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妹[1]2014年在《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政治问题。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向来都是世界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面临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一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的现象。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失业问题严重,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趋势凸显。在国内外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就业局面更具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理论和实践表明,市场机制在解决就业问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失灵,政府对扩大就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工具之一,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就业促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解决就业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出台了不少促进就业的财税优惠政策。财政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如何,预期效果是否达到,有待于进一步验证。本文力图从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理论与实践出发,在深入分析财政政策就业效应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财政政策工具及财政政策调整对就业的影响效果,为完善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体系做出有益的探索。全文共分为7章,由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叁部分组成。其中,第一章为导论部分,第2章为理论基础部分,第3章是实践分析,第4-6章是实证检验部分,第7章为综合评价和优化路径。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包括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对国内外文献回顾与评述,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结构安排,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理论分析。本章阐释了就业的基本理论和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作用机理,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首先,就业的一般性分析。包括就业与失业基础理论、现代西方就业理论的历史演绎及述评、就业的影响因素；其次,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作用机理分析。结合就业的一般性分析,从整体和分步两个层面对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运行机理进行详细分析。第3章,我国就业制度与财政政策实践分析。本章回顾了就业制度和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的演变历程,并对就业现状及其成因进行分析,是本文的现实分析部分,为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提供现实依据。首先,对我国就业制度的历史演进进行回顾；其次,对我国就业现状进行总体判断和成因分析,并对就业的未来趋势进行预测；再次,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第4章,财政政策就业效应：基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及均衡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从微观层面分析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根据内生增长模型,以家庭和企业的最优劳动供需选择入手,数理推导了财政政策工具对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以及劳动力市场均衡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宏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一,财政政策劳动供给效应的实证分析。主要从劳动供给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进行考察。首先,使用中国宏观经验数据对财政收支变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其次,运用劳动供给模型和微观模拟方法,实证检验了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不同性别群体、不同所有制企业员工、不同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结构的影响效果。第二,财政政策劳动需求效应实证分析。首先,通过构造动态劳动需求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收支变量对劳动需求总量的影响效果。其次,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实证检验积极就业支出和消极就业支出对缓解不同收入家庭的劳动需求的实施效果。第叁,财政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均衡影响的实证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实证检验财政收支对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影响。第5章,财政政策就业效应：基于宏观经济均衡、增长及波动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从宏观视角介入,分叁部分详细阐释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第一,从整体层面上,通过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框架,运用中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收支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第二,以经济增长为传导媒介,建立一个包括财政政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叁者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及结果,力图还原财政政策到经济增长,再到就业的传导路径。第叁,从动态角度,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经济波动与就业波动的联动效应。第6章,财政政策就业结构效应：基于产业、城乡及区域视角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是财政政策与就业的宏观效应的考察。从总体和结构两个角度,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财政政策对产业、城乡及区域就业结构的影响。第7章,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综合评价与优化路径。依据理论分析、现实分析以及实证结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进行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阶段国家就业形势和经济目标,提出进一步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优化路径。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本论题进行了一定的拓展和深化,可能的创新性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研究视角的多维性本文从微观到宏观、从整体到结构、从静态到动态多个维度对财政政策就业效应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分析。①微观和宏观结合。一方面,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对财政政策的微观就业效应进行阐释,随后在微观效应基础上,结合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乘数原理等对财政政策的宏观就业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另一方面,实证部分也延续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脉络。其中,第四章从微观层面对财政政策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以及劳动力市场均衡效应进行局部均衡分析；第五章和第六章从宏观经济均衡、增长和波动视角对财政政策的宏观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②整体和结构结合。在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作用机理分析中,先对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传导路径和理论模型进行整体概述,然后对财政政策工具对劳动力市场均衡、宏观经济发展及就业决定进行分步解析。在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中,也是从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两个角度分别展开。③静态和动态的结合。全文的实证检验以静态分析为主,在分析经济波动作为传导介质时,我们主要从动态角度以向量自回归模型来检验财政政策、经济波动与就业波动的动态联动效应,以更好的反映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过程。2.理论分析的拓展性本文在阐述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作用机理时,从财政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行为模式的影响出发,传导到劳动力市场均衡调整,再到社会总供求及经济增长变化。由财政政策调整最终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进一步影响整个宏观的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这一作用流程将社会经济中的企业、个人和政府有机联系在一起,打通了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从微观向宏观传导的实现路径,初步构建了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系统分析框架。从财政政策角度拓展了就业理论,同时丰富了公共经济理论。3.数理模型的拓展性(1)构建融入财政变量的托达罗模型。托达罗模型主要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过程。本文对该模型进行拓展,引入税收和财政支出变量,建立包含财政收支变量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用于说明财政政策变量如何影响劳动力产业间的流动决策,为分析财政政策通过产业间比较收益影响就业结构的作用机理奠定数理基础。(2)拓展了含税收和财政支出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第五章构建财政政策与就业总量关系的数理模型时,在Barro模型基础上将税收和财政支出因素引入,进一步扩展了内生增长模型。将政府社会保障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作为家庭效应函数的一部分；科教文卫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纳入企业生产函数。通过求解家庭、企业和政府最优化行为达到竞争性经济均衡时,商品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性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就业影响的数理结果。4.实证分析的延展性(1)应用微观模拟方法深入分析个人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结构的影响。①对个人所得税调整劳动供给效应的多变量分析。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既提高免征额,又调整税率级次,故本文将以往学者的单变量(免征额)分析拓展为多变量(免征额与税率同时变动)政策效应的微观模拟分析。②对个人所得税调整劳动供给效应的结构分析。现有文献只对个人所得税调整劳动的性别供给量进行了分析。本文将以2008年和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研究背景,深入探寻这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不同性别群体、不同所有制企业员工、不同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结构影响效果,以期更全面地诠释税改对劳动供给结构的影响。(2)运用因子分析方法研究财政收支对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影响。为了深入分析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我们尝试使用因子分析法对影响劳动力市场均衡的诸多变量(包括财政政策变量)进行降维处理,用少数几个公共变量代替原始变量来解释问题。通过计算财政政策具有较高载荷的公共因子的得分函数,分析财政政策与公共因子的关系,进而判断出财政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影响。(3)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将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纳入统一的经济系统中,综合分析叁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及结果。现有的实证文献一般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或者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或者财政政策与就业的关系,很少分析叁者间的传导及联动关系。而且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一个经济系统。如果通过单方程分析则会割裂叁者间的内在联系,估计结果不够准确。由此,本文构建了一个融入财政政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描述叁者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及路径,以更贴近现实的方式验证经验事实,得到的实证结论也比一般分步实证更可靠。(4)细化检验了就业支出、个人和企业社会保障负担对劳动供求的影响。本文将政府就业支出细分为积极就业支出和消极就业支出,并分别检验了其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我国社会保障收入作为企业和个人的一项经济负担,呈现大幅提高趋势,有必要分析其对微观个体的劳动供需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在测算企业和个人社会保障负担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实证分析,延展财政收支政策劳动供需效应的深度和广度。
姜扬[2]2017年在《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显着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在某些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已经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党和政府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大了对民生问题的关注,积极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近年来,我国的民生实践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重点民生领域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应该看到,在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中,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的倾斜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财政理论。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政府财政收入减缓的情况下,如何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集中力量把民生财政支出投向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领域,更好地发挥民生财政的经济社会效应,是关乎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焦点问题。与我国丰富的民生实践相比,民生财政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本文在充分借鉴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和共享发展的理念,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从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现实情况出发,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对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研究的思路是:首先,通过梳理基础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明确民生财政的定义,其政治经济学内涵,以及其支出范围;其次,从规模、结构等角度考察了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现实情况;再次,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并从促进居民消费和创业行为两个角度分析了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和潜在的作用;复次,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民生财政支出在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方面的作用;最后,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民生相关财政支出的成功经验,得到了相应的启示。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的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本章阐明了论文选题的背景、论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研究中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论文主要内容和结构框架、以及论文主要创新点等。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回顾。本章系统梳理、归纳、评述了与论文研究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其中,民生思想渊源主要按时间顺序,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西方福利社会思想、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四个方面进行回顾。财政支出相关文献回顾主要从财政支出职能、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财政支出与主要经济目标关系等方面进行。民生财政支出的直接相关文献回顾主要从民生财政支出的概念范畴、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方面展开。第叁章,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现状分析。民生财政是我国民生实践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相关的理论研究目前尚处于初创阶段。本章通过对民生财政相关概念范畴的界定,给出了民生财政的定义,并对民生财政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解读,进而明确了民生财政支出的范围。在概念范畴界定的基础上,本章从民生财政支出的规模、趋势、层次、结构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当前民生财政支出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第四章,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研究。本章主要针对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首先,将民生财政支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实证研究了民生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其次,通过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民生财政支出通过刺激消费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现实影响;最后,通过民生财政支出与创业活动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民生财政支出通过促进创业行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潜在影响。第五章,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效应研究。本章通过民生财政支出与公共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了我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效应。进而研究了民生财政支出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住房保障四个分项支出对公共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民生财政支出对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第六章,国外经验和启示。本章通过借鉴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在与民生相关的财政支出成功经验,并结合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给出了相应启示和对策建议。最后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谢子远[3]2007年在《我国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本博士论文在学习和借鉴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最新的经济计量方法,对1980年代以来我国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回顾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演进并进行文献综述;第叁章研究国债的公共支出及增税效应;第四章研究国债的民间支出效应;第五章研究国债的劳动就业效应;第六章研究国债的乘数效应:第七章研究国债的税收平滑效应;第八章研究国债的金融效应;第九章为结论及政策建议。在第一章绪论部分,交代了研究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背景、目的及理论和现实意义,对国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说明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第二章回顾了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与实践演进,基本结论是,很难就国债本身评价其宏观经济效应的优劣,而应当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评价国债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怎样的宏观经济效应,可以说,国债是一把双刃剑,操作得好就会产生正面的经济效应,操作不好就会产生负面的经济效应。同时该章对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叁章研究了国债的公共支出及增税效应,这是我国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方面。其中国债的财政扩张及增税效应、国债的政府消费效应两个方面的研究,国内还较为少见。研究发现,不论是否包含国债还本付息因素,国债均具有一定的财政扩张效应,说明国债为政府部门提供的融资便利满足了其扩张偏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财政预算的放松,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的扩张是导致税收增加的重要原因,因此国债又具有一定的增税效应,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国债发行与税收收入双双持续增长这一饱为人们诟病的事实。研究发现,国债具有政府消费效应,即促进了政府消费的增长,这否定了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公共投资这一传统看法,说明国债资金是支持政府消费的重要力量。在国债的公共投资效应研究中,由于目前公共投资缺乏统一的口径,导致不同的研究结论缺乏可比性。我们的创新性在于,根据文献研究,确定了较为常用的四个口径的公共投资,并分别研究了国债与这四个口径公共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债仅仅对其中按照投资领域划分的公共投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该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说明,国债并没有通过公共投资这一途径促进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按照投资领域划分的公共投资并非“纯公共产品”,某些传统上认为是公共投资的领域已经有民间资本介入,说明这些领域可能更适合民间投资而不是公共投资。公共投资在这些领域效率低下,可能是导致其缺乏经济增长效应的重要原因。另外,通过考察国债的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弹性,我们发现从长期来看,国债不仅没有促进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而且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从这些研究结论出发,我们认为国债资金的公共投资政策应当加以调整。第四章研究了国债的民间支出效应,包括国债的民间投资效应及民间消费效应。在研究国债的民间投资效应时,我们不仅按照传统的研究方法考察了公共投资(按照投资领域划分)对民间投资的影响,而且还直接考察了国债与民间投资的关系。发现,不论哪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国债对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辩证地看,产生挤出效应未必是坏事,要具体分析是什么样的公共投资挤出了什么样的民间投资。但我们认为,我国的公共投资挤出民间投资,主要原因是公共投资本身质量不佳,同时又存在对民间投资的种种限制,应当极力加以避免,途径就是改革我国的公共投资体制,解除对民间投资的各种限制。在国债的民间消费效应研究中,与前人研究的一个显着不同是,我们不仅考察了国债与包括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在内的民间总消费之间的关系,而且分别考察了国债与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从1981～2005年的整个时间段来看,仅仅是城镇居民消费与基本赤字国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关系,脉冲响应函数表明,基本赤字国债对城镇居民消费带来的冲击是负的,说明国债的储蓄性质推迟了城镇居民的当前消费,对城镇居民的当前消费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当分别在1981～1993和1994～2005两个时间段上进行考察时,发现在两个时间段上存在明显的差别:1981～1993年,城镇居民消费是国债发行的重要考虑因素,即,是否发行国债及发行多少国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1994～2005年,农村居民消费是国债发行的重要考虑因素,即,国债的发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说明这一时期拉动消费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居民。但是,不论是国债发行额,还是基本赤字国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均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水平是影响国债发行的重要因素,但是国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着。具体来说,1997年以来以发行国债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没有达到拉动民间消费的作用,从基本赤字国债与民间消费的关系来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消费。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演变路径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居民消费难以拉动的首要原因是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次要的原因则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居民支出预期过大。第五章研究了国债的劳动就业效应。通过建立就业人数的一阶自回归模型,发现自1997年实施的以发行国债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显着改变了就业人数的发展路径,对劳动就业具有较为明显的拉动作用。但由于现阶段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将始终面临较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国债政策应当根据产业就业弹性等因素进行调整,以更好发挥拉动就业的积极效应。第六章研究了国债的乘数效应。运用IS-LM模型,对财政政策乘数进行了推导,运用叁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我国的财政政策乘数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历年的财政政策乘数在1.46～1.61之间波动。据此对我国的财政增支及增发国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测算,发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国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作用力度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大。第七章研究了国债的税收平滑效应。通过模型说明,如果税收平滑定理成立,则宏观税率应该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据此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税收平滑定理在我国不成立。这说明,国债在平滑税率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债政策及税收政策需要作相应调整。第八章研究了国债的金融效应,包括国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国债的利率效应和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在研究国债的货币供给效应时,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不仅研究了国债与M0、M1和M2的关系,还研究了国债与货币供给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债余额对各货币供应量均无明显影响;国债发行对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活期存款没有明显影响,对流通中的现金(MO)、广义货币供应量(M2)、活期存款及准货币、准货币具有明显的扩张作用。在研究国债的利率效应时,分析了货币供应量不变及货币供应量扩大时国债对利率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国债对实际利率没有明显影响。在从理论上分析国债的通货膨胀效应时,除传统的研究视角以外,还通过模型说明,政府在面临高额债务时,可能会有意识地“制造”通货膨胀,从而增加铸币税收入,减轻偿债压力。实证研究表明,在1982～2005年整个时间段上,没有发现国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当我们在1982～1993年和1994～2005年两个时间段上分别进行研究时,发现1982～1993年间国债对物价水平没有影响,但1994～2005年间国债具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第九章总结了全文的研究结论,并对国债政策的后续操作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黄耀军[4]2002年在《我国财政政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实施使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也成了人们研究的热点。为了更深入、全面地研究我国的财政政策，本文拓宽了研究的视野。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为主的方法，对我国1978年以来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结论。论文共分五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分述如下：第一章为导论。简要介绍选题背景与研究的意义、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情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和论文的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对整篇论文作了概括性的介绍。第二章为财政政策概述。本章首先分析财政政策涵义的演变。在西方财政学中，财政政策的定义先是强调财政政策手段，以后逐步向强调财政政策目标转移。从我国财政学的发展来看，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起初一般都认为，财政政策是党和国家在财政工作方面的指导方针、原则、行为规范等，改革开放以后，在西方财政理论不断传入、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宏观调控的地位日益显着的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开始重视财政目标，并提出科学、准确的定义。其次，介绍财政政策的类型。虽然财政政策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但常见的是按照财政政策对经济作用方式的不同，把财政政策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两种类型。其中，按照在调节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作用，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又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等叁种。第叁，介绍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文章指出财政政策效应是财政政策实施的最终反应和结果。由于财政政策作用的范围和涉及面广，反应和结果也是各不相同，因此，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划分。这部分重点介绍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挤出效应和风险效应的涵义，为后面几章的分析奠定基础。最后，本章对1978年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作了简要回顾。这段时期可分为叁个主要的阶段，文章分别介绍了这叁个阶段的相应财政政策。第叁章研究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本章 我国财政政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切入点，简要回顾了古典增长理论、现代外生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并分析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揭示了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原理和实现方式。接着，文章对我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文章先分析经济总量指标GDP与主要财政指标，如财政支出、财政收人、财政赤字、宏观税负和国债累积余额等的关系，再分析相应指标增长率的关系，并以经济增长率指标对财政方面增长率指标进行回归，从实证的角度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本章利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分析预算变动对经济扩张的影响。文章把预算变动效应分为随意效应、自动效应和总效应，利用模型导出叁种效应的计算公式，并根据中国的数据算出叁种效应，以此来分析预算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四章研究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即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消费、资本积累和产出等可能产生的影响。文章先探讨了挤出效应的涵义及类型：根据所处的就业环境，分为充分就业情况下的挤出效应和是非充分就业情况下的挤出效应；根据财政支出对民间投资的挤出程度，分为完全的挤出效应、部分挤出效应和零挤出效应。其中，持有完全挤出效应的观点又可分为叁种，即早期古典完全挤出论、超理性完全挤出论和资金完全挤出论。并从资金供绘和需求的角度，分析产生挤出效应的可能性。接着，文章从IS—LM模型、国债对私人资本积累的影响和财政支出结构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叁个角度出发，研究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挤出效应。第一种方法是利用IS－LM模型。文章在介绍IS－LM模型的基础上，估计了我国IS曲线和LM曲线的形状，发现我国的IS－LM模型的形状是由陡峭的IS曲线和平缓的LM曲线结合而成，这样，在我国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是相当有限的。第二种方法是分析国债对私人资本积累的影响。文章利用生命周期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来分析债务对私人资本形成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是AK—0．087AD，即增加单位债务发行将导致私人资本0．087单位的增加。第叁种方法是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与传统研究不同，这里将对财政支出进行分类，并分别考虑它们对私人消费的不同影响。文章把财政支出分成叁个部分：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支出、政府对健康及教育等的支出 n 内 容提要 和公共部门投资等。研究发现，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支出和公共部门投资的增 加有利于促
王伟强[5]2017年在《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与可持续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政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但关于财政政策效应在宏观经济领域一直饱受争议,凯恩斯学派与古典学派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始终持有不同观点。自Giavazzi和Pagano(1990)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以来,传统凯恩斯理论便受到极大挑战,同时促使一些学者开始从非线性视角解读财政政策效应产生分歧的根源。研究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有助于政府准确把握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或阶段的效应类型与作用力度,并依据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及时制定恰当的财政政策,进而提高财政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政府通常会实施赤字财政政策,而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持续攀升易于诱发财政风险,甚至导致财政政策不可持续。鉴于财政政策可持续性是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必要条件,为此,在论证财政政策存在非线性效应的同时,亦有必要从非线性视角重新考察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研究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形成机制、财政政策冲击效应的非线性特征以及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叁方面内容。首先,本文从消费者异质性和经济周期波动视角对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微观与宏观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将居民划分为李嘉图式消费者和拇指规则型消费者两种类型,构建了一个新凯恩斯DSGE模型,实证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与居民消费异质性的关联作用。经过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作用取决于消费者结构,随着居民中李嘉图式消费者比重的上升,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会逐渐由凯恩斯效应向非凯恩斯效应转变,从而产生了非线性效应;在不同消费者结构下,政府支出对产出始终保持正向影响,符合凯恩斯效应;但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考虑到财政政策效应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经济衰退时期和经济扩张时期)通常会发生显着差异,本文基于ST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波动导致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了非线性效应,但政府支出对产出和私人消费并不存在非线性效应。当经济衰退时,政府税收对产出、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作用方向在短期和长期恰好相反,但作用强度明显大于经济扩张时期,并且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政府税收对产出和私人消费具有非线性效应。政府消费对产出、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作用动态与政府总体支出的冲击响应较为类似,但政府投资对产出、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动态影响与政府消费差别较大。其次,在探究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微观与宏观形成机制基础上,本文又分别从全国和地区层面对财政政策冲击效应的非线性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从国民经济多个部门广泛选取变量,构建tvp-sv-favar模型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政策冲击效应具有显着的时变特征,但财政政策对产出只有短期影响,没有长期影响,其中政府支出对产出表现为凯恩斯效应,而政府税收对产出产生了非线性效应。财政政策对私人需求同时具有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其中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存在非线性效应,而政府税收对私人消费具有非线性效应,对私人投资仅有凯恩斯效应。与此同时,利用地方政府规模作为转换变量,通过构建pstr模型对地方政府支出与其产出增长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具有显着的门限效应,在政府规模达到16.841%前后,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凯恩斯效应会逐渐弱化。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政府规模仍然处于合理区间,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的省区基本分布在西部地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随着政府规模的变化,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影响会在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之间发生转换,在西部地区,政府支出与产出增长之间关系的非线性变化特征与全国整体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就政府支出类型而言,政府消费对产出增长同样存在显着的非线性效应,当政府规模逐步扩大时,政府消费对产出增长的影响会从凯恩斯效应变为非凯恩斯效应,但政府投资对产出增长始终表现为非凯恩斯效应。最后,鉴于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真实存在,这意味着财政收支的调整过程同样具有非线性特征,继续采用传统的线性协整方法展开研究,便不能深刻揭示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实际状况。为此,本文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理论框架下,分别从全国和地区层面,基于非线性协整方法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实证检验。与门限协整模型相比,时变协整模型能够更加精准的捕捉到变量协整系数的时变特征,本文通过构建时变协整模型对我国财政收支协整关系检验后发现,我国财政政策具有弱可持续性,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不但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协整系数始终介于0到1之间。根据时变协整系数的变化特征,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和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时变协整系数曾出现大幅下跌,表明财政收支关系受到过强烈冲击;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时变协整系数表现平稳,基本维持在0.9以上,财政收支关系并未受到显着影响。在从全国层面考察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运用结构突变与截面相关面板协整模型研究了我国地方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结果表明,在考虑面板数据结构突变和截面相关性特征情况下,地方财政政策仍然具有弱可持续性,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显着的协整关系,同时基于dols方法得到财政收支的协整系数估计值为0.444。根据各地区财政收支关系结构突变时点估计结果,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财政收支关系存在广泛影响。此外,非参数granger和异质性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均显示,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都具有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财政收支关系符合“财政同步假说”,为了保障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当政府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时,应同时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方面入手采取对策,将财政失衡逐步调整至财政均衡。综合上述研究,本文首先从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形成机制出发,分别基于微观和宏观视角探究了消费者异质性和经济周期波动与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关联性;然后从全国和地区层面,依次检验了我国财政政策冲击效应存在的时变特征和门限特征;最后在证实我国财政政策具有非线性效应的前提下,进一步考察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干霖[6]2012年在《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永恒的热点问题。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的宏观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国际社会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实现“稳增长”目标?需要重新审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探索更适宜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稳增长”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论文以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与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文献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遵循从理论到实践,在文献与理论梳理和述评的基础上,探讨了国内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将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进行融合,深入探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构建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单因素模型,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与经济增长的多因素模型,利用我国相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从理论上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与政府干预理论的研究内容,从实践上为合理调整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结论上提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的文献与理论研究。二是探讨了国内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践,并总结了经验与教训。叁是构建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单因素模型,并使用1990-2010年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四是构建了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与经济增长的多因素模型,并使用1980-2010年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五是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果得出相应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经过上述研究,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效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使用需要视不同的实践需要。在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而在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的作用要大于财政政策。短期内的财政政策效果好于货币政策,长期来看,货币政策效果好于财政政策。叁是国内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践表明,统一协调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比欧洲的货币统一财政分散的体制能更好地发挥调控经济运行的作用。四是在实证分析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基础上,认为我国财政政策具有相对独立性,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引起货币政策的相应跟进,但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不大,而长期来看对经济的作用明显大于财政政策。以上述研究与结论为依据,本文认为,货币政策要适度且灵活,财政政策要加强对经济长期发展的关注,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模式研究与实践,此外还要构建利于宏观调控的市场环境,为实现当前的稳增长目标,要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本文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1)研究方法创新。本文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时,不仅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也使用了理论与实践案例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实证得出结论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2)研究视角创新。本文从研究国内外的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梳理,到回顾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货币理论的探讨,再到比较分析典型国家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实践,最终建立数学模型分析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历史数据与现实论证相结合,研究视角纵横拓展,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与广度。(3)研究模型创新。应用计量经济学工具,构建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单因素模型,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与经济增长的多因素模型。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管窥见。近期发生的美国次债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促使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干预经济运行,都将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理论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相信未来将会掀起宏观调控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新热潮。
方雯[7]2010年在《我国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与动态有效性的计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形式,财政政策一直是政府对于经济进行直接调控的主要政策方式,也是实现需求管理的主要工具。然而长期以来,在政府实施财政政策能否产生预期政策效果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学派对此表示不同的看法。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灵敏性和稳健性成为当前宏观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围绕着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仍然是宏观经济学中非常活跃和重要的一个领域。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拉开由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序幕以来,开始在真正意义上执行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财政政策。不可否认,这一系列的财政政策对于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近叁十年的财政政策实践经验也表明,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转轨国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必然会通过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影响财政政策效应的发挥。本文以财政政策理论为基础,以我国财政政策实践为出发点,对我国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与动态有效性进行经济计量分析,并以此为我国制定合理有效的财政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本文的研究主要沿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对西方经济学派的财政政策主张和国内外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政策实践进行了回顾。二、在IS-LM模型框架下对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详细的数理推导和分析。叁、引入“政策中性”命题和“李嘉图等价”命题,在模型框架下分析财政政策无效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利用SVAR模型验证了李嘉图等价命题在我国经济当中并不成立。四、研究了常用于大型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几类财政政策规则的短期动态和长期均衡特性,进一步利用时间一致性理论对我国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据此给出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选择建议。五、研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通过分析财政政策工具变量与收入分配、货币供给和价格等中介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影响,从而检验我国财政政策作用的传导实效。六、研究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分别估计并计算得到动态的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需求相对于实际产出的弹性系数,从而检验我国财政政策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和“紧缩效应”。
舒志彪[8]2016年在《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财政政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但关于财政政策,人们不仅在理论上没有取得统一认识,其实际效果也一直受到质疑,有关财政政策不能有效稳定经济和促进增长的研究成果时常出现。理论认识的不一致和实践效果的不理想,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还没有充分揭示出来。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从真实的经济过程出发来阐释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本文认为,财政政策是否能够对经济发展带来有利影响,关键在于其基本逻辑是否与经济活动的基本逻辑相匹配:当财政政策与经济活动在逻辑上相匹配的时候,财政政策就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当二者不匹配的时候,财政政策就不能促进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以财政政策与经济活动在逻辑上相匹配为研究主线,通过对财政政策影响经济活动入口和基本过程的分析来阐述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本文认为,货币流通是连接财政政策与经济活动的基本桥梁,是二者在逻辑上匹配起来的结合点,货币是财政政策影响经济活动的基本入口。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叁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财政政策的实施直接带来货币分布的改变,影响居民、企业、政府等不同部门实际占有的货币数量比例,即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第二个阶段是货币分布的改变会带来货币流通速度的改变。由于货币在不同部门中的流通速度不一样,因此货币分布的改变,就会带来货币流通速度的改变。第叁个阶段是货币流通速度的改变会带来实际产出的改变。货币流通速度的改变,会带来货币流通量的改变,从而带动商品流通量的改变,并最终影响商品生产和实际产出。因此,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通过改变货币的空间分布从而改变货币流通速度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这是财政政策作用机理的关键。本文的创新性观点是,财政政策要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必须要能够改变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是评价财政政策效果的基本指标:如果一项财政政策的实施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就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如果一项财政政策的实施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就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阻碍作用;货币流通速度达到最高水平时的财政政策,就是最优的财政政策。因此,增加财政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一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同样的道理,减少支出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也不一定对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一项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不能以是否增加政府支出或减少税收等为标准,而是要看其怎样改变了货币流通速度。从货币流通速度出发,不仅可以对财政支出增加带来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的综合结果进行评估,而且可以对有关财政政策的各种争论进行解释。除导论外,本文共分五章对上述基本观点进行了论证。第一章重点介绍财政政策作用机理和效果评估两方面的文献,并总结了现有研究成果的特点和不足。第二章从货币流通速度角度阐释了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本章以经济活动的基本逻辑分析为起点,指出财政政策要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必须通过改变货币的运动形态从而改变货币的流通量。而财政政策改变货币流通量的根本途径,就是改变货币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布。第叁章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数学分析。本章构建了财政政策的传导模型,并以传导模型为基础,对财政政策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五种情形以及最优财政政策的约束条件进行了分析,在理论上回答了如何判断财政政策是否达到最优状态这一基本问题。第四章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本章对扩张性和紧缩性等不同类型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货币流通速度与总产出的关系进行了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的基本结论。同时,本章还以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为基础,揭示了财政政策的具体作用过程,并从货币分布与货币流通速度关系的视角进行了解释。第五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财政政策的基本依据和改进财政政策的具体建议。本文的最主要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看待财政政策的新视角,增进了对财政政策作用机理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好地认识当前关于财政政策效果的各种争论。
虞康[9]2007年在《我国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有财政，信贷，计划，劳动，物价统计等经济部门组成，而财政是一个重要的综合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作为反应迅速、效果明显、信息灵敏的手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有效性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也是关系到政策的选择以及政策调整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用最新的数据以及较优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作了实证性分析。1、第一章为绪论，简要的介绍了对于财政政策有效性在经济学史上的一些主要观点和见解。国内外在这一领域中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2、第二章为基本理论介绍。主要介绍了财政政策的具体经济学涵义，财政政策的具体分类，主要从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这两个角度区分财政政策类型。在IS—LM模型框架下用数学的方法推导出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对我国从1992～2006这十五年间实行的财政政策分为叁个阶段作了一个简要回顾。最后引入了本文中用的一些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有季度调整X—12方法，协整理论，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等。3、第叁章为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这是本文的重点。①对我国财政政策与总产出的关系作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分析了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和总产出的图形变化趋势；②用财政收入占总产出的比例和财政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分别与总产出的绝对量构建了分布滞后模型，得出总产出和前期财政支出比例弹性为0.3775，说明增加财政支出可以促进产出增加，总产出和财政收入比例的弹性为-0.4572说明财政收入的增加会减少总产出；③运用VAR和SVAR模型作了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动态冲击效应的计量检验。通过分析财政收入政策对总产出的脉冲响应图形，本文得出增加财政收入的冲击对产出具有短期的负向作用，起到延缓和阻碍产出增加的作用。而增加财政支出的政策可以促进产出的增加且作用是较为长期的。并对两者的图形作了比较，直观上判断两者作用具有对称性。运用方差分解模型对财政政策冲击中各个因素的贡献度作了分析，认为财政收入冲击的前期贡献度较大，但随着时间推移贡献度会比较明显的下降，财政支出政策的贡献度在前期较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贡献度会逐渐的增大，且作用时间长久。④从另外一种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冲击对产出的影响，通过把产出分解为私人消费，投资，进口，出口这四部分，分别作了财政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与这四部分的脉冲响应，得出了一些合理的结论。4、第四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和政策建议部分。
储德银[10]2011年在《财政政策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对于正处在后经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经济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一方面,外需锐减使得扩大内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彰显迫切。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对高投资的过分依赖所积累的国内过剩产能,后经济危机时代只能更多的依靠国内居民消费来消除,因此,扩大居民消费,尤其是释放农村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平稳较快增长的强劲后盾。另一方面,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剧增。此时面对总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与物价上涨迅猛等多重问题交织的复杂性,政府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是采用逆经济周期抑或选择顺经济周期的财政调控政策,以及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是就此淡出抑或继续这些都是需要格外慎重的问题?我国居民消费“启而不动”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其中在很大程度上与居民消费领域中政府职能的“缺位”或“越位”有着密切关系。目前理论界针对财政政策扩大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存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两种不同流派的争论。依据新古典理论,政府增支或减税并不一定如凯恩斯主义预期增加居民消费,即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抑或挤入效应之争。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发现,按照传统凯恩斯主义一味实施扩张性刺激政策并不总是有效,有时甚至会对居民消费产生紧缩效应,同时还可能造成不可持续的债务规模和巨额的财政赤字。然而在我国,由于长期缺乏从理论层面系统分析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同时就财政政策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实际效果也未进行针对性的全面评价,从而理论界和实务界在扩大居民消费问题上,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应按照凯恩斯主义实行扩张性刺激政策,即增支或减税,或两者兼而进行。本文在次贷危机致使我国外需锐减之际,从机制原理和政策实际效果两方面研究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更显意义非凡。首先在理论层面上,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研究价值：一是可以为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实施针对性的财政调控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思路；二是丰富政府宏观调控理论体系,拓宽政府理论视野；叁是完善财政理论与推动财税学科发展。另外在实践层面上,本文的研究对于指导我国财政政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可以用于全面评价与重新反思中国财政政策的以往实践,而且还可以为后经济危机时代政府的未来财政决策提供实际依据,进而有效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问题,确保财政政策的稳健性。本文在论文写作过程之中,以经济学为主线,将财政学与消费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融合在一起进行学科交叉渗透研究。本文为了坚持实际观察和理论分析的客观性与全面性,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与手段。其中,除常用的研究方法之外,主要是用到了以下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本文在研究政府支出、税收和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时,始终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首先,从理论层面解析政府支出、税收和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其次,通过建立相应的数理模型与运用最新的计量检验方法就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是一致抑或背离进行深入剖析以及提出针对性建议。二是注重比较分析法的应用。一方面,通过对我国居民消费变动趋势进行多维比较,从而深刻揭示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论文在研究政府支出、税收和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影响效应以及政策设计时,始终立足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的特殊国情,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比较贯穿全文,并就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从而为财税体制城乡一体化和实现城乡和谐提供决策依据和政策参考。本文除第一章导论之外,全文结构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财政政策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理论分析。该部分一方面理论阐述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分析居民消费外部性的内涵、形式和作用机理入手,从而认为政府利用财政政策促进居民消费需求不仅有利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还可以解决居民消费领域中的市场失灵问题。随后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诠释了政府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和税收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而且还利用修正的IS-LM模型,探讨了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虽然在IS-LM模型分析中,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表现为凯恩斯效应,然而这一结论是建立在许多严格的假定条件基础之上,例如价格在财政调整过程保持不变,因而现实中一旦这些条件无法满足或部分满足,财政政策就有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即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存在非线性效应。本文第二部分首先从预期效应、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叁个方面理论阐释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作用机制,然后利用叁种财政时期定义创造性的划分了除西藏之外30个省份在1978-2008年期间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潜在时期,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采用GMM估计方法实际考察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对全国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发现我国财政政策在过去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着的非凯恩斯效应,这一结论将为我国财政政策的评价和实际操作提供全新的评价标准与实际依据。虽然论文的第一和二部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但并没有深入探究各种支出、不同税种和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机理与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第叁部分对我国居民消费现状、变动趋势和原因的考察,然后在第四、第五和第六部分依次考察政府支出、税收和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本文之所以将收入分配纳入全文的写作范畴,是因为一方面收入分配能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收入分配职能又是现代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因此,政府除了运用收入或支出政策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之外,还可以通过作用于收入分配进而间接影响居民消费。最后在本文的第七个部分,针对财政政策扩大居民消费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理论分析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非线性效应的产生机制,并在利用叁种财政时期定义创造性的划分中国1978-2008年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潜在时期基础上,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财政政策对全国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估计结果发现财政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在不同程度上都对居民消费存在显着的非凯恩斯效应。二是利用税收经济效应原理全面解析了所得税、商品税和财产税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发现不同税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并且税收并不总是抑制居民消费的增加。例如,开征财产税或存款利息所得税,此时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反而会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叁是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系统分析了初次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并通过panel data形式的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实证考察了初次分配影响下居民消费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结果发现：一是长期中工资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和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均高于利润收入,国内需求属于工资领导型；二是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的短期消费弹性都非常小,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在短期刺激居民消费的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叁点：一是虽然分析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非线性效应的产生机制,但未实际考察我国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产生究竟是因预期效应、财富效应抑或替代效应。另外,就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之间转换的边界条件及其转换拐点的识别都未做具体分析,因而本文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初步研究仅能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缺乏较强的实际操作意义,这些也是本文后续研究的重点。二是虽然理论阐释了税收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但因数据缺失,无法针对性的考察所得税、商品税和财产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因而未能很好地为政府制定税收政策提供有力的实际依据,从而未能为改变“税收与居民消费总是为负相关关系”的传统观点和思维定式提供支撑。叁是虽然本文认为存在扩大居民消费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并认为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因各地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而各自存在最优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然后通过区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叁大地区实证估计了现实收入差距对最优收入差距的偏离情况,由此而提出再分配政策的作用方向与重点。然而相对遗憾的是,本文并没有实际给出叁大地区城乡居民最优收入差距的估计值,仅是从理论上认为最优收入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且随着经济发展而动态变化。
参考文献：
[1]. 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研究[D]. 杨晓妹.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2].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D]. 姜扬. 吉林大学. 2017
[3]. 我国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D]. 谢子远. 浙江大学. 2007
[4]. 我国财政政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D]. 黄耀军. 厦门大学. 2002
[5]. 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与可持续性研究[D]. 王伟强. 吉林大学. 2017
[6]. 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 干霖. 江西财经大学. 2012
[7]. 我国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与动态有效性的计量研究[D]. 方雯. 吉林大学. 2010
[8]. 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研究[D]. 舒志彪.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9]. 我国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D]. 虞康. 中南大学. 2007
[10]. 财政政策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研究[D]. 储德银.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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