的前提下，施展自己的想象与艺术才华，出现了三种作品类别：一类侧重于“史”，这里的“史”不仅指作品表现大的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指作品自觉地追求中国传统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效果，执著于探索民族化、大众化的叙事方式与叙事手法，它以《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一系列作品营造出新时代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革命历史演义和革命英雄传奇。另一类作品侧重于“诗”，孙犁的《风云初纪》以充满诗情的笔触表现天翻地覆的斗争生活，茹志鹃的《百合花》在“规范性主题”的成功表达下，将对世界的理解点切入了“新媳妇”内心深处的人性触角，从而具有了超越时代局限的艺术力量。此外，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萧平的《三月雪》、王愿坚的《亲人》等，都以抒情性的叙述方式来表现革命历史。第三类作品“史”“诗”并重，“诗”“史”融合，这一类代表了十七年小说民国叙事的最高成就。《红旗谱》将家族恩怨纳入阶级谱系，《青春之歌》将知识分子的人生探索历程和革命道路相结合，《红日》全景式地描述了人民军队由曲折到胜利的战斗历程，《红岩》也在胜局已定的大背景下塑造受难的英雄。这些小说共同构成了十七年民国叙事的话语系统，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特定的话语资源。
二、革命主题对民国时代的简化
准确地说，革命历史小说对“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的借助，目的仍在于服务现实政治，是为了建立一种与权威历史话语相辅相承的形象化历史图景，使革命斗争活动成为民国时期的中心内核。这也使它们所形成的三种类型，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具备本质的不同；其实，这些小说在深层的叙述内容和叙述方式上，具有更多的同质同构性。
叙述内容上的特点，表现为意识形态要求对民国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的整合与简化。
其一，革命主题对社会构成的简化。这些小说依据城乡民众的贫富差异，强化他们之间的冲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归流于政治斗争、国共之争，最后出现经济实力——革命性——道德品质的直接勾连。《红旗谱》中朱、严两家贫农，家族成员先后加入共产党；冯家为地主，父子两代皆与官府、国民党结盟，双方都未出现叛逆自己阶级的人物；就连狭隘的老驴头也在雄辩的事实面前有所转变并最终觉悟过来，加入到自己的政治行列。《苦菜花》虽然描写了地主王柬芝献地、办义务小学等开明行为，但骨子里与侄子王竹一样仇恨革命，只是更善于伪装而已。至于娟子一家成为革命之家，更是阶级本性的必然选择。且不说民国时期有怎样复杂的三教九流和微妙的人际关系，单是二元思维的阶级对立，就遗漏了多少活生生、脆弱、颤抖的“历史”!
对这种遗漏有所弥补的是孙犁，在他的小说中，“革命”、“战争”没有表现为阶级冲突，而是表现为给民间的淳朴人性提供一种充分展示的特殊环境。《山地回忆》中，作者以情感化的想象，创造出了冀中山区战火中的生命形式和人际关系，妞儿的刀子嘴豆腐心，“我”的善解人意；一双麻纳的袜子成了人们相互关怀与温馨回味的凝聚物，使我们体会到了流贯于生活过程中的人间烟火气息和生命质感。当然小说也可以归入山区百姓热爱子弟兵的主题，这是作品能够发表的所在。但这种对革命的抒情化处理在当时未能获得较高评价。
其二，革命主题对爱情的整合。林道静经过一番情感挣扎后，终于离开余永泽去追随革命；而春兰从运涛那里知道革命道理后，便穿上绣着“革命”的蓝布褂走进药王庙会，以对“革命”的向往表示自己对运涛的爱情，但这为她带来了不检点之嫌，运涛的反应是“并不因此嫌弃她，他更加骄傲，只有他能培养出这敢于向旧社会挑战的人来。”可见，运涛的骄傲主要是出于作为革命导师的身份，而非基于两人的恋爱。再听《苦菜花》中娟子和姜永泉新婚之夜的耳语：
“秀娟，你这样爱我，我心里真……你比谁都疼爱我。”……
“还提这些做什么呢。永泉!我还不是有你才走上革命的路吗?这些都是有了党才有的啊!”
在此，我们既不深究这些言谈有多少可信性，也不责备女性被赋予的“追随”革命恋人的不平等角色，而是要看到这种男性因革命而获得爱情、女性因爱情而追随革命的情节已成为一种情感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把原本生动、微妙、虚实相应、百感交融而又无可规范的爱情体验，粗率地整饬、收归于狭隘的革命主题，并清洗净了爱情中的“色情”、“爱欲”因素，演变成依附于意识形态权宜运作的“神话”——这便是民国时期普通人的爱情，在十七年小说中必然要承受的历练和“提升”。
小说里的女性都在矛盾之中选择了革命，而《红豆》(1957)因写出了江玫拒绝她可能仍深爱着的齐虹的艰难历程而显得难能可贵，正是江玫的灵魂内部矛盾与张力使《红豆》卓然不同于其他小说；但作者最后仍让江玫顺应时代的要求，放弃刻骨铭心的爱情。尽管如此，《红豆》仍因细致、动情地涉及当事人的爱情经历而长期受到严厉批判。
其三，革命主题对人类苦难的指认命名。在人类生活中，痛苦应该是普遍的，大自然带来的灾难，人的生老病死，个体要求与外在社会的冲突，人的心理需求的不断增长，阶级对立和剥削制度等，这是荦荦大端。其他如恋乡思家、怀才不遇、家庭不睦、友朋失和、事业无成……无一不是痛苦，真可谓“苦海无边”。而十七年小说在叙述民国时期的民众苦难时，只关注阶级压迫：一方面，人物觉悟的提高、斗争信心的增强都源于对苦难根源的指认，试想，没有王妈、林红等人的诉说痛苦家史，林道静能由小资产阶级知识者成长为共产党员吗?另一方面，革命者又用同一道理去发动更多的人。“春兰和运涛把桌椅移到场子中央，运涛跳上桌子，群众纷纷围拢上来。运涛：‘乡亲们!……你们琢磨琢磨看，为什么织布的穿不上衣裳，为什么种庄稼的倒吃不饱?……只因为地租太重，苛捐杂税太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这种对当前苦难的描述和启发式的设问，以及对穷人的共同敌人的命名，在十七年小说中是普遍存在的，它不仅将农民复杂莫名的痛苦以话语的方式概括命名，而且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意识。
这种指认命名，一方面修剪了人类痛苦；另一方面又渲染了这种苦难的严重性，目的在于把人生痛苦根源由本来充满各种偶然性、文化性的机缘，归结为贫富之间的对立，消灭贫富悬殊是摆脱苦难的重要途径。这样的叙述色调鲜明，却与人类生存的无限丰富性相违背，更谈不上对民国时期民众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因为革命不能免去娟子哺育菊生的苦恼、江涛失去祖母的伤心；但完成了对革命合理性的因果论证。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功利目的，使作家无法把“痛苦”当作一种本体意义上的生存境界来加以感受和表现，也使作品错失了形而上的思考和生存追问，极大地局限了小说的思想深度和审美感染力。
其四，革命主题对死亡的解释与提升。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是人作为短暂者的特征，死亡无疑是考察人性最恰当的切入口。但十七年小说在对民国的叙述中，关注的是死亡的社会问题层面，常借死亡来加深阶级仇恨，穷人因阶级压迫而死，革命者为反抗而“在烈火中永生”。于是，小说中人物的死不仅是生命周期的生理终结，更是阶级冲突的表征，死不仅是个人的、社会的事件，更是阶级之间的较量，死亡中所应有的生理感觉、心理幻想都被过滤掉了，只剩下了死亡的原因和效果。《红旗谱》中朱老忠临死前惦记的是：“咳，我这一代又完了!要记住，你久后一日，只要有口气，就要为我报仇……”《苦菜花》中七子临死前想的是“咱们穷人在社会里，早晚要被逼死，……咱们为穷人能过好日子，死的值得，死的应该，死后会有人替咱们报仇。”所有这些人物的死亡都是在因果化的逻辑要求下被预先规定好的程式，他们的死恰如喜儿的活一样，是叙事目的对客观偶然的切割整合。小说关注死亡的着眼点不在生命的珍贵短暂，也不在人临终前的肉体感受和心理活动，而在于死亡的社会意义。这样，人物的死亡便失去了偶然性，至于死亡的时间与具体方式，则不能违背主题的需要。
人物的生死存亡在被赋予某种观念的重任之后，他的心灵、意识的一部分便被隔绝了，特别是被称作“心灵黑箱”的潜意识内容被人为地摒弃了，使人物失去了朝“深处”开掘的一个立体维度。巴赫金在评价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创作时说：“这种传记体的时间，陀斯妥也夫斯基……‘超越’不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的情节，主要的是在这些‘点’上展开的。”“它的一瞬间何啻数年，数十年，甚至相当于千百亿年。”[9](P237)巴赫金这里所说的“点”就是指人的心灵的“切口”，只有沿着这一切口对人物的心灵进行深入的开掘，才能写出人物的纵深感、历史感。但由于十七年小说将人的死亡功能化、情节化，从而使对于死亡的本体化观照和体悟性表现成为盲点，对民国时代的叙述也因此未能穿透主流意识层面。
“就文学作品而言，中国文学当然不乏对死亡的描写，但死亡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情节手段，它或者是为了渲染悲剧气氛，或者是为了强化作品主题的感染性。也就是说，它呈现在作品中的主要是认识论的意义，而不是一种本体论上的生命意识。死亡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生命化的动态过程。”[10](P25)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现场中，《百合花》(1958)中“小媳妇”对通讯员之死的反应才如此令人难忘，小说直接呈现了他者的死亡在人性深处召唤出的震撼与迷失；当然“小媳妇”关怀的是解放军英雄，而不是国民党官兵。
总之，革命星空下的民国社会，人们的生死、婚恋、苦难、身份都与革命直接关联，纷繁芜杂的生活变成条理清晰、逻辑分明的图象，并沿着预定目标前进，各如其面的人对自身的历史状况了如指掌，且主动投入自己的历史岗位；而散乱的偶然、错综的人际、心灵的挣扎等都被遗留在了小说叙事的取镜框之外。
三、隐形叙述的客观化效果
相对于对叙述内容的修剪、过滤，叙述方式则极力将叙述内容进行客观历史化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即小说中的生活内容看上去不是被叙述出来的，而是实际如此，是历史的实在，是客观的真理。为此十七年小说的作者选取了相应的叙述方式。考察他们的叙述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超空间性，即叙述者在空间上完全不受限制，熟悉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感情活动，可以亲临本应是人物独自停留的地方，自由出入各色人物的内心，可以同时了解发生在不同地方的几件事，还能掌握事态全局，全知全能。《辛俊地》(管桦，1957)虽然聚焦的只是1940年抗日战争极为激烈的某一刻，但小说的叙述者对当时的革命形势有着总体把握和认识：“1940年，这个地区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城，在滦河、还乡河、冀运河一带，在永定河的东岸发展游击根据地的时候；但，这一年又是处在国际形势逆转，法国政府在巴黎悬挂白旗，迎接希特勒的军队……”类似的总体情况的介绍判断也出现在《苦菜花》、《三家巷》等小说中，这种把国际政治、国内形势等史料和判断的内容纳入叙述之内，一方面达到了把小说虚构的世界变得“真实”这个目的，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叙述、判断的权威性。又如《红旗谱》虽然叙述的焦点集中在朱、严两家，但对冯家大院不易为人所知的事物，叙述者也能洞悉：“一进冯家大院里，有像猫一样大的老鼠，有一扁担长的花蛇，把那座古老的房舍，钻成一个洞一个洞的。”超空间性叙述，提供了相关空间的各方面情况，不仅维护了画面、故事的完整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小说的整个叙述话语系统表面上看只不过是一种“转述”或“记录”历史的实际情况。“西人重‘模仿’，等于假定所讲述的一切都是出于虚构。中国人尚‘传述’(transmission)，等于宣称所述的一切都出于真实”。[11](P31)叙述者由此制造了一种记录历史真实的阅读效果。
其二，顺时序性，即叙述者在时间上完全受限制，只能顺着事件的发展作顺时序性叙事。十七年小说的民国叙事，尽管“话语讲述的时代”与“讲述话语的时代”已经分离，但叙述者并未站在当时的历史基点上叙述，而是放弃了事后审视的角度，使故事发生的时间与叙述时间基本上吻合一致。尽管《红旗谱》、《敌后武工队》等常以“那时候”“当时”起首叙事，显示出今日之言说和昨日之事件之间的心理时间空隙，但作者并没有使我们感到追忆的眼光和心理感知，而是专注于讲述昔日故事的起承转合与人物的经历命运，使我们的阅读陷入一种连贯性之中，保持着故事的完整无缺与结构的线性发展。
即使有的小说出现回忆性叙述，如《红豆》、《党费》、《青春之歌》，作者的目的也只是补充情节的完整性，为人物性格的发展提供现实动因，而不是为了体现认识的发展和视角的不同。《红豆》叙述江玫解放后回母校当干部，发现当年那颗与齐虹定情的红豆仍放在原来的位置，一段八年前(1948年)的爱情故事和人生选择遂从这里开始叙述，但江玫对往事回顾的结果与当时做出决定时一样：“我不后悔。”“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天。”这是《党费》的开头，小说对现在情况的叙述，明确地表示了小说是回忆性质的，但现实情景只是为回忆提供了某种机缘，而根本构不成对立或补充的认知。
总之，回忆性叙述所应有的叙述时的眼光和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之间的差异被轻易而无情地忽略了，由时间流逝而带来的不同认知也不可能被意识到。这样小说就无法以交错的有限或全知的角度，去透视民国历史的繁富曲折，拓展小说时空的多种可能，显示艺术世界的多重意蕴。然而却完成了自身的叙事目的，即民国生活就是这种图景，它是客观的存在，不因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从而显露出小说揭示的历史本质具有真理性、永恒性。试想，如果叙述者不依顺时间流程，而采用后设叙事，小说中的事件、人物便会因时间变化而呈现不同的面貌，从而具有立体感和相对性，读者便会对叙事内容产生质疑，这是十七年小说所极力避免的。所以，《保卫延安》描写的是1947年解放战争中的故事，对1954年来说，并非是遥远的时代，但文学历史化的内在逻辑却要求作家用过去完成时态来讲述这些故事，并在讲述中采用顺时序，使小说的所有情节都顺时态发展。叙述者、人物及读者都严格受到叙述中的时间限制，即使是回顾性叙述也不例外，这一方面给读者“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另方面也给人以历史就是如此向前流逝的阅读效果。
其三，隐形性，即叙述者在小说中是隐形的。叙述者在作品中从不显形，而只是隐蔽地摆弄、安排着情节和人物，让它们显现为生活的“真实性”。正如吴义勤师所说：“作家为了追求表现生活的‘真实性’，总是努力消除叙述的‘主观痕迹’，为小说文本制造出一种‘客观’的效果。其主要手段一是尽可能地把作家和叙事者隐藏起来，让他们退出文本，以造成一种生活‘自动呈现’的假象。”[8](P106)即使有的叙述者在文本中显形，也是站在一个超文本的位置，同时驾驭着真实和虚构的两个世界，并时常发出一些相应的评论，包括概括、判断等，形成一种“强音”，这种声音似乎不是叙述者个人的认知，而是以先知和代言人的身份把自己的一整套理论加诸文本，并用来解释错综复杂的现象和品评人物的言行。如《辛俊地》的叙述者对反面女性人物桂香的评述“她空虚的心早已丧失了德行，情的堕落便成为疯狂的追欢取乐。”这种道德化的声音，无疑发自叙述者，但这里他似乎是代表着某一集团的观念、信仰在言说，传达的仍是道德化、政治化的主题，目的仍在于制造观念化、本质化的历史假象。
在十七年小说的民国叙事中，如果说，革命主题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简化与整合了以生死、爱情、苦难、身份为核心的人的生存状态，那么超空间的顺时序隐形叙述则又使这种整合后的生活内容充分“历史化”，这就使讲述的内容变成了完全客观化的历史，讲述隐没了，讲述者也隐匿了，只有历史自在自为地绝对客观地呈现，历史由此成了一个客观而完整的封闭时空，将本来与现实社会有着紧密联系的民国时期与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件充分“隔离化”，从而在根本上杜绝了人们对这种叙事产生怀疑与质疑的可能性，这种“讲述”极力消除讲述时代印痕，其实，这种印迹斧斫的消除正是其最触目的印迹。
四、独特个人记忆的存留
革命历史小说按照权威历史话语所规范的模式进行民国叙事，从而在叙述内容和叙述方式上具有很多近似性，但独特个人记忆的存留使作者用乡土中国的生活形态作为关系项来演绎观念，在建构起一种形而上追求结构的同时，也使自己获得了最低限度的审美意蕴，从而拥有了令人感动的精神力量和相对多彩的美学风格。
这种精神力量在于，十七年小说的民国叙事几乎都为我们表现了形而上追求的艰难与崇高。主人公以被压迫者的解放为革命目标，且其思想与行动完全上升为一种信仰，这样的人物形象所具有的认同价值与楷模意义非同一般。正如康德的“灿烂星光在我上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孟子的“舍生取义”，人本身就需要一种高于肉体满足的精神诉求，它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够赋予人生以终极意义，形而上的追求使革命者克服了对生命、亲情的依恋以及权势、私欲的羁绊。《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敌人把杨晓冬带到他妈妈的牢房，妄想以母子之情动摇其意志，杨妈妈识破敌人的诡计，勇敢地跳楼自杀。其他如卢家川们主动献身于信念的精神、许云峰们临刑前的心情表白都显示了形而上追求所具有的思想和诗意，使庸常的私利生活相形见绌。这种文学阅读对一代人的思想模式和人格操守产生的巨大影响和规范作用，清晰地体现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潮作家对此的检讨与颠覆。
尽管革命的星空覆盖了民国时期的乡村中国，但那浑然的生活形态和完整的世俗天伦毕竟仍然存在着，也许作者只是想让个人记忆中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民俗风物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补充和佐料，但实际上，这些内容已构成小说叙事的血肉，它们支持那些故事得以存在和展开，并给以一定程度的生活质料感、地域色彩感。《红旗谱》中，运涛一生下来，老奶奶就在窗前挂了一块红布；朱老忠还乡，一家人围坐在严志和家的炕上吃饭，桌子上摆的是炒鸡蛋、腌鸡蛋、萝卜丝、萝卜片……这些风俗与饭菜使小说中的人物获得了某种具体性。《百合花》中小通讯员与女性交往时的忸怩憨厚使其具有了一定历史感与立体色彩，不再单调为八路军的英雄烈士。《苦菜花》中娟子坐在主席台上，结果带来“轰动效应”的不是“革命”，而是她的性别，招来了乡亲们四面八方的冷嘲热讽；这种性别歧视准确地标示出人物活动的时代与文化空间。此外《三家巷》中对乞巧节风俗的描述，《林海雪原》中对夹皮沟百姓生活场景的展示等，都使“革命”处于特定的生活氛围中，给革命一种可感知的可体验的存在方式，从而使革命历史小说在运作中将自身的美学潜能发挥得比较充分，并因此拥有了多姿多彩的美学风格：山药蛋派的质朴、荷花淀派的流丽、《烈火金刚》的传奇曲折、《红旗谱》的豪爽粗犷……。这一系列美学风格迥异的作品由于“讲述的时代”的一致性而具有同构性和亲缘性的互文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批带着独特个人记忆和特定时代痕迹的小说结成一体，营造出充分注释权威历史话语的具体可感的历史图景和有魅力的主导意识形态表象，达到了这种类型文学创作所应达到的审美创造的极致。
但就根本方面来说，为证明现实世界的合理性而进行的历史叙事很难构造成真正的艺术世界，因为艺术的功能，不是巩固现实秩序，也不是颠覆现实秩序，而是将现实文化与政治内容充分材料化，构成一个性质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独特世界，并使艺术中的心理感受有别于生活中的功利性、情绪化的感受。而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因作家的自身经历和讲述年代的需要，在想象、叙述民国时代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精神状态时，没能达到对政治文化的超越与穿透，其中的鲜活人物、质感生活也就局限在有助于意识形态观念的宣传、扩张的范围内，不再追求作品的内在启迪之功。由于大多数作家满足于依附现成的世界观、历史观来进行形象表达，从而放弃了探索自己对民国社会的个体化理解，这是这类小说的致命弱点所在。更何况当时更多的作品只是在战争背景下铺衍一些传奇性的英雄故事，根本没有达到“三红一歌”所具有的形象化。这种数量增大、篇幅增长而质量停滞的状态预示着革命历史小说的民国叙事在自我封闭的内部已埋下了消解的因子。
收稿日期：2003-06-14
标签：民国论文; 革命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艺术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死亡方式论文; 红豆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红旗谱论文; 苦菜花论文; 红岩论文; 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