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二重性与农民生育决策：社会人口学的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论文,农民论文,农村论文,社会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从社会人口学角度，剖析了社区因素对农民生育决策的影响方式与途径。农村社区事实上叠加着两个层面的含义：偏于传统性的“日常生活世界”层面和偏于现代性的“系统生活世界”层面。前者不但使得“生男”成为农民生育决策的核心，而且在时间上也倾向于“早生”：后者，社区的社会一经济状况（集体化程度与工业化水平）与社区的行政组织状况（社区政府控制力与社区秩序），是影响农民生育决策的最主要的因素。
一、农村社区二重性的含义
在农村人口问题的研究中，社区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研究者认为，农村社区（乡、村）是育龄夫妇作出生育决策的最直接的社会环境。由于社区在国家政府与农户家庭之间处于中介地位，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因而在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提出了在社区层次加强“中观人口控制”的设想（彭希哲、戴星翼，1992；田雪原，1993）。
这一观点的价值在于，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指出农民生产的社区环境对于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从而弥补了西方微观人口经济学派单纯从成本一效益分析出发研究农民生育行为的缺陷与不足。事实上，农村生养孩子决非夫妇间的私事，常常受到以亲属（族亲、姻亲）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持续、强大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会使西方人口经济学意义上的家庭经济与生育的关系在中国农村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走样”；更为基本的是，在市场的力量尚未从根本上渗透到农民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下，借用西方学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生育行为，在立论的前提上就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正象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人口研究上，对西方理论不加辨析的单纯“拿来主义”的态度是不尽合适的（穆光宗，1993；李竞能，1994）。因此，在分析农民的生育决策时，除了研究作为决策主体的农民本身，还必须关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外部环境。
由于中国农村从总体上来说还带有比较浓重的乡土特性，农民通常就生活在与血缘有密切联系的并不太大的地域空间内，因此用“社区”这个概念来描述他们最基本的外部环境，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社会学与人类学上，“社区”最初的含义，就是指传统的、地域性的民间社会。目前研究者对社区因素还缺乏清析的描述和界定，因而分析的含糊笼统是在所难免的。
在这里，我们把社区看作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上共同生活着的人类群体，他们从事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种活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等等），是一个有着某种共同价值观念和一定归属感的社会单位。人群是社区的主体，地域是他们基本的活动空间，这些人的活动就构成了社区生活的主要内容。
从农民生活的实际来看，“社区”叠加着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从农民的日常生活看，他们实质上生活在以亲属（族亲、姻亲）关系为核心的乡土世界里，渊源于农耕生产，带有浓重家族传统的“村落文化”成为最基本的特色，这是社区偏重“礼俗传统”的一面，我们用“日常生活世界”来概括农民社区生活的这一层面。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农村工业开始起步，新的经济、政治组织的因素深深地渗透到每个农户的家庭中，农民在从属关系上可以依据乡、村这样的行政单位来划分，从而使社区生活具有了不同于乡土传统的现代组织特征，我们用“系统世界”来概括农民社区生活的这一面。所谓“系统”，就是指社区经过一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过程、相别于乡土礼俗传统的若干“现代性”的特征。
农村社区的这两层含义，实际上表明农村社区在结构上具有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重性，这两个层面对农民的生育决策有不同的影响。
二、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社区与农民生育决策
农村社区在作为农民“日常生活世界”的层面上，其核心是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决定人们亲疏程度的“差序格局”式的家族传统，或者简称为“家本位”的文化（李银河、陈俊杰，1993）。其内容与农民生育相关的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1)生育观念；(2)男性偏重的继嗣制度；(3)差序格局式的人际关系网络；(4)基本的生产方式。
正如许多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农民脑海深层的观念世界是二元的，人生不但有今生，还有来世。来世里的日常生活要靠子孙的香火祭祀，因而只有子孙相衍，才能香火不绝，象今生一样维持日后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生活。他们在生育观念上，总将自己看作是由祖宗传下来的“生命链”中的一个环节，延续这个“生命链”是他们此生不可推卸的责任。生育正是保证这链环代代相续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生育，人生的意义中就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我们在浙江余姚的越村调查中发现，那里的农民正是由于这种信念，在观念上寻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他们形象地说：“做人做人，要不‘做’出几个人来，还有什么意思？”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家本位”传统的社区，家世的绵延和子孙的兴旺，对农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陈俊杰，1994）。
在这种生育观念下，生育成为农民一生中必须完成的大事，男性偏重的继嗣制度更使男孩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由于世系的传承要由男性来实现，因而在一定要“生”的前提下，“生男”成为农民生育决策中最核心的内容尽管继嗣制度对于无子的可能性有制度上的替补性安排——认领养子；过继和招上门女婿，但总有许多难以圆满解决的实际困难和缺憾。在目前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下，认领养子和过继在总体上已经不大可能，即使实现了，也常常难免尴尬的处境。在越村，有两家的养子总被村人讥以“逃生”和“野种”的恶语。习惯上男子到女家入赘总不如往家里娶媳妇光彩，离开朝夕相处的亲友去适应陌生的异姓环境，客观上也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在许多农村社区，上门女婿常常被村里人看低一头。这些事例作为反面的教训，无形中增强了“生男”的诱惑性。
这种以“生男”为核心的生育价值观念，在农民差序格局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尤其要注意的是，它还在实质上从“关系”这个角度昭示了社区的结构特征。亲属网络是农民日常相互交往和评价的最基本的网络，也是他们日常相互帮助的最基本的支持系统，它既是农民应付风险的基本保障，又常常在客观上加强了作为社会力量的家族势力。
从人际关系网络看，绝大多数的农民通常是在一个以自己所在村落为核心的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内度过一生的，族亲和姻亲是他们最重要的两个交往群体。族亲通常在同村，姻亲往往也相距不远。在越村，女儿往嫁的距离平均只有7华里；越村媳妇的娘家距离平均只有6.5华里远。这可能与它处于平原水乡，人口密集有关。居处的接近和日久的相处使人们相互稔熟，什么事都逃不过彼此的耳目，而他们就在这张网络中得到最基本、最主要的评价：肯定或否定、赞许或非议。若不生孩子，常要经受异乎寻常的压力。在农村，媳妇过门几个月，通常就有人开始关心她是不是有“喜”了；要是结婚一年仍不怀孕，村里就要议论纷纷：“这人会不会生？”越村就有一位不育妇女，有一次实在受不住与人口角时对方的恶毒挖苦，一气之下喝农药，差点出了人命。
人们在这个网络中过着平淡的生活。有了后代，父母尤其是老人的生活就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寄托，正象农民常说的生小孩是为了“热闹”。亲属是农民情感世界里的“我们世界”，出了这个“世界”，彼此就不算是“自己人”了。而且，这种亲属关系还在不断的“代谢”：上辈是兄妹嫂的至亲，这辈只是一般的表亲，到下一辈通常就不再走动了。在这种代际间的新陈代谢中，结构是不变的，但其中每一代的成员都在不断更替。因此，不但要生，而且要生男，甚至要有男有女，这样才能在旧亲逐渐疏远的时候又有新亲加以补充，保持结构的完整性。越村当地的乡谚就说：女婿来蛋（指用鸡蛋招待），姑丈来“＜τ”（音读K，意为离开、走开），姑丈公来掼（意为赶走、叫人滚开）。意思是说女婿来，丈母娘客气相待；到丈人丈母过世，关系就开始见冷；到内侄当家，女婿升作“姑丈公”，再上内侄家门，只怕要遭白眼。这一乡谚道出了亲属关系在世代间亲疏更替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下，若没有孩子，不但会受到非议和排挤，连姻亲和族亲也要大为减少，从而一方面失去大量日常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更会使相互间的支持系统受到严重的消弱。在农村，由于社会保障的普遍缺乏，以亲属关系为核心的人际网络，是他们在遭遇天灾人祸等不测风险时可以依靠的主要资源，而在男性偏重的继嗣制度下，农民养儿防老的现实需要，更使以“生男”为核心的生育决策势在必行。况且，在以“家本位”文化为基本特色的社区中，生育还意味着家族势力的扩张。家族是在出现生活、生产资源的竞争或争夺时可以仰仗的基本力量，是在出现治安等方面的不安定因素时可以用来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保证。毋庸置疑，在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中，仍存在对体力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强化了“生男”的倾向。
从农村社区作为农民“日常生活世界”的这几个基本文献可以看出，农民在生育决策上不但要“生”，还要“生男”，而且要尽可能早生。这在越村的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妇女平均在婚后一年就生下了第一胎，差不多是在结婚不久就怀了孕。在越村还可以看到，凡是头胎是女孩的育龄女，在满了5年生育间隔后，全都生了第二胎。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在农民的生育决策中最核心的是性别选择，其次才是生育的时间和数量；早生是为了生男、多生也是为了生男。
三、作为“系统世界”的社区与农民生育决策
农村社区在作为农民“系统世界”的层面上，其核心是制度化的一系列组织特征。其内容又可分为社会—经济与社会—行政组织这两个层面。
（一）在社会—经济层面，社区的集体化程度与工业化程度对农民的生育决策产生最为重大的影响。根据这两个指标，可以将农村社区划分为4类型：(1)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简称Ⅰ型；(2)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简称Ⅱ型；(3)低工业化高集体化，简称Ⅲ型；(4)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简称Ⅳ型（王汉生，1992）。
（二）社区的行政组织状况则可以从社区秩序和社区政府（乡、村）的控制力这两个方面得到反映。社区政府的控制力这两个方面得到反映。社区政府的控制力主要体现在对社区资源的控制能力和对其成员违纪越轨行业的制裁能力。
联系到农民的生育决策，农村社区在“系统世界”的两个方面的功能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
首先，社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得农民一方面在农耕之外找到了致富的途径，另一方面相对降低了对于劳动力（体力）的要求。生产方式的改变还促使农民在生活方式上或多或少地向城市生活靠近，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从而缓解乡土传统对于农民生育决策的影响。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浙东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双农独女户”。尽管为数还不多，但确有一些农民夫妇放弃了生二胎的机会。
在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前提下，集体化程度与社区政府控制力相互影响、相互加强。这在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的“Ⅰ型”社区最为典型。在这种社区里，绝大多数农民都不再以土地为基本的谋生手段，但在当地就业，“朝出暮归”，“离土不离乡”。高集体化经济的发展，使社区政府的收益空前增多，行政力量急剧膨胀，无形中提高了社区控制效力。这样，当计划生育成为社区政府的一项基本任务，指标完成的情况与干部自身的利益挂起钩——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时利益和任务两者驱动，促使生育控制指标切实落实。另外，由于社区政府掌握着社区的主要资源（如农民的就业机会等），而农民又是“离土不离乡”，使社区政府能有效地制约农民的生育决策：(1)如果农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就要冒失去工作的风险。相对于农业劳动，这个机会成本是很高的。(2)社区政府一旦发觉农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立刻采取应急补救措施。因为人都在本地，社区政府在功能是上“全能”的。
以越村为例，它已经在计划生育方面建起一整套制度化的有效控制网络。其所在镇有计划生育专管员，村有专职妇女主任，各村民小组又有计划生育联络员，负责登记每个育龄妇女的情况，使社区的人口计划能有效地执行。“一票否决制”强化了干部对计划生育工作的责任，而农民“离土不离乡”又使这种控制能基本上万无一失。通过控制出生数量、提倡晚婚（男25岁、女23岁）和推迟生育年龄，使计划生育指标顺利完成。越村自1980年以来基本上年年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其中有5年计划生育率是100%。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的“Ⅱ”型社区。如温州，同样是在浙江省，经济也一样发达，但计划生育却年年落在全省的最后（顾耀德，1992）。因为在那里，个体和私营经济发达，集体化程度很低，许多人跑出去做生意，离土又离乡，难以控制他们的生育。
社会工业化水平低，对农民生育决策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它强化了社区以“家本位”文化为核心的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从而强化了农民在生育决策上的传统性，社区的人口控制要更加依赖外在的制约和强制性手段。然而社区经济力量的弱小常常使这种外控的力量显得力不从心。首先，社区工业的落后使政府无法通过类似开除的手段来制约那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因为种田已是最低层的职业，总不能因此剥夺其生存的权利；其次，社区资源的匮乏通常使它难以象“Ⅰ型”社区那样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第三，一旦完不成计划生育指标，“一票否决制”也不会产生在“Ⅰ型”社区那样大的作用，因为经济的落后常常使干部所得到的利益很有限；第四，由于区域间社会分化的加剧，使上述四类社区间的差距日益加大。贫困与劳动力的过剩，可能产生大量青壮劳动力的外流现象，如民工潮等，从而使生育的社区控制更加难以实现。目前，中国多数农村还处于初期工业化甚至前工业化阶段，因而农民生育决策的传统性将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这些地方的农民不但在“生男”，而且在生育的时间与数量上，都会与政府的人口政策产生更深、更大的矛盾。
四、结语
前面我们从“日常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这两个方面，剖析了社区因素对于农民生育决策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还可以用下面的框图作扼要的表示：
图 农村社区因素与农民生育决策
图中总结了上面的论述。在本文结束之前，我们还想就影响农民生育决策的社区因素再作几点归纳。
（一）在社区作为农民“日常生活世界”的层面，指出生育实质上连带着农民一生的“终极”意义，它与农民“日常生活世界”的其它要素相互搭配、相互影响、相互加强，事实上成为影响农民生育决策的强大的文化力量，使这种决策呈现出强烈的男性中心的性别偏好。这里强调的是农民生育决策的传统性。
（二）将“系统世界”这个概念引入对农村社区的解析，实际上是在努力找寻农村社区现代性的一面。工业化是人类社会普遍历经的过程，集体化和社会区的行政组织化是新中国成立后给农村带来的两个重要变化，从而使它与传统的乡土社会迥然相别。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背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有条件地认为，所谓农村的现代化就是“系统世界”逐渐冲击“日常生活世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系统世界”将会通过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对农民的生育决策产生微妙而深刻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
（三）目前农村人口形势严峻，迫使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外在的控制力量，将主导性的人口政策通过社区层面的“系统世界”的动作，来约束农民的生育决策与行为。但农民在其“日常生活世界”里对生育的决策时常与政府的人口计划要求存在距离、矛盾甚至冲突。因而在社区层面，广大农村的人口控制问题反映了“系统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张与矛盾。这种紧张与矛盾将是长时期的。
（四）目前农村人口能够得到较好控制的地方，通常就是那些工业化程度与集体化程度都比较高的社区。这表明，单用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够充分地解释农民的生育决策与行为，只有在与社区的其它制度组织要素结合起来时，才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正好又证实了本文开头对于西方人口经济学单纯成本—效益分析局限性的批评。
（五）在人口得到成功控制的农村社区，通常是通过控制出生数量和尽量推迟生育年龄这两条途径而达到的。换句话说，这些社区的人口控制是通过外在约束来实现的。这常常使农民在生育决策中更多地关注生育的性别——追求男。这将使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不少地方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已经证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