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昌[1]2002年在《公平与效率均衡及路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资源配置，能否做到既是有效的，又是公平的?这是经济学文献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讨论的基本问题。目前经济学文献对此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基本观点。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公平与效率在现实中表现出来的替代性，是两者一致性的表现形式。它不是对公平与效率本质一致的否定，据此我们可以寻找并确定达到公平与效率最佳结合的路径。 本文用公平与效率均衡的概念表示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有两层含义： (1)指人们追求效率最优化的同时使每个人和别人一样；(2)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时公平与效率结合的状态。通过公平与效率均衡的概念，在理论上建立了一个最优的替代性假定。 本文认为，公平与效率关系在现实中的替代，表现为一个社会的公平与效率结合的具体状态总是偏离两者的均衡——这一最优的替代性假定。因此，一个公平与效率结合的具体状态只能是较为满意的，而不能达到“最佳结合”。但是，一系列较为满意的结合，能够不断地逼近“最佳状态”，因此，本质上仍然是可以表现为均衡的或是最佳结合的状态。 根据上述基本观点，本文进一步分析公平与效率均衡的六个本质特征。从而将公平与效率均衡的概念具体化了。同时，本文指出：制度、公共商品、社会选择和信息是使公平与效率结合的具体状态偏离最佳结合的四个联合变量。通过对四个联合变量的操作，可以确定达到公平与效率最佳结合的基本路径。 在理论实证部分，本文把各国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分为均衡程度较高、非均衡和均衡程度较低叁大类。这叁种状态的典型代表为日本、美国和瑞典、拉美地区。我们重点分析了我国公平与效率结合的具体状态，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公平与效率关系向均衡目标迈进的具体路径。 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结合使用标准偏离分析、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方法。
李文中[2]2011年在《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在我国筹资公平性下降、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失衡导致城乡居民对卫生服务利用下降,医患关系变得紧张,有研究指出卫生体制改革既失去了效率也丧失了公平的背景下对我国建国以来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综合运用了基尼系数、集中系数、Kakwani指数和直接对比等方法对我国原有健康保障制度和现行健康保障制度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卫生服务提供公平、卫生服务利用公平、健康保障筹资公平、健康状况公平等进行了测度；运用时间序列DEA法对我国原有健康保障制度和现行健康保障制度的技术效率进行了估算。计量的结果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不断改善；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8年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之后,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技术效率都呈现下降趋势,直到政府先后大规模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技术效率才明显改善。再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实现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均衡的条件和路径,并重点分析了影响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健康保障融资问题。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分叁步走建成“覆盖全民、层次多样、家庭互济、供需协调、运转高效”的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标。
白少峰[3]2012年在《公平与效率均衡发展的制度路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公平与效率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大多领域都是一个基本命题，提高效率和追求公平，始终是人类活动的主题和期望的目标。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个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反思传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公平效率观，树立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公平效率观，即树立公平与效率均衡发展的新观念。“公平与效率均衡发展”指的是公平和效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大价值目标，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之间是统一的，而且也是能够统一的。党和政府的政策抉择和制度安排，都必须做到既重视维护公平正义，又重视提高效率，使二者真正实现互利双赢、相互促进。本文分析了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背景下影响公平与效率的制度因素，并且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对解决这一矛盾的现实途径进行了探讨。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本文的选题依据、选题意义以及国内外学者研究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文献综述以及本文主要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介绍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历史研究，主要回顾了我国党和政府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政策历史演进。第叁部分分析了现阶段公平效率失衡的现状和影响公平效率的主要制度因素:社会保障问题、居民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寻租以及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尚不健全等。第四部分分别分析了和谐社会与效率公平的关系、公平效率均衡发展的可能性以及二者发展的部分制度路径分析。第五部分是对本文研究结论的一个大概总结。
王珺[4]2008年在《公平与效率整体均衡的政府目标选择》文中提出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可以说就有了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要维护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既不可能没有效率,也不可能没有公平,他们在根本上是有机统一的。提高效率,维护公平一直是政府管理的主题和追求的目标。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时候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如何将政府的目标选择由被动变为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本文认为现阶段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突出,社会公平问题已经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政府目标的选择影响甚大。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性,保持二者在整体上相对均衡的发展,以帮助我国政府在目标选择上由被动变为主动,为下一步的目标制定方向,减少政府目标和社会真正需求间的差距所造成的影响。本文首先在第一章对所涉及的概念作了简单归纳和阐释,在这个基础上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其次在第二章对公平与效率的整体均衡定义作了扩展,并提出了二者整体均衡的理性标志,说明了公平与效率的整体均衡对政府目标的主动设定是有利的。第叁,文章第叁章从历史的角度着眼,考察了公平与效率在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交替成为政府目标的发展史,指出现阶段公平与效率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原因;文章最后一部分,说明了以公平与效率的整体均衡作为政府目标是必然的,并提出了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促进二者均衡发展的相应措施。
景雪梅[5]2014年在《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收入分配问题是关系着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的重大问题，而公平与效率是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经常探讨的重大课题。如何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公平与效率，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为指导，在对公平与效率基本理论和国内外对二者关系的理论、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之上，对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产生的现实条件、理论渊源、基本内涵等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体系进行了理论概述。在此基础上，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视阈下论述了公平与效率二者关系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历史嬗变过程。接着剖析了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公平与效率失衡的现状及实质，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不平衡具体表现为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问题，其实质为公平落后于效率。导致公平相对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章从市场机制、区域与地区经济发展、税收制度方面深入分析了公平与效率失衡的原因。同时，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失衡产生的负面经济社会效应是十分明显的，二者关系失衡将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不利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最后，本文从完善收入分配体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叁个层面提出了促进我国公平与效率均衡发展的现实路径，试图为消除公平与效率关系失衡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促进公平与效率的良性互动提供建议和帮助。
孙全亮[6]2011年在《现阶段我国农地经营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要内容的农地经营制度的确立,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农地经营效率,贡献巨大。但是,随着农村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效应的不断释放,其制度设计上导致的农地经营规模过小、经营方式粗放、农地流转效率不高、农业经营效益低下、新增人口土地权益缺失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推进农地经营制度改革与创新。目前,对于农地制度的研究,国内的专家学者更多是从农地产权制度、使用权制度、承包经营权制度或就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本身进行的,从农地经营制度视角研究农地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成果不多,有的只是对于具体形式的研究,有的只是泛泛而谈,系统化、理论化不够,而从公平与效率出发对农地经营制度改革与创新进行研究的论文则少之又少。国外对于农地经营制度的研究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但对于特有国情下中国农地经营制度改革的实践指导价值不大。因此,从公平与效率视角探讨农地经营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不仅是解决现有问题、加快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摆在广大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崭新的课题,需要深入探讨。本论文共分七章。论文第一章阐述了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基本思路、逻辑结构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制度与制度变迁和公平与效率理论作了阐述,并对农地经营制度的概念作了界定,对其基本特征和功能作了分析。论文第叁章阐述了建国后农地经营制度从土改时期的农地农民所有、家庭经营,过渡时期的农地农民所有、互助合作经营,人民公社时期的农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到改革开放后农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演变的历史轨迹,分析了我国农地经营制度变迁中公平与效率的“博弈”,得出相关启示。第四章从公平与效率两个层面对当前我国的农地经营制度作了全面评析,指出了其在公平与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揭示了问题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农地所有权主体模糊,农地经营权权能残缺;农地流转机制缺失,土地制度建设法律缺位;农业比较效益低,农业经营风险大;农业政策设计、执行、监督存在漏洞;农村社保制度残缺,农民的恋土情结、法制观念不强等传统因素的较深影响等。为推进农地经营制度改革与创新,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在前面有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论文第五章对当前农地经营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作了全面分析与定位。首先对改革开以来我国曾出现过的“两田制”、规模经营、“四荒”使用权拍卖、农地股份合作制等几种创新形式作了评判。接着,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平与效率的相关理论,对农地经营制度的变革路径作了分析,得出未来我国农地经营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农地合作经营制度的结论。即:以农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产权制度为基础,以农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为实现形式,以合作经营为核心的多样化经营形式为组织模式,以激励导向下的公平分配为分配方式的制度。同时,揭示了农地合作经营制度的驱动机理,对该制度的可行性作了判断,并指出了农地合作经营制度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制度基础、实现形式、组织模式和分配方式上存在的根本性差异。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论文第六章在对实践中出现的农地合作经营形式――山东省徐庄土地合作社作了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推进农地合作经营制度的政策建议。包括:坚持渐式推进、自愿互利、经营开放、规范约束和培育扶持的原则;修改和完善现行农地制度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界定农地产权;不断完善农地流转机制;切实加强合作组织的规范管理;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农业基础设施、农业保险制度等。最后,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论文在第七章对本文研究的主要观点作了提炼,得出研究结论。
赵云[7]2010年在《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形态与演进路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模式是卫生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效率与公平在静态层面是多层次对立统一与互动关系;动态层面经历了从偏向式到并重式的发展路径。新时期的卫生体制改革应该建设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发展模式。
安乐[8]2010年在《公平与效率视角下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农地流转制度是农地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改革与创新是我国叁农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从公平和效率的视角对农村土地流转“成都模式”进行研究有着理论和实践的意义：理论上,分析该制度的公平与效率性,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实践上,良好的农地流转制度对促进农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剩余劳动力等有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使用文献研究法分别界定了农地流转制度、制度公平和制度效率的概念、分析了制度公平与制度效率之间的关系。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整理了农村土地流转“成都模式”的发展背景和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成都模式”的影响因素、政策定位和制度内容进行了分析。影响因素分析包括成都市概况、经济发展状况、土地利用状况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内容；制度内容分析包括对土地市场、土地产权、社会保障、政府行为和行政执法与监督等五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分析。在对“成都模式”政策定位、目标和内容的公平性和效率性进行分析之后,本文得出结论：成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有以制度公平为基础和导向、以制度效率性为最终目标与要求,力求达到制度公平与制度效率双赢的价值取向。在对“成都模式”普适性和特殊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政策建议。
王佩蓓[9]2006年在《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法经济学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果说“法经济学”是法学与经济学的姻生子，那么，“公平与效率之争”则成为这场婚姻的红娘。自从科学研究打破“诸学一体”之后，经济学与法学便各自走向独立。而这种独立的结果是将法学的注意力引向架构保障社会公平的法律体系，经济学则旗帜鲜明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己
李妙颜[10]2004年在《政府目标：效率与公平间的钟摆式选择》文中认为政府目标是政府主导的，但它也分为被动和主动两种，被动的设定政府目标是在现实与需求产生巨大差距，引起人们强烈不满时，政府才不得不改变其目标，而主动设定是在政府察觉到社会环境的改变与其目标不适应时，主动改变其目标的做法。本文通过对公平和效率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考察，得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变迁，政府目标将在二者中间有一个必然的钟摆式运动的结论。同时，本文希望用这个结论来解释我国发展过程中政府目标转换的现象，帮助论证我国政府下一步目标的制定方向，从而实现政府目标的主动设定，以减少当前政府目标和社会真正需求间差距所造成的不安定因素和冲突。 文章的第一章首先提出政府目标的概念和内容，然后对现有的“公平”和“效率”概念作了简单归纳，并界定了本文中“公平(正义)”和“效率(生产力)”的定义。在这个基础上，综述了目前学术界有关公平与效率间政府如何选择的几种理论。 第二章提出了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政府目标的“钟摆理论”，认为政府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在公平与效率间作出相应的目标转化。最后分析了影响政府做出转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 第叁章实证分析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府目标的演变，并横向比较了几个国家的公平与效率的结合情况。得出了公平与效率在政府目标中交替出现的必然性和二者互相促进的结论。 文章最后一部分用钟摆理论分析了我国自建国以来从偏重公平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演变的原因，然后论述了目前我国公平和效率的现状，指出了政府转变政府目标的必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参考文献：
[1]. 公平与效率均衡及路径分析[D]. 何大昌. 南京师范大学. 2002
[2]. 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研究[D]. 李文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1
[3]. 公平与效率均衡发展的制度路径分析[D]. 白少峰. 河北师范大学. 2012
[4]. 公平与效率整体均衡的政府目标选择[D]. 王珺. 黑龙江大学. 2008
[5].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D]. 景雪梅.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6]. 现阶段我国农地经营制度研究[D]. 孙全亮.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7]. 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形态与演进路径分析[J]. 赵云. 卫生经济研究. 2010
[8]. 公平与效率视角下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研究[D]. 安乐. 兰州大学. 2010
[9]. 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法经济学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J]. 王佩蓓. 学术月刊. 2006
[10]. 政府目标：效率与公平间的钟摆式选择[D]. 李妙颜. 武汉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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