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中国论文,乡村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回应与选择，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个案的剖析，提出自己的思考，希望有助于人们认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只有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才有可能走上现代化之路，实现独立和富强。
一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中进行，任何人都无法回避中国社会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农村问题。近代以来由于列强侵略，军阀混战，兵祸匪患加上天灾使中国农村日趋破产。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使之接近崩溃的边缘。在“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崩溃”的呼号声中，“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等口号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呼声。
这样的背景促使中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及爱国知识分子都把他们的视野与关注转向了农村，农村社会为各阶层、各阶级、各政治集团所瞩目，可谓前所未有。蒋介石在他统治地位稍得稳固后，就推出了“新县制”，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在加强对农村控制的同时，也在谋求通过对农村进行经济改革，改变农村的现状，以推动中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则从1927年的挫折中逐渐清醒，重新探索夺取全国政权及社会改造的根本道路，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通过土地革命的实践开始了改造乡村社会的全方位工程。在国共两党之外，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痛惜农村经济的惨状，受到良心的驱使，怀着救世济民的真诚愿望，纷纷下乡，企图通过推广某些措施，拯农民于水火之中，复兴农村，繁荣农村，并希望藉此找到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这一知识分子下乡热潮，使20年代就已在山西、广东、河南等地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到30年代初扩展到了河北、山东、安徽、江西、浙江等地。这场全国范围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化史上重要的一幕。
二
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试图从乡村切入，以教育为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改良，生产技术的改进来复兴农村，以农村带动中国问题的解决，使中国走上民族自救的道路。这是一些既对国民党独裁政权不满，又拒绝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而对西方文化有相当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种选择。乡村建设派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问题。中国不需要制度性的根本变革，而应返回“农村社会”。所以，他们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走以教育复兴中国的发展道路。由于背景与动机的差异，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队伍相当庞杂，先后有600多个团体跻身其中， 但能形成系统的完整理论，有明确的社会改革方案，并付之实践，真正独树一帜的，当数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目睹中国的贫弱，立志救国，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独特认识为基础，提出了重建中国社会的乡村建设理论和方法。梁漱溟认为就其现象而言，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结构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日趋败坏，呈现出旧辙已破而新轨未立的混乱现象；就其实质而言，当时中国问题的症结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伦理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础，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相袭千年的社会组织结构已经崩溃，而新的社会结构却没有建立，造成了以调和、持中、忍让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的失调。这是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中国没有革命的原因，只有建设的对象。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既无法走“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亦不能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社会主义的路”（注：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通过对中国农村进行基础建设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才能使中国逐步实现现代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解放之路就是如何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吸收现代欧美新的科学技术文明，为中国重建新的社会结构，以推动民族复兴。简单地说，就是如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找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主张沟通中西，尽量吸收西方现代社会的长处，乃至苏联共产党的有益经验，以创造出一个为全世界所没有的最进步的文明社会。显然，这与盲目地主张全盘西化者根本不同，也与封建顽固的守旧派存在着差异。沟通调和中西，就是把中国固有传统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互为调和，而不是政治制度上照搬西方的一套。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中国问题“与其谓之政治问题，毋宁谓之为文化问题”（注：梁漱溟：《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乡村建设旬刊》4卷，7～8期合刊（1934年10月11 日）。）。他坚持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
三
为实践自己的理论及理想，1931年6月， 梁漱溟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十来个县进行长达七年之久的乡村建设实验工作。
梁漱溟对重新建构中国新的社会组织作了具体设计，其基本特点为：在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条件下，重整乡村组织，重建新的法制习俗，以解决中国文化失调的问题。梁漱溟及乡村建设派认为，重建乡村组织的关键在于村学和乡学。从形式上说，乡村学仍和其他乡村工作团体有相似之处，都是从教育农民、培养农民入手，以改造乡村，建设乡村。就实质而言，乡村学并不只是个教育机关，还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他的对象不是个别的或部分的青壮年农民，而是包括了一定社区内的男女老幼人等。按照梁漱溟及乡村建设派的想法，乡村学发展起来之后，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并扩而大之，使中国成为政教合一的有组织的社会。乡村学在政治生活中引导和推动农民参与团体生活，关心团体的事情。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团体力量，这是中国散漫无力，落后于西方，无法步入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所设计的乡村学，就是要吸收西方生活的长处，启发农民自觉地组织起来，树立一种团体意识，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梁漱溟及乡村建设派认识到，只有发动组织农民，使之团结起来，才是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这一见识要比其他乡村建设团体只侧重于某些枝节问题的做法要高明得多。可惜的是，梁漱溟把不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乡村居民组织在一个团体内的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为组织、团结农民，梁漱溟特别强调乡村建设工作必须从民众教育入手，他说：“乡村建设运动之作法，即为民众教育，此点毫不含糊，清清楚楚，走民众教育的途径。完成乡村建设”（注：梁漱溟：《民众教育何以能救中国》，《乡村建设旬刊》4卷，7～8期合刊（1934 年10月11日）。）。他在山东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就是为了就地培养乡村工作人员，所招学生为本地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人。开设的主要课程有社会调查及统计、农业常识及技术、风俗改良、卫生、筑路及乡村教育等等。学员毕业后多分在实验区各县担任教育指导和办乡农校等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乡村建设研究院培训的学生计2400余人，为乡村建设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正如梁漱溟所希望的，“农村教育的职任，不外养成农村人民的人格，培植农村中善良的公民，引起一股推进农业的志趣，改良农村的环境。”（注：根培：《高呼建设中之农村问题》，《村治》1卷10期。）。这些人为改良农业， 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开发民智，改善风俗，做了大量工作。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但在一定限度内对改变农村落后愚昧的状态，起了积极作用。
在致力于建立农村新格局的同时，梁漱溟还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帮助农民改良物种，疏通河道，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并组织合作信用社、生产合作社，积累资金，开展借贷业务，引进、推广农机设备和先进耕作技术，促进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梁漱溟认为就中国的国情看，当时的中国是个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农业国，在中国不可能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走以工业带动农业的道路，而只能立足于发展农业，走以农业推进工业的道路。他强调乡村建设决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业，而必须与中国的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等协调发展。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发展农业，建设乡村，繁荣乡村，自然是第一要务，也是最基本的目标。然而，繁荣乡村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兴亡系于中国能否工业化”。“如果农业发展了一步，工商业自然被刺激得活泼一点，工商业再转回来刺激农业，农业就更可进步”（注：梁漱溟：“《乡村建设旨趣》， 《乡村建设旬刊》4 卷14 期（1934年12月11日）。）。可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在相当广阔的背景之下探讨了中国民族的前途问题。只是他未认识到，他的举措所推动的只能是农村家庭手工业，这在本质上是反工业化的，其结果只能与其复兴中国的初衷相违。
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最具启迪意义的是他认识到教育农民发展生产力，促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在于社会中的知识阶层是否愿意和下层群众相结合，是否愿意引导群众为技术的进步而努力。知识分子应该到乡间去，引导农民，启发农民的上进心，提高农民的素质，教他们通过学知识而发展到为乡村问题呼喊。梁漱溟把社会的进步寄托在那些最先与外国接触，最富有世界知识的精英阶层，并希望这些先知先觉的仁人志士在全民族的觉醒与民族自救过程中发挥作用。虽然梁漱溟的这种不加区别地将民族的希望，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寄诸知识分子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尤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离开知识分子的觉悟，不仅科学技术的进步无从谈起，即或纯粹的社会运动，也无法真正完成。即使在今天，如何教育引导农民实现农村的现代化，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因此，梁漱溟将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中坚，视知识分子的群体觉醒与群体意念为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实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这是梁漱溟和那些空谈理论的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注：马勇：《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通过对梁漱溟及乡村建设派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气息，他们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本质上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乡村改良运动”，是一般知识分子寻求“第三条道路”（注：薛暮桥：《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白区工作问题——给少奇同志的报告》转引自鲁振祥《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初步考察》，《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1期。 ）即改良主义道路的运动。他们希望在不违反现存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运用和平的手段，达到改革国民经济的理想，以实现拯救农村、复兴民族的目标。他们完全是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企图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道路之外，另寻出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乡村建设派中一大批有良知的青年，“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了排斥地主阶级，甚至不是为了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空洞理想而在这里艰苦的工作着”（注：薛暮桥：《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白区工作问题——给少奇同志的报告》转引自鲁振祥《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初步考察》，《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1期。）。虽然他们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收效甚微， 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对中西社会差异的比较，企图以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为基础，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沟通融合中西，重建民族新文化的努力，特别是他们基于近代科学方法所从事的农村教育、技术实验与改良、社会风俗的改造等，虽不是彻底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根本举措，但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他们在国家面临分裂，内战连绵不断的情况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以自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坦诚地提出自己对国家前途的看法，热情实践自己的理想。这批知识分子的学识和独立思考，时时处处体现了他们对国家、对社会所怀抱的责任感。他们的实践和探索为当今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
四
1937年，正当梁漱溟努力实践自己提出的“救世良方”之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了山东半岛。随着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的主要支持者韩复榘的溃退，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结束，梁漱溟的理想破灭。纵观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即使没有日军的入侵，其失败仍属无法避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均背离了中国国情。
在30年代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中，不少学者已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先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一个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共同把持下分裂动荡的中国社会，要有效推动现代化进程是不可能的。正如罗吟圃在《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一文中谈到，“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第一是资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第二是国内军阀混战的频仍和农村经济的破产……所以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困难的障碍，是应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代社会制度入手”（注：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8～269页。）。在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的同时，还有一批由陈翰笙领导的，受过良好现代社会学训练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运用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并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他们指出：“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无一例外，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关系问题，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型的核心所在是土地改革的完成。中国农村需要社会革命，而不是点滴的局部改革（注：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实行土地改革， 改变土地占有关系，将土地从封建地主手中转移到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手中，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为国家的工业化、民主化开辟道路，这是摧毁封建社会，改变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必要前提。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国里，在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以前，是根本谈不上发动国家工业化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本质性问题，将中国革命与土地革命结合在一起，从而把握住革命成功的最大政治资源——农民阶级，最终完成了社会转型的使命。
其实梁漱溟对土地问题也有明确主张。他承认当时中国的土地分配不均，甚至有的地方相当严重。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革命的措施，斗地主分田地，以强硬的手段，实现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耕者有其田。对这种措施，梁漱溟不以为然。虽然他也认为实行耕者有其田是农民最迫切的愿望，但他希望以和平的手段，合作的形式予以解决。首先造成土地公有的事实，然后再设法取得自然的解决。在具体步骤上，他希望先有一个主动的能动力量，即依靠国家权力在法律上“设置种种限制，裁抑地主，终使其土地出卖”，“奖励自耕农，保护佃农”（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转引自马勇：《梁漱溟评传》第189页。）。同时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农村金融系统， 以长期贷款鼓励农民购买土地，这样，便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梁漱溟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反对以革命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希望用点滴的改良满足农民的土地愿望。果能如此，自不失为完善的解决方案。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梁漱溟的这一愿望根本无实现的可能。从国家的法律上设置种种限制，迫使地主出卖土地，这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做到的，此其一。再者，希望农民贷款购土地，在当时兵祸、匪患、水旱灾害连年交迫的非常时期固然难以实行，即使在和平时期，贫苦农民也设有能力购买土地。就连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长期在定县做乡村改良工作的李景汉，也认识到“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起的阶级的冲突问题，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农业生产根本工具是土地。因之土地问题可以说是农村问题的基点”。“农村问题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我们亦要认清土地问题之重心是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技术”（注：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127页。）。
由于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的对立，不存在革命问题，只有“文化失调”，由于他否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因此在实践中，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土地问题，从而使这场标榜要为农民解除苦难的乡村建设运动失去其最基本的群众基础，出现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运动”的状况。梁漱溟自己也承认：“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助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的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与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注：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乡村建设理论》附录，转引自《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 事实证明，历史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只想依靠知识分子的领导，通过伦理教育和合作经济来改造农村现状，而不触及土地制度，不对整个社会制度加以根本的变革，既拯救不了农村，也复兴不了民族。以致梁漱溟不得不承认他遇到的两大难处：“头一点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第二点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原因在于“我们性质上天然有和乡下人不能一致之处。”于是“农民在为苛捐杂税所困，而我们不能马上替他们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我们不能分给他土地，他们所要求的有好多事，需要从政治上解决，而我们开头下乡工作之时，还没有解决政治问题的力量，那么，当然抓不住他的痛痒，就抓不住他的心”（注：梁漱溟：《我们的两大难处》，《乡村建设理论》附录。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其次，梁漱溟把乡村建设看作是个文化问题。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命运，在世界上处于何种地位，是由这一民族的文化决定的，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文化的失败，而西洋的胜利自然就是其文化的胜利。因此，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的改造。梁漱溟这种“文化至上主义”的观点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自始至终都是把军事政治经济侵略放在首位，文化侵略只是随之进行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首先是军事上失败被迫开放，然后才是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失败。把近代中国的失败归于文化的失败与历史事实不符。问题在于梁漱溟把恢复旧的伦理道德作为乡村建设的关键，着重于经济的振兴和重建，而不是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他没认识到伦理礼俗是建立在经济政治制度之上。这是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个严重局限性，事实上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机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形态的再造。乡村建设运动试图在不触动现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恢复“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复兴文化、复兴农村，从而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显然游离了现代化的本质。这是梁漱溟探索复兴民族道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时任北大经济学系教师的千家驹讽刺梁漱溟的“乡建”是先发明一套做好了的礼俗习尚，而后改造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主张，“等于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千家驹断言，不仅“乡建”是“此路不通”，而且“在资本帝国主义包围之下半殖民地的中国，一切发展工业的前途都是很渺茫的”。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者及封建残余势力。这一切工作应由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入手。“不过这种民众组织不是梁先生的乡农学校”（注：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兼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771页。）。
中国社会是在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它不可能完全象西方社会那样实现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梁漱溟失败的关键在于，他没有认清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源，他的实践违背了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中国革命史早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民主义革命，才是拯救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对乡村建设运动给予恰如其分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助于说明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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