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析冷战后日本防卫战略的变化(论文文献综述)
陈姬文[1](2021)在《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91-2020)》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至今,在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三处领土争端,即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独岛争端和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日本的态度有强硬和宽和之别。总体来说,日本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态度最强硬,在日俄北方四岛争端中态度最宽和,在韩日独岛争端中态度介于两者之间。从前景理论的角度来看,日本之所以在三处领土争端中态度有强硬和宽和之别,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对钓鱼岛实际占有、对北方四岛和独岛没有实际占有,依据前景理论损失厌恶的观点,日本对争端领土的心理参照点因为实际占有而更高,因此在面临领土争端时更倾向于为了实际占有的争端岛屿而投入更多的力量,否则就会进入损失区间,降低到心理参照点以下,因此日本必然会表现出更强硬的态度;二是日本对钓鱼岛争端的对象国中国要比独岛争端的对象国韩国和北方四岛争端的对象国俄罗斯存在更强的实力焦虑,依据前景理论战略框定的观点,日本在面对存在高焦虑的领土争端对象国时会更为看重争端领土,将其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重要外交牌,因而必然会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以期在两国外交中取得更多的外溢效果。同时,从前景理论的视角来看,基于确定性效应的日美同盟、基于风险偏好的历史压抑、基于有限理性的民族性格对日本在三处领土争端中的态度也有深刻的影响。冷战后,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态度遵循着“宽和(1991年)-次强硬(2004年)-强硬(2012年)-次强硬(今)”的轨迹演变。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日本对中国的战略性框定发生变化,实力焦虑使得日本大大提高了钓鱼岛争端在中日关系中的地位,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态度愈加强硬,直至2012年达到强硬的巅峰;中国从2012年开始对钓鱼岛常态化巡航,使得日本的损失厌恶区间发生重大改变,心理参照点从“不能失去钓鱼岛”向“不能继续恶化钓鱼岛局势”变化,态度开始不再强硬,开始变的宽和;而美国对钓鱼岛争端的介入,以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美日同盟的依赖性程度加强,基于确定性效应,日本首先要确保自己的确定性收益,在钓鱼岛争端中也要参照美国的态度。冷战后,日本在独岛争端中的态度遵循着“宽和(1991年)-强硬(2012年)-宽和(今)”的轨迹演变。由于90年代日本对韩经济外交的需要,日本将韩国框定为“竞争性盟友”,在独岛争端中态度逐步强硬;随着对抗中国的需要,日本将韩国框定为“可拉拢的盟友”,日本在独岛争端中态度逐步宽和。基于确定性效应,日本在处理独岛争端时不能不考虑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不希望看到日韩关系恶化,因此日本在韩国升级独岛争端时一直保持克制,保持宽和姿态,逐步将独岛争端搁置。冷战后,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的态度遵循着“宽和(1991年)-强硬(2000年)-次强硬(2012年)-宽和(今)”的轨迹演变。由于冷战后日本对俄罗斯战略框定为“衰落的国家”,于是想通过经济援助和合作来换取北方四岛的返还,因此在北方四岛中持宽和之态;在小泉纯一郎上台后日本重新对俄罗斯进行战略框定,认为俄罗斯实力已经恢复,经济手段已经无法推进北方四岛争端的解决,因此一改之前的宽和之态,逐渐强硬;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再次对俄罗斯重新进行战略框定,认为俄罗斯仍需要日本的经济合作,于是企图重新通过经济手段作为北方四岛领土争端谈判的突破口,态度再次转为宽和。日本对俄罗斯存在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基于恐惧风险偏好,在俄罗斯重视北方四岛时,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日本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威慑,在俄罗斯强硬的回击下,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束手无策,态度软弱,只能对北方四岛争端予以搁置。
袁新[2](2020)在《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修订及其对日美同盟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日本《防卫计划大纲》是日本长期防卫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其国家最重要的国防文件之一,它规划了自卫队力量建设的总体方案,对日本的安保走向和防卫导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日本最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于2018年12月18日进行了最新一次的修改,自1976年出台以来,大纲已经连续修改了多次,大纲修改之频繁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纵观大纲的多次修改,与日美同盟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并且对日美同盟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通过对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产生和演变过程的分析,包括历年来日本《防卫计划大纲》产生与修订的背景以及内容和特点的分析,来观察日本政府的军事走向,探求其与日美同盟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希望可以帮助学术界看清其本质,为更好的进行下一步预判并提出应对措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张伏[3](2020)在《安倍政府的印太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日本政府将“印太”从概念层面提升到政策层面,印太外交成为日本重要的外交政策。印太外交反映了安倍政府新的外交走向,势必会对日本外交和周边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分析其诞生动因和政策实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政府的外交转变。本文将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安倍政府开展印太外交的动因有哪些?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总结安倍政府印太外交的诞生过程;第二章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推动其进行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力;第三章论述安倍上台后的对外战略调整及外交布局;第四章通过分析安倍政府相关文件和报告,总结现阶段印太外交的政策实践和目标;最后一章对安倍政府的印太外交进行评估和展望。本文通过分析发现,日本印太外交的动因不仅涉及国际体系、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层面,安倍个人的外交战略调整才是印太外交的主要推动力。安倍执政后,在国内开创了“安倍一强”政治格局,对外开展战略性外交,提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三大支柱,使其成为兼具经济、安全和秩序含义的外交政策。通过印太外交,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将会得到提升。安倍政府的印太外交表现出竞争性和合作性并存的特点,中日两国应当寻求在印太地区的对话和合作,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包容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游启明[4](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提出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刘玉丽[5](2020)在《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海周边区域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涵盖了全球商贸咽喉通道,是大国力量的激烈博弈区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交叉辐射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向以印度洋-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转移,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各大国陆续将注意力转移至此地区。由于大国的存在,多重经济、政治地区机制安排交叉、重叠存在。从这点来看,南海已经成为上述国家谋划战略空间、进行战略互动及实施战略利益的延伸重叠地。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因为各域外大国的存在而趋于多边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洋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南海主权争议能否顺利解决尤为关键。由于日本将南海问题与其海洋政策相关联,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取向成为仅次于美国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也是中国能否成功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重大绊脚石。论文尝试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搭建了“战略认知与考量——战略选择——战略执行——战略评估”这样一个研究日本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行为分析框架,以厘清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的内在考量、战略决策及实施。论文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并通过回顾分析“2010年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阶段的研究、2010至2016年间的研究以及2016年之后的研究”等以往成果,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着学理性不足,对2016年南海形势变化后的日本南海政策研究涉猎较少以及部分研究结论片面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尝试从视角、观点两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和突破点展开论述。本章的最后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难点及不足进行了阐述。第一章简要概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及理论模型,并构建起一个适用于本论题的逻辑分析框架。重点对该理论在解释本命题时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地缘政治、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博弈论等的局限性进行了一一阐释。第二章明确了本论题的基础研究背景,包括南海地缘特征及日本地缘特征。在此基础上,简要回顾了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化,回答了有关南海战略地位、大国南海博弈的动因以及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地缘因素等相关问题。第三章尝试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即“体系刺激——认知——政策选择”来解释日本南海大国博弈行为的政策出台逻辑。从体系与单元两个层面梳理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及国内环境的变量因素。其中体系层面,日本明显受到了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中国地区影响力上升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的体系刺激。而在国内单元层面,日本战略文化中对“强者”、“大国定位”的追求、安倍作为领导人的“强势”个性以及首相官邸主导制度,使日本在回应上述体系刺激方面趋于主动积极、强势而且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安倍个人的政策主张。这一国内因素的影响解释了安倍缘何能在国内推动“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等违反战后和平秩序的系列举措。而日本文化中的“强者”心理使得日本在中国崛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这从某种程度上提示了中日不信任的根源,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全球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南海问题上处心积虑地遏制中国。论文的第四章涉及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所谓“借力”即是指在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囿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局限性,日本无法直接与之抗衡,而只能通过依赖中国或美国等大国力量去制衡或反制衡他们中的一方捞取实利。具体而言,在南海地区,为缓解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试图通过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影响力。同时面对美国在东南亚参与力度的减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变得愈加务实,即试图通过与中国缓和关系,以团结东南亚各小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的空白。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不同于上章,本章在阐述日本的这一战略实施时,侧重于以日本自身为“主导”,其他南海地区国家在其中则扮演“参与”或“配合”的角色。同样受制于政治影响力不足及自身实力的制掣,日本试图利用在南海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中小国家,包括东南亚各小国、澳大利亚甚至英法等重点国家,以南海问题为由实现既平衡中国影响力又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可能减少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衡”策略是在日本自身日渐衰落且又希望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探索发挥一种更为明确、自主的政治大国作用时而实施的一种战略行为,也是在“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口号下,由“被动外交”转向“主动外交”的一种尝试。第六章尝试对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所实施的战略做出综合评估。首先论文尝试对日本所实施战略手段的合理性及隐蔽性进行论述,并对在这一战略实施中所凸显的日本外交战略特性予以剖析。其次,又关注了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系列制约性因素,如联合力量的四分五裂、“印太战略”的不现实性等。最后,本章的后半部分则指出了日本行为的主要影响,即日本在南海地区的系列行为阻碍了东盟中心性、统一性的实现,使中日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对于日本在南海地区的涉入行为,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强化对南海的海洋控制能力,增强海军的防御能力,提高自身;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从多方面对日本实施战略上的压力,遏止日本南下干预南海问题的势头,将其战略活动限定在日本海附近海域。
常婷婷[6](2020)在《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文中提出东南亚是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的关键地区之一,其在日本对外政策构想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且被长期高度重视。由此,东南亚地区被日本视为战略“后院”。二战后,日本凭借“赔偿即投资”的理念、“雁阵”发展模式等政策举措,一跃实现了本国经济的复兴和起飞,继而为其追求“政治大国”目标、寻求安保领域新突破等,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可以说,东南亚地区在日本国家战略布局和实施中的特殊地位,使其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占有不容小觑的战略位置。冷战结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接连打击,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饱受冲击,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有所折损。新世纪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化趋于微妙和复杂。加之域内外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美国加速回归亚太地区的战略举动、周边国家的群体性发展态势,使日本在周边地区及全球事务处理上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相对缩小,其海外利益维护领域的挑战性随之增多、压力有所增大。这一点,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在东南亚地区,日本的海外利益可以划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总体来看,日本在该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且呈“同心圆”式排布,大致经历了经济上的“一枝独秀”、经济政治的“并驾齐驱”、经济政治安全“三足鼎立”的发展过程。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营初期,其以经济赔偿交涉为中心、经济援助为途径,进而形成“赔偿—援助—投资”相循环的发展体系。伴随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的加强和深化,双方互动扩大到政治合作领域。以“福田主义”(1976)为标志,坚持平等发展与合作立场,通过参与地区事务、扩大本国的政治存在、坚定东南亚地区在日本战略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成为日本长期奉行的政策路线方针,使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更趋广泛和全面,随之而来的海外利益维护需求也不断增多。新世纪以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更趋复杂、全面和多样,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法律和制度为基础、开发合作为辅助、安全保障为拓展、夯实民意为后备的多领域共同协作政策方针,得以明确和被清晰地贯彻下来。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呈现三大特点:在地区主导权上“从追随转向引领”,在经济合作上“由低调转向主动”,在重点领域上“从经济转向安全”。日本在该地区的长期投入,使其拥有众多的双边或区域性制度合作平台、成熟的政府开发援助体系、域内较好的民意基础等优势资源。不过,由于日本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海外安保维护受限较多,加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强化、中国影响力的增强、印度的“战略东进”政策、澳大利亚的“北上”策略、东南亚地缘安全与投资环境的波动等因素的复合影响,使其新时期实施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受到不少限制。日美同盟对日本战略独立性的长期牵制作用,也使日本“分而治之”的地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东盟一体性,由此增加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及模式,对新时期中国维护和增进海外利益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近年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中国海外利益拓展和维护进入新阶段。中国在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进程中,要优先确保“五通”的高质量建设和高水准落实,要战略规划和构建制度基准、权力外溢、软实力支撑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
李睿[7](2020)在《争论中的日本修宪问题 ——比较中美学界对安倍修宪的认知》文中研究表明《日本国宪法》因和平主义、立宪主义和民主主义而闻名于世。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也有一些人将其视作强加给战败国家的枷锁。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支持修宪的议员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说明日本已经具有实现修宪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但成功修宪仍有许多阻碍因素。安倍内阁推进修宪的困难不仅在于如何凝聚国内的共识,还在于如何让国际社会认可其修宪的理由。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学界对安倍修宪的认知是否以及为何存在共识和差异。为此需要先解决以下问题:一、安倍执政时期的修宪方针是什么;二、中美学界关注日本修宪时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三、中美学界对不同阶段的修宪政策持何种看法。通过比较发现,中美学界都对安倍修宪持有保留态度,但双方质疑的原因和程度均有不同。美国学者认为由于《日本国宪法》文本的模糊和简单,决定日本军事能力和防卫政策的往往是宪法解释、内阁决议、安保法案等,由于修宪所需要的政治成本过高,执意修宪不利于安倍政权的稳定。而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国宪法》有效控制了日本军事能力的无限发展,虽然近几年日本军事能力在不断上升,但是其成为军事大国的合法性却被宪法所封存。而宪法一旦被修改,日本的安全政策就可能从“专守防卫”转向“进攻”性质。中美学界的实质分歧隐藏在表面的共识下,其分歧的核心在于双方对日本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定位和对东北亚安全秩序的认知差异。中国学者以“不构成威胁”为出发点,将《日本国宪法》视为日本和平发展的承诺;而美国学者则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把同盟的威慑力视为维持东北亚秩序稳定的关键。
郭龙腾[8](2020)在《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的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安全政策较往届相比,有着较大的变动。2013年9月12日,在安全保障和防卫力量恳谈会上,安倍晋三正式提出“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这一国家安全理念,从该立场出发,探讨日本今后时期的国家安保战略。为确保这一国家安全理念得以顺利落实到实处,安倍政府频频更新国家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以实现这一理念的政策转化。首先,在安保层面上,日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颁布首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频繁更新防卫政策,实施新的安保法案,确立新的日美安保条约,为日本在防卫态势上形成“本土—周边地区—俯瞰全球”的全局布置,将消极防御转变为积极防御。其次,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因此,新时期日本不仅要加强日美同盟这一基轴,完善日美合作的各个方面,实现无缝对接,从而借助美国的东风发展本国的军事力量,向军事强国、政治大国迈进。在日美同盟层面上,日美两国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不断拓宽两国合作的范围和领域。同时,日本一转过去充当美国马前卒的角色,在同盟当中承担更多的责任,提高日本自主防卫能力。最后,在外交层面上,安倍积极推动“价值观外交”,主张将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等构成现代民主的普世价值作为开展外交活动的根本原则。这种外交主张受到了安倍晋三的极大推崇。除此之外,安倍极力构建“俯瞰地球仪”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所提倡的手段更为灵活多元,活动范围也更为广泛,可以说是对之前“价值观外交”的一种升级版。安倍表示,外交活动范围不应该仅局限于周边个别国家,还要树立起全球视野,像地球仪般俯瞰全球,并融合“价值观外交”中的精髓,立足于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拓宽日本的外交空间,积极主动的提升日本的全球影响力。在未来时期,安倍政府或将采取相应措施来巩固“积极和平主义”国家安全理念所带来的成果,如,要保持当前自民党所有的优势,不断稳固自民党的政治统治、稳定经济增长,改善民生问题、加强官方及民间媒体对“中国威胁论”的宣传、加强政府开发援助力度,树立“和平国家”的国际形象。“积极和平主义”国家安全理念的提出和落实,对日本、美国及周边地区国家都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日本国家安全理念转变意味着日本可能会使用更多的军事力量投入到世界和平事业中,有助于维护和平,缓解地区动荡,但是随着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复兴,日本军力的发展终归是一把双刃剑,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仍是未知迷。
黄忠[9](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秦坤[10](2019)在《冷战后日本对华军事情报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二、试析冷战后日本防卫战略的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冷战后日本防卫战略的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1)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91-202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要约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 创新点和难点 |
四 研究方案 |
第一章 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分析 |
第一节 前景理论概述及决策过程 |
一、前景理论的提出 |
二、前景理论的决策过程 |
第二节 前景理论的主要观点 |
一、参照依赖 |
二、框定效应 |
三、损失厌恶 |
四、风险偏好 |
五、三大效应 |
第三节 前景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应用综述 |
一、风险均衡理论 |
二、外交政策变化理论 |
三、国际谈判理论 |
四、威慑理论 |
五、其他应用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在领土争端中的态度成因 |
第一节 理论假定 |
一、国家在领土争端中是有限理性的行为体 |
二、国家在领土争端中有心理参照点且存在损失厌恶 |
三、国家在领土争端中存在风险偏好 |
四、领土争端对象国之间存在框定效应且会相互进行战略性框定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一、基于参照依赖和损失厌恶的实际占有 |
二、基于框定效应的实力焦虑 |
三、基于确定性效应的日美同盟 |
四、基于风险偏好的历史压抑 |
五、基于有限理性的日本民族性格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前景理论视角下的中日钓鱼岛争端 |
第一节 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政策和表现 |
一、冷战后日本的钓鱼岛政策 |
二、冷战后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表现 |
第二节 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态度演变 |
一、从“搁置争议”到“法理”钓鱼岛:宽和-次强硬 |
二、从“法理”钓鱼岛到“国有化“钓鱼岛:次强硬-强硬 |
三、从“国有化”钓鱼岛到“同盟依赖”:强硬-次强硬 |
第三节 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态度演变的原因 |
一、基于参照依赖和损失厌恶:日本实际占有钓鱼岛局面的改变 |
二、基于框定效应:日本对钓鱼岛争端在中日关系中地位认识的转变 |
三、基于确定性效应: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介入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前景理论视角下的韩日独岛争端 |
第一节 日本在独岛争端中的政策和表现 |
一、冷战后日本的独岛政策 |
二、冷战后日本在独岛争端中的表现 |
第二节 日本在独岛争端中的态度演变 |
一、从冷战结束至李明博登岛:宽和-强硬 |
二、从李明博登岛至今:强硬-宽和 |
第三节 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在独岛争端中态度演变的原因 |
一、基于战略框定:日本对韩国国家定位的转变 |
二、基于确定性效应:美国对东北亚“小北约”的推动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前景理论视角下的日俄北方四岛争端 |
第一节 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的政策和表现 |
一、冷战后日本的北方四岛政策 |
二、冷战后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的表现 |
第二节 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的态度演变 |
一、从“经济援助”到“零接触”:宽和-强硬 |
二、从“零接触”到“口水仗”:强硬-次强硬 |
三、从“经济合作”到再次“搁置”:宽和-软弱 |
第三节 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在北方四岛争端中态度演变的原因 |
一、基于框定效应: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实力认识的改变 |
二、基于恐惧风险偏好的风险规避: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重视程度提高 |
三、基于有限理性和参照依赖:日本对俄罗斯的历史记忆和日本的民族性格 |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修订及其对日美同盟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一章 日本《防卫计划大纲》修订的背景 |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
第二节 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 |
第三节 亚太地区大国力量的对比 |
第四节 日本国内环境的变化 |
一、日本领导者的影响 |
二、日本政党的影响 |
第五节 美国国家战略调整的影响 |
一、冷战后美国的东亚战略 |
二、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
三、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 |
第二章 日本《防卫计划大纲》修订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第一节 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出笼 |
第二节 历次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修改 |
第三节 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现状 |
第三章 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对日美同盟的内部影响 |
第一节 对日美同盟理念制度的影响 |
一、对同盟理念发展的影响 |
二、条款及相互制约的影响 |
第二节 对日美外交理念发展的影响 |
第四章 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对日美同盟的外部影响 |
第一节 对合作国家的影响 |
第二节 对地区和国家的威胁 |
一、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 |
二、对中国的影响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3)安倍政府的印太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二、既往研究综述 |
三、论文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四、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印太概念的发展与“自由开放的印太” |
第一节 印太概念的界定 |
一、印太概念的兴起 |
二、印太概念的发展 |
三、印太概念界定的模糊性 |
第二节 安倍政府对印太概念的发展 |
第三节 安倍政府“自由开放的印太”与其发展 |
第二章 安倍政府开展印太外交的动因 |
第一节 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化 |
第二节 大国关系与日本外交 |
一、日本的行为选择 |
二、印度东进与日印合作加强 |
三、中国崛起与中日竞争加强 |
四、美国重返亚太与日美合作加强 |
第三节 安倍一强的确立与影响 |
一、自民党一强政党格局的确立及影响 |
二、“官邸主导”政治运作体制的强化及其影响 |
第四节 安倍保守主义与日本外交 |
第三章 安倍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 |
第一节 吉田路线与日本外交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的外战略调整 |
一、开展俯瞰地球仪外交,增强外交自主性 |
二、高举积极和平主义,加快军事大国步伐 |
三、应对国际秩序变化 |
四、开展印太地区大国外交 |
第四章 安倍政府的印太外交实践 |
第一节 日本开展印太外交的三大支柱 |
一、经济优先 |
二、重视安全 |
三、构建秩序 |
第二节 日本开展印太外交的目标 |
一、保障海上交通线和日本能源安全 |
二、制衡中国影响力,扩大海外军事存在 |
三、参与地区秩序,扩大国际影响力 |
第五章 安倍政府印太外交的评估 |
第一节 安倍政府印太外交的评估 |
一、安倍政府印太外交的合作性 |
二、安倍政府印太外交的竞争性 |
第二节 安倍政府印太外交的展望 |
一、印太外交的优势与局限 |
二、印太外交的前景 |
第三节 中国的应对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文献分类 |
(二)文献综述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战略 |
(二)战略竞争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三)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一)对冲战略 |
(二)竞争战略 |
(三)鸵鸟战略 |
(四)顺应战略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有关2010年以前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研究 |
(二)2010至2016 期间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三)2016 年后有关日本涉入南海地区的研究 |
(四)研究述评 |
三、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点、难点与不足 |
第1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理论基础 |
1.1 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其运用 |
1.1.1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演化 |
1.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 |
1.2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适用性分析 |
1.2.1 传统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局限性 |
1.2.2 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解释本论题时的优越性 |
第2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背景 |
2.1 南海地区地缘特征及南海问题 |
2.1.1 南海地区的地缘特点及其战略重要性 |
2.1.2 南海问题及南海大国博弈现状 |
2.2 日本的地缘环境及其海洋利益 |
2.2.1 日本的基本地缘概况 |
2.2.2 日本的海洋利益 |
第3章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
3.1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认知 |
3.1.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面临的体系压力 |
3.1.2 日本对南海大国博弈的形势判断 |
3.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3.2.1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决策过程 |
3.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项 |
第4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借力”战略 |
4.1 借美抗中削减中国战略压力 |
4.1.1 在南海地区开展“美日联合巡航” |
4.1.2 在南海地区美日力推“印太战略” |
4.2 借中防美增加自我收益 |
4.2.1 中日关系加快“正常化”进程 |
4.2.2 中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
4.2.3 中日共同拓展多领域创新合作 |
第5章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平衡”战略 |
5.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美 |
5.1.1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平衡中国影响力 |
5.1.2 联合南海周边各国填补美国领导力空白 |
5.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平衡”中美 |
5.2.1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构建对华“包围圈” |
5.2.2 联合澳印英法等国规避美国安全承诺减少的风险 |
第6章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综合评估 |
6.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及其局限性 |
6.1.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战略特性 |
6.1.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局限性 |
6.2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及走向 |
6.2.1 日本参与南海大国博弈的影响 |
6.2.2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走向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6)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 |
一、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战略价值 |
(一)“后备型”战略储备:开拓海外市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
(二)“跳板型”战略支点:由“经济大国”转向“国际国家” |
(三)“制衡型”战略定位:平衡域内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经济地位 |
(一)“赔偿—援助—开发合作”构筑的庞大基础 |
(二)增长迅速和颇高依存度的互补性贸易关系 |
(三)扩大经济战略纵深,推进东南亚方向投资 |
三、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政策中的安全地位 |
(一)东南亚在日本航路与资源安全中的重要地位 |
(二)东南亚在日本海外基础利益与安全中的价值 |
第二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框架与手段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构想 |
(一)政治安全层面 |
(二)经济贸易层面 |
(三)社会文化层面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资源 |
(一)政治资源 |
(二)经济资源 |
(三)软实力资源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目标 |
(一)政治目标 |
(二)经济目标 |
(三)安全目标 |
四、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手段 |
(一)政治手段 |
(二)经济手段 |
(三)公共外交手段 |
第三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面临的挑战 |
一、内部问题层面 |
(一)日本国内经济发展驱动力不足 |
(二)日本在海外安保维护上的限制 |
二、地区格局层面 |
(一)域内新兴力量崛起的冲击波 |
(二)域外新兴经济体的赶超压力 |
(三)地缘安全因素新变化的影响 |
三、日企主体层面 |
(一)日企在东南亚地区的撤资率 |
(二)日企对东南亚国家风险评价 |
(三)日企对东南亚经营风险评价 |
第四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实施的方针与重点 |
一、经济为中心:构筑相互依存的自由贸易网络 |
(一)积极构建并参与双边和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 |
(二)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环境改善 |
(三)加强域内合作保障日本资源安全与海路畅通 |
二、安全为扩展: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利益安全 |
(一)增进与东南亚国家间双边安全交流和合作 |
(二)加强国家间多边安全保障合作与对话机制 |
(三)法律与安全支持相结合维护海外基础利益 |
三、民意为基础:以“交流互动”促进国家间理解 |
(一)强化日本战略性海外公共外交活动 |
(二)深化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文化交流 |
(三)扩大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间人员往来 |
四、日美同盟为基轴:步调一致借力维护日本海外利益 |
(一)日美同盟的新发展与彼此间共同利益诉求 |
(二)日美共同经济活动助推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三)借力日美同盟升级,强化本地区安全合作 |
第五章 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效果评价与启示 |
一、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变化的特点 |
(一)从追随到引领:推动构筑日本主导下的地区秩序 |
(二)从低调到主动:推动多边合作打造自由贸易旗手 |
(三)从经济到安全:推动由经济性转向政治性安全性 |
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的效果评价 |
(一)搭建制度性平台,形成规则性优势 |
(二)ODA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成效显着 |
(三)民意基础增进日本海外利益维护 |
三、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维护的经验启示 |
(一)弱化东盟一体性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影响力 |
(二)调控日美同盟强化对日本海外利益维护的制约 |
四、新时期中国增进和维护海外利益的一些思考 |
(一)放射性:促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收获外溢效果 |
(二)标准性:确保“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高质量方向 |
(三)流畅性:加强合作保障“一带一路”海洋战略通道安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博士攻读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致谢 |
(7)争论中的日本修宪问题 ——比较中美学界对安倍修宪的认知(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安倍内阁修改宪法的方针与策略 |
第一节 安倍上台制定修宪策略 |
第二节 安倍内阁重新解释宪法 |
第三节 安倍内阁改变修宪方针 |
第二章 中美学界对修宪问题的关注焦点 |
第一节 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 |
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
二、日本修宪的合法性 |
三、日本国家战略取向 |
第二节 美国学者的问题意识 |
一、安倍内阁的民族主义特征 |
二、《日本国宪法》的持久性 |
三、日本安保政策的发展前景 |
第三章 中美学界对修宪进程的认知变迁 |
第一节 通过特定秘密法(2012-2013年) |
一、关于决策能力不断加强 |
二、关于权力是否存在限制 |
第二节 解禁集体自卫权(2014-2016年) |
一、关于安全政策“延续性” |
二、关于安全政策“变革性” |
三、关于安全政策“威胁性” |
第三节 “加宪”替换“改宪”(2017年至今) |
一、关于“加宪”的意义 |
二、关于修宪政治成本 |
第四章 中美学界的主要认知差异及根源 |
第一节 宪法与日本的安全政策 |
一、中国学者:宪法有效限制了日本安全政策转向 |
二、美国学者:宪法无法限制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 |
第二节 宪法与日本的国际角色 |
一、中国学者:《日本国宪法》是和平发展的承诺 |
二、美国学者:日美同盟是维持东北亚稳定的关键 |
第三节 中美学界差异根源探析 |
一、美国学者:日本是维持稳定的现状国家 |
二、中国学者:日本冲击了地缘政治的平衡 |
三、中美学界对日本“保守政治”的认知差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安倍修宪大事记 |
致谢 |
(8)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四、研究创新 |
第一章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的形成背景 |
第一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渊源与内涵 |
一、积极和平主义的渊源 |
二、积极和平主义的内涵 |
第二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理论背景 |
一、战后和平主义思想 |
二、新和平主义思潮兴起 |
第三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现实背景 |
一、日本政治、经济局面堪忧 |
二、日本周边地区及国际形势变化 |
第二章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内容 |
第一节 完善日本安保 |
一、转变安保政策 |
二、实施新安保法案 |
第二节 强化日美同盟 |
一、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
二、调整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 |
第三节 拓宽日本外交空间 |
一、实行“价值观外交” |
二、构建“俯瞰地球仪”外交 |
第三章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影响 |
第一节 “积极和平主义”对日本的影响 |
一、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 |
二、加重国内财政负担 |
三、和平宪法的精神被破坏 |
第二节 “积极和平主义”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
一、协助美国开展亚太战略及全球战略 |
二、日美同盟性质或将转变 |
第三节 “积极和平主义”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
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
二、对日朝关系的影响 |
三、对日韩关系的影响 |
四、对日俄关系的影响 |
五、对东亚地区形势的影响 |
第四章 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的趋势展望 |
第一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激进化 |
一、日本外部环境的塑造 |
二、日本内部环境的推动 |
第二节 积极和平主义的多元化 |
一、加强对“中国威胁论”的宣传 |
二、加强政府开发援助力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序章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试析冷战后日本防卫战略的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前景理论视角下日本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91-2020)[D]. 陈姬文. 外交学院, 2021(11)
- [2]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修订及其对日美同盟的影响研究[D]. 袁新. 青岛大学, 2020(02)
- [3]安倍政府的印太外交研究[D]. 张伏. 外交学院, 2020(07)
- [4]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5]借力与平衡 ——日本在南海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行为研究[D]. 刘玉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6]新世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政策研究[D]. 常婷婷. 吉林大学, 2020(08)
- [7]争论中的日本修宪问题 ——比较中美学界对安倍修宪的认知[D]. 李睿. 南京大学, 2020(04)
- [8]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探析[D]. 郭龙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冷战后日本对华军事情报工作研究[D]. 秦坤. 国防科技大学,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