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框架下国际秩序的变数及中国思考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
汪亚青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 人工智能破坏性创造的本质对人类社会现行的组织架构形成了颠覆性的重构效应。当前在国际秩序议题上，西方某些国家日益闭塞、排他和对抗的行为方式，与倡导“亲诚惠容”和平外交策略的中国形成鲜明反差。这种冲突集中体现在共同体思维的考量上。通过对旧有共同体逻辑的批判性思考，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利用人工智能的革命性价值对中国版国际秩序进行不断探索和有益尝试。
关键词： 人工智能；国际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度学习算法
人工智能潜移默化地重塑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重构人类的社会组织形态，推动国际行为体的内部变迁，进而引发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1]。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组织结构、运行规则等在此冲击下都会不可避免地被深刻影响乃至局部颠覆。面对这样的大势，中国政府从未放松关注与研究。
一、人工智能：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重构者
（一）大势所趋：人工智能高度自主的全面颠覆能力
纵观人类几次可称之为工业革命的大型变革，无一例外体现着“破坏性创造”这一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破立”思想的行为模式。人工智能的“破”，不仅体现在革传统技术认知之命，也体现在人与技术关系问题上。人工智能革命不同于旧有技术变革，其本质并非简单的生产手段或工具的革新，而是一种自发地创造性地参与活动。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地位发生革命性进化，已经由原先“积极主体（生产者）——附庸客体（生产工具）”模式发展为“双头协作”模式（Dual-Head Cooperation Pattern）。即人工智能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充分发挥监督式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的优势，在形成基于人类思维对某一概念的认识之后，生成主动理解认识能力，最终进化为拥有类比人类的自主分析和判断机制，从而在改造世界过程中超越工具本身，成为与人类并行的决策主体。这种新模式颠覆了原有的被动参与改造方式，转而创造性地直接参与到改造过程中。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文明诞生以来人类拥有认识改造世界唯一话语权的格局。同时，由于人工智能自主性的高自由度释放，其类比又不完全同于人类理性思维的思考逻辑又必然产生出与人类相同、相近抑或是截然相反的处理结果。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2016年、2017 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对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方面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方面都提出了详细的规划。
本轮人工智能发展热潮以“深度学习”为核心，该算法以建立套嵌式的多层次模式识别系统组成的“神经”架构为基础，通过组合低层特征形成更加抽象的高层属性、类别或特征， 借以发现数据的分布特点。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结构和需求的分布已经产生显著影响，对于一些低技术密度的重复性生产岗位，当前的人工智能水平已可以实现较好地替代（当然还存在降低替代成本的障碍），而人工智能真正发力的潜在领域是以咨询业务为代表的现代高端服务行业。施瓦布在其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就曾提出，至2025年，30%的企业审计将由人工智能执行。财会金融领域一直是学界普遍认可的第一波接受人工智能洗礼的服务业，同时我们也应重视未来人工智能研判国家关系与生成行为决策的可行性分析。
（二）人工智能对政经组织架构的重塑
即便在人工智能技术尚未成熟的1993～2007年，17个工业国通过工业机器人所带动的自动化生产，已经使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约0.4%[2]。据埃森哲的预测，到2035年，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利润将平均增长38% ，12个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的16个行业中实现14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3]。由于技术总是倾向于资本高地以期获取更多资源实现再创新，故新技术的应用总是乐于效忠于经济增长点，进而在人类政治经济领域凸显出深刻的变革效应。
一是劳动力要素的再分布。人工智能在经济领域的最初体现是自动化生产，特别存在于一些低脑力要求、高劳动密集环节。在基础制造业，尤其是其装配环节已经大量存在工业机器人替代实体工人的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水平的提高，一些属于传统高知识水平人群把控的关键环节也受到人工智能的明显冲击。在金融领域，从数据核算分析到智能决策咨询，大量存在通用范式可供遵循的行业都在新技术的逐渐成熟中潜移默化的被占领，特别是依赖简单重复劳动和信息不对称优势的行业。再者，人工智能对经济所产生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一步削弱传统经济模式中基数最大的劳动力（尤其是低密度脑力劳动者）要素的价值，数量型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人类基本生产形态和经济运行框架，在这场技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发生着质变。
事业单位对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进行有机结合，能够普遍对行政事业运行成本进行控制，使其始终保持在相应范围内。单位要对资产配置预算管理按照相应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定来执行，不能出现未经批准而擅自购买的现象。单位充分利用社会监督审计，使其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对新增资产进行严格检查并监督，若有不严格遵守规定的购买行为出现，则对这一行为进行严格查处，并且实施相应的财务检查，进一步明确第一责任人，予以相应处罚。
二是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再分配。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不仅不一定会带来工人阶级收入的提升，相反甚至会因为部分岗位被替代导致总体工资水平下降。任何新经济都青睐于由附着于新技术所产生的技术垄断，而这种垄断势必会占据绝大部分超额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置于生产领域则会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置于生活领域则为人类生活发展以及接受再教育的重要生活资料。毋容置疑，掌握科技和资本的寡头很容易形成实质性垄断，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这种经济强势也必然会扩散至政治权力运行范畴。二者再分配的不平衡状态将是常态，而这种不平衡只会比信息时代及以前更深刻。
模型6和模型7则主要分析了城市居民的住房保障度和就业稳定度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由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与住房和就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比如住房的保障程度肯定会对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到社会距离，因此在这两个模型的分析中我都引入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人类社会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因而广泛的共同行为必须依赖高效的国际治理。国际治理的有效性保证由国际规则的可行性提供，而实际上国际规则制定者（多为秩序主导者）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在利益冲突情况下亦不允许规则偏离其作为主导者权利工具的定位。大部分参与国（非主导者）为了保证规则的可行性（即确保规则服务于绝大多数参与者的利益），而试图打破服务强者工具定位的行为，必然会与秩序主导者发生冲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可以认为增加国际社会成员在规则制定、运行、维护中的参与度，有利于保证整体规则系统的实际效力。如果全球公地决策永远仅有“G-X”峰会① “G-X”峰会模式是脱胎于已存在的各种国际峰会（如G8或G20峰会等）的一种抽象化概念。这种由部分大国倡导建立的基于特定诉求的对话机制往往设有较高门槛，将国际事务的协商决策话语权牢牢限定在特定国别范围内，一般不具有广泛的参与性。 介入，则长此以往全球治理体系会慢慢演变为一种伪存在。毕竟，在当前这个国家或民族利益至上的全球氛围下，本着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的考虑，任何国家都不会为其他无关自身利益的国际事务或者自身政治影响力难以触及的国际事务分配哪怕一点点资源和精力。
旧有共同体思维与其说是为化解矛盾而作的尝试，倒不如说是将矛盾“集团化”的实践。换句话说，旧共同体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方为了在某一领域对抗特定对手而服务，不过是将国别间的矛盾拓展为集团间的矛盾。所以，对抗，而不是合作，才是旧共同体的关键词。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制度冲突，都是西方主流思想中经常存在的含有冷战思维烙印的落后观念。其核心就是和平必须依赖于同质，只要存在差异就必然会导致冲突。因此，利用压迫式手段强行对目标方同化是西方解决冲突的惯有操作。一些发达国家官方对他国文化价值观的研究往往并非出自善意，更多的是想要通过研究找到导致其他文明覆灭的弱点加以攻击。其本质上是扼杀多元文化共生，否定所谓“非主流文化”存在合法性。基于旧有共同体的逻辑基础，中国的实力壮大与全球性守成大国之间的潜在冲突往往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不同于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重申通过合作完全可以避免这一所谓陷阱，西方世界更愿意相信“必分伯仲”。充斥着“零和”逻辑的“修昔底德陷阱”来源于现实主义权力学说，该学说认为任何国家的终极目的都是谋求全球控制权的无限扩大。这种对抗式话语模式将国家和民族间的差异理解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实质上只是单纯的将国际关系处理达尔文主义化，认为“丛林法则”可以包办一切国际事务。对抗中国可以获得短期国家利益的各方在美国倡导下建立起全面围堵中国的“共同体”。中国与地区性大国（非本域内）之间的潜在冲突除了体现在对于部分国际热点地区和问题的意见分歧之外，更多体现在国际贸易地位上。四十年的持续对外开放造成了中国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这不仅包含传统的低端要素竞争优势，近年来也体现在先进要素优势的跨越式追赶。拥有全球最完备工业体系和庞大产能的中国在对外贸易关系上始终占据顺差地位，而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大部分地区性大国对中国经济的高度且不断深化的依赖。本国经济安全和自主权的或有风险带来本能的战略不信任，从而埋下冲突的种子。而中国对外辐射的增强与邻国（包含本域内的地区性大国）之间的矛盾则更多体现为物质利益化的领土纷争上。近代以来长期弱化的领土特别是边境控制力，客观造成了中国周边几乎所有战略方向都存在所谓争议和冲突。对于优质大陆资源和丰富海洋资源的利益分配问题造成深梗于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合作瓶颈。
二、一刚一柔：西方的“新铁幕”与东方的“亲诚惠容”
（一）新一轮西方铁幕形成的至暗时刻：闭锁、对抗与局限
无论基于传统还是着眼当下，西方主流意识对中国的关注仍是片面和不充分的，挥之不散的阴郁敌对情绪即使在较为熟悉东方事务的智囊身上亦非鲜见。力主推动中美建交的基辛格博士，立足中美两国各种政经文化差异也曾表示：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对现有国际体系存在“既遵守又保留”的复杂心态。而“美国则从未和一个在国土面积、影响力和经济实力方面与它相似，但国内秩序却迥然不同的国家长期互动过。”[4]似（P293-294）乎良性互动对于西方来说是远远排在默许现状和正面冲突之后的最末选项。
反观我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这表明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并无意依照历史惯性做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动作，因此站在中国视角并不存在所谓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对抗与冲突。然而，在近几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战略竞争对手”始终是中国的独特标签，事实上美国也不断加紧在金融、科技、贸易、安全、外交等方面对中国采取全面反制措施，显然更乐于做“霍布斯丛林”中的王者。这种博弈已经超越良性竞争，事实上是一种不稳定的冲突性互动，是一种蕴含着黑格尔“冲突辩证法”的二维对立逻辑方式的实践。合作需要双方配合，对抗却只需要一方提出。美国人常以“代表全人类行事”给自己界定：“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5]。正是因为美国已将自身超脱于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国家，而升华为“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基辛格语），才为现今中美进一步合作添筑了人为藩篱。
美国的选择退守自保作为对危机干预的行为是一种战略收缩，这种思维其实在美国并不鲜见。历史上，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对外政策，保持“西半球与外界隔离”原则，天然优势的地缘格局也有利于这一思想的实践。而这一对外逻辑甚至直到二战前期仍大有市场，可以说二十世纪以前的美国更多将精力聚焦于美洲大陆事务而非全球视野。但自威尔逊主义提出以来，美国逐渐转变行为方式，热衷于利用公开外交为国际秩序注入美国实力。一战中后期美国加入协约国以后，利用战胜者角色占据大量资源，并借此正式取代英国主宰国际事务。随后的1929-1933年经济危机虽重挫美国国力，但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几乎无一幸免，唯一打破国际均势的例外就是苏联“一五”计划后的崛起。直至此时，中美两国关系仍处于不对等外交状态，尚处于未实质统一状态的中国难以与之平等对话。二战期间美国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援助国之一，中美关系一度达成具有战略意义的盟友高度。二战后，因为意识形态冲突的存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长期对峙，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冷战结束后，中国作为美国假想敌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各届美国政府对华关系虽有波动，但对抗的本质并无二致。
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近几年的中美关系乃至东西方关系中的火药味愈浓。美国国会接连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台湾旅行法案》《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等涉及双边关系的文件，其中愈加显著的一条主线就是在全方位挤压中国在国际行动中的战略空间。2019年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甚至首次直接将中国标注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这显然与上一年度全面爆发的中美贸易冲突形成了一套有损双边关系的体系化操作。该报告中还指出，放纵对华援助和合作是最大的战略误判，历史经验表明让中国这样的“竞争者”融入国际社会是彻底的错误。基于这样的假设和判断，美国扭曲中国在对外援助、经济合作、基础设施投资和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努力也就不难理解。现在的美国有被零和思维控制的风险，希望携冷战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余威迫使中国继续限于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中，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大国关系不屑一顾，认为不弱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是最基本的底线。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中美贸易冲突乃至军事冲突的高可能性，共和党不是仅有的认可方，民主党也作出过类似的论断。也就是说，在众多事项上各执己见的两大政党，在中国是战略合作者还是战略竞争者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可怕的一致，即这一战略目标已然上升为不以政党为转移的国家意志。
（二）东方和平发展道路的缩影：亲诚惠容的外交箴言
用严肃的历史眼光审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对冲突乃至战争极其慎重甚至保守的国家。《司马法》有云：“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中国哲人眼里，滥用武力的危害甚于被动防御带来的威胁。虽然中国在汉唐明清等强大的大一统王朝时亦选择扩张性对外政策以开疆拓土，但千百年来“华夷国策”的根本宗旨仍然充斥着内向性和自卫性。以作为扩张期中国代表人物的汉武帝为例，其用兵初衷乃是夺取河套地区进而驱逐漠南之游牧民族，根本上来说仍是为了解除匈奴对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的灌顶之威胁。基于这一角度，汉军出祁连、扫漠北、封狼居胥等一系列军事行动本质上并不是为了掠夺外族领土和资源，而是一种压缩敌方活动空间、增加己方战略缓冲的自卫性行为。当这一战略目标达成之时，上自庙堂、下至黎庶的战争动力和决心便大为冷却，转而将国家机器重新引导至生产发展为核心的轨道上，这也从另一角度表明中华民族对于对外扩张的态度。两千年前的中国先贤甚至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绝对理想状态，而上世纪几场自卫还击作战更是具有说服力的具体实践，可见冲突永远是中国最后拿起和最先摒弃的选项。
中国长期奉行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外邦交往的行为方式蕴含着深厚的“王道”意味。王道与霸道之争早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讨论国际关系处理的热点问题。数千年以来，王道和霸道的进退博弈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早已今非昔比，但其本质却从未发生偏离。霸道在国际事务处理上更依赖物质文明的硬实力，放诸现代社会，多表现为利用以武装干预为代表的显性暴力机器介入模式、利用金融胁迫为代表的隐性资本力量控制模式，归根结底是以一种压迫式手段实现政治诉求。王道在国际事务处理上更依赖精神文明的影响力，特别是输出文化和价值观取向以增进各国之间认同感，以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更趋向于遵循类似的思维方式，从源头上减少国际争端产生的可能性。霸道天生带有冲突性，而且这一缺陷无法通过自我优化来克服。这种冲突性与和平安全繁荣开放的国际共识相违背的事实导致待构建的新秩序必须扬弃之。中国强调“亲诚惠容”，即是从情感认同、道德规范、利益基石、人文并蓄等角度打破“霸道”盛行的等级化外交模式，增强各国各民族文化的传承、利益的契合、差异的谅解、命运的融合。“亲”与“诚”的结合，是“讲信”与“修睦”的结合；“诚”与“惠”的结合，是道德与利益的结合；“容”与“亲”“诚”“惠”的结合，是以包容性的中国文化来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前提。
学校在最初制定文化自信培养标准时，应紧密贴合《文化生活》这本教材以及思想政治学科的核心素养，关注学生的整体发展。文化自信的培养不应该仅仅将重点放在学生的学习状态上，而是要更多地着眼于学生的生活状态，以此转变传统教育方式。明确文化自信培养标准的过程，不是取舍而是并存。学校作为主体，对于文化自信的培养，贯彻的是有统一标准但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原则，从而使学生能够坚定地树立起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信念，在认同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中充分肯定文化价值、充分理解文化意蕴，继承并弘扬优秀文化，最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同时，现行儿童福利政策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缺乏对社会团体的引导和规范政策，社会团体的力量没有充分被调动起来，没有形成畅通的儿童福利事业多元参与渠道。譬如，《收养法》只考虑家庭与个人收养，对于大量爱心人士、社会慈善组织收养的相关事宜则缺乏规定。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当下国际秩序批判性思考后的产物
（一）旧有共同体思维与实践的局限：合作其表，对抗其里
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这种收敛性关系在当前常体现为自在而不自为、自为而不自觉的被动消极状态[8]。克服这种被动消极状态需要建立有效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机制主要由以下几点构成：一是搭建泛性利益与具体对象国特定利益兼容的平衡机制。命运共同体仍然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然而不同国家关注的国家利益并不能一以概之。在双方或多方共同关切的利益角度灵活切换，是维持好命运共同体动力的动力基础之一。二是科学筹划发展顺序，以示范效应倍增动力。周边外交和传统友好国家应当作为“优先方向”，先行实现高水平的共同体架构，高度的政治互信可以保证资源投入的高效转化，以期实现规模化的示范效应。这将为合作基础不高、信赖程度不足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创造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四是规则约束和信息充分保障决策的理性优先。具有确定规则约束和信息充分保障特征的领域，在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ANI）背景下可优先发展。在重大战略决策领域，传统处理方式多依赖领导人（关键决策者）或核心领导集体（小而精）的主观判断，即使人类总是在想尽办法减少决策中的主观色彩。但实际上，在信息严重过剩的时代，真正能为决策者采纳以做出全局性安排的决定性信息，却往往是狭隘而片面的。人类总是喜欢根据自我认知惯性和固有知识体系建立认知捷径以筛选信息，然而这样的认知捷径显然难以保证决策中风险性、偶发性和模糊性的彻底消除。而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则可以通过构建模型计算待选信息和决策目标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客观中立的态度科学筛选信息，充分释放大数据在战略决策中被传统人脑决策所压抑的潜力。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和动力机制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在中世纪时期，主旋律是宗教；在启蒙时期，是理性；在19-20世纪，是民族主义和历史观。”[4]进入到（P433）20世纪中后期，特别是21世纪前叶，人类宏观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具体说是改良的世界主义和交融互联的兴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其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和欧洲的改良自由主义仍然带有或多或少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一元化认识基础，崇尚其所谓普世价值和民主政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将重点落在人类共同价值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人类的“类本质”则决定了兼容各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共同利益的存在。信息、交通和经济的交互不断强化着人类的同质化程度，虽然个体利益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共同利益的联动性基础却日益牢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对现今国际关系框架批判性反思后产生的一种革命性概念，是当前人类谋求安全避免冲突最高效最先进的一种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又一体现。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共同体”和“共产主义联合体”孕育着朴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雏形。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勾勒出全部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也引出了人类共同体的朴素逻辑。可以说，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到底是符合资本无限扩张根本利益还是符合人类全面发展根本利益。
三是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再刷新。政府和大型企业通常是公共产品主要供给者，传统经济模式下基本固定的格局已经划定二者之间的行为边界。而在人工智能影响下，政府与大型企业之间的边界平衡将再次动摇并在不断互动中得以再确认，具体说是政府面的收缩与企业面的扩张。强行保持一些非核心领域的公共产品配给权将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因此这部分产业的产品供给将逐渐为大型企业所主导。而政府会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国防发展、金融稳定等维护政权稳定最为核心领域的控制，间接造成这部分领域技术密集型民资进入的高门槛。
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秩序的核心点之一。国际安全问题的本质是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处理边界已经超过行政区划界定，需要两个或以上的政权合作方能实现。合作需要共同基础，多为理念一致或利益一致。利益一致的双方或多方选择结盟，多集中在军事及国家安全合作上，具有显著的排他性和针对性，当组织达到设定目标时将关闭进入渠道。而理念一致的双方或多方会选择一种开放式交互式的组织存在，以平等兼爱取代对抗压制，并不拘泥于微观得失。单就国际安全而言，没有国家可以以一己之力实现全球范围内、区域内乃至国境内的绝对安全，也没有国家可以从他国或地区动荡中获得纯粹收益。正是基于这一共识，谋求全球安全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根本认识。
其次，学校应逐步完善教师教学评价体系。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有助于教师根据评价的实际情况对自身进行相应调整，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素养。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不能仅依靠学生的成绩来反映教师的教学能力，而要结合教师工作的情况，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对教师进行多方面的评价，比如学生评价、教研室评价、系统内部评价等，促进教师综合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师资结构的不断优化。
随着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工具的强势介入，移动终端已具备前所未有的政治干预力。这不仅体现在政治透明度上，更体现在政治影响力上。以草根民众和低年龄层网民为主体的互联网群体正成为关键政治信息呈几何倍数传播的加速器，甚至一些网络信息曲意逢迎网民群体的政治诉求，成为一种社会抗议的手段。同时，2015年后汉语和阿拉伯语的使用频率逐渐超越英语[9]，这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秩序体系来说，无疑已产生出无法忽略的潜在替代效应。西方主导的以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基础的现行世界秩序式微，这一事实其实在不少西方政治精英圈中已被认可。因此，现行国际秩序需要深刻转型已成定论，各方势力争论的关键在于由谁来领导、何种核心价值观念、如何危机干预、怎样实现转变上。由此，中国版本国际秩序的着力点宜于以下几策。
共同体的概念是一种共生哲学。资本主义界定下的共同体只是为资本服务的“幌子”，实质上还是更高级的人格化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将以剥削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占社会主体地位的共同体称为“虚幻的共同体”[6]，其本质是披着自由平等虚伪面纱以扼杀无产阶级充分发展为目标的虚伪共同体，想要以牺牲人的自由发展充分联合换取资本的无限扩张，并不符合“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诉求。其实，从以美加、美日韩为代表的安全共同体，到法国西德为代表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再到欧盟东盟为代表的政治共同体，共同体逻辑存在由来已久。不过，达成共同体必须建立在特殊且稳固的共同利益之上，由于国别间的各种差异边界从未被全方位虚化，所以历史上存在的共同体多着眼于某一种领域而非全域。这显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路有着本质区别，后者是一种革命性意义的全局概念，没有显著的针对性和排斥性，有的是通用性和包容性。
四、张弛有度：中国版新国际秩序的有益尝试
不可否认，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当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体系是一种进步，但其虽然标榜为现代世界体系，实际上却带有强烈的近代色彩，从一开始就带有结构性缺陷。首先，这一秩序基本结束了多元文化分布式共存的状态，文化被冠以优劣之分，大量民族文化被迫被同化乃至消亡，形成所谓西方主流文化大一统的看似和谐实则凶险的时代注脚；其次，势力范围的划分仍然是国际博弈的热点问题，这与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圈地活动并无本质区别，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通过显性的殖民或者大规模暴力手段实现目标，代之以资本为先锋通过经济手段迫使弱势主权国家在各项独立自主权力上的让渡；再者，和平和发展永远是理想目标，分化和对抗才是这一秩序的真正主题。世界权力高度集中和支配权的独占是这一体系金字塔尖国家做追寻的终极目的，绝对的独立和平等不属于这一秩序。而资本的扩张亦要求一种不稳定状态，因为不确定性能够更好刺激市场从而创造出更多需求。因此，对抗而非和平才是这一秩序的主旋律。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是一种理想的全球秩序生态圈，旨在提升包括安全在内的诸方面国际议题上的共识程度。作为倡导国的中国并非绝对主导者，某种意义上甚至跳出了传统国际秩序规则中必须存在绝对中心向度的局限思维。命运共同体逻辑始于处理周边国家关系事务，尔后经历了周边地区→泛周边地区→世界的发展轨迹。虽然联合国第70届大会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并作为联合国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纲领性主张，但中国处理周边国家关系的成败仍深受全球瞩目，对于本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度植根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众所周知，中国周边国家在民族性格、思维理念、行为方式等方面俱有霄壤之别。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扩张和文化侵蚀，更加深了本地区错综复杂的多样性。本地区内既存在高中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也存在松散无力的自治性邦联模式，既存在政教合一的架构模式，亦存在宗教语言混杂的差异模式。在这样一种复杂环境下，如果能够顺利实践共同体理念，将会产生极具建设性的实践指导意义。实际上，民族个性与全人类共性之间，民族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准确地说，抛开狭隘的绝对利己主义思维（这种思维也是不可持续的），全人类共同性是包含民族个性的。“每个人都有其特殊使命，这些使命将携手走向人类总使命的完成。这样的使命构成了民族性。”[7]同时，民族精神虽然可以凝聚民心，但却不一定能促成民族统一意识，而共同的经济目的往往能够更好的实现意识认同的目标。
（一）利用人工智能系统的多线程处理优势更新并细化现有全球治理“数据包”
冷战结束之后，“一超多强”格局已成为常识性存在，但就可预见的未来而言，弱化“一超”谋求多头并进或许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随着各个政治主体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大国关系的博弈已呈现出单纯由美国自上而下的辐射式格局转变为几大势力发生强关联的交互式格局。而这几大势力保守而言，可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和日本。在充分协调好几大势力合作处理事务的同时，还需要创造平台吸纳广大中小国家发挥作用。在特定地区性事务处理中，应由域内关联大国发起协调组织进行处理，而非传统上由某一两个大国完全决定全球事务。实际上，这种全新的世界格局需要在两个方向上同时着力，即斩断某些霸权大国“伸的过长的触手”以及向国力羸弱的欠发达国家“搭把手”。这“一破一立”显然会受到既得利益团体的阻挠，但不可否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将倍加珍惜从未真正获得过的国际话语权，而这也才是化乱为治的明智选择。面对这样复杂的关系评估、权衡和取舍，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往往是实务中的关键。这也恰巧是人工智能之于人脑智能最大的优势之一。我们在未来构建国际秩序时应当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多线程处理的价值，生成人脑思维方式难以达成的复杂决策，以应对多重背景下多方目标的多种实时行动要求。
2.2.3 用法用量及不良反应报告 136例均为口服给药。静脉用药后序贯使用伏立康唑片的患者有10例。除1例在用药过程中调整至正确剂量外，其余患者用药剂量均不适宜：①125例未按说明书首日给予负荷剂量400 mg q12h；②135例维持剂量不足。见表2。所有用药患者无不良反应。
（二）利用人工智能实时评估能力和深度学习算法划清人类活动在自然环境中的界限
新兴战略性产业和科技新业态的出现，除了体现在新能源、量子技术、人工智能、材料科学等具象存在上，也体现着人与自然的深度关系调整。陆地和表层海洋已经经过数世纪乃至更长世纪的开发探索，继续开发的边际收益已大大下降。反观其他曾由于科技发展水平不够而暂时独立于人类活动的领域，如极地、深海、太空、网络等新空间，已成为多方博弈的新疆域。对于如何避免这些自然净土再次沦为人类肆意妄为加以开发的受害者，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就已经提出；“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太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10]。这一论断也直接否决了一些大国借助科技代际优势妄图再行“圈地运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明确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共有共享共管共保的均衡目标，也否决了个体利益大于集体利益的错误做法，明确了以长远眼光取代短视行为的根本诉求。人工智能的实时评估能力和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及时地以概率的形式分析人类社会介入自然世界的深度，并根据瞬息万变的背景信息动态标明行为红线，甚至可以在人类操作者赋权的情况下自动调节一些特定的人类生产生活行动，以可视化数据工具→风险评估预警→决策生产与实施的行为逻辑辅助人类更加安全高效地共同化人与自然的命运。
（三）利用人工神经网络①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是一种信息处理方式，旨在抽象化人脑神经元并建立相关模型，形成因激励函数、权重值和连接方式而变的网络。 建立非传统安全威胁早期预警机制
面对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兼容，人类已经有了数十年的显隐性斗争经验以及求同存异的尝试。这些可能威胁到安全的传统因素都是以国家或者民族实体为单位存在的，而今以思潮分化为代表的新混乱和冲突却不仅局限于国别间，甚至存在于某一个政治实体内部。实际上，这些思潮分化正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孕育良好的孵化器。除了为人所熟悉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还有全球气候问题、难民移民问题、粮食安全问题。这些问题显著的特点便是存在的广泛性、影响的深远性、治理的复杂性以及解决的合作性。同时这些问题的出现通常带有明显的征兆，这就为人类早期干预提供了可能性。互联网媒介常常作为新思潮传播的“加速器”，这也意味着对互联网信息实现实时筛选监控有利于较早的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定位。同时，除却传统手段之外，一些新兴手段也值得关注。如中国义乌小商品城被联合国、世界银行与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其每日特殊日用消费品（如黄马甲、宣传用品、口哨等）的流量和收货地如发生显著变化，其数据甚至可以为世界某处将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乃至暴力冲突事件的可能性和风险性预估提供有效支撑。诸如此类，中国在国际轻重工业产成品市场上占有可观的比重，这些国际贸易数据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预警提供了创新思路。干预需要有效的平台，这种平台不是结盟式的，但必须建立在普遍安全背景下的层次清晰、多元立体的伙伴关系网络中。这些构成非传统安全威胁本体的诸要素正是大量的神经元节点，通过合理设置权重、偏置项实现对这一特定事项的模拟和逼近，最终表达出预期的逻辑策略。
The power efficiency of semiconductor laser ηc is expressed as the ratio of output optical power and input electric power,
（四）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影响力客观辐射而非主观覆盖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自觉，意味着长期处于西方先进理念学徒状态的中国开始基于复兴传统文化以实现对世界的主动式探索与思考。自十六世纪以来，尽管执牛耳者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西方世界领先于全球其他地区的根本态势从未改变。这种具有长期而强大生命力的优势并不是建立在福山（Francis Fukuyama）标榜的“历史的终结”的民主政体，而是其具有开拓性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而今，以传统儒学为内核的中华文化，在被注入时代性和进取性后，被改良为更能团结最广大人民的强大动力源。这种以文化觉醒为主轴的中国模式，正引领着十亿级人口规模的工业文明，在外化于高效体制优势和突出经济数据的同时，势必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向心力，吸引而非迫使周边国家乃至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效仿借鉴先进理念。这种文明辐射不会遵循西方文化侵略时的灭绝式手段，而是基于“和而不同”，赋予对象国“破坏性创造”的自我权力。实际上，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膨胀可以利用一种非接触式的不对称知识优势，于潜移默化中树立先进文化标杆。
（五）利用模块化组织架构改变传统嵌入式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中的安全阀设置
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体系预置了安全阀，旨在通过给予参与国采取自我保护措施的权利，以免除该国在开放市场中贸易进一步受损的后顾之忧。事实上，虽然这是一种有益尝试和进步实践，但仍不啻为一种被动防范的理念，并不能在危机出现端倪时主动应对，而只能在风险发生时提供“逃生窗口”。因此，中国应当在新秩序框架中利用人工智能的扁平化、协同化和模块化特征，改变科层式的被动防御模式。除此之外，新秩序还应利用模块化思想以最大程度稳定不变量，最小程度调整变量。从节约成本和增加可操作性的角度考虑，面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政体，考虑到大部分国家基本形成了成熟的国内或区域内发展战略，应当以对接思维给予其具有针对性的、便于介入的端口，而不是在前期一味地强调让参与国自我调试被动融入。这样做可实现降低倡导国运营成本、破除参与国观望担忧和缩短新秩序建立时间周期的多重优势。国际秩序的美国版本是主导国制定规则、成员国参照执行的模式；国际秩序的中国版本则是倡导国设立框架、参与国共同填充内容的模式。这一差别就决定了美国版本是一种静态的、单向的和强制的，中国版本则是动态的、互通的和柔性的。进一步来看，中国版本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没有闭合回路的开放式解决方案，理论性规则与实践性操作总是呈现出螺旋上升的态势。
其次，打造众创空间产业联盟，根据产业特点形成“创新、创意、创业”的全链条产业服务架构。相对于独立的众创空间，产业联盟可以整合更多的创客资源，打通各个众创空间的服务资源和产业链条，为创客、投融资机构和产学研等多种创新元素搭建沟通的桥梁。为提高产业联盟的创新服务水平和成本管控能力，还需建立较为完善的运行绩效评价体系和统一的产业联盟管理机构，促进政策集成，注重绩效考核，统一运作、经营和管理模式，发挥众创空间的产业集聚效应。应围绕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一批具有特色的众创空间产业联盟，推动数字创意、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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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Chinese Consid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ang Yaqi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Nanjing,Jiangsu, 210003）
Abstract: The destructive creation na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a subversive reconstruction effect on the curr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human society. On the issu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some western countries are blocking,exclusive and confrontational in their behavior, which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China, which advocates the peaceful diplomatic strategy of “amity, sincerity, 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 This conflict mainly reveals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rough critical thinking of the logic of the old community, China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makes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beneficial attempts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 the revolutionary valu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order;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eep learning algorithm;
中图分类号： D8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21（2019）04-116-009
作者简介： 汪亚青（1991-），男，江苏南京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助教，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步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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