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与国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论文,国际关系论文,中日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百题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明治政府利用朝鲜问题挑起的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而西方的主要列强则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这次战争。西方列强的纵横捭阖，严重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并给当时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复杂性。因此，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应当拓宽领域，即从广阔的国际背景，从世界的全局进行研究，庶可更深入地了解战争的爆发原因、进程、结局及其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
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或先或后正式插手中日冲突的西方列强，主要有俄、英、美、德、法五个国家。其中，英、俄两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们的关系相当微妙，不仅构成了远东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日战局的发展及和战趋向。不了解这一基本事实，对中日战局的变化就很难有确切的把握和正确的认识。
甲午战争前，英国早就成为远东势力最大的殖民主义者了。英国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致力于维护并扩大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它不希望在同一地区出现新的竞争对手，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和地位，却越来越遭到其他列强、首先是俄国的觊觎和挑战。
在争夺亚洲的斗争中，英国和俄国本来就是老对手。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俄国政府将对外方针的重心实行转移，把主要注意力从近东和中亚逐渐转向远东。这势必要同维护在远东的既得利益的英国发生利害冲突。1885年的巨文岛事件便演出了英俄在远东争夺的第一幕。1887年，俄国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以适应其东进扩张政策的需要。到1891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式开工，更加引起英国的严重关注。由于英俄两国在远东的利益根本对立，因此它们的相互疑忌和对峙便成为甲午战争时期远东国际关系的最主要的特点。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英俄是否也有利益共同的一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如果只看到英俄利益共同的一面，而看不到英俄利益共同的一面，是不够全面的。但是，对于英俄利益对立的一面，必须给予恰如其分的估计，而不能稍有夸大。所以，英俄两国在远东的利益冲突和对峙，是问题的基本方面，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当然，英俄基于利益共同的一面，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暂时携手，但这是问题的非基本方面，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过分地看重英俄的暂时携手而忽视其利益的根本冲突，就很难准确把握当时的整个远东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
长期以来，论者在探讨英国对中日冲突方针问题时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在甲午战争时期完全支持日本，鼓励日本发动战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英国对日本缺乏好感，一直带头帮助中国。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竟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确实是饶有意思的。
其实，认为英国完全支持日本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应该说英国对日本有支持，也有抑制。至于何时支持，何时抑制，则完全取决于英国利益的标准。例如，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夕提议以仁川港为中立区，即会妨碍日本军队的登陆活动。不久，英国提出中日在朝鲜划区占领的建议，是要划出一条包括汉城和仁川在内的中间地带，中日两国军队分别驻扎朝鲜北部和南部，相互隔离开来，不仅使俄国无法乘虚而入并从中渔利，而且也堵塞了日本的军事挑衅之路。这当然是不利于日本实施其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的。稍后，英国又提出划上海港及其通道为非军事区，要求日本政府保证“不对上海港或其通道采取军事行动”，固然是对日本发动战争无从制止的表现，而在事实上却使上海成为中国保证安全的重要基地。所以，笼统地说英国完全支持日本，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英国对中日冲突所采取的对策和方针，有些在客观上是对中国有利的。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英国一直带头帮助中国。必须看到，在更多的情况下，英国政府的决策却是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的。正确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确实把握英中关系和英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英中关系和英日关系构成了英中日三角关系，而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英中关系和英日关系的反比例发展，正反映了英国远东政策的重心的转移。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从防俄的大局着想，觉得和中国有着广泛的利益一致性，视中国为它可以利用的防俄战略伙伴。巨文岛事件在清政府的交涉下获得解决，使英国许多政界人士更相信了这一点。所以，长期以来，曾有过多次关于订立英中同盟的倡议。英国远东政策的重心是在中国，迄于甲午战争爆发以前，基本情况仍无变化。但是，到1894年，随着日本战争步伐的加速，英国的远东政策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逐渐由中国向日本倾斜，最后其重心终于移到了日本一边。
英国远东政策重心的转移是逐步进行的，而且是通过对中日冲突方针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英国曾先后三次调整其对中日冲突的方针。每一次调整，也就是其远东政策向日本的一次倾斜。虽然在此期间，英国政府对日本时而支持，时而抑制，但总的说来，支持日本的意识是在不断地强化，并终于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主导思想。通过英国政府对中日冲突方针的几次调整，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其远东政策重心移动的轨迹。
关于俄国对中日冲突方针的评价问题，历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成为论者长期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有论者谓，俄国支持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或与此相反，认为俄国对日本战争政策的基本态度，是抵制、干涉乃至反对。或认为上述两个方面兼而有之，俄国对日本的态度，既有利用、支持的一面，更有矛盾的一面。还有论者认为，俄国对中日冲突的基本态度，是要维持远东现状。甚至断言，从中日危机开始时起，俄国政府就一直执行友好地劝告中日双方的政策。意见竟如此纷纭！乍看起来，这些意见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每种意见都能找到个别的事实作根据。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意见所反映的只是俄国对中日冲突的方针的某些局部，甚至纯属表面的现象，不足以说明俄国对中日冲突方针的全部内容。
事实上，俄国的远东政策和其对中日冲突的方针，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俄国政府以推行东进扩张路线为基本内容的远东政策，是早已确定了的，而其对中日冲突方针从调整到最后的确定，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俄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套成熟的对待中日冲突的方针。在俄国政府内部，对于中日冲突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在很长时间内意见并不一致。其驻外使节，驻华公使喀西尼主张对日本进行干涉；驻朝临时代理公使韦贝是个两面派人物，暗地唆使日本对中国开战；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则对日本非常轻信，往往成了日本政府的传声筒。其前任外交大臣吉尔斯，先是主张干涉，后又采取观望政策；继任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甚至一度想讨好日本，建议实行亲日的方针。至于其他政府文武重臣，或主张宜与日本和解，或主张采取强硬手段，甚至不怕由此而引起战争，意见亦极为纷纭。直到《马关条约》签订的几天前，俄国政府特别会议才统一了思想，就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问题做出了决定。所以，简单地说俄国采取何种对日方针，是不恰当的。
大致说来，在整个甲午战争时期，俄国政府的对中日冲突方针曾有过两次大的变化，即从干涉到不干涉，又从不干涉到干涉。经过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观望时间，才最后正式确定了对日干涉的政策。仅看到干涉而看不到不干涉，或者相反，都会失之于片面。说沙俄对日本既有利用、支持的一面，更有矛盾的一面，这话虽然是对的，但不足以说明俄国对中日冲突方针的变化及其对日干涉政策的形成过程。或根据俄国政府第一次特别会议的决议，说俄国的基本态度是要维持远东“现状”，这也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俄国所说的维持远东“现状”主要是针对日本和其他国家说的，而对它自己来说，则准备反其道而行之，处心积虑地要改变远东“现状”，或在朝鲜占领重要岛屿和港口，或将国界线南移，把中国东北的一部分划归俄国版图。所以，轻信了俄国政府维持远东“现状”的说法，就会看不清俄国对中日冲突方针的实质。至于说俄国一直执行友好地劝告中日双方的政策，就更与历史事实不符了。
英、俄两国对中日冲突插手最深，自不待言，而其他西方列强也不甘落后。美国在甲午战争后期以担任中日议和的“居间人”而闻名，实则其偏袒日本的倾向十分明显。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曾直告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合众国政府和人民之一般情谊则在日本一边。”栗野也承认：“该国舆论不仅大为偏袒日本，而且大总统（克利夫兰）亦因其国内策略与一己之友情，而始终尽力于使日本满意之事。”美国之所以倾向日本，是因为它当时在远东还没有一块立足的基地，它很需要拉拢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为的是日本“持有开启东方的钥匙”，可以替它在远东的侵略扩张打开一条道路。
德、法两国由于参加干涉还辽活动，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们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实则大谬不然。必须看到，德国和法国在战争过程中是支持日本的。日军攻陷旅顺口后，德皇威廉二世在柏林皇家剧院观剧，知中国公使不在场，便秘密召见日本公使青木周藏，给日本鼓劲打气，声称：“朕为日本国的利益而坚决反对武力干涉。”这是针对英国倡导的联合调停而言的。后来，德国突然倡导干涉还辽，也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一方面使俄国的注意力转向远东，一方面想趁机从中国索取一个港口。
法国早想插手中日冲突，只是不愿开罪英、俄任何一方，左右为难，只好暂不公开出头，随英、俄之后伺机而动，但它在战争中支持日本的倾向非常明显。日本从法国舆论观察：“法国对日清之战虽稍有忽视的倾向，但一般将日本视为远东开化之先导，并对其示以好意。而对于因循守旧的清国，则怀有某些恶感。”确实如此。法国驻日公使阿尔曼即曾明告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将有以日法同盟维持东亚大局和平之必要。”后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它又对澎湖列岛流露出垂涎之意，然而俄国不支持其行动，自身又力不从心，方才作罢。
不难看出，当日本发动和进行甲午侵华战争时，面对的是一种异常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由于英俄对峙成为远东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日本既要实施其既定的战争方针，又要周旋于英、俄两大西方强国之间，没有高明而巧妙的外交策略是不行的。而日本当权者煞费苦心，应付裕如，抓住了英俄对峙这一关键，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外交策略。
日本早就视俄国为最大的潜在敌人，准备有朝一日与之较量一番。沙皇俄国的传统政策，就是扩张远东势力，进而称霸亚洲。对此，日本是完全清楚的。但是，日本当时所采取的战略，是先避开强者而打击弱者。因此，它的主要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而对俄国则采取暂时稳住的方针。从日本出兵朝鲜伊始，迄于战争爆发，日本当局在几次关键时刻都是采取狡猾的应付办法而稳住了俄国，从而使其发动侵华战争的图谋得逞。
英国的远东政策是十分明确的，为了维护英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它不愿意破坏远东国际关系的现有格局。但是，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却使英国不得不格外提高警惕。英国唯恐俄国南下，在远东与之争雄，从而使其既得利益及优势地位受到强烈的冲击和挑战。因此，从防俄的需要出发，英国对中日冲突曾尽力调停，先后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劝说日本避免同中国冲突，勿使俄国从中渔利；第二，倡议五强联合调停，以对抗俄使喀西尼关于中日俄三国会议的建议，从而防止俄国趁机单独插手；第三，提出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划区占领的计划，以便使中日两国军队相互隔开而避免冲突，又使俄国不至于乘虚而入占据朝鲜。日本当局看准了英国的根本利害关系所在，采取了种种办法，向英国政府指出来自俄国的威胁，中国对朝鲜的保护是绝对靠不住的，以动摇英国政府的调停决心，从而使其调停计划一一遭到失败。
“将英国拉向我们一边！”这是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一句口头禅，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日本外交策略思想的基本方面。从防俄的大局出发，日英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是比较接近的。然而，日本蓄谋已久的计划是要发动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认为仅仅同英国保持接近的关系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将英国拉到自己一边才行。为此，它采取了“打俄国牌”的策略。当时，英国政界普遍患着一种“恐俄症”，几乎是谈俄色变。英国当局也确实觉得中国无力抵御俄国的南犯，为了防俄的战略需要，只有用牺牲中国的办法来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便开始将其远东政策的重心逐渐移向日本。于是，日本“将英国拉向我们一边”的计划基本上得到了实现，从而使其预定的侵略图谋得以顺利实施。
如果将中日两国的情况作一对比，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日本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中国所处的地位虽然不利，但也存在不少有利的因素。问题是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无论是后党还是帝党，都对世界大势不甚了了。他们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野心始终缺乏清醒的估计和应有的准备，一旦战火燃起却又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发挥中国自身的力量和有利条件，并化一切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倾全力以应敌，而是幻想依靠西方列强的调停和干预以消弭战祸。在以求和为主要目标的外交方针的指导下，怎么有可能去正确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呢？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在朝鲜挑起战端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清政府内部主战声浪甚高，而当权者并不认真进行战备，却只想借助于外力，遂凭口舌折冲，游说于英俄两国之间，指望它们进行武力干涉。结果不但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反而贻误了重要时机，使清政府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造成了极大的被动，更加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从而使局势每况愈下而不可复振。
平壤、黄海之役后，日本政府一面为进入中国本土作战而积极准备，一面施展外交伎俩，纵横捭阖，无所不用其极。从当时欧洲的舆论看，对日本有一边倒的趋势。在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日本政府为满足更大的贪欲，决定迅速扩大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本土，不仅实现“征韩论”者“饮马于鸭绿江”的宿愿，而且要进而攻占北京，迁日本国都于此，以完丰臣秀吉未竟之志。而在此重要关头，慈禧不顾主战官员的反对，公开出面主持和议，不惜以向日本赔偿军费为条件，乞求各国联合调停，这自属误国之道。清政府一厢情愿地求和，表明对战争的前途完全丧失信心，这也只能涣散前敌将士的斗志。而当时西方主要列强利害关系不同，甚至相互冲突，并不具备联合调停的条件，何况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是坚决排除列强的介入，所以清政府所企盼的列强联合调停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
日军登陆花园口和突破清军鸭绿江防，是其入侵中国本土的开始。此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巧妙地利用美国担任“居间人”，逼迫中国直接提出议和并派遣李鸿章赴日。在清政府内部，由于慈禧的亲自主持和决断，主和派完全控制了局面，光绪皇帝和主战派官员虽在遣使、停战、割地等问题上有所不满以至抗争，但终究无济于事。清政府完全按日本方面的设计而派遣全权大臣，最后也只能完全按日本方面的条件而签订“和约”。清政府醉心于折冲尊俎，到头来吃了大亏，只能被迫走上屈膝投降的道路。正如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所说：“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只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有第二只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并且还指出：“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信哉斯言！
国际关系与外交是互为表里的，而外交又是内政的延伸。由于封闭观念的长期效应，一般清朝官员根本不重视了解世界。当时，李鸿章被认为是最了解外国情况的了，而他去日本马关议和，竟然还带着战前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所使用的电报密码。这套密码早在战争爆发前夕即被日本外务省破译了。因此，李鸿章在马关与清政府往返密电的内容先已全部为日方所掌握，在谈判中怎么能不处处被动呢？以驻外使节的设置方面，清政府也极不重视。如龚照瑗任驻英公使，又兼任法、意、比三国公使。在战争及马关议和期间，龚照瑗奔走于英、法、意三国之间，与驻在国外交当局周旋，以争取各国的同情，真可谓席不暇暖。然而，当他刚一离开，日本公使便立即乘隙而入，进行离间破坏，使其前功尽弃。
总之，甲午中日战争的实践表明，当时中国落后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那个世界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落后就必然要走向沉沦。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应该永远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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