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劳动力补缺替代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劳动力论文,启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11)06-0065-08 doi:10.3969/j.issn.1004-129X.2011.06.009
廉价劳动力长期以来被视为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项比较优势。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制造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以全球为版图配置资源，而我国在加工制造方面的优势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因此，在这种开放型的国际分工中，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在短时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我国曾经具有的劳动力廉价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教授表示，我国在较低发展阶段出现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人口结构变化将不再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过去用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所维持的比较优势会逐渐消失。2004年春季以来，一直被认为剩余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闽东南等沿海地区相继出现较为严重的民工短缺现象。据调查，广东有近200万民工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福建泉州和莆田用工缺口约为10万人；浙江温州等地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困难。[1]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工人工资持续上涨，使“中国制造”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越南、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低劳动力成本国家正趁机抓紧招商引资，印度将会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提法，也是出现已久。
我国还处于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阶段，东南地区用工荒的出现，并没有直接引发当地产业转移的浪潮，大部分企业不愿意离开这一具有很高产业集中度的地区。因此，一些招工难的企业选择外籍黑工作为用工资源的补充。珠三角等地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使柬埔寨、越南、老挝等东南亚相对落后国家的黑工渐渐潜入中国东南地区。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东南亚黑工通过各种渠道向用工资源庞大的珠三角渗透的势头还将持续。[2]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外国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的补缺替代作用，对我国应对东南沿海地区“招工难”问题以及外国廉价劳动力非法进入问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东亚许多国家或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引进外国劳动力缓解了劳动力供需矛盾，虽然在引进方式上略有不同，但外国劳动力带来的经济效应基本一致，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年龄结构与我国相似的韩国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一、外国劳动力对本国劳动力补缺替代研究回顾
外国劳动力是否对本地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各国专家学者众说纷纭。发达国家以及较发达国家接收外国劳动力的实践表明，外国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市场有较强的补缺效应，对部分行业及中小企业作出了贡献，但在特定行业也产生了弱替代影响。
以Piore、Abrams and Abrams为代表的“分层(节)假设”(segmentation hypothesis)理论将市场分为两个层次，即薪水高、工作稳定的“好工作”为高级劳动部门；薪水低、工作环境恶劣、社会地位较低的部门为次级劳动部门。根据分层假设，在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国家，人们往往回避次级劳动部门的工作，导致这一部门劳动力供给不足，影响产业发展。而外国低技术或非技术劳动力通常被次级劳动部门所吸收，不仅不会减少本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还弥补了一些行业劳动力的空缺。
Wilfred J.Ethier对当前老龄化较严重的发达国家的外国劳动力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产业化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老龄化问题，而随着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的绝对减少，必定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指出：发达国家次级劳动部门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与该国整体失业率无太大相关性；外国劳动力的进入只是短期行为；外国非技术劳动力普遍从事国内劳动力不愿从事的工作；对外国劳动力的雇用缺乏稳定性。[3]
根据Zimmermann 1995年以德国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外国劳动力达到该国劳动力人口总数的1%时，该国劳动力工资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涨0.6%，高科技行业工作人员的工资甚至上涨了1.3%。Gaston与Nelson(2000)对英国的研究结果表示，外国劳动力的流入与该国劳动市场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1999年OECD的调查结果也表示，很难证明外国劳动力的流入会增加输入国的失业率。另外，以OECD成员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外国劳动力的流入与输入国失业率并无相关关系。[4]
与以上观点不同，Briggs等提出“替代假设”(replacement hypothesis)理论，认为外国劳动力对输入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以及工资待遇产生消极影响。该理论指出，由于外国低技术劳动力只是短期的务工行为，为了能够在短期内赚取更多的劳务费用，他们通常会不计时长和务工条件而拼命工作。中小企业或盈利较少的边缘企业更倾向于雇佣外国劳动力，因为雇佣外国劳动力可以节省劳务费和福利补贴，还可以根据企业效益随时解聘。分析结果显示，外国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并且影响本地中小企业改善工作环境。[3]
韩国学者权朱安、李繁松、赵俊茂(1995)对外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国劳动力对韩国劳动力有弱替代效应，但在部分行业有较强的补缺效应。另外，赵俊茂根据2003年劳动部调查结果进行模型分析显示，外国劳动力对本国劳动力不仅无任何替代效应，反而有较强的补缺效应。
二、韩国外籍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补缺、替代关系分析
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决定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成功地实施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形成了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经济结构。制造业为失业和半失业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大量闲置劳动力被劳动密集型企业所吸纳，使得韩国劳动力供应不再富裕，只能输入外国劳动力填补空缺。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紧缩，韩国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从资本深化型的制造业转向资本密集型的金融服务业，鼓励资本-劳动力替代和技术升级，大量减少外国劳动力。但是，减少外国劳动力的结果导致了工资成本迅速上升，降低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外，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一些服务行业，如家庭服务行业、建筑行业仍然保持着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5]
1.韩国本地劳动力的供需规模及行为特征
韩国劳动力的供给规模，主要取决于韩国人口的数量增长、年龄结构及劳动参与状况。由于1962年实施的“家庭计划政策”，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2010年，韩国人口增长率仅为0.26%，是1965年(2.57%)的1/10。[6]同时，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韩国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老年人口比重持续增加。[7]2005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已达到9.1%，2026年(20.8%)将进入超高龄社会。[8]韩国1960年人口金字塔属于典型的增长型年龄结构金字塔，接近三角形。2005年韩国人口年龄结构向老年型过渡，金字塔底部明显收缩，形成少子化趋势；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金字塔的顶部加宽。少子高龄化的迅速发展明显地影响了韩国本地劳动力的增长及规模。根据韩国统计厅2005年的人口预测，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2.9%，2050年将下降到53%，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减少13 187千人。
教育的普及、提高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使韩国经济活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有所变动。1965-2008年，虽然女性经济活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上升，但也仅为50.3%，男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78.9%下降到73.5%。1980-2008年，15～19岁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迅速下降了26.1个百分点；20～29岁年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略有下降。[9]生育水平下降、少子高龄化发展，使韩国国内劳动力的增长、供给难以满足城市建设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急剧扩大的劳动力需求(见图1)。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数以百万计外国劳动力涌入韩国就业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图1 1990-2008年韩国劳动力不足人员及劳动力不足率
资料来源：韩国劳动部.劳动力需求动向调查(1990-2008)[Z/OL].http://www.moel.go.kr/.
注：1990-2002年的统计数据为员工≥10人的企业数据；2003-2008年为员工≥5人的企业数据；2008年4月数据。
教育的普及、发展及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使韩国劳动力及其就业逐步趋向高学历化、白领化和脑力劳动化，他们甚至形成了轻视或躲避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劳动观念。这些劳动及供给行为特征，在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就业领域和职种选择，从而造成一般劳动力大量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供需矛盾更加突出。[10]这严重影响了韩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20世纪90年代允许外国劳动力进入韩国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劳动力来韩国就业，对解决韩国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韩国劳动力供给规模的进一步减少，外国劳动力的补充、就业，仍将是解决韩国劳动力短缺矛盾、满足韩国劳动力市场需求增长的重要途径。
2.外国劳动力的供给行为及就业特征
韩国的外籍劳动力多来自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如中国、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与韩国劳动力相比，外国劳动力的基本属性及劳动供给行为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1)整体文化素质低，语言沟通有障碍，对就业领域和职种的选择性小。外籍劳动力大多为文化水平较低的低技术或非技术劳动力，而且，由于不熟悉本地语言，可参与竞争的就业领域和职种受到局限。因此，他们主要集中在中、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从事着与人沟通较少的机械性劳动作业或者是“脏、差、险”行业的工作。
(2)劳动勤勉度高，劳动力成本低。外国劳动力通常都希望在短期内赚取更多的劳务费用，而且在异国他乡没有过多的闲暇娱乐活动，因此，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勤勉度高。外籍劳动力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0.77小时，每月的平均休息日为4.2天。[11]而且，企业雇主不必承担他们的各种社会福利及保险费用，劳动力成本非常低。
(3)多为短期务工行为，流动性较强。大部分外国劳动力都想挣些钱，学些技术以后回国，因此，为追求更高的劳动报酬，“跳槽”的几率较大，缺乏工作的相对稳定性。但这也使他们的择业更具有灵活性。
韩国外籍劳动力的基本属性及劳动供给行为特征，结合外国劳动力政策，决定了他们就业的部门及流向。
首先，外国劳动力就业流向的产业领域主要是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部门。韩国最初以“产业技术研修生”身份引进外国劳动力，并且，根据国内市场劳动力需求，规定外国人产业技术研修生可从事的职业种类。[12]最初，只允许外国劳动力就职于农林牧渔业或建筑业等部门，后逐渐放宽可就业的领域。2003年，51%的外国劳动力在加工制造业就职，22.8%在建筑业工作；2005年制造业就业比例增至79.6%，其他行业(除建筑业、制造业、农业、家政服务等行业)就业比例增长至13.6%。
其次，外国劳动力主要选择在中小企业就职。2005年，49.1%的外籍劳工在5～29人的企业就职，32.1%的外籍劳工在30～99人的企业就职，12.0%的人在100～299人的企业工作，仅有6.8%的外籍劳工在300人以上的企业就职。
可以看出，外籍劳动力参与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以加工制造、建筑施工等第二产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和一部分服务业(家政服务或餐饮业等)为主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方式、从事的职种以及流向的单位性质，都表现出明显的艰苦性和流动性。
3.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补缺、替代关系分析
结合韩国中小企业厅对中小企业的调查、外国劳动力对韩国劳动力工资影响调查、外国劳动力的替代性调查，可以总结出韩国外籍劳动力对本国劳动力补缺、替代关系的性质。
(1)总体来讲，外国劳动力对韩国劳动力市场及国内劳动力的就业主要表现为补缺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刺激了劳动力总量需求急剧增长，本地劳动力的供给已不能满足韩国劳动力市场的总量需求，需要外来劳动力的补缺。外国劳动力的就业，满足了韩国劳动力市场的总量需求，缓解了韩国劳动力市场中某些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对韩国经济社会活动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韩国劳动研究院对外籍劳动力的经济影响进行模型分析结果可知，外国劳动力在韩国就业，共增加产值10 393亿韩元，提供了30 777个就业岗位。[13]根据韩国中小企业厅对中小企业劳动力状况(加工制造业2002-2006年)的调查结果，2003年和2004年分别有79.1%、71.8%的企业认为“招工难”是雇佣外国劳动力的主要原因；2006年有29%的企业认为降低劳动力成本是雇佣外国劳动力的主要原因；2002年分别有12.1%、12.3%的企业认为主要原因是外国劳动力工作时间长、离职率较低。
(2)外国劳动力对韩国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也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外国低技术劳动力由于其勤勉度高、劳动力成本低，对韩国文化素质较低的本地劳动力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尤其是外国劳动力逐渐适应环境、技能熟练之后，对本地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一定的替代关系。根据韩国劳动部对雇佣劳动力的企业进行的调查，11%的企业认为外国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有替代效应，其中，3.7%的企业认为有很强的替代效应，7.3%的企业认为有一定的替代效应。
(3)外国劳动力形成弱替代影响的主要是第二、三产业领域及其职种。受韩国外籍劳动力政策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约束，外国劳动力主要流向第二产业及部分第三产业。80%以上的外国劳动力流向建筑业及加工制造、手工业等第二产业领域中，尤其集中在“脏、差、险”行业。韩国劳动部调查显示，18%的企业表示，外国劳动力在建筑业领域对本地劳动力形成一定的替代影响；11.8%、9.8%的企业表示外国劳动力对韩国轻工业、重工业领域的本地劳动力形成替代影响。但是，由于加工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需求规模较大，也具有一定的补缺作用，有42%的企业(建筑业)表示外国劳动力有补缺作用。因此，在制造业、建筑业领域就业的外国劳动力对该领域韩国劳动力的就业具有补缺、替代的双重影响，而且替代影响不是很明显。
(4)外国劳动力对中小企业本地劳动力有补缺、替代双重影响，而且对中小企业劳动力的工资增长有一定的抑制效应。外国劳动力大部分在韩国的中小企业工作，尤其是11～50人的企业。由于这些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有限，雇佣廉价的外国劳动力，可以在某些方面替代企业的资本投入，使企业减少资本投入，提高经济效益。根据调查，10～29人企业中13.1%的企业表示外国劳动力对本国劳动力有明显的替代影响，但也有42.3%的企业表示有补缺效应。另外，7.3%的企业表示，雇佣外国劳动力使本国劳动力的工资大幅度下降，20.4%的企业表示工资有小幅下降。[11]
三、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分析
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据预测，我国人口数量在2030年前后达到高峰后，将逐步减少，由低水平阶段过渡到负增长阶段。
人口总量的低增长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之间便有一个时滞，两者随着时间变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阶段。[14]
根据联合国2010年未来人口展望数据，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到2015年一直处于增长阶段，从3.4亿上升到10亿左右。2015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相比之下，人口数量增长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约为139 500万人)，之后开始出现负增长状态。
劳动年龄人口供给是一个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数量。这部分人口并不都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结构一定的情况下，年龄别劳动参与率模式决定了社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规模。图2为未来劳动参与人口的预测及结构变动状况。未来经济活动人口规模到2020年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包括65岁以上劳动人口)，之后总体呈下降趋势；15～24岁、25～44岁经济活动人口数量绝对减少，45～59岁经济活动人口持续增长到2020年前后，开始缓慢减少；60～64岁、65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呈增加趋势。相对于经济活动人口总量变化不明显，未来从业人员年龄结构的变动将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15～24岁、25～44岁经济活动人口占经济活动总人口的比重会有大幅度地下降，其中，15～24岁经济活动人口将下降50%，25～44岁经济活动人口比重将不足50%。与之相对应，45～59岁、60～64岁的相对高龄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将有大幅度地增加，65岁以上老年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也将增至11.34%。
图2 2000-2050年未来经济活动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23.
经济活动人口数量下降和结构上的老化使个别岗位出现空缺现象，尤其是由于高龄劳动力的流动性差，接收新技术速度慢，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及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并存。
根据齐明珠(2010)对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结果，从2016年起，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表现为供不应求。而且，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人口结构变动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失衡，将使需要年轻劳动力的行业或岗位出现短缺。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处于供过于求的情况，但是局部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2004年春季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仍在持续，如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2011年广东用工缺口在100万左右；上海也出现制造类、服务类企业劳动力供应短缺现象。
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处在急速变化的转折阶段。一方面，人口转变进入“三低”阶段，造成劳动年龄人口低速增长，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不断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供需矛盾将导致我国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出现用工缺口，继而使劳动成本上升。[14]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对外国劳动力与韩国本地劳动力的供给行为特征比较、外国劳动力对韩国本地劳动力市场的补缺替代效应的分析以及我国劳动力供需状况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外国劳工大部分流向次级劳动部门。一方面，生育水平下降、少子高龄化发展，韩国国内劳动力供给难以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同时，由于韩国劳动力就业趋向白领化和脑力劳动化，轻视或躲避次级劳动部门就业，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外国劳动力的供给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整体文化素质低，语言沟通有障碍，对就业领域和职种的选择性小；流动性较强，缺乏稳定性，但劳动勤勉度高。因此，韩国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外国劳动力供给行为特征、外籍劳动力政策的引导，决定了外国劳动力大部分流向建筑施工、手工制造等次级劳动部门。
第二，外国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市场及劳动力就业主要表现为补缺关系。外国劳动力的流入缓解了韩国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矛盾，为韩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由于外国劳动力的80%都集中在手工制造业、建筑施工等行业，因此，对这些行业文化素质较低的本地劳动力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需求规模较大，所以替代效应不是很明显。
第三，我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供不应求的趋势。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将不再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过去用充足的廉价劳动力所维持的比较优势也会逐渐消失。曾经拥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也随着我国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而向有限供给转变。“民工荒”现象从沿海蔓延到全国各地，至今仍未得到解决。而与“用工荒”同步，珠三角出现了大规模的“洋黑工”。
综合韩国引进外国劳动力的经验及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趋势，认为我国需要重新思考限制外国低技术工人入境的政策，应该在部分地区一些行业针对性地引进外国劳动力。因为，否认问题的存在以及政策反应的滞缓、加紧边境管制会造成许多非法滞留。[15]因而，我国应该面对现实，接受外来劳动力及劳动力政策、对待外来劳动力的态度需要改变，特别是针对中、低等劳动力的迁移。
目前，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或处于劳动力人口空巢的边境地区已经开始探讨利用周边国家的廉价低技术劳动力。怎样合法利用并有效管理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课题。国际劳工组织指出，劳动力的国际迁移是复杂的现象，随着移民劳动力的不断增多，它将影响到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劳动力国际迁移对不同国家的利益影响是不同的，时而利益冲突，时而又是利益多元化。因此，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强调：“需要连贯的、全面的、一致的和透明的政策有效地管理劳工移民”。
首先，在引进外来劳动力的初期，可采取统一引进、分配的方式。企业申报需求工种及需求数量，管理部门根据企业的需求引进劳动力并进行具体分配。必须强调的是，为避免非法劳动力增多的现象，应该根据企业雇主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分配签证配额。根据外国经验，政府为减少对外国劳动力的依赖，尽可能减少外来劳动力的引进数量，结果会导致许多企业雇佣非法劳动力，形成了“非法劳动力的雇佣市场”。因而，应该如2008年的瑞典移民改革措施一般，规定雇主是移民劳工需求的首要评判者。另外，为避免外来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的“挤出”效应，可规定企业自申请雇佣劳动力之日起，挂牌招聘本地劳动力，三个月招聘无果，方可雇佣外来劳动力。
其次，充分保护外来劳动力的权利。韩国在最初引进外国劳动力过程中，由于没有做好外来劳动力的人权保护工作，剥削、虐待事件时有发生，甚至影响了劳动力原籍国与输入国的关系。因而，我国为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应该设置外来劳动力权利保护部门，专门负责外来劳动力的后期管理。该部门职责为定期走访企业，与外来劳动力交流，尽可能及时解决及避免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
第三，对非法劳动力的管理要保持一致。按照目前劳动力输入国的情况来看，各国对非法劳动力的处置根据经济周期的不同，表现不一。他们在经济危机来临时，鼓励外来劳动力回国，并进行突击检查，严格处置非法劳动力。而在经济运转良好时，对非法劳动力放松管制，甚至实行大赦，使他们转为合法身份。而这种反差较大的管理方式，不仅没有减少非法劳动力数量，反而使非法劳动力更加猖獗。因而，我国应该借鉴前车之鉴，尽可能地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
另外，在引进程序、外来劳动力的工作变更管理、劳工合同到期按时返回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地探讨。总之，在劳动力国际流动日益频繁的趋势下，我国应该积极总结他国劳动力引进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探索出符合我国发展的引进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