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问题上的建构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知识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1－0109－06
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问题的提出源自后现代语境中知识观念的变迁。解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强大的颠覆力量使得一切人类知识的确定性荡然无存，不确定性成为知识的重要特征。由此出发，以价值哲学为根基的现代人文学科的合法性和知识的有效性都成为问题，人文学术的危机意识在各门学科之间蔓延，这促使学人们积极进行学科反思与知识生产路径的考察，以寻找应对策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问题上的建构主义路径，作为学科反思与知识重构之众多路径中的一个，当前正成为学界论争的重要话题。这里将考察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观点，它同其他反思路径的交往对话，以了解建构主义路径在知识生产问题上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创新提供的可能空间。
一
带有强烈反本质主义倾向的建构主义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出现是在本世纪初。建构主义的倡导者、代表学人陶东风先生在2001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认为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根源在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在文中他对文学理论教材编写存在的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作为在大学从事文艺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笔者深切地感觉到文艺学教学与研究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这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的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丧失。①
在这个反思文本以及2004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导论中，并没有出现“建构主义”这个语词，而“建构”则作为核心概念频繁出现。由于反本质主义的强硬态度，文学理论界将陶东风视作反本质主义的主要代表，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反本质主义者，或者说绝对反本质主义者。为此，在2007年发表的《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一文中，他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强调文艺学知识（其实也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性，特别是其中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在我的理解中，“本质主义”的对应词是“建构主义”，而不是“反本质主义”。因为反本质主义给人的感觉是完全否认本质的存在，而建构主义则承认存在本质，只是不承认存在无条件的、绝对的普遍本质，反对对本质进行僵化的、非历史的理解。我认为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知识论”实际上不是真正的知识论，而是信仰和意识形态。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用来区别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建构主义视野中的知识是可以而且欢迎对自身进行社会学反思的，而本质主义视野中的知识是不能而且拒绝进行社会学反思的。在我看来，贯穿文化研究（不管是哪个版本的）的一贯立场，不是后现代主义，也不是反本质主义，而是建构主义和反思性社会学的立场。②
在这里，通过建构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简单区分他将自己定位为建构主义者，建构主义的立场也就是反思性社会学的立场，即建构主义者进行学科反思和知识建构的理论武器来自于知识社会学，而这一点在《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也已经说明。
作为一个建构主义者，陶东风关于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的最新文献是发表于《文艺争鸣》的一篇长文：《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几年来的反思路径进行了回顾与反省，对学界表示质疑提出商榷的问题进一步做了解释，并提出了较为详细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论纲，现将其理论主张表述如下：
第一，文学是一种话语建构物，文学的本质同样也是一种话语建构物。文学不存在超历史的、形而上的、永恒的、实体性的本质，所有关于文学本质的普遍主义神话都是人为地建构出来的；然而，“建构主义反对本质主义，但它同时也可以是一种关于本质的言说”，“建构主义不是认为本质根本不存在，而是坚持本质只作为建构物而存在，作为非建构的实体的本质不存在。”③
第二，文学本质的建构必然发生在特定时空之中，“不可能发生在真空之中”，因此“必然也只能从特定的立场、视角出发建构文学的本质，这个立场和视角必然是有局限的，但也正是这种‘局限’才使得建构者有所发现”。④ 也就是说，文学本质的建构是语境化的结果，是历史性和地方性的综合作用，立场和视角的限制决定了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很多种。
第三，对各种话语建构物进行有效性评判的标准建立在文学理论学术共同体经平等协商而达成的承认、共识之上。达成这种承认与共识的前提就是知识生产者对自身知识生产工具——语词、概念、命题等保持反思精神，对他人的意见保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从而进行“意见”和“意见”的对话，⑤ 维持知识的多元格局。简言之，话语建构物有效性的评判标准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之上，由对话而达成共识。
最后，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要调整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改变研究者的提问方式：“从认识论转向政治学与价值论，从形而上学转向知识社会学”。⑥ 也就是说，要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去选择理论资源和研究视角，这将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层面转向形而下的、现实关怀的层面，即实践理性的层面。这种观念的明确表达是，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当然，这里的“政治”概念是微观意义上的。⑦
二
文学理论界围绕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上：建构主义进行本质主义批判的悖论性立场；在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中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与权力干预的关系；建构主义是否从事理论建构以及建构什么等等。下面分而述之。
陶东风将本质主义界定为“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方式”，其基本特征就是二元对立，⑧ 由此出发对以往文学理论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并致力于文学理论知识的历史性、地方性语境建构。支宇将之称作“中国当代文艺学一次极为重要的后现代话语实践”。⑨ 但是这种批判与建构实践也显示出一种悖论性的特征，它“最基本的理论策略是依据‘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来反思与重建文艺学知识”。⑩ 也就是说，建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同样落入了它自身所反对的二元论窠臼，重复了跷跷板式的思维方式，这表现在它对以往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定位和对自身的反本质主义定位上。这种确定自身立场的简约化做法引起质疑——难道以往的文学理论都是在生产“绝对真理”吗？怎么能给理论概括带上“生产绝对真理”的帽子？(11) 建构主义似乎对以往文学理论教材编写模式的批判存在矫枉过正之嫌，它的解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的教条式、独断式、僵化的思维观念的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致力于解放知识生产者理论创新能力的努力也是积极而有效的，但是对以往文学理论知识的评价却被认为是有失公允的。
建构主义是论争中追加的命名，在没有明确宣布立场之前，根据它对本质主义深恶痛绝的态度绝对有理由称之为反本质主义，虽然它早就表示不反对“本质”，还承认“真正的自主性”的存在。(12) 反本质主义这个似乎太过激进的语词给予中国学人的一般印象就是它强烈的颠覆与解构功能，虽然这是对“反本质主义”的误读。故此陶东风有点拒绝这个貌似偏激的语词而选择了看起来更具积极建构色彩的“建构主义”一词。“告别了本质主义之后，难道就只能是反本质主义一种选择？而不可能是既非本质主义亦非反本质主义的第三种‘主义’（比如建构主义）？”(13) 这一追问既是针对本质主义的，也是针对建构主义自身的，同时也是针对所有知识生产者的。这个语词的选择暗示着一种中间立场的生成。张旭春指出了《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主导思想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或本质主义式的反本质主义：以西方的启蒙现代性本质主义思想来解构中国现实政治。”(14) 陶东风借此对自己的立场进行了反思，他说“我认为，在今天，任何一个想要坚持现代主义立场的人都不能无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否则是没有出路的。”(15) 这种说法似乎有了一种回归现代立场的意识。通过话语论争反思并修正自己的立场和思路，这也是建构主义的特征。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研究中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权力干预的关系。《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导论对文学理论学科中导致规训和知识暴政的制度化层面也有尖锐的批评，但是批判的主要对象还是存在于学科内部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建构主义确认的学科危机之根源。在这一点上支宇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知识生产的根本弊端不在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而在于‘威权主义’知识生产机制。‘本质主义’只是其表面现象，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意识形态元叙事对于多元思想和知识生产的掌控与压制。”(16) 吴炫也认为“应该警惕的主要不是‘本质思维’，而是权力对文学观的不正常制约”，“批判过去的文艺学思维是‘本质主义思维’、‘普遍主义思维’、‘一劳永逸思维’的学者，首先是把文学观一直是受时代和文化制约的‘可变性’的历史状况，与理论家借用权力、地位以及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导致对一种文学观‘一劳永逸’的超稳定性干预相混淆了。”(17) 这促使陶东风思考本质主义同权力干预的关系问题。他否认自己将本质思维与权力对文学观的不正常干预相混淆，但是二者也不是泾渭分明、互不相干，“权力制造和利用的总是本质化的思维和本质化的文学理论。”(18) 在这个问题上，支宇和吴炫倾向于认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问题在于权力的不正常干预而非本质主义；陶东风则认为权力干预和本质主义存在必然的关联，另外，他“是在理论层面谈论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而不是在政治层面上。”(19)
围绕建构主义谈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建构主义是否建构，建构什么，如何建构，也就是建构主义从事知识生产方面的问题。支宇认为，《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所确立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表现出“一种彻底的解构性、一种文艺学知识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虚无的文艺学、瘫痪的文艺学”，原因在于“它的‘反本质主义’诉求早已剥夺了自己探寻文学‘本质’的可能性”，而且它所凭借的武器——知识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属于只破不立的‘虚无主义知识’和‘无政府主义’理论”。(20) 这从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否定了建构主义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能力。对不少学者来说，是否言说本质对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来说事关重大，“中国当代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错误，是它在反对此前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学本质规定之后，走向了后现代的解构论，放弃了对文学本质的新的界定。”(21) 依据这种思路，没有一定的文学观念的支撑，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似乎无从谈起。
如前所述，建构主义者不否认文学本质的存在，也不否认言说本质的可能性，也就是要以历史性、地方性的方式言说本质，但是是否言说本质与能否从事知识生产和理论研究并无直接关联。在这一点上李春青先生同陶东风先生有一致的看法，他认为搁置本质同样可以进行理论研究，对此以往文学理论存在谬误：
在以往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中，“文学的本质”问题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话题。好像如果这个问题不先行解决的话，一切其他问题就无从谈起。这是以往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大谬误之一。导致这种谬误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二是意识形态价值介入的需要。(22)
显然，在建构主义看来不谈论本质也可以从事知识生产。那么建构主义文学理论在生产什么样的知识呢？那就是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文学知识。建构主义反复重申，要重建文学理论知识的社会历史语境，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要就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程序达成共识，保障知识生产上的程序正义。(23) 建构主义也反复申明自己的理论武器——知识社会学，具体而言，即福柯的事件化方法和布尔迪厄的反思性方法。陶东风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实践中就是使用的以上方法，但支宇和章辉都认为其中只有知识的碎片，缺乏理论的体系性。方克强先生认为文艺学历史化和地方化的重建思路是“合理和有效的”，但是“针对的是现成的理论对象，重点在解构对其本质主义的误解。如果着眼于新的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则“基本上不具备建设性的理论基石作用和可操作性。”(24) 但他认为陶东风所提出的“交叉共识”就是文学理论建构的基础，“我们可以把这种在开放、包容的理论视野下发现共识、提升共识的思路，称为整合主义的建构方法。”(25) 由此可见，知识社会学方法结合阐释学方法才能使文学理论新知识的生产成为可能。在《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一文中陶东风也进一步对文学理论知识建构得以可能的价值共识和交往共识进行了论证。
可以这么理解，建构主义并不是不从事积极的建构工作，不是放弃言说本质，而是在努力以自己的方式言说本质和从事知识生产。建构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和反思里就蕴涵了另一种建构的思路。它一直在致力于为言说本质的新的可能性和知识生产的新的途径准备基础性的条件。
三
高小康先生认为“建构论也可以说成是一种介乎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之间的中庸之道观念”，(26) 建构论和本质论之间并不存在“思维逻辑上的特别冲突”，因此“真正学理层面的论争其实是难以展开的。”(27) 的确，在论争的早期表现为一种立场之争，其中存在不少误解和随意性的成分。目前可以说基本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包括：文学的本质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言说的，但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上放弃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意味着每个知识生产者都可以从事个性化的本质言说，但是也要有宽容的心态和对话的意识，要承认他者的言说权利和话语有效性。简言之，就是承认知识形态的多元化，营造真正的对话空间。
事实上这个共识一直是学界的共同愿望和期盼，也仍然是对于知识生产之良性氛围和理想状态的一种祈求。具体到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来说，如何将这些共识贯彻其中则涉及很多方面的工作。我想就个别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如何将反本质主义语境化的问题，这是支宇提出来的。(28) 在这场由建构主义引发的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明确地划分阵营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存在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真正对垒，也不存在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根本性对立。事实上倒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更多的共性。同一个学者一会儿被划入本质主义一边，一会又被归入反本质主义一边。在论争中并没有人像建构主义者明示立场那样亮明自己就是“本质主义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情况表明，不少学人既在坚持本质主义的某种价值立场，同时随着社会文化实践的深入和现实问题的凸显，认识到了反本质主义的必要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论争的学者中不存在绝对的、独断论的本质主义者，也不存在绝对的、彻底的反本质主义者。因此将他们贴标签的做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个论争者以及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者都能有意识地反思自身的理论建构与知识创造活动，在各种主义、各种话语之间游刃有余地从事自己的理论创造。这就有必要强调将反本质主义语境化。在这方面我认为建构主义提出的“建构性”一词可以扫清不少的思维障碍，为反本质主义的语境化提供可能。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性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的涵义：
1，以往的文学理论知识都是建构的产物，是可以拆解的对象；
2，以后的文学理论知识仍然是建构的产物，仍然是可以解构的；
3，知识生产者（文学理论学者）有权利也有义务重新建构文学理论知识体系；
4，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解构——重构主要遵循是否具有当下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标准，也就是看它是否能在当下有效发挥作用以促进人们对文学事件的认知与理解，所有失去有效性的知识便成为解构的对象；
5，文学理论知识的建构性为文学知识分子提出了长期的任务：任何时代，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知识分子，都担负有依据其置身其中的时代语境与问题意识，检审现有知识体系，判断其效用，并担负解构无效知识和建构有效知识的双重责任。
其次，关于本质主义和权力干预的问题。在前文已经说过，建构主义者所反对的本质主义主要是在理论知识的建构层面，而不是在政治层面。关于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的论争也更多地限于学科内部。但是通过对中国文学理论学术史的考察可以明白，支宇和吴炫先生提出的“威权主义”或者说“权力对文学的不正常制约”的确是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问题的关键，是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重要根源。在建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中对本质主义和权力干预的关系问题没有足够的阐明，在论争中似乎也没有展开论述。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这样的：诚如陶东风先生所言，本质主义和权力不正常干预二者虽不是一回事，但也并不是互不相干。这里涉及本质主义在学科内部和外部不同层面产生的问题。余虹先生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归结为一种“一体化冲动”，(29) 这种一体化冲动有学科内部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学科之外制度层面的因素，其实也就是外部权力的不正常干预。去分辨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干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似乎意义并不太大，原因在于权力干预同本质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我倾向于认为，威权主义，或者说权力的不正常干预是本质主义在政治体制层面的一种表现形态，属于学科外部的本质主义；而学科内部的本质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有可能被权力所利用而导致知识生产上的问题。应该说，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上的问题，是学科内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同学科外的权力干预共同合谋造成的，单独强调某一方面都失之偏颇。而且，权力干预也未必都是消极性的，陶东风先生对上个世纪80年代审美自主性的考察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权力干预对知识生产而言存在双向的作用，我们把利于知识生产的权力干预视作正常的，把不利于知识生产的权力干预视作反常的，这也是从我们自身的意识出发得到的认识。作为知识生产者而言，意识倒来自体制的制约并为知识生产的自由而对外在体制进行批评和监督，为良好的知识生态环境做出努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立足于学科内部，从学理层面反思存在的问题，寻找新的知识增长点。
这也就涉及了我要讨论的另一个论题：建构主义为文学理论开辟的知识领域问题。建构主义的出发点是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建构主义是以知识社会学为工具进行解构和建构工作的，建构主义的理论目标是重建文学理论知识的历史性和地方性。那么建构主义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关注与以往文学理论对社会文化的关注有何差别呢？高小康认为，前者强调“非价值化的沟通理解”而后者则是“以价值观念为基础”。(30) 即建构主义进行知识的语境还原以尽可能避免价值化为原则，在这里可以看到建构主义知识生产中的科学性意向。在自主性的文学理论追求科学性而失败并陷入学科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建构主义从批判自主性出发重新对文学理论知识的科学性进行了自身的探究。它要将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纳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期望起到改换文学理论知识面貌的作用。这对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来说的确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文学理论的知识社会学领域，在这个新的领域中，文学理论知识的语境化特征都得以尽可能彻底的揭示。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新的知识空间是文学的还是社会学的、抑或人类学的呢？当然，对于客观知识，或者说科学性知识的追求者来说，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处于现代学科体制中的知识生产者而言，自身的学科归属性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我们要思考的是，对知识社会学，以及别的学科的视角的借用该如何进行，才能生产出属于文学理论这个范畴的知识。
建构主义进行的思考似乎就在学科的边界处，它既以学科的知识创新为目的，又远离学科的内核；它既关注着文学理论的现实解释能力，又在做着对抗理论、瓦解理论的工作；它用知识社会学的眼界淘洗着以往知识的价值化痕迹，同时将目光投向真正的学科自足性。它用辩证法思想阐释了意识形态制约和学科自足性之间的关系，将对学科自足性的追求落实到文学理论的制度性建设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建构主义生产出来的知识是否属于文学理论领域，它都已经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开辟了新的空间了。
注释：
① 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第97页。
② 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第12页。
③④⑤⑥ 陶东风：《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兼答支宇、吴炫、张旭春先生》，《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第13、14、14、15页。
⑦ 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第6页。
⑧ 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导论》，《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⑨⑩(16) 支宇：《“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立场》第2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94、295、299页。
(11) 郑惠生：《对大学文艺学的批评能这样吗》，《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8页。
(12) 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第101页。
(13)(15) 陶东风：《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兼答支宇、吴炫、张旭春先生》，《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第17、23页。
(14) 张旭春：《“后现代文艺学”的“现代特征”？》，《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17) 吴炫：《当前文艺学论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第87页。
(18)(19) 陶东风：《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兼答支宇、吴炫、张旭春先生》，《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第18、19页。
(20) 支宇：《“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立场》第2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97、298、303页。
(21) 章辉：《反本质主义思维与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第22页。
(22) 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23) 陶东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97－98页。
(24)(25) 方克强：《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第3、4页。
(26)(27) 高小康：《建构论与本质论：为承认而斗争？》，《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第7、9页。
(28) 支宇：《“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立场》第2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29) 余虹：《理解文学的三大路径》，《文学知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7页。
(30) 高小康：《建构论与本质论：为承认而斗争？》，《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第9页。