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社会能力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框架
康成文
(哈尔滨商业大学商业经济研究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 要 ]发展经济学诞生至今，经历了以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流的发展阶段。日本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融为一体，阐释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能力、企业的能力、职场的能力“三位一体”的重要性，强调工业化及其过程是国民意愿的集中表现、工业化的成败取决于国民的素质及其提升能力，从而突出了“工业化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思想，为发展经济学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提供了较全面的理论依据、研究视角和方法，对我国研究和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工业化；社会能力；发展经济学；日本；经济发展
一、引言
发展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其需要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相结合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殖民体系迅速瓦解，亚、非、拉地区的许多殖民地和附属国相继在政治上获得独立，在经济上各自选择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谋求发展。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改变经济社会的落后局面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们广泛关注的焦点，增长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成为战后经济学研究的宏大主题。
随着经济发展研究的热潮，以及亚、非、拉国家努力从普遍而持久的贫困中脱身，首先在西方国家出现了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05-1989)于1940年发表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N Rosensten-Rodan，1902-1985)于1943年发表的《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尤金·斯塔利(Eugene Staley，1906-1989)于1944年发表的《世界经济发展》、库尔特·曼德尔鲍姆(Kurt Mandelbaum，1904-1995)于1947年发表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等萌芽状态的发展经济学文献[1]-[4]，20世纪40年代末产生了既是最老，又是最新、最牵动人心和最具挑战性的经济学的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发展经济学。
(2)此工件左侧有阶梯和槽，在中间还有M24的螺纹，故左侧不方便装夹，须先加工右侧，再调头装夹右侧，加工左侧。
发展经济学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研究和揭示经济发展的一般条件、规律和趋势，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以及资源条件(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和社会条件(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等实际国情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基于发展中国家实际国情以及意愿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途径与方式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等为主要内容，通过对各种理论和战略、经济体制和可行性对策等的比较分析，揭示或探讨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向经济发达状态发展转变的条件、一般趋势和规律。作为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规律的一门新兴综合性经济学科[注] 从发展内涵的边界来看，发展经济学可以分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和广义的发展经济学。狭义的发展经济学特指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而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以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从广义的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发展经济学是动态地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创新以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协同性规律和趋势的科学。参见朱淑枝编著的《发展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2页。 ，发展经济学以研究和提供合适的、包括宏观意义上的发展政策概念，以及微观或企业意义上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发展思想”，供发展中国家吸收和实施为主要目标。
本文在回顾和梳理发展经济学的产生与演变过程的基础上，着重介绍日本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并结合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实质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特征，探讨日本“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的理论及现实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阴道试生产应用于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产妇时能改善产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新生儿情况也较好，临床可根据产妇健康情况和阴道分娩指征进行分娩方式选择。
二、发展经济学的演变、主要流派及其理论
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40年代末产生至今，在世界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是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繁荣时期，是早期发展经济学时期。
如上所述，多数学者以“引进技术的社会能力”以及特别的制度(如财阀、终身雇佣制等)来探讨后发国家“后发优势性利益的内部化”问题。对此，渡边利夫(Watanabe Toshio，1939- )、末广昭(Suehiro Akira，1951- )等日本经济学家提出并运用更具广泛含义的概念——“工业化的社会能力”(Social Capacity of Industrialization)来阐释了后发国家实现其“后发优势性利益的内部化”的主体条件。
结构主义(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现代因素的成长和发展以及提出有利于改进结构的政策建议方面。结构主义有三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理论观点：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即“唯资本论”；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强调国家计划的重要性，认为国家计划是保证经济发展的手段。结构主义具有反新古典主义的倾向，强调内向型发展战略，建立宏大的理论体系，并自认为其理论可以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等主要特点。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结构主义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其一是英国古典学派的经济发展论，其二是凯恩斯经济学，是古典学派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相结合的产物[9]。早期发展经济学即结构主义与古典学派、凯恩斯经济学的关系及其主要理论，如表1所示。
表 1结构主义与古典学派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系及其主要理论
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新古典主义复兴以及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建议进行重新评价和修正的时期。
在战后2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发展中国家在结构主义理论和政策建议的影响下经济增长比较迅速，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发达国家。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与结构主义理论所设想的结果相背离的情况。大多数实行工业化战略和进口替代政策、政府基于计划干预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重重困难，主要表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带来了产值和收入的增长，但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过快、人口素质不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普遍存在大规模失业以及面临环境污染问题；经济增长的结果只使少数人受益，大部分人口的经济及生活条件并未得到改善，贫富两极分化加重，贫困和愚昧的状况仍在持续；一些实行计划化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等等。而与此相反，那些经济比较开放、注重市场调节、采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泰国、马来西亚、亚洲“四小龙”(NICs/NIEs)等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实行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对外贸易得到进一步扩大发展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是发展经济学注重并加入制度分析范式，将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融合于发展分析的时期，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主导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时期。
面对早期发展经济学(即结构主义)理论的缺陷以及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发展经济学开始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建议进行重新评价并做出修正，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对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GNP、收入分配、减少绝对贫困、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保障就业、乡村发展等)；总结经济领域中的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重新强调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强调工业和农业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批判“唯工业化”倾向，重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即鼓励出口的工业化战略)；克服“唯资本论”的片面性，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重视宏大理论的构建，而转向微观分析和国别或个案研究等。这个时期的发展经济学由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改良主义、基于从属理论即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激进主义理论构成。其中，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 of Development)占主流地位，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经济学家提出并展开。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存在市场，基于高度弹性和替代可能性的市场价格机制可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既能动员国内资源、改善国内基础设施，也能推动国内市场的扩大，加速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发展过程是渐进、连续、和谐的过程，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经济发展的成果会自动地、逐步地使社会全体国民分享。但是，由于这一理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很少思考“制度因素”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且在关于“政府的作用”的分析方面陷入自我矛盾，因此，其理论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未能有效地解释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也难以提出相应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对策[9][10]。
改良主义(Reformism)占辅助地位，主要由联合国(UN)的经济学家提出并扩展，其中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是由国际劳工组织(ILO)、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90年代以后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展开。改良主义从反驳“涓滴效应”(Trickle-down Theory)[注] 涓滴效应又称涓滴理论，是指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经济增长的收益(财富)逐渐自动地流向低收入阶层的“现象”，但由于该“现象”尚未得到学界的检验，因此被称为涓滴效应假说。 的合理性出发，呼吁人类社会应重新审视“发展的目的”，认为发展(经济开发)与人的道德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类基本需要(Basic Human Needs)，强调政府应该注重“就业导向型工业化”战略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和谐的“再分配”战略，并在教育、健康服务、就业、人口与人权、男女社会性差异、就业等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注] 改良主义关注贫困、就业、不平等问题，注重发自社会底层以及内部的发展，主张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发展经济学应为其提出政策手段。它并不完全否定“结构主义”，反而是对“结构主义一些缺陷”的有益的补充。 。而基于从属理论的激进主义发展理论(Radical Theory of Development)[注] 激进主义发展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从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对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障碍的旧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分析和批判，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的左派。它大量地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成果，把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不是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对主流发展理论的批判，其强烈的现实批判主义色彩使其在众多的发展理论中独树一帜。激进主义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仅从外部探寻，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如何加快发展缺乏研究，关于发展中国家与国际体系脱钩的政策主张也存在问题(参见刘树成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第476-477页以及洪银兴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大典》上卷第394-395页。)。 [5][10]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敌对论”，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甚小。发展经济学第二发展阶段的主要流派和理论如表2所示。
表 2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 80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与理论
k-means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nkt）。其中，k指聚类簇数，t指迭代次数，n指对象数，所以对于处理大数据集时，具有高效性，而且实现方式简单、快速。通过实验表明，k-means对于处理簇接近高斯分布时，效果更好。因为k-means需要事先指定k作为初始质心，对k的选取会导致不同的分析结果，所以对于一些事先需要分类的数据分析效果不好，影响最终分析结果。对“噪声”和孤立点数据较为敏感，容易对均值产生较大影响，且分析只能保证局部最优，不能保证全局最优。
末广昭认为，政府的能力(Government Capability)，必须具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有效地实施政策，并结合政策的目的客观地评价政策实施结果的经济官僚的存在。同时，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设置以制定工业化政策、经济稳定政策为目的的政府机构，并投入相应的人力资源；第二，建立不是基于自上而下的，能够汲取国民和民间的需求并反映于政策的信息收集系统，以及将其信息能够在官僚组织内共享的机制；第三，经济技术官僚必须要远离“利权追求型政治”。企业的能力(Corporate Capability)方面，应该包括企业家精神和经营者的经营能力的发挥，对既有经营资源进行创新性组合(Innovative Combination)以及适时的推进企业改革的能力。职场的能力(Capability at the Workplace)方面，应该包括个人的技术习得能力、企业·组织的技术形成能力以及整个社会的技术形成能力。在整个社会的技术形成过程中，传统技术的积累程度和教育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工业化的社会能力”的三个构成因素中，末广昭更注重的是“企业的能力”和“职场的能力”。
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因素受到了重视和强调；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与发展理论相结合；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重视和强调；社会资本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普遍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问题研究中。发展经济学第三发展阶段的主要理论如表3所示[9][11]。
综上，至今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紧紧围绕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和障碍、发展中国家自身特点以及应采取的战略和政策等问题，及时地调整其研究范式、拓宽研究领域并不断地完善其研究方法，从早期的“宏大”理论越来越向多元化的“微观”理论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中心——“发展思想”不断升华[12](见图1)，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越来越严密，其政策含义越来越明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在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的广泛渗透及其影响下，重新思考“市场失灵”及其原因、深入分析“政府干预”及其问题点，从而综合把握政府、市场、制度与组织等工业化的重要因素之间关系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及其研究成为当今发展经济学的主流。
表 3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图1 发展思想的演进
三、发展经济学的本质
从发展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一国(地区)的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即“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现代化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实质上就是工业化”。发展就是不断工业化或高度工业化的过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是工业化[5][13]-[15]的过程，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国民生活水平，从而由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经形态转变的关键及必由之路。
此外，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Akamatsu Kaname，1896-1974)、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13-1999)等经济学家从“后发国的工业化阶段与贸易政策的关系”的角度针对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提出了关于发达国家和后发国之间的贸易循环、商品生命周期规律等理论。如赤松要于1935年提出，由其门生小岛清(Kojima Kiyoshi，1920-2010)以及山泽逸平(Yamazawa Yippei，1937- )等学者发展和完善的“雁行型经济发展论”即“雁行形态理论”，雷蒙德·弗农于1966年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23]-[25]。
综上所述，围绕朱熹的题刻，后人的题咏形成了与朱熹之间的对话，并且与朱熹的题刻共同构成了层累的文化景观。朱熹的题刻及其拓本、题咏共同参与了朱熹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同时又开拓、丰富了石刻文献的文化蕴涵。
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异质性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因此在发展经济学的实际分析中，将经济分析的相关概念理论与新模型相结合，并整合从研究亚、非、拉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过去和现在的发展经验中得出的更为宽泛的多学科方法，研究有助于亚、非、拉、欧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途径、方式及其机制。同时，发展经济学较之经济学、甚至是政治经济学更大程度的关注经济、文化和政治诉求，注重影响经济、制度或整个社会转型的公共部门及其公共政策的形成。
四、引进技术的社会能力论与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
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型工业化——无论是民间发动的，还是政府发动的——所采取的工业化必定是基于经济赶超战略的赶超型工业化，而且也只能是经济赶超型工业化。经济赶超战略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赶超目标而基于其国情制定的超常规的阶段性规划和安排，是一种超常规的工业化推进手段和重要的发展战略。任何国家的赶超战略具有时代性、阶段性、条件性等特点[17]。进入20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制定了赶超战略，踏上了赶超型工业化道路。但是，只有日本、韩国等极少数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工业化，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展缓慢，有些国家的工业化甚至遇到了极大的挫折，陷入赶超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注] 韩国经济学者金泳镐(1988)指出，后发国家成功地实现了“赶超”的，在非西欧世界里仅日本一国，日本是世界工业化史上“依靠民族资本实现工业化”的最后的一个国家。此后的工业化国家，即“第四代工业化”国家基本上是在国内民族资本遭到破坏的状态下由国家和外资结合而推动的工业化，……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20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中，几乎找不到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因此，称20世纪为“漫长的20世纪”和“不毛的20世纪”。金泳镐(1988)根据政治经济条件和推进主体等标准将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分为四代，第一代为英国，第二代为法国、德国、美国，第三代为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第四代为中国、韩国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18]。
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型工业化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构成因素得到变革和全面进步的过程，是一项全面的系统工程。因此，发展中国家成功地实现赶超型工业化，不仅需要其技术消化及模仿能力，而且需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整个社会的工业化能力。
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讲，管理层要转变观念，认识到员工培训的重要性。同时要对公司全体员工展开宣传教育，使其明白培训的重要性，不可再令公司的教育培训流于形式。
(一)引进技术的社会能力论
自俄裔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A Gerschenkron，1952)提出“后发优势理论”以来，众多经济学家开始探讨如何将基于后发优势的利益内部化(本土化)从而促进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后发优势性利益的内部化，需要从海外引进技术或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所必要的社会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即社会能力。经济学家们关注后发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引进和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社会能力”“引进技术的社会能力”等关于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的概念。较早涉及或提出这一概念的经济学家有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01-1985)、日本经济学家大川一司(Ohkawa Kazushi，1908-1993)和俄裔美国经济学家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1927- )、日本经济学家南亮进(Minami Ryoshin，1933- )等。
12）农业部令第52号《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审批办法》（2005-05-20施行）。
库兹涅茨指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能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9]，而对后发国家而言，消化现代技术并能够使其本土化的“社会能力”是推动其经济增长的关键[20]。大川和罗索夫斯基(Ohkawa和Rosovsky，1973)[21]对日本工业化过程中“引进技术”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给予肯定的同时指出，技术引进在日本工业化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应归功于日本社会所具有的“引进技术的社会能力”。所谓引进技术的社会能力是指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包括对国外技术的选择、适应以及普及能力，之所以称之为“社会能力”是因为它所指的是一个国家或社会整体的能力。在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中，财阀(企业集团)、终身雇佣制以及通产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等各种“制度性能力”以及战后大量涌现的企业家精神等“人的能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22]。南亮进(2002)[20]则在肯定日本在引进先进技术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所具有的社会能力的同时，指出构成“社会能力”的人力资源、经营组织的现代化、信息网络的发展、资本品产业的发展等四个因素，并强调这些社会能力在工业化过程中能够得到提高，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为具备“社会能力”而付出广泛的努力。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其后发优势并克服其后发劣势，实现赶超(Catch Up)[注] 赶超是建立在后发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要的动态概念，其核心思想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由强调经济发展速度的“追赶”和强调发展水平和质量的全面提升的“超越”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内容构成，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超常规发展过程，它以经济的跳跃式发展为主要特征，表现为高速经济增长、高级化的产业结构转换和高效率的资本产出率等。程洪、谢辉(2005)将学术界关于“赶超”的观点归纳为三种：(1)赶超是一种目标概念，是指后进国的主要经济指标由于赶超常规的发展速度而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超常规增长；(2)赶超是一种带有理想模式的战略性概念，它以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成功的“赶超型”国家为例，指出赶超是一个涉及发展战略、政策选择、制度安排、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关系的整体发展模式，从实质上追求经济及社会的整体水平的模式；(3)赶超是一种技术发展的概念，后进国应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创新，形成自身的比较技术优势，从根本上扭转国际竞争力低的局面，带动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超常提髙。 [16]的过程，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取得一系列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发展[注]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是指一国(地区)的产品和劳务生产总量即社会总生产量、社会财富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一个数量概念；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是指一国(地区)随着人力资本、生产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技术等的积累，由不发达、低收入经济向现代产业经济转移的过程，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发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数量和质量概念；发展(Development)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发展”作为表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广义词囊括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因此，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的本质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施工业化、如何实现赶超的问题。其中，关于实施工业化和实现赶超需要具备的条件及实施方法的研究——即工业化的社会能力的研究是发展经济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
第三，采用“削平头”法进行个税税务筹划。“削平头”法就是指对于适用累进税率的个税纳税项目，员工应纳税的收入在各期分布越平均，越有利于节省纳税支出。所以，年终突击发奖金或者节假日集中发放各种现金奖励支出都是不可取的，虽然员工看似收入增加了，实际给税务部门缴纳的个税也是递增的。另外，与各企业、公司息息相关的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如何做好税收筹划，实现少交税，近几年特别重要。
(二)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同于18世纪至19世纪处于发展阶段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它具有刚性、滞后、资金短缺、劳动力过剩、低供求弹性等“结构性特点”，因此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应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特点，来探讨其发展的对策。西方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经验，结合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原理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具有结构性特点的经济社会现状及其发展路径，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因此，早期发展经济学又被称为结构主义或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注]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或结构主义发展理论(Structuralist Theory of Development )是指从各个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社会结构来分析和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一种理论，其主要特征是把考察对象当作一种“体系”，考察一个整体的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各个部分(参见刘树成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2005年版第520页)。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首先是起源于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思想学派，特别是其第一任主任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01-1986)的著作，其出发点是“中心外围理论”；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分为兴起并繁荣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即“早期结构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结构主义”。现代结构主义强调经济分析的重点在于整体性、结构转换和自动调节，具有综合扩展性(参见王爱君《发展经济学流派与方法比较》，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5]-[8]。
渡边利夫于1979年在其著作《亚洲中等发达国家的挑战》一书中率先提出了由强有力的政府和政策转换能力、企业经营能力、熟练劳动等三个必要条件构成的“工业化的社会能力”。1984年，渡边利夫在其论文“现代亚洲的发展论结构”一文中将该三个必要条件修改为：官僚的行政能力、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劳动者的技术水平。渡边认为，后发国家要想享受其后发优势性利益，必须具备其自身的“社会能力”；后发国家政府的政策转换及其实施能力、财阀等制度·组织的作用以及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等都直接构成和影响该国“工业化的社会能力”[26]-[30]。此外，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H Amsden，1943-2012)也在其1989年的著作中指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取得成功的制度·组织性必要条件是：干预主义国家的存在、业务多元化的企业集团的存在、专业经营人才的供给、低工资而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供给[31]；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F Vogel，1930- )也在其1979年和1993年的著作中，对东亚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人力资源特别是官僚主义的发展以及基于能力主义的精英人才供给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32][33]。这些观点都与“工业化的社会能力”的部分构成因素相重[34]。
此后，末广昭(2000)[35]在梳理、综合归纳和发展关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引进技术的社会能力以及工业化的社会能力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业化的社会能力”理论。末广昭的“工业化的社会能力”由政府、企业、职场三个“发挥能力的层面”构成，与该三个层面相对应的人的因素、即能力主体分别为经济技术官僚(Economic Technocrat)、企业家、技术和技能人员、熟练劳动者，而且每个层面均有衡量能力主体能力的核心“能力指标/制度·组织”。明确提出衡量每一层面能力主体的能力的“指标”是末广昭的“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区别于其他“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的重要特征(见表4)。
表 4工业化的社会能力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假定国家远不是一种外生力量，至少部分是内生力量，所制定的政策反映了社会中的既得利益。它一方面重视古典经济学的制度分析，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逻辑把非经济因素内生化，指出制度是社会行为规则的体系和组织体系，可以构造人们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激励体制；另一方面，使用新古典的理论范畴和分析工具，放弃新古典的无制度背景分析，保留并拓展新古典的短期微观均衡分析、边际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经济计算、实证检验方法和市场价格机制等，使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分析中有机融合[10]。
以就业为导向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合理地整合不同教学模块，以基础知识为教学框架，构筑职业基本素养；以岗位工作过程为主体，强化学习情境，明晰职业活动过程；以职业能力训练为助力，理论应用于实际，丰富实践机会活化知识，确立职业信心和能力。
末广昭(2000)“工业化的社会能力”理论的出发点，即关于先发国家(工业化国家)与和后发国家的主要特征比较，如表5所示[34][35]。
表 5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特征比较
五、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的意义与展望
发展经济学诞生至今，经历了以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主流的发展阶段。结构主义作为古典学派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相结合的产物，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现代因素的成长和发展，强调“唯资本论”和基于国家计划经济的内向型发展战略，并注重建立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宏大理论体系，但是，由于其理论及政策建议未能正确引导或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及其结果，因此，受到新古典主义、改良主义等发展理论的批判和修正。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关注市场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认为经济发展的成果会自动地、逐步地使社会全体国民分享(即涓滴效应)。但是，由于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制度因素”的研究以及在关于“政府的作用”的分析方面陷入自我矛盾，因此，理论脱离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未能有效地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和提出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对策。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则一方面重视古典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将制度“内生化”，另一方面使用新古典的理论范畴和分析工具，将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分析中有机融合，从而使其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发展中国家问题研究中。
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方法融为一体，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提供了较全面的理论依据、研究视角和方法。
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社会能力由宏观层面即政府的能力(政府关于包括市场调控在内的政策导向及其实施能力等)、中观层面即企业的能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创新以及制度·组织的创新能力等)、微观层面即职场的能力(国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及技术形成能力等)等三个方面构成，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三位一体，共同推进工业化。从纵向看，“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涵盖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政府、企业、劳动力三个重大必要因素；从横向看，这三个必要因素均由“能力主体”，即经济技术官僚、企业家、技术和技能人员及熟练劳动者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制度·组织”来支撑，说明工业化是由“人”(国民)推动的，它以“人”(国民)的意愿及其发展为基础。
2.重新制样：（1）称样。称取混匀备用的不含磁性金属物的试样三份，每份1kg，精确至1g，分别为1号、2号、3号。（2）投放已知量。自称量纸上取适量金属物投放到1号中，此时天平数值显示为0.2908g；再取适量金属物投放到2号中，此时天平数值显示为0.2876g；将称量纸上剩余的磁性金属物全部投放到3号中，此时天平数值显示为0.2841g。
总之，工业化的社会能力理论阐释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及其过程中政府的能力、企业的能力、职场的能力“三位一体”的重要性，强调工业化及其过程是国民的意愿的集中表现，工业化的成败取决于国民的素质及其提升能力，从而突出了工业化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思想。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汲取和涵盖了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理论及核心领域，为研究和分析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道路，从而为引导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或解释后发国家经济滞后的原因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
考虑到SPSS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课程，特别强调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采用以平时提交实验报告考核为辅，期末撰写论文并答辩（或上机考核）为主，二者结合进行的考核模式较为合理的。此外，要努力提高过程学习成绩的占比，细化各个考核环节的实施细节，为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做好制度保障和顶层设计。
工业化的社会能力问题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工业化的社会能力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关于赶超型工业化理论的核心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的广泛渗透及其影响下，重新思考“市场失灵”及其原因，深入分析“政府干预”及其问题点，从而综合把握“政府与市场”“制度·组织”“国民及劳动力的素质”等工业化的三大能力因素之间关系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及其研究成为当今发展经济学的主流。
工业化的社会能力理论对我国等发展中国家推动和深化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我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及后工业化期，人力资本积累取代物质资本积累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今后如何通过缩小现实收入差距、实现教育均等化等措施来实现收入均等化，从而弱化信贷约束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进而有效地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已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现实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四个自信”，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思想。这意味着在我国在很长时期内需要立足于“以人为本”、公正正义的执政理念，不断地优化政府与市场、制度·组织、提高国民素质及劳动力素质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公平增长、包容性增长。而发展经济学“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人为本、兼顾政府与市场、制度·组织、国民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方面关系”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
随着工业化的社会能力论等新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经济学将更科学地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或整个社会转型的必要性、合理性或可行性、工业化及其过程，提出更加严密的政策建议，从而有效地帮助改善全球绝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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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ized Social Capability ——A New Framework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KANG Chengwen
(Institute of Business &Economic Research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28,China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 ever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has experienced developing stages of structuralism, neoclassicism and 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s mainstreams in sequence.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ized social capability proposed by Japanese development economists combine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of 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of "trinity" consisting of government capacity, enterprise capability and workplace capability during the industrializing proces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rgues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ing process are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national wills, and suc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relies on national qualities and the potential for national quality to improve. Thereby, this theory manifest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dea that industrialization is "people-oriented", which provides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to explain and study issu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has crucia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and promot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Industrialization; Social capability; Development economics; Japan; Economic development
[DOI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9.02.002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10(2019)02-0019-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双倍增目标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及关联研究”(16BJL03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前苏联国家老工业区复兴与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区域发展创新模式比较研究”(13BGJ015)
[作者简介 ]康成文(1967- )，男，黑龙江尚志人，哈尔滨商业大学商业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东北亚经济与贸易。
(责任编辑 ：宋 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