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与比较优势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廉价论文,比较优势论文,制造业论文,陷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廉价劳动力优势及其理论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面临着如何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的问题，能否保证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优置换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在过去的20年经济增长中，我国制造业充分发挥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出口产品大部分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是美国的五十分之一，欧洲的四十分之一，日韩的三十五分之一。据称，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使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有望保持10年到20年。
应当承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下简称H—0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形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假定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H—0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亚当·斯密或是大卫·李嘉图的“古典”，还是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与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因而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
二、“比较利益陷阱”分析
但是，我们能否在将来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并充分发挥这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呢？有人认为，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产品、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都会得以更自由地流动，但相对而言，劳动力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却困难得多，所以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有别于发达国家所具有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方面的优势，它可以成为一种长期的优势。其实不然，这里存在着“比较利益陷阱”。
首先，单就H—0理论来看，俄林除了用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分析了两个国家在封闭状态下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商品流向问题，还进而分析了国际贸易对贸易参加国经济的影响，提出了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定理。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定理指的是商品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生产要素的流动，拉平各国之间的生产要素价格，弥补国际间生产要素缺乏流动性的不足，减少国际间生产要素分布不均所造成的价格差异。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由于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使原来丰富的劳动力变得稀缺，引起工资水平开始上升；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由于对资本的需求变得丰富，引起利息率的降低。这样，通过双方贸易往来，便使要素价格逐渐趋于均等。因此，劳动力价格优势在长期上并不存在或价格差距缩小。
另外，如果结合劳动生产率来考察，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微乎其微，甚至不存在优势（参看下表）。
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美国=100）
年份
韩国
日本
中国
美国
年份
韩国
日本
中国
美国
1980
20.4
82.3
6.31001987
26.4
81.8
5.7100
1981
22.7
84.4
6.41001988
26.7
83.1
5.8100
1982
23.9
88.3
6.61001989
28.7
87.1
5.5100
1983
25.3
83.6
6.21001990
28.9
89.4
5.3100
1984
24.5
83.7
6.01001991 5.5100
1985
25.4
79.7
6.01001992 6.2100
资料来源：《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研究》，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低效率，因此所谓的低成本优势也就要小得多甚或不存在。
其次，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临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如配额，反倾销税和各种各样的技术标准都部分抵销了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世界贸易组织公布的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贸易有所恢复，但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中国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
再次，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部署，中外企业同时享受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获得一个全面的提升，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必然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充斥大量没有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但是企业迫切需要的岗位却没有合适的人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必然会因为这种结构性矛盾而趋于紧张，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也会随之上涨。到那时，丰富的劳动力供给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较大，但90年代以来逐步减小，已经降低了2/3。平均工资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会导致投资者将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而不是劳动力投入来获取利润的增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上升较快，导致就业不充分。比如2002年城镇职工工资上升约14％，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
学者胡鞍钢曾表示，工资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人均资本，特别是人均净资本向资本密集的方向延伸，它不是吸纳劳动力，而是排斥劳动力；而且正规部门工资增长过快，不利于整个部门的就业。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累计下来，工资也不过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中国2002年一年就增加了14％。的确如此，中国的正规部门特别是公共机构如政府工资增长过快，导致一些部门，如文教卫生等的工资跟着增长，它只利于正规部门的少数人就业，不利于非正规部门以外的人就业。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众多，却无法成为资源优势的原因之一。而且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就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失衡，从而出现工资水平上升的情形，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就会大打折扣。
最后，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出口扩张，极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一般而言，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是正相关的，即经济增长越快，国家净福利增加就越大，然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却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即如果偏重于出口的经济增长造成该出口世界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产者福利的减少，导致国家净福利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所谓贸易条件就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换比率，反映了专业化国际分工所导致的世界范围内产出的增加在贸易伙伴间的分配关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福利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上升，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下降。通常贸易条件用一国的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来表示，因此，又称价格贸易条件。最早把贸易条件与国家经济福利变化、贸易战略选择联系起来的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他们从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这一贸易格局出发，提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观点，原因在于初级产品需求疲软和技术进步的利益不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平均分配。
1958年经济学家巴格瓦蒂把贸易条件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贫困化增长”命题。他认为，贫困化增长最初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场合：由于技术进步或要素积累增加所导致的实际产出的增加有可能使价格贸易条件不利于正在增长的国家，而且价格镜条件的恶化所造成的损失会超过产出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最终使该国的境况不如从前。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在出口额中占了很大比重的轻纺产品，在东亚、南亚、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替代压力下，中国出口的急剧扩张必将导致出口价格的急剧下降；机电产品大部分也是低技术系数、低附加值。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和出口扩张，可能使中国面临“贫困化增长”的威胁。
我们应当看到，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就业率和居民收入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突出。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而生产？很明显，我们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我们重视GDP，努力提高GDP增长速度，是为了让广大的人民分享GDP增长所带来的利益，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包括提高就业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别。但是，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就业率的相应提高，不能拉动居民收入相应增加，我们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没有完全达到。
因此，廉价劳动力虽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但不是一个完全可以依赖的优势，这个优势将逐渐失去。
三、中国制造业如何摆脱“比较优势陷阱”
那么，中国制造业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我们应当看到，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不存在规模经济与公司活动，产品是同质的，也不存在非价格竞争，故比较优势直接体现为价格竞争优势。而在现实中，传统比较优势仅仅表明了价格竞争的一种潜在可能性，价格竞争优势不但来源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还可能来源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因素，因此，应该把竞争优势概念纳入到广义的比较优势体系中去。当代国际竞争理论权威迈克尔·波特认为，是竞争优势而非比较优势决定了企业、进而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能否获利和获利多少的关键因素。竞争优势是由一国的高级要素所决定，比如，高科技、熟练的劳动力、适宜创新的社会机制、高质量的国内需求、相关和支撑产业的发展状况、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参与分工，先天因素——资源禀赋固然重要，后天优势——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正在迈向一个以智力资源和知识要素占有、分配、生产和消费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将代替资本成为竞争的根本要素，智力资源的丰缺程度将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禀赋状况的重要性日益被削弱，以自然资源为中心的分工体系逐渐被以知识技术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所代替，科学技术知识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的重要动因。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若目前全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将面临严重的要素投入约束，包括资本、技术和人才等，也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当继续发挥传统的以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这样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培养企业家才能，从而为技术创新、突破生产要素的投入瓶颈和促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要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当我们把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区别开来，把劳动力资源视为非技术性简单劳动和技术性复杂劳动的总和加以考察时就不难发现，我国其实是一个高技能劳动力资源相当贫乏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增长幅度较快，但总体投入水平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教育发展的滞后性对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吸收外资金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缺口，带动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但我国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未能相应提高，仅为28.7％，低于韩国的38.4％，日本的55.2％，美国的47.8％，德国的55％。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随着现代生产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使用复杂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专业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无形资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功效和约束将愈加突出。事实证明，在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竞争中，任何国家都不拥有知识方面的“自然的”优势或劣势，物质资本存量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制肘，“人为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最终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重点普及义务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提高人力资源的整体教育水平。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人力资源优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化，我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知识经济竞争中争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获得更大的比较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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