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国际战略理论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99(2002)03-0283-06
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作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筹划、指导国际交往与国际斗争的方略，由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列宁、斯大林加以充实、完善，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加以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中的国际战略理论，从中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战略理论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和重大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的创新。本文将重点分析毛泽东国际战略理论的创新之处。
创新一：对世界大战做出了新论断
关于战争规律，1936年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就曾指出：“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1]（第182页）这一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致的，即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私有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战争作为解决政治危机的一种手段和社会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并不等于说世界大战是不能推迟和制止的。因为，战争是一种总体现象，而每一场战争都有类型、性质、规模、种类之分。以国际间战争而言，就有双边战争与地区战争，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殖民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等等。作为世界大战，即全球战争（世界大多数国家、民族和地区都卷入的战争），是战争史上一种特殊形态的战争。历史上发生的1.4万次战争中，世界大战仅有两次。因此，在谈论战争的时候，要把一般战争同世界大战的概念加以区分，切不可混同。毛泽东在1960年底接见外宾时非常明确地指出，局部战争和世界战争要加以区别[2]（第99页）。后来，周恩来在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认为“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避免”[3]（第321页）。
毛泽东及其战友从以下三个层次论证了推迟和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第一，提出并长期坚持认为，当今世界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但是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很大。毛泽东1950年6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报告中首次阐述了这一论断[4]（第15页）。以后的20多年里，他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反复强调这一思想。直到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在最后几次外事活动中，对前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仍然说过，再保持世界和平“25年可能”[2]（第100页）。可见，毛泽东生前坚持认为推迟世界大战、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的。第二，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赢得战争和制止战争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民的团结和斗争。1960年5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拉美8国朋友时说：“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然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2]（第101页）。第三，认为帝国主义也会总结历史经验，不敢轻易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再打大战的结果，是对侵略者不利的”[5]（第171页）。三年朝鲜战争，“扩大了世界和平运动，增加了美国的困难，推迟了世界大战。毛主席说过，美国连朝鲜战争都打不赢，还能挑起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3]（第58,62页）。
但与此同时，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后期，由于美国、苏联的倒行逆施，我国的周边环境日益复杂，国际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我国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活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另一方面不得不把问题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从各个方面做好应付大规模侵略战争乃至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1964年8月美国轰炸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他在一项批示中提出了要力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1965年，他又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根据这些思想和方针，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二、三线建设布局的决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争霸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成为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我国从国际斗争的现实出发，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逐步改善了同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和中美关系的突破，我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我国安全面临的来自苏联的这一主要威胁并未消除，国际上两霸的争夺依然十分激烈。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对战争的估计是，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认为世界大战的威胁迫在眉睫。基于这种估计，当时强调全国人民对战争的危险必须有所准备，要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大战，于是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被投入到战备之中。这种状况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工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6]（第20-21页）。
客观评价毛泽东对世界大战的论断，功绩、新贡献是主流。出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7]（第25页）。
创新二：为世界和平提出了新构思
推迟、制止、反对非正义战争，维护、推进世界真正的和平，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孜孜追求的目标。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与国际形势变化的特点和实际，提出了一整套方略。从新贡献的角度看，主要有：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反动派也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对于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一是不怕，二是反对。全世界人民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用正义的革命战争，反对一切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争取和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要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只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从战略上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从战术上把它们看成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6]（第5页）。只要这样做了，世界真正的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今天工作做的越好，战争就越打不起来，人民力量越强，打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国际上的斗争也是力量的对比”[3]（第12页）。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共同发展，毛泽东一向主张世界各国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合作。他在《念奴娇·昆仑》一词中曾豪情满怀地咏道：“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种热望和平和崇高的国际主义思想，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广泛的赞赏和颂扬，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和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发展。
创新三：对国际秩序提出了新认识
“国际秩序包括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行为主体按照某种规范、原则、目标和手段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建立或维系的某种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整体态势”[8]（第108-109页）。国际秩序一般分为“新”、“旧”两种。
毛泽东及其战友对国际秩序的概念虽然没有进行过明确的概括，但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特征、实质、走向等问题的分析确实匠心独具。
关于战后国际秩序，毛泽东从不同的角度做过大量的分析。他在1960年5月27日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的论断，具有高屋建瓴、恰到好处的特点。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5]（第421-422页）。“冷战共处”之说，不仅精炼地指明了战后国际旧秩序的整体态势和运行机制，而且指出了战后国际旧秩序的实质是以反对共产主义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为支撑的冷战战略在其中作祟。“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冷战共处”之说。可以理解为“冷战共处”是国际旧秩序，“和平共处”是国际新秩序；国际旧秩序仍然猖獗，国际新秩序方兴未艾。破旧立新任务艰巨。但毛泽东并没有为此悲观失望，他说，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所以，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向好的方面做转化工作。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使这些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正在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5]（第422-423页）。
创新四：对世界结构进行了新划分
世界结构，即世界划分的搭配和排列、状态和形势。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际上敌友我三方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抹杀的，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关于世界结构或划分，列宁把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也即两个民族：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成为两个对立的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思想。这一思想，最初是毛泽东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在没有征服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之前，是谈不到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攻的。这块“极其辽阔的地带”，是指处在亚、非、欧三洲包括“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中间地域[9]（第1193页）。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许多国家纷纷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赢得了独立，国际战略格局也因此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广大中间地带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这为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封锁，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包括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不拥有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认为，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还有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10]（第270-271页）。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思想，改变了以往孤立地以意识形态因素认识世界格局的观点。这一观念上的变化为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和最终形成“三个世界”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关于“三个世界”的思想，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两件事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中苏矛盾加深，直到引发边境冲突。二是中美经过外交接触，双边关系趋向改善。这时，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73年2月，他同来访的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设想，即按照一定纬度划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以抗衡谋求称霸世界的苏联。以此为基础，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做了完整分析，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日本外，还有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11]（第600-601页）。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决不谋求霸权等观点。
“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改变了人们关于两极体系的观念，使世界多极化的面貌明确起来。按照“三个世界”划分思想和国际统一战线原则，中国同美国建立起既斗争又联合的战略关系，有效制约了对中国威胁最大的苏联霸权主义。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对确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维护国家安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创新五：为国际关系贡献了新准则
这里所说的新准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已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原则。
和平共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先提出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政策与思想。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后，东西方冷战达到高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争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势，丰富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的思想，提出并实施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就初步提出了包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思想内容：“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9]（第1466页）。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与斯大林艰苦的谈判，在莫斯科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第五条明文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12]（第190页），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表述于处理国家关系的正式条约之中。1953年12月31日，中国与印度两国在就西藏地方关系问题谈判时，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同印度代表谈话中，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了较具体、精炼的概括。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3]（第63页）。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双方总理联合声明中，把“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1954年8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政府委员会议上所作的外交工作报告中，第一次称五项原则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整的表述方式被确定下来，成为我国处理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
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加之其言简意赅，“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7]（第283页），所以，最经得住考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先是主要用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周边国家的相互关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后来又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实践，受到了普遍欢迎。1964年1月27日，中国与法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西方发达国家乃至世界影响巨大。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抓住历史时机，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中美上海公报中有一段意义十分重要的话：“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正式建交或提升了外交关系级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处理与发达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成为举世公认的指导国际关系、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一面旗子”[11]（第468页）。
创新六：为新中国外交制定了新政策
新中国建立前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总政策和总目标，并写进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之中，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当时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即“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外交总目标，当时表述为：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新中国要“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对这一总政策和总目标，新中国建立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坚持执行。
根据这样的总目标和总政策，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制定了具体的对外举措。在新中国建国初期，针对帝国主义对中国推行冷战、遏制战略和政策，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举措。20世纪60年代，针对美苏全球争霸的展开，中国提出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同时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的“两个拳头打人”的举措。20世纪70年代，针对美苏的倒行逆施、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猖獗，提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条线”、“一大片”以及“三个世界”的举措，保证了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为维护和推进世界和平做出了独特贡献。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又长期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不输出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强加与人。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对外工作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广泛开展人民外交，加强同世界人民的联系，多做工作，广交朋友，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推动并巩固国家关系的发展。在对外交往中，要破除迷信，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既不能狂妄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照抄照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应当把加强和推进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永远不称霸。实践的结果，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创立的符合新时代的国际战略理论，是一笔宝贵财富，它既包括了对中外传统智慧的继承，又包括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天才创造；既有“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的整体意识，又有“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技艺。中国获得的国际影响和地位，远远高于其物质力量所能提供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过于这一集体智慧的国际战略。
收稿日期：2001-11-12
标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