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之源
申一青，姜延军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 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是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当代文化研究学科的思想源头。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实践的观点、人民的立场、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教条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批评。梳理总结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其思想渊源和理论内容，更好地把握其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
英国新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英国新左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在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双重危机中，他们既反对英国共产党对苏联唯命是从，又对走向修正主义的英国工党和走向帝国主义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失去信心，但他们都“相信共产主义运动应该被重新组织，而不是被抛弃。”[1]（p23）同年10月，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萨维勒在写给《每日工人报》一名工作人员的信中强调：“无论发生什么，党的事业都要继续下去，如果人们并不认为真的毫无希望了，人们就应该积极接受现在所出现的失败，并以一种哪怕有些低调的方式继续战斗。”[2]（p12）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以体制外的方式共同反思传统左派的理论缺陷和政治弊端，探索符合英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寻找帮助英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受英国历史悠久的文学批评传统影响，英国新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文化”为切入口，强有力地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对“文化”的机械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错误理解，恢复了“文化”与社会其他要素的整体性联系，并对“文化”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试图解决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坍塌后英国社会严重的文化危机，并在这一过程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对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的五个方面影响
虽然英国新左派内部存在人尽皆知的代际差异，对“文化”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却拥有共同的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英国新左派运动著名旗手汤普森曾表示，自己理论研究的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所有马克思主义实践存在一个共同基础，那么，它必然存在于马克思自己定位的地方，即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由以形成和最终必须返回的基础。”[3]（p44）新左派著名文化理论家威廉斯同样指出：“我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与文学观不过是这种立场的扩展和派生。”[4]（p2）被后人誉为“文化研究之父”的新左派思想家霍尔也认为，他个人及其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深受“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范围的、致力于或违背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影响或试图发展它的各种研究”[5]（p51）的影响。在接替霍尔担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三代主任理查德·约翰逊看来，马克思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一览表”。对他个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三个重要前提：“第一，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构形，与性分化，与社会关系的种族建构，以及与作为从属形式的年龄压迫的关系。第二，文化研究涉及权力问题，有助于促进个体和社会团体能力的非对称发展，使之限定和实现各自的需要。第三，鉴于前两个前提，文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6]（p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为英国新左派提供了一个指导他们文化研究的科学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正如张一兵教授所说，这些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不是专业的哲学家，他们绝大多数来自文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各自领域的具体研究。[7]（p398）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五个方面对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对唯物史观做了如下“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p591）可是，这段表述却被斯大林主义曲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一对应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和消亡决定其上层建筑的变化和消亡，上层建筑只是经济基础的被动反映。[9]（p501-505）由于苏联当时巨大的理论影响力，斯大林的这一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奉为“正统”，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当英国新左派将这一观点运用于考察英国这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现象时，就发现必须承认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同样拥有绝对统治力。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不能解释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从何而来，二是无法理解工人阶级如何获得先进的革命文化。因此在他们看来，斯大林主义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必须辩证地看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1957年，E.P.汤普森发表著名理论文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阐述了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的全新理解。在他看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过是马克思叙述中的修辞手法，一种便于他人理解的隐喻：“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关注社会意识（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互动。但是，在解释自己的观念的时候，他们却将它们表达为了一个假想的‘模式’：（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基础’，与由基础产生并竖立其上的各种思想、制度等体系构成的‘上层建筑’。实际上，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不过是一个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隐喻。”[10]（p113）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是马克思为了便于阐发其研究结果而创造的认识论范畴，并不具备实在论意义上的独立性，因为社会历史现实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个部分相互渗透、互相作用，根本无法分割。与汤普森并肩战斗的新左派文化理论家威廉斯在1958年出版的著作《文化与社会》中积极回应汤普森：一方面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也提醒人们突出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并不等于放弃经济基础的优先地位。[11]（p338-343）1973 年，他又特意撰文《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专门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生产力”“决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核心概念，并得出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不仅指物质生产，同样包括文化等基础性的、生产性的社会力量，并且他们都是在设定界限的前提下使用“决定”一词，并没有严格界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范畴。[4]（p80-102）从这样一个全新的理解出发，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认为文化不是单纯被经济决定的产物，它的内涵和作用要比传统理解大得多，不仅包含部分社会意识，同时也通过实践延伸到社会存在之中，所以文化在特定条件下甚至可以发挥决定作用。第二代新左派起初默认了第一代新左派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看法，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结构主义、霸权学说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开始在新的理论视角下批评“隐喻说”的不足。张亮教授认为他们的批评包含四个方面：首先“隐喻说”不自觉地否定经济基础的客观存在；其次它还否定物质生产的最终决定作用；再次它无法正确理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现象；最后它让文化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位，忽略了物质生产领域的剥削现实。[12]（p25-26）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揭露了这样一个被第一代新左派忽略的事实，即“文化”并不是完全真实可靠的东西，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文化研究不能直接切入“文化”本身，而是首先要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可见，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从头至尾深刻影响了英国新左派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
为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专家在小鼠身上进行了测试。他们将长春新碱（一种抗肿瘤药）用于治疗患有白血病的肥胖和非肥胖小鼠，并对小鼠的饮食进行了调整。结果发现，如果在开始化疗前将肥胖小鼠的饮食从高脂改为低脂饮食，小鼠的预后会显著改善，其存活率也显著提高。低脂饮食组的小鼠存活率是高脂饮食组小鼠的5倍。
二是实践的观点。众所周知，现实人的实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关键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因此从实践中获得正确的理论认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发展。英国新左派从一开始就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主张“把自己与马克思的工作方式、他的一些前提、他的历史分析术语、以及某些特定结论联系起来”，[13]（p326-327）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英国社会现实问题。霍尔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再次确证了这一点：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他认为虽然结构主义相较文化主义而言具有巨大活力，但它必须运用抽象力和分析力形成概念以分割现实的复杂性，这种过于极端化的方法恰好丧失了它从马克思本人的实践中获得的洞见：“在《资本论》中，很明显方法——当然出现在‘思想’中（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诘问，除了在思想中，还会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以简单的抽象为基础而是立足于运动和关系。”[14]（p61-64）即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是基于现实的实践活动。举个例子，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册）》从“商品”入手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但是“商品”只是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起点，马克思研究的真正起点是具体的、千千万万的、可供交换的劳动产品。马克思从实践出发的研究路径塑造了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观照现实的理论品格，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左派运动和核裁军运动，到70年代左右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到处都有他们的声音。不论是对英国大众文化和现代传媒的密切关注，还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的观察分析，都是他们对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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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人民的立场。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缜密的历史与逻辑分析，得出无产阶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重任，所以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15]（p17）无独有偶，英国新左派独特的成长经历也使他们对劳苦大众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他们要么经历过资本主义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了资本主义给英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要么出生于英国工人阶级家庭或海外殖民地，对工人阶级的劳苦生活耳濡目染。相近的出身背景使他们在后来的成人教育实践中很快被新兴的大众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所吸引，从此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首先，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消极态度不同，英国新左派眼里的大众文化并不只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也不完全是标准化、商品化的工业产品，而是包含底层人民抵抗因素在内的复杂整体。其次，英国新左派的大众文化也与英国传统文学批评家笔下粗鄙、愚昧的印象也不同，当他们站在人民的立场进行文化研究时，他们看到的是“包含革命意识、民主观念、集体性机制和国际主义精神”[16]（p104）的工人阶级文化。通过转变立场，英国新左派破除了资产阶级刻意营造的文化与大众的对立，拓展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并把大众文化提升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领域。
五是对教条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批评。对英国新左派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莫过于1934年英共党员多纳·托尔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19]一方面是因为她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党员，还曾经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过，拥有德语特长的她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翻译成英文，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需要再借道苏联，而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本身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教条主义、经济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反思批判，这些内容很自然地引起了英国新左派的强烈共鸣，因为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就是从批判斯大林主义对文化的机械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错误理解开始的。他们在书信中曾严厉批评德国青年著作家教条主义地把“唯物主义”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的行为，[20]（p587）并提醒青年学生如果把经济因素视为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就把唯物史观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0]（p591）此外，他们还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给人留下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的印象，是受当时斗争环境的影响，不得不强调被对手否认的主要原则。[20]（p593）在德沃金看来，这些书信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告诫后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研究的指导’，而不是被严格运用的准则”，[21]（p40）反映出他们二人高度敏锐的历史感和对历史其他因素的同样关注。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对教条主义、经济主义的批评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批判斯大林主义，所以在50年代中后期英国反思斯大林主义的浪潮中，这些书信立刻成为英国新左派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支撑。它教会了英国新左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还引导他们考察经济之外的其他因素，为他们摆脱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创立新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新的文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四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英国新左派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推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声明，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社会成员在物质生产实践中的地位不同，由此引发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持续不断的、或明或暗的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核心视角，自然也被英国新左派纳入文化研究之中。第一代新左派文化研究先锋霍加特1957年出版了英国新左派第一本文化理论著作《识字的用途：无产阶级生活面面观》，书中他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再现了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批判了50年代商业文化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侵蚀，以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了工人阶级拥有自己的文化。汤普森则通过考察18—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将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应用于文化研究当中。他指出，被剥削的“客观”经济地位并不是构成无产阶级的充分条件，无产阶级的形成还依赖于其“主观”因素——阶级意识的形成，才能实现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而阶级意识的形成依赖于工人在共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的方式进行创造，所以才有著名的“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17]（p4）的论断。第二代新左派一开始也参与到无产阶级文化的讨论之中，在霍尔看来，只有了解工人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才能真正理解工人阶级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一定的关系模式以及一定的物质的、经济的和环境的制约下才能够维持下来。”[18]（p27）虽然当代工人阶级被分解成了多种多样的生活风格，给大众造成了一种“无阶级”的虚假意识，但这只表明工人阶级“陷入新的和更加精致的奴役形式”。[18]（p31）但是20世纪60年代两代新左派分裂之后，安德森和奈恩等第二代新左派却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为由，从根本上否认英国工人阶级具备革命的阶级意识。但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却并没有被放弃，70年代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把文化研究的视野集中在“文化—政治”维度，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过程形成了深刻的理论见解。总之，不论是第一代新左派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再现和阐发，还是第二代新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无产阶级“文化突围”可能性的研究，都是他们自觉应用阶级分析法的例证。
二、对“应用论”解释的几点反驳
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是他们将马克思文化理论应用于英国社会的结果。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既没有区分两者“文化”涵义的不同，也没有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凸显后者的独特价值。首先，两者使用的“文化”一词在内涵上有很大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大多是在德语文化史语境中使用“文化”这一概念的，据威廉斯考证，“在德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Kultur（文化）这个德文词被使用，其意涵与18世纪的‘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ies）所使用civilization（文明）的相同。”[22]（p105）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概念在多数情况下是与“文明”同义的，都是指物质实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及其历史演进过程”。[16]（p94）譬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讨论工人生活资料的总和时，认为它们“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23]（p269）这里的“文化水平”显然是指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马恩原著中也有少数用“文化”来指主体受教育水平的例子，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绝不是真正的占有。”这里“文化”与“文明”连用，意义明显不同。紧接着他就在下文中再一次使用了“文化”一词：通过人对人的关系，“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15]（p184）这里两个“文化”显然都是指人的受教育水平。而在英国新左派所处的英语语境里，“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相较而言，前者的内涵要比后者丰富具体得多。“文化是日常的，这是首要的事实。”[24]（p11）威廉斯对文化的这个定性成为后来英国新左派思想家的理论共识，不论他们是从总体性视角出发把文化定义为整个生活（斗争）方式，还是受结构主义、霸权学说的影响把文化看作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其研究对象始终都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具体文化，而非宏观的“文明”概念。其次，“应用论”之所以不成立还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可以直接应用的文化理论。如上所述，由于特殊的理论斗争环境，他们并没有把“文化”上升为一个哲学范畴进行系统论述，如果无视具体的时代条件将其有关“文化”的论述集合起来直接运用于英国社会，结果也一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自己的文化思想，事实上他们从未遗忘“文化”这一重要的历史因素：早在标志其哲学体系成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详细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将文化考察引入到生产它的社会实践，阐明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此外，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具有相对自主性和对物质实践的反作用。晚年恩格斯把他们的文化思想简单总结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20]（p668）这种反作用“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20]（p668）所以我们只能按照马克思“已显示出其丰富性和重要性的构想”，建构可以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文化理论。[11]（p338-340）最后，“应用论”不恰当的地方还在于英国新左派（特别是年轻一代）事实上“质疑马克思主义与理解当代社会的复杂事物有关联”，[21]（p87）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具体的文化研究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如果把他们在文化研究中建构文化理论的过程简单地理解为应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势必会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忽视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给他们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忽视其理论的巨大原创性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英国新左派文化实践
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和吸收深刻影响了英国新左派的政治实践。二战结束后，英国资本主义迅速恢复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文化繁荣、大众传媒普及、中产阶级崛起等一系列社会巨大变化。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否消失？传统工人阶级是否还存在？英国工党的阶级基础是否被侵蚀？这些问题成为萦绕在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心头的阴影。反观英国两个主要左派政党，英国共产党仍然唯苏联共产党马首是瞻，对苏军20世纪50年代入侵叙利亚的帝国主义行为视而不见；工党内部艾布拉姆的《工党必定失败吗？》以及盖茨克1959年在工党大会上的著名发言都对英国工党在英国战后丰裕社会中的政治前景表示担忧，[25]（p47-48）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兰干脆直接转向修正主义，出版了影响巨大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英国新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文化”切入对英国社会具体问题的研究，无疑是一次开辟左派全新理论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伟大尝试。上述五个方面内容构成了他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基因，从根本上影响着他们的价值立场、研究方法和实践指向，促使他们在革命路径选择上既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道路，也拒绝政治改良的修正主义道路，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寻找英国通往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他们研究文化并不是要在“经济”之外寻找另一种“文化决定论”，也不是摒弃现实的革命实践闭门造车，恰恰相反，他们积极领导参与核裁军运动、学生运动等左派政治运动，仔细观察研究战后英国社会文化新发展、工人阶级新变化，并在文化研究实践中始终坚持社会各要素之间的整体性联系，坚持人民大众的主体立场，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精神和阶级分析这个基本方法，同时自觉保持对教条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警觉。
过去国内学界对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的关注大多来自文学、美学、传播学等学科，把研究重点放在它对文化艺术性和功能性的独特见解上，却忽视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紧密联系及其鲜明的政治色彩，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更多地把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下进行探讨的原因。阐明英国新左派文化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因素，对于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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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1；B5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3-0024-06
作者简介： 申一青（1990—），男，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姜延军（1972—），男，哲学博士，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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