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时代还很漫长——吴晓波谈中国当代政商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商论文,还很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漫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迟迟未到的政商2.0时代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政商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将以往畸变的政商关系看做是政商关系1.0时代，是否可以把新型健康的政商关系看做是2.0时代？
吴晓波：中国的政商关系比较复杂，源远流长。这和中国一直以来的经济体制形态有关系。中国在各代的历史一直是官商关系结构。我把洋务运动以前的中国经济形态分为三种：周朝到汉朝是贵族经济，经济大权掌握在诸侯、士大夫手中；汉朝到魏晋南北朝是门阀经济，掌握经济命脉的是有军功战绩的军人阶层；隋朝以后，门阀瓦解，从唐朝到晚清，科举制度兴起，与之伴生的是士绅经济，文人们通过科举当官后变成大地主。这三种形态和官员都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史就是一部官商经济史。
另一方面，官商经济之所以盛行，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是中央集权体制，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商人的财富必须依附于政府。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事实上，到今天这一状况依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所以说中国政商关系的1.0时代极其漫长，目前并没有走出的迹象，而2.0时代也迟迟没有到来。
据我的个人观察，2.0时代不仅没有到来，而且当前官商矛盾又进入了一个敏感时期。改革开放30余年中，前20多年中国主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得资源由市场而非政府配置。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五大放权的年代，如土地放权、财政放权、企业经营管理放权，等等；而90年代之后的产权体制改革、外贸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则可视为政府放权。放权的工作一直做到2002年。到了2003年，趋势开始往回走。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4月份国资委的成立，意味着中央认为国有企业的放权改革已经完成。2004年国内出现通货膨胀，导致决策层面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要加快改革步伐，另一派则认为要进行宏观调控，最后政府采纳了后一派的意见。在之后的严厉调控之下，很多民企迎来倒闭潮。
据观察，2.0时代不仅没有到来，而且当前官商矛盾又进入了一个敏感时期。2003年以后，国家利益开始以国有企业的方式呈现，无法兼顾民营企业的利益，其中一个集中爆发点就是2008年国家的4万亿元投资，政策的投资投向体现了国家发展经济的思路。
可以说，2003年以后，政商共识破局。在此之前，政府和企业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发展经济。虽然政策风向也有多轮反复，但总体来说民营企业家的心情是比较舒畅的。但2003年以后，国家利益开始以国有企业的方式呈现，无法兼顾民营企业的利益，其中一个集中爆发点就是2008年国家的4万亿元投资，政策的投资投向体现了国家发展经济的思路。
CBR：您的《跌荡一百年》对中国政商关系趋势进行了把握和总结。认为自晚清到民国，中央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力在日益加强，国营垄断力量和与之伴生的官僚资本集团日益强悍，而且“对孔宋模式的反思和清算，至今没有破题”。中国今天的官商模式放在历史的视角去审视，是在重复过去的老路，还是出现了新的变化？
吴晓波：还是在老路上。本质原因还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要维持一个大一统的体制，必须由国家占有资源和能源。国家占有资源，谁来管理呢？只能是国有企业。这样就必须由一些人来经营国有企业，他们就有可能把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变成自己的。胡雪岩、盛宣怀和民国的孔宋家族都是这样的路径，但性质渐次恶劣，资产一个比一个庞大，聚敛的效率一个比一个高。胡雪岩比盛宣怀大20岁，盛宣怀比孔宋大50岁左右。胡雪岩当过三品官，盛宣怀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则直接是一国行政首脑、国民政府最主要的经济操盘人。而且，胡雪岩和盛宣怀兴办实业成效卓著，他们的财富也多以实业形态呈现，孔宋则对实业毫无兴趣，直接用金融手段从存量的社会资产中进行切割，对国家治理造成了极大的负面效应。
现在的官僚资本和孔宋时代相比，区别有两点：一是规模没有当年孔宋那么大；二是隐蔽性更强。当年孔宋直接在国有企业招股书上面把自己列为股东，现在的权贵资本则借助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把自己置入各种企业股权结构当中，隐蔽性非常强。更为可怕的是，官僚资本的崛起和敛财并非一种“非法性贪腐”，而是一种“结构性贪腐”，也即巨额财富并非贪污所得，而是内嵌在企业和体制里面。
“明渠”与“暗渠”
CBR：有人提出，处理政商关系的最佳方式是将企业的发展正当、适当地切入政府运作逻辑与官员行为逻辑博弈的交集区域。我们能想到的“交集区域”可能是GDP，这一点您在过去的文章中也曾提到。除了GDP，是否还能找到其他的交集区域？
吴晓波：这样的交集有很多。过去30年，把政商关系做得最好的是那些把“里子”和“面子”都做足了的人。他们未必去投靠政府，但从政府手中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同时也顾全了政府的面子，帮助当地政府实现了政绩，而最可贵的是在最后还能够守住底线，对外建立隔火墙。比如万科，王石声称自己不做商业贿赂，但他其实是把政府关系外包，让公关公司去搞定一些关系，自己不牵涉其中，这就是隔火墙。
另一种方式是诸如马云告诉政府，“你需要电子商务，而我恰好有这个工具，所以我来帮你做。”马云成功地把他的B2B公司变成了一个国家项目。马云和某地方政府说，“你要扶持本地的中小企业，就必须帮它们做电子商务。”阿里巴巴一个诚信通需要2 600元，政府拿1000多元，企业拿1000多元。由此，阿里巴巴去年大约有2亿元的收入来自政府。
再比如，很多浙江和广东的商人在中西部地区做生意，大量接收地方亏损企业，帮助当地政府解决就业，同时要求当地政府把工业用地变成商业用地，对他们做定向拍卖。因为这些老工厂往往地处市中心，商业潜力很大。这些商人接收亏损企业后，把厂子迁址到偏僻郊外，甚至把工人们集体送到自己在沿海的工厂里上班，然后在老厂区的地块搞商业开发。这是很赚钱的门路，同时又帮助当地政府解决了就业、引进了资金、拉升了GDP。他们绝不会恋战，只要在5-10年之内保持与当地政府关系良好即可。
CBR：雷士照明的吴长江有一个平台理论：千万富翁也许能和科长们做个朋友；资产过亿可能能和处长局长们相交了；等资产达到百亿元级，也许就是省长部长们的座上宾。企业家要把平台做大,才能结交政要，纵横捭阖。吴的“平台说”是不是当前企业家们的一个普遍心态？以您的观察，现在的企业家怎么看待政商关系？
吴晓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到今天，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的组成成分已经相当复杂。有吴长江这样白手起家的人，也有官员下海、知识分子下海、海归回国创业。复杂的组成造成了一个现象，即企业家在政商关系的问题上立场不一样。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积极依靠”。典型案例是李书福，他收购沃尔沃，要求政府把沃尔沃加入政府采购名录。他的收购资金中大约有20亿元来自政府贷款。此外，他总是以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名义行事，实质却是希望成为官僚资本的一部分。隐蔽性很强，人们往往看不穿。
第二类就是像张朝阳、冯仑这类企业家，基本不与政府来往，属于“非暴力不合作”。当然，也有些人不和政府合作，但也不评论政府官员的做法，比如网易的丁磊。
最多的一类人是游走在中间地带的。吴长江的平台说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代表。当然，中间心态中也分为偏左和偏右的。比如宗庆后就偏向右。他的性格比较内向，对政府资源用得不多，但在达能事件中打出了“保护民族品牌”的旗号；再比如任志强，最近的表现越来越偏右，原因之一是他快退休了，加上企业规模很小，难以获得政策资源，于是就发出一些批评政策的言论。这种企业家属于“两头清”，年轻时和快退休时都很清楚，而中间阶段则“捣浆糊”。
其实政商关系中最最混乱的是两类商人：潮汕商人和浙江商人。潮汕人喜欢当场结清，一步逻辑，官商之间互不亏欠。这种做法风险很大，一旦出事所有相关者就全部扯出来，黄光裕就是典型代表。浙商相对狡猾，他们的政商关系极其复杂，是嵌入式的、随风潜入夜式的。因此，不少浙商在处理政商关系中是最具有腐蚀性的。前段时间一个温州商人说他在委内瑞拉做生意，可以把该国国防部长的车开到自己的飞机下面接人。这种模式以温州、台州、金华尤甚。此外，长江以北的政商关系没那么复杂，广东人做生意也还比较讲规矩。
CBR：复旦大学的陆铭教授提出了“匿名的政企纽带”的说法，认为企业应该是和政府打交道，而非和某个具体的官员过从甚密，这就是“匿名”的政企纽带，如果是具体官员个人利益与企业有来往输送，那就是“非匿名”。从“非匿名”向“匿名”的政企纽带转变，这个过程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治理制度的改变？
吴晓波：所谓“匿名的政企纽带”，就是企业家不和某位政府官员形成单一的对价关系，单一的对价关系是很危险的，比如黄光裕的落马。高明的政商关系应该是另外一种逻辑：“我帮政府做政绩，政府帮我赚钱，互相帮衬。”
美国的政商纽带很多时候是“匿名”的。美国的政商关系基本能够处于公众讨论的范畴之内。比如小布什支持的是一些能源行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不可能置于公众讨论领域的，它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再去看看那些离我们更近的东亚国家，其实日本和韩国政府对经济和资源的掌控都很强势，可以被视为“东亚模式”。日本的经济被三井、三菱财团之类的大财阀控制，韩国的三星、现代等财团规模也相当庞大，但这些国家向财阀输送利益基本上还是通过“明渠”，而中国的不少地方政府往往是通过“暗渠”向企业输送利益，这就麻烦了。
要建立比较良性的政商关系，还要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建设。但同时也要警惕那些坏的政商关系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反过来会对改革进行绑架。
改革的时间窗口
CBR：陆铭教授认为，中国式的政商关系造成了至少两个恶果：企业家无法找到合适的接班人(继任者不具有创始人的政府网络和公关能力，而该能力往往是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企业无法做大(跨省市的政府关系壁垒森严)。除此之外，中国式政商关系还有哪些恶果？
吴晓波：中国式政商关系的第一个恶果在于它会拖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旦上升到利益层面，改革的难度会比意识形态的博弈要大得多。
第二个恶果是会扭曲中国的产业方向，造成产业结构调整迟迟不能落实。企业在实业层面做大以后，上下游的金融和贸易领域都要跟着拓展。不做贸易，企业的产业链不完整；不做金融，企业的融资能力太弱。这样一来，民营企业很快就会碰到天花板。产业一旦扭曲，企业要么只能横向多元化，要么只能把资金抽出来去做房地产。
民国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大实业家，如张謇、荣氏兄弟等，都大量投资银行，企业和银行交叉持股。韩国和日本到现在也是这样。而中国的民营企业越来越面临上下游都被控制住了的两难境地，发展成了大问题。此外，针对这两年最热门的两个板块——新能源企业、生物医药公司，国家投了大量的钱，但实质上并没有取得太大进步。事实上，其背后是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推动它们上市然后套现，本意并非是真的要去把这些公司经营好。
过去的10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是失去的10年。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过去的10年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间窗口。未来10年还有机会，就看中国怎么把握了。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没有办法涌现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我原来认为阿里巴巴可能成为这样的企业，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也很小了。因为前几年互联网的未来和商业模式还不清晰，后来慢慢变得清晰可见了，一旦清晰，国有资本就可能进入了。这样一来，民营企业或许出局，或许被官僚化。
而且对于那些官僚资本和国营垄断资本本身来说，也常常面临“富不过三代”甚至“一世而斩”的局面。前面说的胡雪岩、盛宣怀和孔宋皆是如此，兴衰荣辱急转直下。洋务运动时候官办的江南制造局、汉冶萍钢铁厂，应该算得上是中国最早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这些企业的优势不是来自竞争，而是来自垄断。
CBR：而今政府依然在经济领域积极作为，政府和企业边界缠绕不清。这种情况，有人称之为“中国模式”并加以褒扬，拥趸甚众。洋务运动时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冥冥之中和百年后的“中国模式”遥相呼应。您怎么看待“中国模式”？
吴晓波：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早在1906年孙中山的《民报》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就已经争论过了——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怎么走现代化道路。有些人认为必须通过地方自治的方式走现代化道路，也有人认为应该加强中央集权。现在过去了100多年，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中国在历史上是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其实地方自治也未必不好，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发展经济、进行体制改革的一条好的道路。晚清以张謇为首的企业家阶层倡导的“东南互保”运动，也可以被视为地方自治的先驱，可惜没有进行下去。当年的陈炯明治理广东治理得很好，张作霖父子治理东北成效斐然，虞洽卿治理上海可圈可点。毛泽东也曾经在湖南探索过地方自治。
欧盟现在的实验对中国也很有启发，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供奉一个“天子”——欧盟委员会。
吴敬琏说过，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的时候，能够在经济领域解决的问题已经都解决掉了，其他问题必须在经济领域以外的更广范围来解决。他也坦承，自己曾经很天真地认为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对的”，现在看来也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过去的10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是失去的10年。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过去的10年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间窗口。未来10年还有机会，就看中国怎么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