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诗歌论文,批评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40年代，在中国自觉地遵循现代主义诗学原则从事诗歌批评的人寥寥无几。袁可嘉和唐湜可以说是其中凤毛麟角的代表人物。两人同是“中国新诗”派的主要干将，也被公认为是这一流派在诗歌理论和批评上的代言人。作为批评家，两人都竭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一场自觉的“与西方现代派不同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①]奠定理论基础。两人所接触的现代主义的知识范围也极其相近，绝没有我们把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来探讨时所面对的界说混杂的问题。但如果细心辨析，我们会发现两人在对待他们讨论的诗歌问题上所持的现代主义态度和所显示的批评抱负还是不甚相同的。唐湜更注重他的批评是否体现了一种完整的知识见解，并且多少认为这种见解的完整性反映着批评家的生命质量。这种把批评视为生命或灵魂的艺术的观念，是对李健吾的《咀华集》所倡导的印象主义批评的承续。在批评方法上，唐湜偏重于把现代主义诗歌观念涓涓地融入对诗人和作品的具体讨论，并尽可能在文体上显得“潇洒优美，文采斐然”[②]。唐湜这种讲究文体的批评风格有时也让人觉得他对批评家的个性倾心过甚。
与唐湜着眼于细部解读的批评倾向不同，袁可嘉的批评则侧重于在当时迫切而又不容含糊的诗歌问题上展开旗帜鲜明的论述。他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的命运，有一种敏锐、焦灼而又不无自信的感受。这使得他的批评语气比唐湜要显得急切、强硬、尖锐，并时常流溢出一种决断论的色彩（这种决断论如今已受到彻底的质疑）。他对现代主义诗歌知识的掌握，按40年代的标准，也令人欣慰。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我们把袁可嘉作为4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批评家的原因在于，他的批评在方法上显得更加系统，在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趋向的洞察上，还显示出一种总体性的历史眼光，虽然并不总是那么稳定。更重要的是，他敏感地、富有针对性地揭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所遇到的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提供了自己独到的有时是相当精辟的见解。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说袁可嘉的诗歌批评标志着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现代主义向度上所达到的最高水准。这种评价也许会受到质疑。人们很可能会由于袁可嘉同西方现代主义批评的关系太亲密，从而把他看成是现代主义批评（主要是新批评）的中文翻版加以贬低。就象雷纳·威勒克借着柯勒律治与德国浪漫派美学的血缘关系而贬低柯氏的重要性一样。[③]在评价袁可嘉的批评所包含的理论价值时，我们也会遇到威勒克在柯勒律治那里碰到的难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袁可嘉严格地视为一个诗歌批评家，而不是一个诗歌理论家，那么我们就不会过于挑剔他对现代主义批评的皈依（这种皈依有时又会因对现代主义批评观念缺少全面深入的理解，而显得象一种草率的信仰）。毕竟，袁可嘉比他的同代人更系统地显示了运用现代主义原则的批评能力，更敏感地捕捉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袁可嘉的批评并不单纯是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回声，当然，把它说成是对后者在中国的理论发展同样是不恰当的。比较公允的看法是，他运用现代主义的诗歌知识，发现并论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课题，其中有的甚至关涉到整个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趋向。他的批评并不是空洞的引经据典，而是饱含着一位敏感的诗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可能性的洞察。
一
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主要面临两种观念上的压力。在试图减轻或抵消这两种压力时，袁可嘉的批评也相应地呈现出两种针对性。一方面是针对当时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现实主义诗歌观念，它截然否定在中国进行任何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它有关诗人的现实意识、时代感、历史感、政治意识，以及诗歌的社会功能的现实主义的解释，深刻地影响了3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新诗的走向。袁可嘉的批评并没有规避上述这些似乎已由现实主义诗学得出了确凿结论的问题，而是以相当篇幅就这些问题重新展开讨论，提供了一种现代主义的理解。并且，袁可嘉依据中国现代诗人的处境和所面临的问题，对现代主义诗学进行必要的修正。他这样做的理论意图绝非象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试图展示一种“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相结合的诗论”，[④]而是想避免那种“起于对本身及对方的基本精神的认识不足”[⑤]的批评效果。如果说在文学的总体观念方面，袁可嘉确曾一度试图在他所区分的“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大抵上可对应于现代批评史上所界定的文艺自由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之间“寻求协调的可能”，[⑥]那么在诗歌问题上，袁可嘉始终坚定地相信现代主义要优于现实主义。这从他所提出的调协方法上便可以体味出来。所谓“协调”不过是用“人的文学”去包容“人民文学”，因为“人的文学”比“人民的文学”更“尊重文学作为艺术的本质”。[⑦]袁可嘉可能从未相信两者之间会达成批评共识，但是他相信真正的批评应该是一种基于民主原则的对话，所以，袁可嘉对现代主义的修正，是想建立一种与现实主义诗学体系的对话基础，其理论意图旨在表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并不排斥现实主义所萦萦系怀的诗歌问题。这种修正所参考的诗歌范本显然是早期奥登的那种左翼色彩浓厚的现代主义诗歌。袁可嘉就通常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才会论及的那些问题重新加以阐释，至少可以获得两种批评效果：（1）澄清现实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的狭窄的理论定位。（2）重新树立中国现代主义的诗歌形象。即申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同样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第二种针对性，是用新批评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学取代以法国象征主义为首的欧陆现代主义诗学。这种转换反映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40年代的一次重大的理论更新和观念变革，但迄今很少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20至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受到意象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的多元影响，但真正在观念上触动现代诗人，并推动新诗向现代主义转化的影响，公认是来自象征主义。40年代以前，中国诗歌界有关现代主义的诗歌概念，多半是依照象征主义描画出来的。在某些极端的论战时刻，象征主义甚至经常被对等似地混同于现代主义。由于种种原因，象征主义没能适应30年代中国严峻的社会现实对它的挑战，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象征主义遭到诗界的普遍遗弃。这种遗弃可以说是合乎历史和文学的双重逻辑，但也造成了一个可怕的理论误区：人们在否定中国象征主义的时候，也潜在地否定了中国现代主义的写作的合法性。因为当时的大多数诗人认为象征主义是整个西方现代主义的代表，既然连象征主义都难以适应中国的文学环境，那么别的现代主义诗歌就再不配在中国生存发展了。针对这种态度，袁可嘉试图以新批评为武器加以改造：从理论上指出，完全存在一种比中国象征主义更具包容性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的可能性。它剔除了象征主义轻视现实的诗歌因素及其神秘主义色彩。奥登和艾略特是袁可嘉建立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概念时倚重的楷模。两位诗人的现代主义诗艺都浸透有对现实的强烈关注。这种关注现实的倾向，虽然仍不符合中国现实主义提出的苛刻的标准，但对那些不满30年代中国象征主义逃避现实的做法而又倾心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诗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与袁可嘉和其他“中国新诗”派成员的社会意识相投合。
袁可嘉所接受的理论视域非常开阔，不过有时稍嫌芜杂。在其十余万字的批评文字里，艾略特、立恰慈（今通译理查兹）、里尔克、赫伯特·里德、克罗齐、玛里丹、柯尔瓦奇（今通译柯勒律治）、肯尼斯·勃克、乌尔班、鲍特尔、布拉克墨尔、布洛克斯、叶芝、利维斯、考德威尔、阿诺德、马克思等人的观点，都被被他提及或引申。这样做似乎只有一个理论目的，使他的现代主义批评不致于显得目光狭窄。但是也应看到，尽管广征博引，袁可嘉的批评观念的核心仍是以理查兹、艾略特、肯尼斯·勃克这三人为基础形成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袁可嘉的批评是新批评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形式。袁可嘉自己也承认：他曾以《新批评》为书名来编辑他40年代所写的批评。[⑧]但是很奇怪，他几乎没有援引过燕卜逊的任何观点，燕卜逊在他就读的西南联大曾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40年代后期，燕卜逊重新应聘北京大学，两人几乎是同事。
袁可嘉的现代主义批评是紧紧围绕“新诗现代化”这一理论命题展开的。“新诗现代化”可以说是4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歌批评界的一个理论焦点。朱自清在收入《新诗杂话》（1947）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确地说：“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⑨]朱自清没有具体界定“新诗现代化”的含义，他那时似乎更心仪“现代史诗”的概念。不过同一篇文章中所引征的杜运燮的《滇湎公路》一诗，显然是他呼吁“新诗现代化”的作品依据。唐湜在《诗的新生代》（1948年）中也指出，当时诗坛存在着“一个诗的现代化运动”；[⑩]并对它的参与者作了著名的“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和“不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的划分。前者以穆旦、杜运燮等人为代表，后者以七月派的绿原等人为代表。上述两例多少表明，“新诗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是40年代后期中国诗歌批评界的一个通用的批评话语。指出这一批评话语的群体特征，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袁可嘉在这一批评话语中所达到的深度。与唐湜相比，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谱系更具有一种历史感，他确认“新诗现代化”的“萌芽原非始自今日，读过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等诗人作品的人们应该毫无困难地想它的先例”。[11]这种历史感与他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中期以前所遭遇的挫折异常敏感有关，同时促使他更加自觉地为“新诗现代化”寻求“一个新的出发点”。[12]所以，袁可嘉的批评不仅是对“中国新诗”派的现代主义诗学的阐释，也是对整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诗学的阐释。
二
袁可嘉对现代诗的本质所持的根本看法无不借镜理查兹的学说。他甚至偏颇地认为西方现代诗歌批评是“以立恰慈的著作为核心”的。[13]理查兹有关“包含的诗”与“排斥的诗”的划分，有关诗是“冲动的平衡”的见解，有关诗的本质是“整个心理状态，精神状况”[14]的心理学论调，以及认为现代诗具有高度综合性质的观念，在袁可嘉的批评中激起热烈的反响。袁可嘉赞同理查兹有关现代诗是一种“包含的诗”的看法，并把它作为一种诗歌范型引入他对“新诗现代化”的构想，认为这种诗的优点在于“包含冲突，矛盾，而象悲剧一样终止于更高的调和。它们都有从矛盾求统一的辨证性格。”[15]袁可嘉多少认为4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最缺少的品质就是种现代诗的包含性。“包含性”是袁可嘉诗论的核心词（另一对应词是“综合”）。在不同场合，“包含性”与“复杂性”、“辨证性”、“有机性”、“戏剧性”这些词汇在意指上可互为界说，但在他的批评理念中，“包含性”是居于统摄地位的，其他那些词汇不过是对它的某一层义的具体阐释。
基于对“包含的诗”的认同，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16]袁可嘉试图通过这一概括一揽子解决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几个难题。从一种批评的包容意识出发，袁可嘉主张现代化新诗应以平等的态度接纳政治，“现代人生与现代政治如此变态地密切相关，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17]并明确划定了与“为艺术而艺术”（现实主义的主流话语喜欢给中国现代主义贴上这一标签）的主张的界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另一裂痕，是“反映人生现实性”与“尊重诗的实质”[18]之间的相互抵牾。袁可嘉对此所做的弥合是宣称：“耐心”、“诚挚”地解决好诗艺问题，是反映更加广深的“人生价值”的先决条件。这多少可以看成是对中国象征主义借口“尊重诗的实质”而回避反映现实问题的一种矫正。这种综合传统也暗含着一种评判诗歌的标准。袁可嘉也象理查兹一样，主张既然现代诗是“包含的诗”，那么一首诗的优劣就可依据它的容量（包容性）鉴别出来，“诗篇优劣的鉴别纯粹以它所能引致的经验价值的高度、深度、广度而定”。[19]这样一种标准的确立对心理学的依赖恐怕要甚过对美学的依赖。不过，对40年代中国新诗发展的现状来说，这样一种评判标准的提出仍然是准确、恰当的。
把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同理查兹的“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学诗学联系起来，可以说是袁可嘉最突出的批评贡献之一。袁可嘉将理查兹的诗学简括地表述为“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及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的获致”，[20]并针对当时现实主义诗学（“人民的文学”）主张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对这段话作了如下引申：“艺术与宗教、道教、科学、政治都重新建立平行的密切联系。”[21]这种引申表明他的批评的基本立场，是恪守文学的本体独立的原则，即“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22]这种“文学本位”的主张比30年代同类主张成熟的地方在于，它赞同加强文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肯定文学对人生的积极性”。[23]对新诗现代化而言，它引进的是一种视野开阔充满活力的诗歌审美力。袁可嘉敏锐地看到把诗的本质界说为“最大可能量意识活动”对新诗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绝大多数诗人只愿意承认诗的本质与生命冲动、感觉、感情、激情、情绪、神秘心理有关，绝少看重经验的作用，更不用说意识对现代诗的重大意义。依今天的学术标准，我们不必抽象地在诗是感情和诗是经验之间非区分出高下不可。历史地看，袁可嘉对诗与意识的关系的强调，促进了新诗的诗歌感受力从感觉——情绪层面向经验——意识层面的更具现代性的转化。艾略特就曾说：“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24]袁可嘉相信“最大量意识状态”理论能为新诗现代化带来的另一推动力是，它能扩大诗歌的题材范围，取“自广大深沉的生活经验的领域”。[25]袁可嘉表达过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史最令人难忘的观点，认为现代诗的写作内驱力是“现代诗人的综合意识”，[26]“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植基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认识”。[27]不过，他把30年代在英国崛起的现代诗剧作为诗人综合意识的最高艺术体现，显然是看走了眼。
在诗歌与经验的关系，袁可嘉所持的观点总括如下：认为现代诗“是经验的传达”，[28]现代诗的衡量标准主要应依据对经验的含容程度来判定。这些观点与理查兹、艾略特的观点并不完全吻合。事实上，这两人都在经验问题上心存疑惧。艾略特本人更喜欢用“观念”来替代“经验”一词。中国现代诗人有关“诗是经验的传达”的观念，主要的通过冯至从里尔克那里继承来。袁可嘉在理论上对这种“经验论”并没有什么发展，值得注意的只是他比其他人更频繁地强调现代诗与经验的关系，并毫不含糊把“经验”同“热情”、“说教”、“感伤”、“单纯”这样一些他所说的“新诗的毛病”尖锐地对立起来。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袁可嘉也进行过有益的论述，如在层次上区分过“生活经验”与“诗经验”的差别，[28]并强调诗经验的个性化，说诗人应努力“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自己的经验”，[30]更为可贵地是看到诗歌经验与诗歌结构的内在关系，主张诗的结构应注重接纳“集结表面不同而实际可能产生合力作用的种种经验”。[31]袁可嘉把经验与新诗的现代性等同而论的做法也许有简单化的倾向，但对强化现代诗人的现代意识、促进新诗现代诗品的生成是有益的。
三
袁可嘉批评的另一大特色，是关注中国现代诗人的现代意识的深化。似乎可以说，中国新诗与现代文明、现代文化的关系，是在他的批评中第一次全面而自觉地建立起来的。袁可嘉非常强调，现代诗人对现代文明的关注和对现代文化的意识，并且把这种关注和意识视为一个现代诗人必需具备的诗歌能力。他认为中国现代诗人所欠缺的素质之一，就是缺少对现代文化在现代诗歌写作中的影响的省悟。他提到由于现代“文化演变的压力”，[32]那种“直线倾泻”的抒情方式已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并认为新诗现代化“接受现代文化的复杂性”是“必须采取的途径”。[33]还认为现代诗的晦涩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是由于“现代诗人所处的厄境（即文化困境）”[34]造成的。但袁可嘉又不主张把对这种复杂性的接受绝对化，认为诗人应“积极解决现代化文化的难题”。[35]他曾提及玛里丹“把诗人创作一首诗比为上帝创造世界”[36]的著名比喻，认为现代诗在现代文化的复杂性面前，应充分显示“给它们适当的安排而求得平衡”[37]的主体性力量。袁可嘉当然不会忘记艾略特和奥登在这方面显示出的诗歌能力，称赞艾略特的“文化综合”的解决方式和奥登的“社会综合”的解决方式为“二面大旗”。[38]并且象这两位大师一样，认为现代诗也要显示批判现代文明的能力，“否定工业文化的机械性”。[39]我们知道“中国新诗”派的现代主义是以强调诗人对现实的关注而著称的。袁可嘉的批评也显示出这一特色。不过容易被论者忽略的是：袁可嘉所强调的现实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现代文化意义的现实，其二是指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讨论新诗现代化的艺术性时，袁可嘉通常是把“现代文化”、“现代文明”、“现代世界”与“现实”混同起来运用的。而只有在谈及诗人的责任感时，他所说的“现实”才确指社会现实。
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曾有不少人指出过现代诗与现代人心理意识的关系，认为诗人应着力表现现代人的内心感受，施蛰存在为《现代》刊登的那些“现代的诗”撰文辩护时说，它们表达的“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情绪”。[40]那么这种“现代的情绪”的实质又是怎样的呢？杜衡的解释颇具代表性，他说这种“现代的情绪”的本质就是“一个人在梦里泄漏自己的潜意识，而在诗作里泄漏隐秘的灵魂”。[41]“隐秘的灵魂”暗合了对诗人的绝对个性的强调。从理论上说，杜衡的解释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解释，并且反映了流行于30年代诗坛的那种将弗洛依德与象征主义拼合的文学观念。事实上，中国现代诗人从象征主义诗学那里继承的表达内心世界的观念，受当时学界中流行的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的影响，常常被神秘主义的解释所肢解。袁可嘉对此缺陷深有感触，他的批评中几乎看不到神秘主义的影子，甚至谈到“晦涩”这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批评中的著名难题时也避免了神秘主义的纠缠。在诗人的个性Personality问题，袁可嘉显得犹疑不定，比如他一方面赞同艾略特“逃避个性”的主张（这时他针对的主要是当时以七月派诗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个性），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在现代主义的倾向中“必须有独特的个性”，[42]而他的批评观也是以尊重艺术个性为核心的。不过，这不应理解为理论上的矛盾。袁可嘉对依据现代人的心理意识从事写作的根本态度是，这种心理意识是有机地融合在“最大量意识状态”里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43]他推崇的是象艾略特那样的“现代诗人的综合意识”，所以反复强调诗人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融合；从而避免了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对现代人的心理意识所做的狭窄的带有神秘色彩的解释。这同他对现代主义诗学中“为艺术而艺术”的摈弃也是一致的。
四
在评价袁可嘉的现代主义批评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对它所具有强烈的社会学批评色彩感到疑惑。在《我的文学观》一文中，袁可嘉将“社会学的文学观”、“心理学的文学”和“美学的文学观”并称为其批评观的三大有机组成部分。他甚至为社会学文学观勾勒出从柏拉图、贺拉斯、维柯、史达尔夫人、圣伯甫、泰纳到马克思的令人生疑的线索，其中将泰纳的历史主义归为社会学批评有点象学术笑话。如果联系他在其它场合的论述，我们会发现真正使其批评带有社会学色彩的还是理查兹、艾略特、勃克这样一些同新批评派有关的人物的影响。理查兹的实用批评非常注重诗歌对人类心灵的净化作用，艾略特更直接撰有名为《诗歌的社会功能》的论文，从道德角度鼓吹诗歌的社会教化作用；勃克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这位试图将新批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融为一体的“被奥登称为美国当代最优秀的批评家”，[44]曾多次被袁可嘉提及。这里，我们细究其批评的社会学内涵，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他的批评解释成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袁可嘉对现实的关注，是主张现代诗的感受力应关注现实、包容现实；与现实主义诗学主张反映现实、再现现实是有本质区别的。此外，还应该把他在诗歌态度上所持的现代主义立场同他在批评观上所持的社会学批评观点严格地区分开来，才有可能有效地评估其批评在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的历史价值。维护袁可嘉现代主义诗论的纯洁性有时也会显得很困难，因为连袁可嘉自己在1983年也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他们（“中国新诗”派）那里得到了较好的虽然远不是完美的结合。”[45]不过考虑到80年代初整个中国学术界仍充斥着把西方现代主义贬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艺术代表的强大舆论，所以他此时的表白便不能不打折扣。值得注意的是写于1992年的《自传》，他已比较乐于承他认40年代的批评同一场自觉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运动”是休戚相关的。而最根本的依据还是他40年AI写作的那些批评文字。
袁可嘉现代主义批评对现实因素的强调，与艾略特诗学和奥登作品中对现实的强烈关注有承续关系，也与他所接受的崛起于“红色三十年代”的左翼社会学批评的影响（比如他曾以赞赏的口吻提及30年代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考德威尔）有关外，也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历史针对性。我们前面已提到过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诗学，将在中国的象征主义实践与逃避现实的艺术倾向联系起来，并把它作为一种本质特征，专断而巧妙地扩展定论为中国现代主义与逃避现实的艺术倾向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企图彻底否定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写作的合法性。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或一种更为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现代诗人普遍认可了这种定论。30年代，两位曾致力于象征主义诗艺的诗人穆木天和何其芳的转向现实主义，是引人注目的例子。卞之琳在1978年和1980年为他自己和戴望舒的诗集写序言时都反复说，戴望舒和他自己在3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存在着“回避现实，……在艺术中寻找了出路”[46]的问题。袁可嘉意识到来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内部的逃避现实的倾向，危害着40年代人们对另一种面貌全新的现代主义的接受和认同，所以他竭力反对以往将“诗监禁在象牙之塔里”[47]的做法，并力图破除人们已经习惯的那种将现代主义与逃避现实栓在一起的观念。其总的批评意旨是让人们意识到象征主义并不代表中国现代主义的全部可能性，40年代还存在一种关注现实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他反复援引奥登的例子是很明智的。奥登在1938年访问过中国，而他在中国写的《战时十四行》曾受到热烈欢迎，更主要的是奥登彼时的左翼诗人的身份。现代主义与现实的关系，可以说是袁可嘉批评中涉及最多的一个问题。不过在关键时刻，他的措辞就显得异常谨慎，在解释“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时，他似乎有意宽泛地、也多少是含混地将“现实”界定为“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48]这表明，他只同意诗人在诗歌感受力上应关注现实，审视现实，诗歌作品应包容现实，处理现实题材；而且所有这些落实到艺术表现上的时候，必须遵循现代主义的间接性原则，即与“象征、玄学”有机地融为一体。袁可嘉所说的“现实”还有一层含义，也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即现代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否定现实、批判现实的能力。这同他对英美现代诗歌的演变的认识有关，在《从分析到综合——现代英诗的发展》一文中，他把现代英诗的发展解释成（在某种程度上）一种不断增强的批判现实的能力和发展。虽然他提到过奥登的理想主义气息，但在现实问题上，他不赞成歌颂一部分现实、否定一部分现实的做法（这是不能把他的批评归入40年代现实主义诗学体系的又一理由）。他真正钦佩的对待的现实的态度只有两种：一是“奥登、史本特（今多译作斯彭德）诸人对现代人生、当前社会展开正面的猛烈攻击”[49]的批判现实的能力，二是里尔克那种“足以代表现代诗人综合性的广度与深度”[50]的沉思现实的能力。
注释：
① 袁可嘉《自传：七十年来的脚印》，《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3期。
②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2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 见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第184至1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韦勒克说他从批评上难以原谅柯勒律治对谢林、施莱格尔等人“抄袭”，尽管他对柯氏的评述详尽而持论精当。
④ 潘颂德《中国现代诗论40家》，第415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⑤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天津《益世报》，1947年12月7日。
⑥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天津《益世报》，1947年12月7日。
⑦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天津《益世报》，1947年12月7日。
⑧ 袁可嘉《自传：七十年来的脚印》，《新文学史料》，1993年3期。
⑨ 朱自清《诗与建国》，收入《新诗杂话》，第45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⑩ 唐湜《新意度集》，第21页，三联书店，1990年。
[11]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12]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13]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14] 转引自韦勒克《现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第3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5] 袁可嘉《谈戏剧主义》，天津《大公报》1948年6月8日。
[16]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17]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18]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19]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20]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21]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22]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天津《益世报》，1947年12月7日。
[23]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天津《益世报》，1947年12月7日。
[24] 转引自沈奇编《西方诗论精萃》，第3页，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25]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1947年3月30日。
[26]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上海《诗创造》12辑，1948年12月。
[27]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再分析》，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18日。
[28] 袁可嘉《诗与民主》，天津《大公报》1948年10月30日。
[29]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上海《诗创造》12辑，1948年12月。
[30]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上海《诗创造》12辑，1948年12月。
[31]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再分析》，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18日。
[32] 袁可嘉《诗与民主》，天津《大公报》1948年10月30日。
[33] 袁可嘉《诗与民主》，天津《大公报》1948年10月30日。
[34] 袁可嘉《诗与晦涩》，天津《益世报》1946年11月30日。
[35] 袁可嘉《诗与晦涩》，天津《益世报》1946年11月30日。
[36] 袁可嘉《谈戏剧主义》，天津《大公报》1948年6月8日。
[37] 袁可嘉《诗与民主》，天津《大公报》1948年10月30日。
[38] 袁可嘉《综合与混合》，天津《大公报》1947年4月13日。
[39]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四卷一期。
[40]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四卷一期。
[41] 杜衡《望舒草·序》，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
[40]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上海《诗创造》12辑，1948年6月。
[43]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上海《诗创造》12辑，1948年6月。
[44] 袁可嘉《新写作》（书评），天津《大公报》1947年12月7日。
[45] 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见《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75页，1985年版。
[46] 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7] 袁可嘉《对于诗的迷信》，北平《文学杂志》2卷11期，1947年。
[48]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上海《诗创造》12辑，1948年6月。
[49] 袁可嘉《从分析到综合》天津《益世报》，1947年1月18日。
[50] 袁可嘉《综合与混合》，天津《大公报》1947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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