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逻辑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逻辑起点问题因其在理论体系中的奠基地位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与理论视角的多样性和主观随意性而成为诸多课题中的难点。笔者综合虽有亮点和可取之处却又难免偏颇的众多研究成果，从理论到实践，在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和审视之后，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此命题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新的道路”等多重规定性组织的统一体。
第一，从理论维度出发，要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对逻辑起点范畴进行学理分析，探清其实质要件，从而形成作为逻辑起点标准所必备的条件。以之为基本思路，笔者辨析已有成果并参照逻辑起点标准，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或由于立场观点的差异、或由于论证思路的差别、或由于表达习惯的不同，纵观人类思想史上的诸多学说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同一理论体系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新成果，其在逻辑起点的提出和表述方面也是千差万别的。这自然而然增加了对相关问题研究的难度，但这并非说就无能为力，相反总还是有章可循的。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对诸如精髓、核心、根本点等相关范畴作比较鉴别，界定其内涵，形成确定的逻辑起点标准，进而树立科学的逻辑起点理念。当然对邓小平理论相似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在这里笔者主要采用的是先排除、同比较、后归纳的方法。
首先，哲学基础不是逻辑起点。因为前者是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即通常所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作者用以分析解决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或两者并举，并形成结论和体系的逻辑工具和思维指南，因而只能是立论依据，而不会是逻辑起点和理论的主体部分，否则按照其在性质和派别上的对立而导致的有限分类，所有的理论体系分类就显得过于简单和粗糙，因不能触及问题的本来面目而过于宽泛并显得了无新意，自然于理论的理解和实践是无甚作用的。因此，笔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类视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相应的，思想路线也不是逻辑起点。因为思想路线是作者所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而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其相应哲学理念的具体化、实践化和形象化，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哲学，即通常所谓的实践哲学。一般说来，这种抽象的、共性的、一般的判断或范畴是不能作为富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某一体系的起点的。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1](P11)。
自然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逻辑起点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虽然涉及到了逻辑起点的要求之一，即贯穿理论始末，但不能反映理论本身的个性和特色。
实践及其主题也不是逻辑起点。“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2]，即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科学方法要求我们从理论的起点研究理论，强调实践在理论形成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它是在一系列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中完成的，而不只是在理论的源点就予以关注的。况且如果可以把实践作为某一理论的逻辑起点，必然也可以把实践作为任何其他理论的逻辑起点，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实践基础和时代课题，但逻辑起点还要在其基础上进行理论构建和形成理论价值的。所以笼统地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不准确的。
生长点主要是理论生长点，也不是逻辑起点。所谓理论生长点主要是指理论渊源问题，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明确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延续性，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构建和发展的，但“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3]，要求逻辑起点的假定和选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表现和反映选择者对有关问题的根本看法和立场，从根本上表现着该体系与其他体系的区别。逻辑起点当然要求我们注重理论生长点即理论的发源地，但更强调整个体系的构建、发展和完善的动态过程。显然两者是不能等同的。
综合以上认识，笔者认为逻辑起点不仅仅是历史的起点或认识的起点，而应是历史起点和思想起点的归结点；不仅仅是理论逻辑结构的初始点，还是构建整个逻辑体系的起点，必须强调和突出其与逻辑结构的紧密和直接关系，更要指出此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内容。或者说逻辑起点更要贯穿于这一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始终，并且是其他理论没有而只有其具有或解决的根本内容或根本问题。
简而言之，所谓逻辑起点或认识基点亦即一个科学理论逻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选择，它的确立对于认识过程具有全局意义，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研究对象现实的历史发展；二是理论形态本身的特征。它必须反映对象的最一般的本质和关系；必须是关于对象的高度抽象；必须包含对象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矛盾；在表现形式上应是某一概念范畴。结合这一逻辑标准，笔者认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应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这需要形成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定位，即其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科学认识，并深入探讨和准确遵循邓小平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即以邓小平本人在相关问题上的论述为准。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形成的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定位、内涵实质的共识和邓小平本人在相关问题上一以贯之的阐述最能够说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
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定位是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互动的两大支柱，正确而科学的邓小平理论定位是确立逻辑起点的前提，所以我们必然要对其理论定位进行细致而准确的剖析。
从一般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在时间上是指邓小平同志投身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论述，集中体现在已出版的三卷本《邓小平文选》中；在内容上包含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中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思想体系。从特殊的角度讲，它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初乃至更早以前，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属于酝酿和萌芽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建设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分别解决了有关发展的不同方面的问题，无一不与发展联系；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解决了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回答了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明了发展的道路、方向、目标、动力、步骤、条件等，并勾画了发展的基本蓝图。
以上论述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和层次地涉及到并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科学实质问题，但最为规范科学和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的当属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历史结论和科学共识。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1](P14)因为它们有相同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更为重要的是有共同的实践目的，即解决社会主义的实现和发展问题。同时，“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P11)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P13)且“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1](P13-14)这段论述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个性特征和时代精神，为我们理解一切与邓小平理论有关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政策导向。
邓小平理论的相对独立地位关键取决于其独特风格的实践历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着重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的人类新课题，列宁主义的真谛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俄国国情、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走向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话，那么毛泽东思想则解决了中国社会特别是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取向问题并开始了摸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而邓小平理论则是寻找到了新时期中国现代化的新路，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1](P13)一个“新”字既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理论渊源和实践继承，又反映了理论个性和独特之处，更为我们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提供了直接依据。
“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4](P300)即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画的蓝图建设我们的国家。“当然，我们也有发展”[4](P300)，所谓发展，最重要的是根本思路已经不同，形成了新的发展理念、模式和途径。
这些思想散见于他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的规划中。他说：“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5](P3)，因为，我国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特殊历史地位必然要求他把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构想反映到其包括逻辑起点的选择在内的所有理论构建上，因而邓小平理论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又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略；既是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和规律，又是指导实践的根本政策和方针。较之马克思主义其他理论发展阶段，邓小平理论更为鲜明的实践特征必然要求其从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全面意义的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出发，在理论思维和政策制定上始终关注发展问题，认定发展是我国现阶段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不可动摇的中心任务。当然其与一般的发展问题还不一样，主要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和新战略，而且实践也一直证明“邓小平一生的奋斗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6]。
简而言之，邓小平理论是为解决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但又不止于此——是为解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但仍不止于此——是为解决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合流问题，但还不止于此——从根本上它是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独特有效且符合时代趋势的新路子。这样其逻辑起点也就很容易被认识了。特别是邓小平成功实现了现代化一般与现代化具体、时代趋势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结合的伟大实践，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更有助于逻辑起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
第三，现代化潮流演进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合流、发展主题的科学判断和深刻内涵，尤其是现代化一般和现代化具体关系的中国分析和实践模式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显得更为自然和必然。
任何理论的构建都是在特定时空境界下进行并反映时代特征的。邓小平理论正是在科学认识和判断时代的前提下才形成正确思路的。他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5](P105)这既是对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的正确概括，也说明了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更反映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对处于“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来说自然不能离开现代化的发展轨道，相反由于现代化资源禀赋的缺乏即自身的不发达和落后状态，在此问题上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1](P2)因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所以追求并实现现代化一直是近代中国的主题，并成为评判优劣成败的重要标准。
经历了曾被喻为“九死一生”坎坷历程的中国现代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找到现代化的现实的制度依赖，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在寻找既符合现代化一般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又陷入困境。因为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富国强民之路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长期探索而终未果的问题。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开启现代化新阶段的邓小平不得不首先面对和反复思考的焦点，这也就决定了发展必然成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主线，成为他从总体上考察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邓小平就是以之为基本思路和主要特征，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通过散见于各个不同时期的党的策略、路线、方针，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旗帜的，即邓小平理论的。其思路之“新”，内容之“新”，关键在于“第一次”并且“惟一”地解决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即发展新道路问题。
首先，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时代主题的转换，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巨大的理论勇气论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和平与发展”两大趋势引向了对中国主题的沉思与探索，把中华民族的前途与世界命运结合起来了。
其次，邓小平在区别现代化本质和现代化模式关系的基础上，把“现代化一般”与“现代化具体”结合起来。现代化作为世界潮流，因其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不同而使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更为艰难，普遍为由后发优势和在世界体系中的绝对劣势地位构成的世界难题所困，并屡屡使“现代化受挫”，这样的问题也同样摆在中国面前。因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就是解决基于诸多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一系列特殊矛盾和问题的过程，其内容必然是对过程的总结、反思和理论抽象，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
简而言之，邓小平理论是对中国近代以来追求现代化历程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比较研究的科学概括，是对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并赋予其强烈时代精神的结果，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征”综合的立体成果。
正是邓小平理论的这些与现代化内质紧密相关的特点，才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成为其逻辑起点。
一方面，他没有抽象地谈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思想路线是方法和手段，而中国实现现代化才是根本目的。
另一方面，“现代化具体”要求我们只有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准确定位，才能对现代化建设的起点和立足点有正确科学的认识，这就说明了“初级阶段理论”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再一方面，“什么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成果，而不是逻辑起点。现代化之所以成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基点，是现代化内涵决定的，是现代化一般与个别统一起来所要求的，是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中就点明的，因为邓小平从现代化一般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意义上肯定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作用，走出了把运用现代化一般当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误区。“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5](P103)并把社会主义具体化为实现现代化的制度依赖和最佳方式，也改变了把社会主义视为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的计划经济性和富裕同步性的公式化、简单化的认识，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由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向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转移，形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充分根据并非常合理的。这既符合逻辑和历史相符的基本方法原则，因为逻辑起点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即以改革和开放作为两翼的现代化建设的开始为起点的，也符合逻辑起点范畴的内涵及据此形成的逻辑标准要求，更体现了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发展新阶段的历史地位和科学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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