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当代和未来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当代论文,地位论文,未来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当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文化必将有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深入地分析和研究这些新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不仅是研究当代和未来文化建设的基础，而且也是研究儒学在当代和未来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前提。
一、当代和未来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
当预示着人类巨大发展和变革的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作为一切变革先导的文化，有些什么新特点和发展趋势，这是人们普遍关心和研究的热门话题。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先生，在他的《文明冲突论》中认为，冷战结束后“人类的重大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会是文化性的，民族国家在世界事物中虽然仍将是最有力的活动者，但全球政治的首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化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亨廷顿的预言虽然颠倒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而且与现实世界各国各集团间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不断发生激烈冲突的事实不符，但是也预示着文化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文化虽不是冲突的根源，却可以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并将渗透和影响到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起着先导作用。因此必须认真研究当代和未来文化的新特点、新趋势以及如何加强文化建设的问题。
1.由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的转变。人类社会曾经经历了石器文化、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在石器时代人们主要是利用打制的石器工具，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现成的生活资料，维持极其简单的生活。农业文化则主要靠种植和驯化动物，依赖和利用天然原料和条件，维持生活，创造文化。工业文化主要利用机器系统，加工和改造自然资源。信息文化则是以信息作为人们活动的核心。电子计算机、电视和人造地球卫星的使用和发展，使人们能够跨越时空限制，及时、准确、综合性地传递信息和加工、储存、创造信息，从而使人的活动中心由依赖机器系统转向依赖信息。信息成为国家的核心资源和财富。由于信息成了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使得信息时代的文化地位、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运作方式，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一转化是影响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根本性的变革。
2.由主体放纵文化向主体反省和节制文化转化。传统的工业文化是一种自我崇拜和主体放纵的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文主义者就竭力强调和颂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力量。人道主义者认为人是宇宙精华、万物的灵长，自然和社会的征服者和主宰。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的理性是至善万能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现成事物的唯一尺度。”（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页）认为人能想到的就能做到，想怎样做就能怎样做，无限制地夸大了主体的能动性。在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思想指导下，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号角声中，毫无顾忌的拚命向自然索取。应该肯定，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发挥主体能动性，有其积极性一面，确实激励着人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推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无限夸大主体性的文化，也产生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甚至到了危害人类自身生存的地步。面对这些问题，有些人开始认识到理性并非万能，不顾客观规律高扬主体，放纵主体的创造能力，必将最终危害人类自身。为制止和克服这一弊端，必须对主体能动性加以一定的限制。在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同时，建立一种主体反思和节制文化，把发挥理性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
3.区域性文化向全球性文化转化。在人类没有文字的时代，文化只能靠口头传递。文化传播区域很小，往往只限于部落之内。有了文字之后，文化的传播区域和时间延续虽然有了很大的扩展，但由于古代农耕社会最好的交通工具不过是车、马、舟、船，时速不过十几里或者几十里。由于交通工具不发达，在辽远广袤的世界上，各地区间交往很少，甚至根本不可能交往。这样各地区、各国家就形成不同的语言和文字，语言、文字的差异是造成各民族、各地区、各国文化差异的主要因素，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只有进入电讯时代，各民族间的普遍的文化认同才有可能；只有进入信息时代，全球才能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超级信息公路的建成，可能把世界上每一个移动的人连接起来。人们有机会了解异种文化并借助异种文化的发展背景了解自己的文化，发展自己的文化，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通，形成超越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全球性的各民族普遍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
4.文化研究方法由以分析为主的方法向以综合为主的方法转化。分析与综合是思维的过程和方法。所谓分析是指把事物分解为各个属性、部分和方面；综合是指把分解的事物各个属性、部分和方面结合起来。两者相反而又互相联系，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也有分析。客观事物是复杂的统一体，只有对事物进行分析，然后再综合起来，把握其总体，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在人类认识史上，古代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把对象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属性当作其整体规律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而其中个别部分还是或多或少被隐藏着。若我们不清楚地了解这些个别部分，那么对整体认识也是不清楚的、模糊的。“为了认识个别部分起见，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取出来，按其本性，按其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加以分别的研究。”（《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于是从十五世纪后半期开始，人们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事物被分成一定门类，按其多样形态研究其内部结构和性质，各种分门别类的自然学科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而生，如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工、农、医诸学科。同时这种自然科学的大分化也影响到人文科学。这种分门别类地分析研究方法，虽然对个别事物的认识有所深入，但由于把事物看成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僵死的，不仅造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且由于不能把握整体，个别研究的本身也受到了局限。
随着信息文化的兴起，从人类认识总体特征来看，以分析为主的文化，必将转变为以综合为主的文化。信息文化把自然界本身、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关系在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打破传统的知识界限，综合为一个整体，以综合的方法建立新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领域。这种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领域，必将形成占主导地位的综合性文化。从当代或未来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可以清楚在看出，儒学在当代和未来文化建设中，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可以说儒学的作用是当代和未来文化建设的本质和发展趋势的根本要求。
二、儒学在当代和未来文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儒学在当代和未来文化建设中有重大作用，这是许多学人的共识。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耕社会的儒学，为什么能在当代以及未来文化建设中能起重大作用呢？这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认真讨论。首先，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思想、伦理道德是有其自身规律性的，相对于它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智慧的结晶，它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但其中的精华思想，并不随着经济基础的消失而消失，它具有超时代、超民族、超国家的普遍性的意义。根据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特点发挥着作用。其次，在工业文化向信息文化转变的时期，以及未来的完全信息时代，儒学将会和其他文化融合起来重新放出光辉异彩。当工业文化替代农业文化的时候，工业文化是作为农业文化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的许多特点都要与即将建立或已建立起来的工业社会的要求和特点相适应，或为其建立鸣锣开道，或为其巩固和发展呐喊助威。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相对立，后者常常成为前者否定和批判的对象，而被工业社会舍弃。但是到了信息文化代替工业文化的时代，信息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关系则完全不同于工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关系，信息时代的文化将与农业时代的文化出现许多复旧现象。如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农业社会时人依赖自然程度很大，所以人重视和保护自然的意识也较强，甚至形成了自然崇拜。工业社会夸大理性作用，高扬理性，崇拜理性，视自然为附属物和改造征服的对象，任意糟踏和破坏，造成生态失衡。但信息时代的文化则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重视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在新的基础上又得到恢复和加强。仅举此例，可以清楚看出，产生于农耕社会的儒学，在信息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是完全合乎逻辑和有理论根据的。
1.儒家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是关于人自身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儒学的这一理论可以克服和弥补西方工业文化高扬理性的放纵主义文化之弊端和不足。
孔子仁学思想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学说。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樊迟》）“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说明仁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品格。只要人们愿意具有仁的品格，就可不受限制的达到仁。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孟子·万章》）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天没有我的灵明，谁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王文成公全集》卷6、3）这些言论都清楚的说明儒家文化思想同西方工业文化思想一样，也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十分清楚的表现了人本主义思想倾向。但是儒家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西方人本主义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他们以客观世界为对象，高扬和夸大主体理性的作用，视理性为万能，可以任意地无限制地向自然、包括海洋、天空、地下或其他民族开战，无限制地掠夺财富和资源。而儒学虽以人为中心，但认为天、地、人是一体的，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是协调发展的，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影响深远的伟大命题。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又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孔子认为自然不说话，但能生育万物、养育万物，并能给人以圣德。孔子为“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孟子则进一步明确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的“天人合一”公式。《易传》中也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象传》）把人的自强精神和厚德载物的道德品质与天地自然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体。在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儒家特别注重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这说明人们要按自然规律，不要违背农时进行耕种；要禁止用网眼过细小的的鱼网到大池中打鱼，以保护生态；去山中砍伐树木也要按时令进入山林。这样，谷物和鱼鳖就会吃不完，材木就会用不完。可见在二千多年前中国人就非常注意保护环境。这种人与自然一体，和注重环境保护的思想意识，表明了儒家文化与西方主客对立的文化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其次，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是一种主体放纵主义；而儒家人本主义思想则是自我主体反思和节制的文化思想。关于主体放纵主义前面已有论述。儒家主体自我反思和节制的思想，正反映了主体的道德价值。众所周知，儒家十分重视修身，修身是进自我反思和自我节制的重要功夫。“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还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述而》）这既是一种学习方法，也是一种反思的表现。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孟子也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即反躬自问，自己是忠诚的，便是最大的快乐。这些都充分说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节制的文化思想。而这种文化思想正是信息时代的人文精神所急需的。
2.儒家文化是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的文化体系，这种人文主义文化体系可以更好的替代西方工业文化依靠基督教劝善、协调关系的道德功能，更好地与科学结合起来。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从“人性本恶”的思想出发，认为不依赖任何道德信条为转移的强力，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真正基础。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一书中说：“不论谁想建立一个国家并给它订定法律，他就应该假定人都是凶恶的，而且一有机会就总要表现出他们的凶恶性。”他公开声称，“由于人们是邪恶的”，因此统治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要使自己兼备狮子的凶残和狐狸的狡诈。说：“人们宁可忘记他们父亲的死亡，而不要忘记家产的损失”。可见在工业文化初期资产阶级是不讲任何道德信条的。他们只注意主体的认知性，“人为自然立法”，强力可以征服世界。野蛮残暴的“羊吃人”式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正是这种思想在现实中的写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资本阶级虽然也感到道德力量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却把人们道德教育的任务，交给了经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改造过的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依靠信仰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行道德劝说。因而形成了基督教与科学平分天下的西方近现代文化局面。无可否认，基督教是具有劝善、抹平心灵创伤、协调人际关系、缓和一定社会矛盾的功能的。但是工业化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科学与宗教信仰是势不两立的，是无法解决和调和的矛盾。生产力的提高，科学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基督教的信仰和力量必将日益衰落。失去了对上帝，对彼岸世界的信仰，人们的道德理想、人生价值也就失去了依据和保证，变成枯萎和行将死亡的东西。这就造成了西方现代社会无法根治的信仰危机和文化危机。如果儒学与科学结合起来，则可解决宗教与科学无法解决的矛盾。首先儒学不是宗教，上帝、鬼神在儒学中没有位置。儒学是具有政治性的伦理道德学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科学。儒学的这种性质与科学没有本质上的矛盾，并容易和科学结合起来。其次，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是人类社会最具体，最实用，最能适应信息社会文化发展要求的古代思想文化理论。它包括人本身、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及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修养，在内容和体系上可以说十分完备（当然还需补充和发展）。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有识之士，为解决西方社会种种弊端，都想到儒学这里来找智慧和药方。科学和儒家伦理道德的有机结合就是信息时代文化发展的方向。
3.儒家文化的整体精神、和谐精神以及综合性的思维方法，可为信息时代全球文化的建立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
儒家的整体思想与和谐精神是紧密相联的，整体是和谐的整体，和谐是整体的和谐。并且有着很强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的特点。首先，儒家把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互相感应，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有机整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儒家提出了具有重大影响，反映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天人合一”的著名哲学命题。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说经过个人的学习和努力，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能对“天命”即自然规律性，有所认识。六十岁时就可以按规律办事了。到了七十岁时无需自我控制，随心所欲地去做，都不会越出自然规律的要求，达到完全“天人合一”的境界。孟子发挥孔子“天人合一”思想，提出“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的“天人合一”理论。此后，从汉儒到清儒都以不同方式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论述，影响十分广泛。其次，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儒家认为社会是由人和人群组成的。社会整体的和谐和稳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在人与人、人群与人群间建立起友爱的道德关系。因此孔子提出“仁”的学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爱人的首要要求是处理好人我关系。为此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忽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道德要求，作为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爱人”并不是不加区别地爱所有人，作为爱人的对立面也要憎恶那些不仁之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恶不仁者，其为仁矣。”（《论语·里仁》）即憎恶不仁之人，也是仁的一种表现。此外，儒家为了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整体，还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社会稳定，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再次，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对家庭成员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整体，也应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儒家非常重视家庭和谐关系的建立，视家庭和谐为社会国家和谐稳定的基础。所以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内容，“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同上）都是以孝悌为本，建立和谐家庭的论述。在家庭中，每个成员都有一定的义务和应遵守的道德原则，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妻贤等，从而把家庭和国家、社会，人与人关系联系起来。孟子说：“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孔子还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就是国君要象国君的样子，尽国君的职责和义务；臣要象个臣的样子，尽臣的职责和义务；父亲要象个父亲的样了，尽父亲的职责和义务；儿子要象个儿子的样子，尽儿子的职责和义务。朱熹注云：“此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同时社会各成员间都要遵守“礼”的原则和规定。“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日》）通过礼的规范贯彻，使社会、国家以及家庭达到和谐稳定。儒家哲学的个人，在家庭、国家、社会以及自然界中独立性较少，主要的是强调尽义务、尽职责。自然、社会、国家以及家庭的好坏与个人的责任和修养有着极大的关系。从而养成了个人对国家、社会很强的整体意识，为国家、社会整体利益“杀自成仁”、“舍身取义”再所不惜。《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个人、家庭到国家、社会的整体精神和系统工程的纲领性的写照。日本人学习和继承了这种精神，造就和培养了日本国民的高度集体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许多日本人都视国家、企业、公司利益为第一。此种精神和道德修养成为日本民族再次腾飞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整体精神反映在认识过程中，便是整体思维和综合性的方法。这种思维的特点不是把客观对象孤立起来，片面地、静止地进行观察和研究，而是从事物的整体，从事物的联系，从事物的相互渗透和过程中去观察和研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古代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对事物的认识有着直观性、肤浅性的一面，甚至对某一具体事物认识还较为模糊，但从总体上来说往往都是正确的。这种整体性、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便可以直接转变为信息时代所需要的认识理论和思维方式，为当代和未来信息时代的文化建设直接打下了思维方式的基础。
4.儒学的“生生不息”和兼容精神能为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和融合性的文化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料。
儒学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种封闭式的保守的学说，而是强调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开放性学说。首先，儒学认为自然、社会和人生都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关于自然的发展变化，孔子曾直接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还说：“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即有了过错不要怕改正。说明孔子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胸怀开放之人。《大学》还说：“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庸》说：“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可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又说：“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说明圣人之道的本质，就是使万物洋洋乎发育生长。《易传》说：“生生之谓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话都充分说明了儒家思想是开放的“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而不是封闭性的理论。
儒家这种“生生不息”、“变化日新”思想理论，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新思想、新理论。理论体系和形式不断发展变化，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先秦儒学虽与其他各派对立，但也吸收了其他学派中一些适合自己需要的思想。如荀子吸收法家思想。提出了“隆礼重法”的著名命题。汉代儒学吸收了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新儒学，并以经学的形式，使儒学神学化、政治化。宋儒吸收佛教、道教思想，则以理学和心学形式出现，例如理学家二程吸收佛教华严宗“法界无碍”的理论，首先体贴出“天理”二字，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南宋朱熹的“天理”、“理一分殊”，都是直接借鉴华严宗的佛教理论和论证逻辑的，从而使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更加理论化、哲学化、神秘化，并且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以适应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需要，使儒学成了政治的工具。近代学者试图吸收西方思想改造儒学，也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些都说明了儒学本身是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的这一特点在当前和未来的信息时代，对于全球融合文化的建设将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合当代和未来文化建设的新特点、新趋势以及对儒学价值体系的分析，儒学虽不能在未来文化的整体建设上起主导作用，但在某些领域（如伦理道德领域）和区域中，将会以主导的姿态出现，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也并非易事。儒学研究自身还需做许多工作和努力。第一，要根据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新观念和新要求，深入地挖掘儒家思想的精华，并形成系统。在这里，适应未来发展要求的新观念十分要紧，否则就是精华也会当作糟粕弃而舍之。第二，对儒学要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能适应当代文化建设的要求。一是在名词、概念、范畴和命题的诠释上，要赋予新的思想内容。孙中山就曾对儒家的“忠”进行过现代化的解释。“忠”在封建专制社会是“忠君”，但这种观念显然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可是“忠”字又不能因君权逝去而抛弃。他说：“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民去效忠。”孙中山先生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应以此为鉴，努力探索。二是要赋予儒学新的思想理论。前面讲儒学具有兼容性、开放性的特点，并认为这是儒学生命力之所在。儒学在古代吸收佛、道、法各派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难道在当代儒学就不能吸收更进步的文化丰富自己吗？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苦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认真地长期探索。第三，要对儒学进行大量宣传和普及工作。当今青年，不用说外国青年，就是国内青年人也对儒学所知甚少。在现代化的传播媒体中，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宣传是很少的。如果宣传与普及工作做得不好，谈儒学在当代和未来文化建设中占有什么重要地位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