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进程中台湾青年选举行为检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进程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947(2016)02-20-07 一、台湾青年选举行为的九大特征 (一)“首投族”投票率破例飙升 台湾青年选民尤其是“首投族”(达到法定投票年龄后第一次参与投票的青年人)，虽有参加选民登记、参与一些选举活动的意愿和热情，但参加投票的表现却要冷漠得多。“勇于表态、懒得投票”是他们政治态度、投票行为的重要特征。 台湾“首投族”的法定年龄为20岁，而当今世界90%以上的国家这一法定年龄是18岁。显然20岁的青年要比18岁的青年更成熟一点，会做一定的投票评估和权衡。这是台湾不降低公民投票选举年龄的重要考量。内政界、学术界尽管时有议案提及，但一再流产。其缘由就在于18岁年龄偏低，投票率也低。 以2012年“大选”为例，登记参选的“首投族”(20-24岁)76.8万人，占“首投族”的64%，显示了相当的参选热情。那年蔡英文还打出“台湾NEXT”的旗号，又极大地拉近了与大学生的距离，然而“首次获得投票资格的70多万名年轻人，对选举并不热衷”，[1]有17%的“首投族”明确表示“不投票”。虽然青年(20-29岁)总的投票率很高，创了纪录(72.7%)，但“首投族”实际投票率在参选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竟不超过3%。“首投族”的投票率偏低似成规律。 但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的冲击下，这一规律却发生了变化。“首投族”参与选举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改变了他们历来冷漠对待选举投票的现象。据《联合报》报道，2014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台北“首投族”投给柯文哲与连胜文的选票高达8∶1；台北、新北、台中三市就有41万之多的“首投族”出来投票，冲淡了大部分县市的派系票。台湾“首投族”开始释放出参与选举投票的热情。这是“昙花一现”现象还是一种新的趋势，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二)青年选票的变数逐渐加大 台湾青年选票在以往选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所谓“成也青年，败也青年”。随着意识形态色彩淡化、本土意识强化的80后、90后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台湾选民结构(确切说是选民投票倾向结构)发生了变化，昭示着青年世代的真正兴起。由此，青年选票变数的大增将左右选举的走向。这种局面在台湾已经出现。 2014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便是这样一场青年人影响历史的事件。青年踊跃投票给民进党，造成了国民党的大败：在台湾22个市县长中，选前国民党占15席，选后只占6席，而民进党选前占6席，选后占了13席；其中地位举足轻重的6个“行政院直辖市”(岛内谓之“六都”)国民党选前占“4都”，选后仅剩“1都”。 台湾传统的选民结构是“北蓝南绿”以及“蓝六绿四”。近年新增的“首投族”悄然改变了这种结构。有学者分析，外省籍第一代凋零，每年消失10万；本土新增“首投族”每年25万，4年100万。台湾人口结构中的这种此消彼长，与岛内政治选举有密切的关联：主张统一的蓝营选票不断失去，倾向独立的青年选票迅速增加。如今20-40岁人群占台湾总人口近四成，其投票率高达75%-78%(过去平均60%)。他们的选票无疑成了固化政治结构被打破的重要因素。[2]何况青年厌恶蓝绿的长期恶斗，抛弃了意识形态主导的选举，更是加剧了思维老旧的国民党的惨败。 (三)身份认同决定投票基本倾向 台湾青年的政治观出现了负面化趋势。就政治观而言，当推身份认同。选举政治中，选民的身份认同更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台湾青年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其民调数据连年下降，而“台湾人”的本土意识身份认同民调数据不断上升。他们成为不同政治力量激烈争夺的对象。目前，两岸青年“一家人”在心灵上却难进“一家门”！ 台湾“中央研究院”做的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受访青年选择“我是中国人”的比例，2000、2005、2010年分别为7.2%、2.3%、1.7%；“国家科学委员会”2012年下半年发布的“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报告(样本300份)，也展示了一幅台湾青年政治面貌的“写真”：受访青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已经微乎其微，而20-23岁的群体做了“零”选择。调查显示，受访者在回答“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中国人还是两者都是”时，选择“台湾人”的占到68.7%，而选择“中国人”的只有1.0%。在选择“台湾人”的受访者中，24-29岁的群体占67.8%，20-23岁的更甚，达70.4%；在选择“中国人”的受访者中，24-29岁的为1.5%，而20-23岁的为0.0%。①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台湾青年相当无感于“一中认同”！ 对“中国人”身份的否定，事实上也决定了这部分青年的投票倾向：一些台湾青年的选票，大多流向了绿营或反对“九二共识”或倾向“台独”的候选人。有学者做过台湾大学生政治偏好和投票倾向的研究，[3]报告虽未将“身份认同”与“投票倾向”做相关分析，但演绎了两者“正相关”的内在逻辑关系。 (四)新媒体颠覆了旧选战模式 电视、广播、报刊、竞选看板、选举旗帜、拉布、标语、传单等传统信息渠道曾经是台湾青年获取政治和选举资讯的重要来源，这些如今几乎都被各种新媒体取代。青年凭借手机和电脑，以无线上网或有线上网的方式，通过新媒体即时、及时、省时、省力、省钱、全面地获得资讯；新媒体也让青年自主发声成为“自媒体”，创造了动员青年选民的巨大空间。 在台湾，选举资讯的来源发生了颠覆性变化。2006年调查显示大学生选举资讯来源除电视外，排第一位的是报纸杂志(70.8%)，排第二位的是看板和传单(51.4%)；2013年TEDS做青年信息渠道的调查，除电视外，结果排第一位的是网络(43.7%)，排第二位的是报纸(5.2%)。有统计意义的是，纸质媒体作为青年的选举资讯来源6年间缩小到1/3，而新兴网络媒体的来源，青年人是全体选民的2倍多(43.7∶21.5)。到2015年，有学者认为，台湾一般民众的资讯78%来自电视，而20-29岁的青年有97%来自网络。[4] 网络新媒体对台湾青年选民的影响在2014年“九合一”地方性选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选前有不少民进党候选人以网络平台、短片、图像等方式争取年轻人投票，提出“青年投票，翻转政治”等宣传语，使青年纷纷站出来“成为推动社会改变的动力”。有公民团体通过网络募资包车，鼓励在异乡就学、工作的青年返乡投票，大大提升了青年的投票率。候选人还以此从事竞选活动。如台北市市长选举中，柯文哲积极经营其“白色力量公民论坛”Facebook社团，提供讨论公共事务平台，一度突破万名成员；柯的团队进行大数据(Big Data)分析，在1500万人次的台湾Facebook用户对柯按出6亿个“赞”的海量数据中，通过发现网友的喜好来及时调整柯的形象与言论。[5]新媒体打败了旧选战，一种新的选举模式诞生了。 (五)尝试参选，寻找参政机会 青年积极参选是近年港台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气象。在物质条件相对充裕年代出生的他们，对社会公义、政治参与、环境保护等有着较强烈的关怀。在经历了上街集会、游行甚至暴力抗争后，他们开始认识到要运用手中选票和积极参选，来实现各自变革鼎新的愿想或激进的理念。 面对相关时事讨论和公共事务，包括政治参与，台湾青年的反映日益活跃。2014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同样涌现出一批青年人积极投身选举。为争夺青年选票，蓝绿县市长参选人大喊“青年参政”，鼓励更多年轻人参选村里长、乡镇市民代表。蔡英文宣布“民主小草”青年参政计划，鼓励年满23岁青年以民进党籍或无党籍身份参选，民进党将提供辅选、文宣团队协助打选战；还称这不是“收编”青年，但让外界很难不质疑参选人的政党属性。[6]公民活动家何宗勋发起的“大家来选村里长”活动，岛内70多名青年响应他的号召出来参选。他们来自普通家庭，都是近年来台湾公民运动的参加者。[7]还有个“青年占领政治”团体要求“立法院”将参政年龄下修至18岁，因其2位参选人未达“法定”年龄而被拒绝。他们将从诉愿、行政诉讼到提出“释宪”申请。[8]青年积极参选，反映了台湾社会危机感的加深。可以认为，这股青年参政热潮，即使在台湾这个政治环境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也是不寻常的。 (六)政治取向的自我定位倾斜 选民的政治取向无疑是决定其选票去向的重要因素。台湾青年对个人政治取向的自我定位有明显的“偏绿”倾向。 近年来台湾公民社会力量凝聚后的第三势力逐渐兴起。特别是青年人开始远离政党，不支持蓝，也不支持绿，而是选择“更好的台湾”。“更好的台湾”究竟是什么？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追踪调查显示，在未来两岸关系上受访青年选择“统一”和“独立”之比2000、2005、2010、2012年分别为12.2：14.1、10.5∶18.9、5.8：18.4、22.4∶30.7，赞同“独立”的比例历年都高于赞同“统一”的比例；而且处于“统独”中间状态的青年，其政治取向偏向于“独立”的占37.0%，而偏向于“统一”的仅11.7%。②台湾青年选民有倾向性的选择，清晰可见。 (七)弃权是投票“成本”核算的结果 把选举投票作为公民行使的“权利”和应尽的“责任”，是青年选民的思想主流。但认知与践行经常是分离的，何况青少年的认知状况会受政治、社会、教育环境的影响而波动。值得关注的是，那些认为投票“可投可不投”的青年，他们选择“不投票”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台湾社会实行的是直选制，青年选民已经拥有一人一票的权利，但投票率较低，不投票的现象在“首投族”中尤其严重。以2012年“大选”为例，有34%的青年人认为找不到好工作是政府“用错政策”，是政府“欠”了他们的“债”，认为青年回乡投票还要影响学习、影响期末考试成绩，加上专门前往投票站又要自己承担路费、花费来回奔波时间、消耗体力和精力等。有调查报告的数据就印证了这种现象：青年不去参加投票的理由，排第一位的是“对整体政治环境失望”(58.4%)，其余依次是“有事不去”(50.9%)、“时间安排不当”(50.5%)、“要花交通费”(39%)、“没有交通工具”(32.1%)、“没有人陪伴”(20.3%)。总之他们要考虑各种各样的投票“成本”。 (八)对候选人选择的评估看重议题 青年把选票投出前要对候选人做一定的考量，有三大评估指标：政党认同(形象、政见、政策、纲领)，候选人形象(口才、学历、经历、政绩、主张、操守等)，议题取向(政治理念、未来目标)。这些指标决定了青年的投票决策行为。对台湾近10多年来的选举进行“复盘”，我们发现台湾青年相当看重候选人提出的议题。 每一次选战都是舆论战，议题就是争取青年和民众选票的战场。台湾的70后、80后、90后在“本土化”和“去中国化”环境里成长起来，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同时又渴望幸福生活、追求公平正义和美好未来。面对台湾特殊的政治结构、变化着的社会经济形势，参选党派及其候选人能否提出合适的选战议题，成了争取青年选票的关键。“李扁”执政前后，民进党高举“爱台湾”大旗，以所谓“两岸议题”为超级助选器，打开了拥有上百万选票的青年票仓，从国民党手里夺取了政权。民进党执政后，民众怨声载道。2008年选举国民党主打“反贪腐”、2012年坚持“和平发展”议题，赢得了青年和民众的拥护。马英九执政后台湾经济虽然略有增长，但青年没有感觉。2014年民进党便迎合“太阳花”学运后的青年思潮，利用“占中”运动打出“香港议题”、2015年又抛出“反权贵”和其他民生议题，占得选战的优势。岛内有研究支持了台湾青年对候选人的评估指标首选“议题取向”的观点：在评估指标构面上，“议题取向”(49.1)远大于“候选人取向”(38.0)。[9] (九)选后的“再支持意愿”极易改变 青年选民的选后态度十分重要，直接关系到下一次选举中他们手中的选票会流向哪里，会投给谁，而当选人的问政表现、政党表现及承诺兑现，对青年选民的“再支持意愿(下次再投他/她票)”、“推荐意愿(向他人推荐同一候选人)”也起决定性作用。相对而言，对参选人的“再支持意愿”，台湾青年多有改变。 台湾青年对历届政府政绩的评价十分负面。2000-2008年陈水扁执政时期，在新政府运作周年时就有民意调查指出，53%的受访民众不满意政府的总体政策和施政能力，打了不及格的48.2分[10]，追随他的青年纷纷离去。2008-2016年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关系虽有突破，但经济只有3.4%的增长，造成了极严重的“青年贫困”问题。青年选票对执政党及其当选人“再支持度”大大下降，造成了政党轮替的必然： 2008年“大选”，国民党大胜民进党80张选票，青年投票给国民党候选人“马萧配”和民进党候选人“谢苏配”的比例，分别为30.3%、14.3%；然而到了2012年“大选”时，青年投票给国民党候选人“马吴配”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苏配”的比例，分别变成33.0%、30.3%。③两次选举中，两组候选人的获票差距竟达16：2.7之巨。 2015年“六合一”地方性选举，国民党选票更是大量流失。仅以新北市朱立伦得票率大幅滑坡为例：从2010年52.61%下降到50.06%，相较民进党候选人的领先优势从11万票猛跌到2.5万票。民进党得票率走高，不完全是因为支持民进党的选民增加，而在于支持国民党的青年和民众不满当局施政而不投票。选票流失、政党轮替当然正常，但台湾青年选票忠诚度低，执政党选票流失如此之易就难说了。 二、台湾青年选举行为特征的成因 (一)社会运动是投票率大幅提高的重要推手 近十多年来，因一系列公共事件引发了台湾一波接一波的社会运动或学生运动：从“新野百合”学运到“野草莓”运动，从反“国光”、“核四”、反“媒体垄断”、“白衫军”运动、反“服贸”运动到反“黑箱课纲”、“地沟油”行动等。 按照政治学理论，社会运动作为民众政治意愿表达的一种方式，对于选举政治具有交叠性和渗透性，社会运动可以用来凸显社会问题而影响选举。台湾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一次又一次积聚了凸现社会问题的能量。这些能量在下一次选举来临时就释放出来。 2014年3月台湾爆发的反“服贸”“太阳花”学运，就催生了当年11月“九合一”地方选举中青年选民的高投票率，一改青年投票率低的“常态”。据台湾智库民调显示，20-39岁年轻人投票率为75%-78%，远高于过去平均60%的投票率；其中80后选票占35%，高达520万票。此次选举中，青年世代选票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关键，而这些年轻人多数把票投给了民进党。 在理论层面上，青年的选举投票行为是社会运动的延续和深化。这是“由于社会运动本身往往缺乏即时的作用效果，所以需要通过选举期间选民投票行为来反映社会运动对政治活动的影响，而选民在选举过程中的投票结果就是社会运动等诸多政治意愿表达的表现。”[11] 社会运动可以用凸显问题来影响选举，将问题放在制度内协商解决，并通过选“人”来谋求最好的结果。那么社会运动与选举之间的利益是怎样契合的？也就是说，社会运动如何成为大幅提高选民投票率的重要推手？这是因为两者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公共集会，这种集会成为传播公共诉求的场地；“政府允许人们公开讨论选举所涉及的重要议题，便很难禁止它在其他场合下传播开来”，[12]当然也包括政府允许开放的网络。大量的“中间选民”得以在公共集会或其他场合有机会获得解决问题的信息，感受解决问题的希望，评估解决问题承担者的能力，等等。做个不恰当的比喻，观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在足球场内观看和在电视屏幕上观看，两者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因而身临社会运动或选举集会的现场与在家看电视、报刊上的运动或选举信息，作为选民的体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大量处在观望中的选民，我们称之为“中间选民”的青年选民，他们的选票也就自觉地投出来了。 (二)公民教育扭曲带来错误的政治取向 遗憾的是，台湾青年“身份认同”的迷茫，背后有公民教育教科书问题的存在。台湾教科书去“中国化”篡改历史误导学生，造成了青少年思想的混乱。台湾出现“拒中”、“抗中”甚至“反统”的现象并不奇怪。特别是台湾曾经的一段殖民历史，给台湾青年留下“哈日”的遗传基因，个别人时不时地冒出“台独”的诉求来。 台湾经历了20多年“去中国化”教育，青少年在学校接受错误的政治导向，必然决定他们作为选民在选举中作出错误的投票选择。如蔡英文所说，“认同台湾、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已经成为台湾青年的“天然成分”。[13]这里且不论台湾教科书如何歪曲、改变历史，仅就台湾根据“教育部”教纲编写的《公民与社会》来看它是如何抹黑大陆达到“去中国化”目的的：[14]该教材在“政治权利”方面，说台湾的自由度是第一等级，大陆是第七等级；台湾是“自由国家”，大陆是“不自由国家”；认为如今“中华民国”只剩23个“邦交国”、在数千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只拥有30多个会籍，都是中共“阻止”、“封杀”的结果；渲染台湾安全来自大陆的威胁，声称1996年台海飞弹试射危机、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都使台湾青年感到极度的不安全。这套公民教育教科书涉及了两岸关系发展的三大重要议题——政治承认、武力威胁和政治体制差异，议题的实质有失客观、公正地影响了台湾青少年。 (三)使用网络新媒体成为新的生活方式 网络新媒体不仅是当代青少年获取各种信息、资讯的主要渠道，而且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包括政治倾向与选举投票选择。 台湾青年生存已经完全离不开网络了。18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天花在新媒体(Line、Facebook、App和网站四大件)的时间平均3.5小时，为亚洲之冠。又有161万青少年“低头族”一天平均上网要4小时。手机成瘾现象相当严重，比例高达7.7%，远高于国际平均的6%。[15]不难想象，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怎样一种“社会价值判断”的意识、观念与方法，又是怎样深深地影响到了他们的现实行为——将对政府的不满投射于选举投票、社会运动。 在台湾的网络新媒体中，目前最具代表性且影响范围最广的是Facebook(“脸书”)与PTT(“批踢踢”)。2008年进入台湾的Facebook目前是台湾地区最大的社交网络服务网站。截至2014年2月底，Facebook台湾每月活跃用户达1500万，以人口数2300万计算，渗透率高达65%，高居全球第一。许多官方机构和社会团体都在Facebook上设立了自己的专页，各类政治人物也有自己的专页并用心经营。创立于1995年PTT实业坊则是台湾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论坛。它以电子布告栏(BBS)系统架设，目前注册人数突破200万。尖峰时段有超过17万名使用者同时上线，拥有超过2万个不同主题的看板，每日超过2万篇新文章及50万则推文被发表。由于能聚集讨论的人数最多，许多组织、官方机构等都参考PTT的舆论来迎合民意。 民进党自2008年下野后，大力发展网络“绿林军”，长期经营渗透Facebook、PTT等，发表攻击马英九当局、抹黑两岸关系及宣扬“台独”的言论，以此影响青年的思想。相比之下，国民党在网络运用方面远不如民进党。传统的台湾选战，依靠的是政党的“组织力量”，国民党有很多传统的组织资源，可以在每一个街区、每一个社区进行拉票的动员和部署，但民进党在互联网上的布局更为成熟，民进党更善于通过脸书等社交网络，争取青年的支持。虽然新媒体本身不能代替民意，但它有放大民意的功能；而且自媒体又便于青年建构和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四)工具性投票凸显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 选民投票的动机有各种类型。一是工具性投票，选民通过手中的选票来影响政府、表达己愿、选择自己喜欢、满意的候选人；二是权利性投票，选民尽公民权利与义务；三是政治性投票，由政党组织动员，即便非党员也会追随政党的行动；四是社会关系类投票，选民接受家人、亲属、朋友或社团的拜托；五是环境影响类投票，如受选举议题操作、族群意识、对立的政党造势的左右等。 纵览台湾青年的投票动机，上述类型都曾在他们身上典型地表现过。但从现状来看，工具性投票是他们非常普遍的动机表现：不满现状、向往明天，用选票影响政府、影响政策，就属于这样一种传统模型。这是由港台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决定的。 当代青年无疑是金融危机下受冲击最深的一个群体，学业、就业、置业是困扰青年生存与发展的三大烦恼。从青年对现状、对政府的不满，我们可以解读出他们如今投票率提高的一点缘由。下面就从“失业率”这个侧面来观察台湾青年真实的生存状态。 据台湾“主计总处”统计结果显示，2015年8月20-24岁的就业人口中，失业比例达13.64%，等于平均每7个人就有1个人处于失业状态。今年大学应届毕业生，至今有过半都还没找到工作，有毕业生投了66封履历表，都没下文。高失业率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今年企业主愿意给大学毕业生的起薪2万5461元(新台币，下同)，15年来几乎没有增长。根据官方统计，青年失业率1988年自金融海啸后飙破14.67%后，就未再回复到过6%-7%的水平。[16]现状如此不堪入目，难怪青年的选票要换方向了。 目前台湾的高失业率特别严重地导致青年在“失业”与“非典型就业”或“非正式经济”中徘徊，受影响的深度与广度绝对超过其他劳动力群体。这和台湾高速发展的高等教育有关。如今岛内有164所大学，“以人口密度算，堪称全球第一”。私立高校只有降低分数抢生源，录取率近百分之百，造成规模庞大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状况。认识这样的原因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台湾青年选票现在会成为很大的变数，对参选人再支持度会大降，政党轮替那么容易出现“钟摆”现象。 (五)投票的政治取向仍然受政党政治影响 政治学的“中间选民”概念，指的是在政治光谱上，面对不同政党、不同政见，在主观意识上没有明显的偏好，其投票行为也难以归纳为哪一政党或哪一候选人范畴的选民。据此，从社会层面看，“中间选民”在台湾主要是指蓝营、绿营之间的那部分选民。在台湾近二三十年里形成的“基本盘”十分清晰的条件下，18-35岁的青年便是“中间选民”的重要基础。但现在台湾选民都痛恨政党间恶斗或操作，“中间选民”往往又鲜少理性，学术界认为用“隐性选民”代替“中间选民”的概念，或许更加贴切。不管怎么看待这部分青年选民，政党政治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 2014年10月止，台湾登记备案的政党达257个，但只有国民党、民进党、台联党、亲民党、新党较具政治影响力。台联党、亲民党、新党为小党，青年党员寥寥无几，说明青年不认同急统或急独的政党。2014年8月“新台湾国策智库”民调，20-29岁的青年喜好民进党的为32.8%，喜好国民党的仅18%，青年的政党认同差距大于其他群体。在岛内这种政党政治的环境里，青年政治取向及其选票去向倾斜性特征还将延续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不同政党政治运作所造成台湾青年“有倾斜”的态势，能够维持多久，很重要一点是要看第三势力的成长。现在台湾有一族群叫“新住民”，从大陆、东南亚移民过来。其第二代快上大学了。2000年有统计认为，在他们中间7个人就有1个为外籍配偶所生，这个比重还在增加。他们对执政党没好感，有理想而不与现实妥协。台湾已经开始出现跳出政党蓝绿二元结构限制的行动；伴随着网络社群动员的出现，台湾会有越来越多政治素人登场，让年轻人看到一种全新参与政治的可能性。政党政治的发展程度、生命周期，能够存在并有效影响青年选民的政治取向，关键因素在于它们能否适应急剧变革的社会，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和完善。 (六)评估指标青睐“议题”的实质 政治选举是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整体的社会成本。如果把政治选举视为“全民公投”，那么选民就不只是选人、选党而已，而是针对选民生活地区的未来发展做出选择。“政绩”和“议题”是台湾青年选民在投票前对参选人做评估的两个不同指标。看“政绩”是向后看候选人已经做过的事情，看“议题”是向前看候选人未来要做的事情，后者恰恰要评估的是，它们对地区未来发展有什么意义，是否符合选民的立场，以及政策工具和可行方案是什么。 台湾青年在“大选”中主要评估参选人的参选议题，还因为他们直选的不是直接为他们服务的“父母官”，而是掌管大政方针的“国家”领导人。台湾民众可以容忍那些会作秀、会骂人的政客，但绝对在乎政客用花言巧语包装起来的那些议题。因此2016年的“大选”，“台湾正面临许多重要的抉择，除了人口老化、贫富不均等，其中一个攸关整体发展与分配的，是针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竞争，泛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整合谈判。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与台湾经济全球化进程最为紧密连结的议题，然而却在这次选举中缺席了。”[17]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真正议题应该是两岸关系，这与台湾未来的经济战略与发展息息相关，可惜这次“大选”的议题失焦了。朝野两党为了选举获胜，提出的议题却是打着公平正义旗子相互攻讦、互丢泥巴的“官二代”“军二代”，以及“炒房”“炒地皮”之类的拖棚歹戏。这些议题能抓住青年选民的眼球，配得青年选民的胃口，但误导了他们。台湾选举中出现如此被歪曲了的议题，绝非两岸人民之福。 注释： ①“国家科学委员会”调查研究专题中心提供SPSS资料文档，有关青年数据由笔者据此资料处理后获得。 ②数据来源：201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台湾选举与民主化研究”(独立样本)。 ③数据来源：201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台湾选举与民主化研究”(独立样本)。标签：台海时事论文; 台湾地区选举论文; 台湾政党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台湾民进党论文; 网络投票论文; 国民党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