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政府之手”和市场化力量——专访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负责人、《伟大的博弈》译者祁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市场论文,之手论文,证监会论文,中国论文,译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凡是看过由祁斌翻译的《伟大的博弈》一书的人，对这本书在2005年引起的反响都不会感到惊奇。2005年，这本译作被诸多媒体广为推荐，并进入许多媒体的畅销书排行版。译者对于资本市场与大国崛起联系的分析，重新定位了资本市场的作用。
翻译者祁斌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在股权分置改革推行一周年之际，中国股市再次迎来了上涨行情，本报对祁斌进行了专访，请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和长远发展谈谈他的观察和思考。
“政府之手”和市场化力量
记者：为顺利实施“新老划断”，实现再融资，包括之后IPO新规的实施，我们注意到有关方面精心地准备了相关配套安排，如何看待政府在推动市场发展方面的作用和定位呢？
祁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的确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色彩，尤其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除了具有新兴市场的特点，还处在一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中，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种典型的“新兴加转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的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应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因为，对中国来说，不可能再去重复成熟市场从头开始重新摸索的过程，那对中国社会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站在历史的肩膀上，借鉴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注意，过多的自上而下的影响和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反而会在一定程度阻碍市场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建设中国资本市场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市场，尊重市场发展的规律，要把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博弈均衡有机地结合起来。
全球范围内，“重监管抑或重发展”，政府在证券市场上的职能和定位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例如，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是，越是在发达的市场，政府越是成为更为单纯的监管者。例如，美国证监会更多地是在行使自己作为市场监管者的职能，而英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则毫不讳言其推动市场发展的功能和义务。成熟市场尚且如此，新兴市场更不能例外。事实上，在全球经济竞争的格局下，新兴市场的政府主动采取措施推动市场的发展，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往往在于，政府应该怎样去做才能有效地真正推动市场的发展。事实证明，政府主动进行市场化改革，是推动市场发展最为有效的方法。
市场化，意为放松管制和促进市场竞争，指把经济决策权更多地交给市场的微观主体。在过去几十年里，市场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最为广泛和普遍的经济现象，但在实践中，市场化的过程也不乏失败的案例。其根本的原因是，过快的市场化往往会导致市场的过度竞争和微观市场主体的失败。最典型的反面案例是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因为没有把握好时机和节奏，而使得阿根廷加速沦为拉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与此相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遵循了一条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在释放市场潜能的同时，兼顾了社会的稳定和市场的有效竞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市场化改革成功的要素在于，要循序渐进，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节奏。具体到金融产业，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可以为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条现实而有效的路径。
记者：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有关方面做了哪些努力？您能举例说明吗？
祁斌：比如基金业，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基金业在市场化方面作了一些积极的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0年，基金行业因为“基金黑幕”遭受了全面挫折，市场的投资氛围也处于“无股不庄”、人人争相“与庄共舞”的状态中。2001年，第一只开放式基金推出，揭开了中国基金业市场化改革的帷幕。2002年，中国证监会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正式启动，监管部门简化审批、引入专家评审制度，使基金产品的审批过程渐趋制度化、透明化、专业化和规范化。2003年以后，有关审核制度进一步松动，政府进一步放权，逐步探索与国际通行的“注册制”接轨，走上了一条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道路。
这一改革取得的客观效果是良好的。从2000年到2005年，在股票指数下跌近50％的不利市场环境下，中国基金业的规模实现了从560亿到5000亿的增长，开放式基金取代封闭式基金成为市场的主流，债券、指数、伞形、保本、货币、可转债、LOF、ETF等国际市场标准的基金品种相继出现。无论从基金公司、销售渠道、托管机构等各个方面来说，市场都进入了一个相对有效竞争的局面。
在短短的四五年内，中国基金业在非常不利的市场环境中迅速崛起，在市场中的比重从不到5％上升到25％，行业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健康的。作为参考和对照，美国投资公司协会(ICI)的数据表明，美国基金业的相对比重实现同样的增长花了25年的时间，而台湾基金业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其本土机构投资者占市场的比重仍然微不足道。
探讨中国基金业这一发展背后的驱动力和经济学含义，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渐进式的市场化进程释放了市场的潜能，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与其说是政府“管”得不错，还不如说是政府“放”得不错。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市场微观主体竞争力的提高。例如，在基金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风险管理只是一个概念，而2002年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风险意识的提高，以Barra为代表的国际标准的风险管理工具在我国基金业被迅速本土化，并得到较为广泛的使用。同时，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有效地促进了金融生态的发展，市场各种内生的包括媒体在内的其他监管力量应运而生。有关资料显示，用google搜索“证券投资基金”得到的信息从2000年的20万条激增到2005年的200万条。媒体迅速增加的关注，使得行业更加透明和规范。此外，社保、保险等大型机构投资者的成熟也使得基金的发展更加规范。所有这些，使得基金行业逐步走向“市场监管市场”这一监管的较高境界，形成比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同时，基金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推动了对外开放的进程。从2002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对内开放”，有效地提升了本土机构的实力，使得它们在面对2002-2003年出现的合资公司和2003-2004年进入我国市场的QFII的竞争时，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也使得本土机构和外资机构的良性互动，推动了行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今天的中国基金业，20家中外合资公司和32家内资公司形成了较好的平衡，与32家QFII机构共同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力量。
在关于市场化讨论的认识中，一个常见的误区是认为，市场化的改革是以牺牲政府的利益和权利为代价的。其实，市场化改革是一个真正的帕累托演进过程，即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一种可能性，所有相关的机构和主体都可得到发展。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这个改革过程中，首先是减少了寻租和腐败的空间，对干部队伍的成长是个好事。其次，市场化改革推动了行业的发展，使得相关的政府机构在社会经济生活里增加了影响力。第三，市场化进程也会促进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尤其是金融这种专业技能要求相对较高、创新和发展非常迅速的产业，监管机构和市场整体之间正常和良性的相互流动对产业的发展有诸多裨益。
资本市场下一步
记者：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有什么建议？
祁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首先要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对我国实现本世纪头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断上来。政府各部门在发展资本市场关键问题上应加强协调，在有关政策上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给予积极的支持；积极推动养老体系改革，实现社会保障体系与资本市场发展的良性互动；结合商业银行改革，加快金融体系转型的步伐，努力促进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化。
其次，要深化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应该努力深化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融资方式向市场化方向迈进；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信息披露，增进投资者信心；逐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要逐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我们应该推动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规范法律框架、完善交易规则、整合现有产权交易市场；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促进资本市场与风险投资市场良性互动；不断扩大股市和债市的市场规模，丰富金融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资本市场需要新定位
记者：如果说1990年代成立股市是为了国企解困，那么今天的资本市场的定位又该是什么？
祁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是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主要把资本市场看作是单纯的融资工具，但对于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研究不够。
发展资本市场可以为我国经济起飞提供可持续动力，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与美国超越欧洲成为头号强国的历史博弈过程很有借鉴意义。
最近，欧洲银行协会主席、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沃特在访华时指出：“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来看，世界正在逐步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方面，欧洲已经落后。中国不要学习欧洲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而要尽快学习资本市场的模式。”事实上，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正在积极改变现有金融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两国都在近年建立了类似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产权交易市场。
所以我们说，今天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在于它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一，或者它在高科技产业的一些领域独占鳌头，相反，是它的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带来的强大的发现筛选机制和资源调配能力。
因此，历史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提供的深刻启示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并追赶发达国家的大国来说，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基本国策，必须放在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
记者：看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国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祁斌：的确如此，我国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以初级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将逐渐放缓。目前，我国经济已呈现出内需不足的问题，与西方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所面临的经济低增长困境有相似之处。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徘徊在以加工制造为主的低层次经济发展模式中。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利润中心”，近年来，日本、韩国等地的股市和经济状况回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来自本国企业在中国获得的丰厚利润，而中国只因提供了低成本的生产要素而获得微薄的利润。因此，对中国经济而言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大量优质企业先后到境外上市，新浪、搜狐、百度等几乎所有中国概念的网络公司，都是通过海外市场进行融资。而国内投资者却缺乏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机会，国内高达46％的储蓄率使得大量资金得不到有效利用，金融资源浪费严重。这一客观事实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调整我国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体系，建设高效的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最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之一。对中国来说，集中社会资源，在一些高科技领域追赶发达国家固然是有益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样，建立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相关的机制，通过市场的力量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和产业升级，在一些现有和未知的领域赶超世界强国。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也将有助于更为有效地利用金融资源、化解金融风险，形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