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资本原始积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始积累论文,三农问题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4X（2004）04-0063-05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直接生产者因遭受强制剥夺而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转化为资本的过程，称为资本原始积累。之所以称它为“原始”的积累，是因为这种积累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积累，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形成以后，资本家把从雇佣劳动者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过程。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尽管各国所采取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即通过暴力手段，迫使小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并把生产资料和财富集中到资本家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就是用暴力掠夺小生产者的过程，体现着对抗性的关系。
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极端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现代工业比重甚低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最大限度地推动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必然是我国政府最为关心的事情，而且这种关心的迫切性，甚至超过对稀缺资源的高效率利用。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于象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倘若选择协调的、平衡的经济增长道路，即缓慢的经济增长道路，至少要经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才有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为了尽可能地缩短这个缓慢经济增长过程，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就必须暂时牺牲分配的效率，暂时牺牲农业的发展，暂时抑制市场的作用，以便迅速地动员经济力量，较快地积累工业化启动资金。这种不协调、不平衡的经济增长道路，即赶超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必然是一种指令性、强制性的经济增长。把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政府部门，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快工业化步伐，必然要通过强制性手段，迫使农村、农业、农民通过各种形式为赶超型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
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主要包括强制性低价收购农产品、强制性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强制性压低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这三种形式的资本原始积累，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带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但是其所潜伏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尖锐地暴露出来。我们应当从中引起深刻的反思，使广大农民逐步从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负中解脱出来。
二、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载体的资本原始积累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农民为工业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依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20世纪50年代，为了加快工业化步伐和迅速把国防搞上去，中国政府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道路。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选择这条工业化道路，对农业提出的要求是：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所必需的农产品数量；在价值形态上，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最低限度的资本原始积累。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从农业流向工业，从农村流向城市，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中国政府则是采取强行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来实现资本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其主要形式是对包括粮食在内的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为的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和国家工业化建设对农产品的需要，并通过制定低价收购农产品政策，把一部分农业收入转化为工业化启动资金。农产品统购不仅是农产品收购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国民收入分配方式。也就是说，农产品统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它还具有从农村转移资金的功能。这种转移资金的功能又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或者说，统购是交换和分配的统一体。1953～1978年，我国农民通过低价交售农产品，为工业化提供的资本原始积累，其金额达5100亿元，约占同期农业净产值的1/3。
以强制压低农产品购销价格为主要特征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是违背等价交换原则的，为了推而行之，势必辅之以整套强制性的配套措施。例如，在生产领域，向基层生产单位直接下达种植面积、产品品种、产品产量等指令性指标，严格控制农业生产的范围和领域，以降低统购统销农产品的机会成本，这就必然挫伤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产业政策上，限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以降低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这就必然限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流通领域，对主要农产品流通实行国家高度集中的垄断经营，限制乃至关闭城市的集市贸易，这不仅导致农产品生产无法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的需求，还激化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更谈不上农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农业整体效率的提高。这是我国农民收入长期停滞徘徊的深层原因。
改革开放前，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即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生产粮食的农民解决不了自身的温饱，城市居民的生活也相当清苦。这种局面如果不尽快加以改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首先从农村开始的。从1979年开始，国家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农业收入通过价格分配形式向外转移明显减少，这不仅有效地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相应地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与此相联系，又在否定农村人民公社基础上，解决微观经济组织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问题。把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为了逐步解决由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所造成的国家财政负担能力、粮农生产积极性与城市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理性选择粮食购销“双轨制”作为改革传统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的过渡形式。所谓粮食购销“双轨制”，指的是合同定购与议价收购相结合，以及平价销售与议价销售相结合。其精神实质是“有保有放”、“压平扩议”。所谓“保”，就是保证由国家承担的城镇户口的口粮以及军粮的平价供应；所谓“放”是指除了“保”的部分以外的其他商品粮需求则基本上放开，改为议价供应或市场销售。所谓“压平”，即压缩粮食平价收购与平价销售部分；所谓“扩议”，即扩大议价收购与议价销售部分。通过压缩粮食平价收购，扩大粮食议价收购，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通过扩大粮食议价销售，可以为减少粮食平价收购创造条件，逐步减少国家财政补贴；同时，通过相应调整工资和补贴，保证城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致下降。这是在实现粮食完全商品化、切实按价值规律要求流通前，所采取的一种过渡性措施。其最终目标是由“双轨制”过渡到“单轨制”。具体地说，平价粮与议价粮先是在两个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尔后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最终全部转化为议价粮，向着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单一轨道转变。到2004年，中国粮食购销市场已经全面放开，市场已经成为调节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基础性手段。
三、以压低农民工工资和福利待遇为载体的资本原始积累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所提供的资本原始积累，除了尚未完全消除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1979～1994年共转移收入15000亿元），还借助于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态势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制到很低的水平。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农民工”社会群体。任何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转换过程，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历着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社会分化，堪称农民分化，而农民的分化最明显的就是分化出一个独特的且人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阶层。所谓农民工说白了就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其农民身份还没有或未能得以转换又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之所以形成这一悖论，是渊源于传统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范畴，体现我国向现代化转变的过渡性特色。
在我国特定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概念，同时又代表着一种身份。农民作为一种特殊社会身份，是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联系在一起。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把农村人和城市人严格划分开来，把农民禁锢在农村社区范围内。目前我国进城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的总和（超过了9400万人）。但从身份意义上仍然属于农民。他们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仍然被认定为农民，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从农民中分化出来，不同程度地融入城市社会，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非农业生产。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城镇化的本质和内涵。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化，不仅包括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流动，还应包括近年来转入到城镇的那部分人口，同原城镇人口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获得同等的待遇，即完全融化为一体。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民工现象的出现，本来只能说是一种应急性的权宜之计，但却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农民工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是和城镇化的本质要求相背离的，许多农民工虽然在城镇打工好多年，却始终是城镇的边缘群体。他们和原城镇职工相比，付出同等的劳动得不到同等的报酬，甚至付出加倍的劳动，也得不到同等的报酬。由于拥有城市户籍的正规职工的利益是刚性的，其工资水平是呈上升趋势，同时由于进城农民工队伍越来越庞大，供大于求的趋势有增无减，导致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被压得很低很低。更谈不上能够享受原城市职工的各种福利待遇。有专家测算，二者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别达四至五倍。
一个似乎不好理解的现象出现了，即一方面是城镇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找不到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又有近1亿个农村劳动力涌入城镇就业。这说明了我国城镇的失业在相当程度上是属于结构性失业，同时说明了进城农民工和原有城镇工人具有相当的互补性质，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岗位是原有城镇工人所不愿意进入的。我们不应片面地认为，大批农民工进入城镇，必定会加大城镇就业的压力。况且，大批农民工进入城镇，还会从消费的角度，拉动城镇经济增长和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为扩大城镇就业创造条件。相反的，如果我们采取消极的办法，在城镇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清退农民工（以前在许多城市曾经出现的现象），必然导致农村有支付能力的锐减，有效需求的下降，进而导致城镇企业开工不足，失业问题愈加严重。须要指出的是，尽管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一系列歧视性待遇，但是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失业率远远低于城市的实际失业率，为城市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低成本、高效率。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进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客观现实表明，哪里的农民工聚集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哪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就最高，经济社会文化就最为发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的发展现实，正是有力的证据。如果我们禁止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由于没有低工资的劳动力抑制城市工资水平的过快增长，城市化成本必然越来越昂贵，城市化速度必然大大延缓。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城镇化的生力军。
但是，借助于强制性的城乡分割的身份制度安排，把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压到很低的水平，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会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来。
首先，严重地制约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价值决定具有特殊性，主要包括：维持劳动者本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养活其家属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训练和学习所支付的教育费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具有补偿职能、激励职能、调节职能以及控制职能。工资水平的高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最低工资必须足够补偿简单劳动力和再生产费用。简单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应当包括劳动者本人和延续劳动者后代的最低限度的费用，这种由劳动者自身生存和延续劳动者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所决定的工资就是最低工资。而复杂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还包括提高劳动者劳动技能所必须的培训、教育等费用。而目前全国各地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之低，不仅没有包括复杂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甚至连简单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都不够。这意味着广大农民在城镇的歧视性劳动力市场所得到的工资，只能不断地再生产出低素质的劳动者。这就必然严重地制约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竞争实力的提高，也就谈不上实现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次，严重地障碍着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前面已经论及，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孕育着一种很特殊的过渡性社会群体，即农民工群体。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因势利导地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课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自上而下宣布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让农村人口自由迁入城市，即可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这种观点把对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改革，看得过于简单了。必须指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仅是一种行政管理方法问题，在这种户籍制度的背后，还包含着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两种不同身份，享受两种不同社会福利待遇，因而，要彻底剥离附着在城乡户籍制度上的种种差别待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远未建立，将要转入到城市的那部分农民工又不可能享受原有城市居民同等社会福利待遇。因为受政府财力的限制，政府是很难把对原有城市居民承担的义务，扩大到所有进城农民工身上。这就必然提高农民工在城镇安家落户的成本。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人口总体素质较低，接受文化教育程度较低，这部分人大规模迁入城市，只能集结在低层次的行业中，形成过度的竞争。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低素质劳动力转移领域越来越窄，如果如此庞大的农民工转移到城市，没有获得相应的就业岗位，要么再重新倒流回农村，要么成为城市中的贫困群体，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这就涉及到一个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问题，即农村人口城镇化，是一个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另一种意义上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城市二、三产业部门通过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增强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与此相联系，农民工也通过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增强进入城市二、三产业和在城市安家落户的能力。如果农民工自身的资本原始积累严重滞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只能是形式上的转移，而不是实质上的转移；只能是暂时的转移，而不可能是永久的转移，更谈不上真正地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这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四、以低价征用土地为载体的资本原始积累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还表现在借助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无条件地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把相当一部分土地级差收益，转化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启动资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建设用地需求量急剧上升。从1997～2003年的7年间，我国耕地从19.5亿亩锐减到18.5亿亩，而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却增加7000万人。我国现行的土地批租制的巨大利益成为各级政府以各种名目“圈地”的制度性原因。批租一块地政府就一次性地收取50～70万元的土地收益，而给农民的补偿只有每亩一两万元甚至数千元。巨大的级差收益支撑起“经营城市”所需要的资金。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截至2000年底，全国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7300亿元。一些市、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35％，有的竟然高达60％。据有关资料显示，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60～70％，村级集体组织得25～30％，农民得到的少于10％。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批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分税制下地方政府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压力。他们往往不得不以各种优惠的土地条件吸引项目，招商引资。其低成本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能够从农民那里低价取得土地。这对地方政府来说，既能加快本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又能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显著增长，还能做到任期内政绩的最大化。据统计，目前全国有各级各类开发区6015个，开发区规划面积从1997年的1.2万平方公里剧增至2003年的3.6万平方公里，而经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批准的仅占30.2％。按照我国宪法和土地法规定，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以外，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但是，实际上农民并没有行使所有权的组织形式和程序。实际行使土地所有权，特别是行使出让土地权利的，往往是乡村干部。依赖土地为生和最珍惜土地的所有的农民，往往在出让土地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依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国家是唯一的土地供应者。农村的土地要变为非农业用地，必须由国家将土地征用后再提供给土地使用者。农民不能以招标或其他形式出让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包括被大量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国家征用农村土地的补偿价被规定得很低，之所以这样，首先是出于国家利益优先的考虑，其本意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将农民的土地转移为国家所有，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征用农民土地，相当部分是用于建市场、办工厂，特别是开发房地产等商业用地。主管部门以每亩几万元的价格征用农民土地后，又以十倍、数十倍价格转让使用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农民利益的侵袭。按照国土资源部的保守统计，从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00多万亩，近七成是政府用行政方式征占土地，如果每亩地的最终使用价格为10万元，农民分得10％计算，那么，近20年来全国农民最少丧失3万亿元的土地增值收益，这就是全国农民为工业化、城市化所提供的资本原始积累。近年来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化，各级政府通过一级土地市场获取数量相当可观的地租收入，仅2002年就达2454.3亿元。由于征地有着巨大利益可图，使得有关权力部门萌发极不正常的征地积极性，造成大量耕地被滥占乱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耕地的政策法规。20世纪末，中央还提出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最近几年国土资源部下发的有关保护耕地的通知更是接连不断。然而，非法圈地却愈演愈烈。问题的实质在于，地方土地部门官员的任免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土地部门就更不敢违背地方政府圈地的意愿。地方政府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又由地方政府说了算，农民根本没有知情权、参与权、申诉权，更难以保护自己的土地。目前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是一种不明晰的产权。以土地“集体产权”代理人身份出现的村、乡干部，则以极低补偿从农民手中大量征得土地，变成各类以开发为目的的商业用地。
我国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曾经从农业转移大量剩余价值，留给农民的是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料，现在连这个基本资料也被廉价拿走，他们何去何从，现状令人堪忧。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用，意味着农民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国家对农民土地征用已经造成了4000万失地失业农民，他们被称为“三无农民”，即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问题越来越突出，已影响城乡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我国现存体制下，土地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而且具有保障功能。如何维护农民土地所有权，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是深化农村改革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应是不得以牺牲农民利益追求发展。其基本精神是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要由市场来配置。要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严格控制征地规模。公益性用地要实行征地价格听证会制度，完善征用办法、补偿标准和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三位一体新模式。经营性用地要退出政府征用范围，按市场原则运作，全面推行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积极探索集体非农用地进入市场的途径和办法。让农民长期分享改变土地用途带来的增值收益。
标签：三农问题论文; 农民论文; 资本原始积累论文; 三农论文; 资本积累率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论文; 农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